票房能到600万,《二十二》就已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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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15
“慰安妇”题材纪录电影上映,首日排片率增长50%、票房达400万,导演称若有盈余都留给老人
昨日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由青年导演郭柯执导的国内首部获得公映许可证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二十二》正式在全国公映。影片上映前,曾通过公益平台众筹到100万元宣发费用。
面对一部没人愿意投资且话题敏感、受众狭小、题材又不受主流支持的纪录片,影片上映前《二十二》片方及导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曾表示,对票房没有太多的期待,“作为暑期档最微小的电影,我们只期待影片能有细微的生存空间,目标票房约600万,因为这意味着能有20万人进入电影院观看。在1932年到1945年间,至少有20万中国女性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
截至昨日记者发稿前,《二十二》上映首日排片从1%上升至1.5%,票房近400万,连导演郭柯都称“完全没有想到”,回忆起从筹备到拍摄、上映历经的坎坷,郭柯说,“这大概就是属于这种影片的命运。”
A 公映
全片只剪掉了一个镜头
2014年,《二十二》完成拍摄,加上拍摄之初演员张歆艺资助的100万元,电影总成本为300万元,后期制作耗时一年。次年,郭柯开始为影片申报参加各类电影节。
题材的小众,导致最终上映只会获得零星的排片,是郭柯意料之中的,但他依旧不想就此放弃让历史进入院线,让更多的人关注这个“最后的群体”的希望,“电影节也参加得差不多了,我觉得不能再坐以待毙了,还是想让大家在影院看到这部电影。”
作为国内首部获得公映许可证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片,郭柯透露整个审查过程出乎意料的顺利,全片只剪掉了一个土葬的镜头。
B 众筹
央视报道助众筹一天到位
2015年10月,《二十二》拿到了公映许可证,但仍然缺少发行资金,“现实是,没有太多人看好这个题材的电影前景,只能选择在部分院线点映。”
郭柯发现,去年由7.5万人众筹拍摄的韩国电影《鬼乡》上映后,在本土蝉联了半个多月的票房冠军。2016年底,郭柯效仿《鬼乡》的方式在公益平台上众筹宣发费用,目标100万元,募集时间56天。最终,获得32099人支持,筹得100多万元。
而回想起这段过程,负责影片宣传的朔果莲莲创始人苏北淇向记者透露,“最初接触该片是去年10月,50多天只筹到40多万。幸运的是,去年年底央视做了一个有关‘慰安妇’的专题,第二天款项就筹齐了。”
钱有了,但苏北淇的压力并未减少,“100万,除去导演用于后期的20万元,宣发手上只有80万。”以往的经验,再小的影片宣传和发行都需要250万元,“在我们看来很多事的花费都变成了巨款,有限的经费内,首映式8万,包括给电影院放映所用的硬盘成本就要40多万元,不少物料的成本也是省了再省。”
C 宣传
志愿者无偿为点映场地推
在《二十二》上映前,不少明星的自发“安利”让这部影片获得了更多普通观众的关注。苏北淇说,能这么火热地形成话题也是因为众多明星对这个群体的关注,“很多明星自发录制宣传视频,还找来同行一起支持,例如管虎,他非常了解这段历史,也谈了很多。张歆艺不仅出席了首映发布会,还专门给冯小刚导演写了一封信,介绍这部电影。冯小刚导演随后在微博转发,引来了不少关注。”
而对于发行环节,最大的难点在于点映,负责该片发行的润智影业总经理刘倩羽表示,“要让影片在上映首日的排片有1%,必须得率先开点映,但点映数量也不敢过多。我们得保证开了点映就有人看,因为上座率是排片的最大保证。”
《二十二》在不同地区的影院都采用了最原始的地推方式来做点映,当达到了观影需求影院就会放映一场。“只不过因为经费不够,大多数帮忙的人都是志愿者。后来还有影院主动要求点映,才让影片看到了上映后会有的生存空间。”刘倩羽说。
D 票房
若有盈余会把钱留给老人们
截至昨日记者发稿前,影片排片率从1%上升到1.5%,苏北淇用了“逆袭”两个字,她说一切发生的事情仿佛都是奇迹。“一般上映当天的排片都是历史峰值,很多影院开始重新排片。能给《二十二》生存空间就好,我们一直不是说要多少排片,更看重的是上座率。”苏北淇告诉记者,一位众筹中捐出1000元的网友特意赶来参加首映,还有些募捐者留下的名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这让她很感动。
在郭柯看来,影片的意义从来不在于票房,从开始到现在他丝毫没有票房的压力,只不过是让想看的人看到,“除去成本,如果还有一些盈余的话,我想把剩下这些钱都花在老人们身上。”
关于《二十二》
《二十二》是一部反映日军“慰安妇”幸存者生存状态的纪录电影。从2014年开始,导演郭柯带着30多人的摄制组,横跨五个省、29个地区拍摄而成。从2012年的纪录短片《三十二》到2014年筹备《二十二》,再到如今后者正式与观众见面,经历了五年。电影中记录的这些“慰安妇”老人,年龄都已过90岁。据悉,最初拍摄《三十二》时,全国公开身份的幸存“慰安妇”老人为32位,到《二十二》上映这天,幸存者则仅剩下8人。
【聚光灯】
《二十二》最大的意义,必然不是电影技术上的水准有多高超,而是它提醒观众不应该忘记战争带来的罪行,不应忘记日本在中国推行性奴隶制度的真相。
一百个“慰安妇”有一百个故事
这几年关于“慰安妇”有不少纪录片,比如台湾的《阿嬷的秘密》《芦苇之歌》。大陆导演郭柯的《二十二》,也算一部。我去年在北京电影学院为郭柯“站台”,那天请电影学院的师生们看,700个人的场有500多人来,算很不错了。
每个导演有不同的风格,《二十二》就是比较淡,但从中你依然可以解读出很多历史信息。比如《二十二》里很重要的一个主人公就是毛银梅,她的故乡其实在朝鲜,原来姓朴,我20年前就去寻访过她。当年被诱骗到中国的日占区,沦为日军慰安妇。战争结束后没脸回家,就被一个中国农民娶回了家。她和丈夫生活的地方叫做孝感,是一个孝文化氛围很重的地方,民风很好。我问她,朝鲜话还会说吗,她几乎都忘了,但是对家乡的名字记得很清楚——她说,如果把家乡的名字忘了,那我就永远回不了家了。
这是一个很苍凉的故事,毛银梅为了回家,拼命地记住那个名字。但她这辈子都没能再回去。今年1月,她去世了。
影片里出现的老人,我都了解。比如曹黑毛老人,她是山西人,当时被关在类似“慰安所”一样的地方,在那里怀孕两次。一次生下了孩子死了,一次活着。活着的孩子辗转送到了她母亲手里。后来她逃回了家,问她母亲,孩子呢?她母亲说,我把孩子扔到山沟里喂狼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认为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她觉得女儿已经因为被日军抓去当性奴隶毁了一生,这个孩子活下来除了带来更多悲剧,不会有什么好的命运。而电影里另一个老人韦绍兰,其实也是很真实的。你在电影里看到她笑得很灿烂,也是真的,她就是有宽大的胸怀。但其实她也被丈夫逼着打胎过,但没打下来,就生了。但是这个孩子(即罗善学)的命运观众也看到了,确实也是很悲惨的。
可以说,一百个“慰安妇”有一百个故事,这就是历史。
不专业的质疑才是另一种“消费”
有一些报道说,我认为《二十二》没有什么文献意义,应该是断章取义了。可能这个电影没有故事片那么吸引人,镜头语言的运用也比较普通,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珍贵的纪录。因为这部影片其实是基于这些老人受害的事实已经都确认了,再去拍摄的。但从纪录片里我们更直观地看到很多老人生活的细节,比如海南老人爱兰女士墙上的刀,韦绍兰老人对生活的乐观话语。
整个片子淡淡的,没有刻意剪出来的跌宕起伏,没有从头哭到尾。画面从最初的葬礼,再到最后回到那个山上,树啊草啊慢慢绿了,春天来了,这种风格挺好的。也有力反驳了说导演消费老人苦难的人。一部电影得到大众认可,往往也会伴随质疑。但是有些人的质疑不是出于专业和善意,而是另一种“消费”。
比如《战狼2》票房口碑都很好,就有人说导演消费爱国主义,《二十二》这么克制的纪录片,依然会有人说它消费苦难。其实如果他真的要消费苦难,他可以往更煽情的路子走,甚至去深挖老人不堪回首的经历。但他拒绝了,甚至因此失去投资。
所以,一些别有用心的论调,不会是多数人的判断。
《二十二》应该刺痛年轻人
虽然我肯定这部纪录片的意义,但是对于票房和观众的观影热情,我比较悲观。听说很多地方,《二十二》的排片连1%都没有。历史跟现实是有联系的,今天很多年轻人在和平环境下成长,反而无所感知曾经的苦痛了。譬如前阶段有中国游客在柏林国会大厦前行纳粹礼拍照;国内有游客在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穿日军制服合影,还说“攻陷”了这个地方;甚至一些景区会让游客穿日军军官的服饰拍照……这样的“哈日族”,毫无立场让人心寒。
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能走进影院,去触摸一下战争的伤痕,去思考如何捍卫和平,把历史、现在、未来,把个人、民族、国家联系起来看。记录伤痛也是铭记历史,今年是全面抗战爆发80周年,历史看似已逐渐远去,但其实又一直在我们身边,只有每个人都为它做点什么,才能让惨痛的战争记忆不再重演。
《二十二》最大的意义,必然不是电影技术的水准有多高超,而是它提醒观众不应该忘记战争带来的罪行,不应忘记日本在中国推行性奴隶制度的真相。如今“慰安妇”幸存者屈指可数,她们的平均年龄已过九旬。也许老人们都逐渐走到生命尽头,但对她们受到的伤害“讨回公道”的斗争之路,依然漫长。
【题外话】
“慰安所”旧址无意中助《二十二》上映
去年,“慰安妇”研究中心以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的名义,在网上募集100万,为《二十二》进入院线放映,募集了一段时间都远远没达到数额。直到年底,上海一座慰安所建筑的拆迁问题引发了媒体关注,短短几天,《二十二》的募捐也达到了一百万。后来由南京的工作人员交给了郭柯来使用。
老人们拒绝日方的“有条件资助”
我20年前就开始关注“慰安妇”老人,研究中心从2000年开始援助这些老人。当时这些老人并不像现在这样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那时候在世的“慰安妇”老人还很多,多数生活情况很差。我们在给老人们提供生活上的帮助时,也拒绝了日本一些基金会的帮助。因为日方的资助是不明不白的,它甚至有一个潜在的要挟就是让你不要再控诉、不要再起诉日本政府了。日本官方不承认这段历史,我们怎么可能要你的钱呢?我们中国大陆的老人也很有骨气,她们没一个接受这些资助。
我们研究中心资助老人们的经济来源,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最早的几位华人女性的捐助,到现在有了比较规范的募捐渠道。可惜现在在世的老人已经越来越少了,研究中心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郭柯说,希望把票房的收益捐给研究中心,对我们自然是好事。当然,一旦《二十二》有收益给研究所,我们也会对外公布。
《二十二》 78分
观影地点:百老汇影城国瑞城店
观影人数:15人
在1932年到1945年间,在中国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的女性,人数至少有20万。
到了2012年,公开资料显示,幸存的“慰安妇”只剩32人。2014年纪录片《二十二》开拍前夕,仅存22位幸存者,因此影片以这个数字命名。
她们的名字是湖北的毛银梅,广西的何玉珍、韦绍兰,黑龙江的李凤云,山西的张先兔、李秀梅、刘改连、赵兰英、任兰娥、郝菊香、骈焕英、李爱连、曹黑毛、刘风孩,海南的符桂英、林爱兰、符美菊、王志凤、李美金、陈连村、陈亚扁、黄有良。
昨日《二十二》内地正式公映,就在影片上映前两天,海南最后一位诉讼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受害者黄有良去世。截至《二十二》上映当天,幸存的“慰安妇”人数仅有8人。她们大多九十岁高龄,仍有人在贫穷、孤独的生活中等待着生命最后的时刻。
原本我们只知道“慰安妇”这个词,在历史书本中了解日本侵略者在慰安所犯下的兽行,却很难看到,那些幸存下来的“慰安妇”如何走过余生。作为一部题材特殊、与主流商业无关的纪录电影,《二十二》公映后豆瓣评分高达8.8分,上座率近30%。
影片的拍摄技巧略显粗糙,但不刻意煽动仇怨,质朴平和的态度另有一种引人动容的力量。记者专访《二十二》导演郭柯,谈这部题材特殊的纪录电影,如何从一部短片,没有任何公映的企图,经过多次曲折,最终用平实、真挚的情感和拍摄手法展现到了观众面前。
从短片到长片
“之前没涉猎过相关题材,也没想过拍纪录片”
2012年,1980年出生的青年导演郭柯,拍摄了“慰安妇”题材纪录短片《三十二》。因为那个时候公开资料显示,全国还有32名幸存的“慰安妇”。影片讲述的是生活在广西桂林的97岁老人韦绍兰,她是众多“慰安妇”中极少数的幸存者之一,她代表着千千万万再也无法“说话”的受害者,告知公众那时日军难以想象的暴行,“那时候被关在房子里,那鬼子进去呀,就被他强暴,后来去那边多了,眼泪都不敢流,也不敢抬头起来看。”
郭柯第一次去看望韦绍兰的时候,她的住所家徒四壁,他给了她500元的零用钱,第二天告别的时候,韦绍兰从衣服里掏出四个红包,说你们四个一起来的,拿着回家买点东西吃。每个红包里都有100块钱,当时郭柯就控制不住情绪了。老人虽然条件很差,但她却这么善良,“我觉得,她太值得记录了。”2013年底,《三十二》陆续在国内外电影节中展映,获得了不少好评,韦绍兰的故事在《三十二》里告一段落了,那么剩下的人呢?那时候,郭柯开始萌生拍纪录长片《二十二》的念头,取名为《二十二》,是因为他发现,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曾经幸存的32位老人,已经有10人相继离世。
记者:拍摄初衷你说是看了韦绍兰和她日本儿子的照片,在这个题材之前有涉猎过纪录片的拍摄吗?
郭柯:完全没有涉猎过相关的题材,也没有想过拍纪录片。我以前是做副导演,打交道的都是商业片、剧情片,怎么会想到拍纪录片呢?关于题材的选择,可以说也是没有料到的。但我一直认为,还有更多慰安妇幸存者的故事值得我们聆听,被她们顽强的生命力和普通的可爱打动了,想把这种力量带给观众,想记录、保存、铭记。
从《三十二》到《二十二》
“影片难就难在怎么呈现,怎么平衡?”
从打算开始拍《二十二》的那一刻,郭柯就开始跟时间赛跑了。早在2014年正月,他就收到消息,山西盂县的陈林桃、张改香两位老人默默离世了。数字在日益消减,他告诉自己还在等什么?当天他便召集了团队赶往山西,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不拍的话,就再也拍不到了。“每当走一个人,我就有什么都做不到的无力感,看着她们不断离开,能做的只有留下影像,”他再次联系到上海师大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负责人苏智良教授,根据苏教授提供的仅有幸存者的资料,整理收集,查阅书籍,规划路线,为最真实地去接近历史。
记者:要去让老人回忆不愉快的经历很残忍,拍摄过程中有没有想放弃的时候?
郭柯:我有什么理由放弃?其实跟老人整个聊天记录的气氛还挺愉快轻松。难就难在影片怎么呈现,毕竟我们成长环境不一样,接收到的信息还是网络和书籍,怎么平衡认知。唯一遗憾的是,拍摄过程中,有老人一直在离世,成了永远拍不到的人,其余没有了。
从炫技到真实
“在这些老人面前,‘炫什么技’呢?”
《二十二》的开拍时间定于2014年5月,因为考虑到夏天老人活动的时间会比较多、活动起来也比较方便。从酷暑到初秋,郭柯和他三十多人的团队乘飞机、搭火车和汽车,辗转五个省,和22位老人都见了面。整个拍摄过程中,郭柯越来越坚定自己的拍法是对的,“没有任何功利心和技巧,因为‘炫技’在她们面前不正确,为什么要去剪得好看、剧情化一点,有自信把这种无聊和真实带给观众就是对她们最大的尊重,再说我刚开始就没想过要公映,为什么要有压力?”
记者:《三十二》和《二十二》有很明显的转变,感觉后者没有前者的震撼力?
郭柯:是的,我也认为你看《二十二》的感觉会更平静一点,其实之前的短片还有一些自我的表达在里面,拍摄过程中我也发现有些问题好像不太对。那时候年轻,表达欲望很强,对所谓的光影、构图上面有所要求,就像有种“炫技的感觉”,有些画面表达不是太准确。后来我决定长片的时候就依照完全的客观记录,只带录音器材、摄影机、一个监视器再举个杆就足够,只是真实还原,其他什么辅助器材、什么技巧都不要。
从碰壁到感动
“要求把影片弄得动人,是因为他不懂”
决定记录这个特殊群体开始,郭柯自然也遇上了资金上的问题,前期走访很多采访对象,已经花去了不少积蓄。《三十二》的一位海外制片对项目有兴趣,决定投资50万美元,但2014年4月的时候,他认为和郭柯的理念不合,决定撤资。这些碰壁并没有让郭柯心灰意冷,他开始继续找资金,他曾计划把成都那套地段比较好的房子挂出去售卖,但因为买家都得分期付款,时间也等不及。没人帮他,万般无奈下他找到了并不那么熟络的张歆艺,给她发了个短信,编了又删删了又编,不到一分钟就收到了张歆艺的回复“没问题”。而整个过程中,郭柯最感动的是张歆艺对他的信任,毕竟是一笔数目不小的资金,她没有要求过多参与、也不会干涉,只是我去每个地方都会拍照片给她看,告诉她电影的进度。“这种影片推迟和报废很正常,我就是很不想这样,好在,有人帮我。”
记者:听说之前有人是想投资,但最后撤资了,其中发生了什么?
郭柯:那位制片人来自外国,他觉得应以电影为主,怎么去讲一个生动的故事,他担心我这22个人的故事讲不好,想弄得打动人一点,同时也要节约成本、不用跑那么多的地方。
我当时就告诉他,“不要和我谈电影,她们在我的心目中是最后的一个群体,是需要真实记录的,你无疑就是一个有钱人,没有什么情感,也不懂我们的感情。”
【关键词】
素材取舍
纪录长片中刻画了22人,要在有限的片长里面让所有人记住这些老人看似不可能。对素材的选择有不少的要求和取舍,郭柯说选择素材的唯一标准,就是让公众可以接受这群老人,能够喜欢她们。“例如其中打过日本鬼子的老人,她会发脾气、吵架,是非常真实的,但观众能接触到的篇幅可能就十几分钟,不像我们用一个多礼拜来相处,对她们的性格非常了解,就想以完全的真实和平常,呈现给大家她们是怎样的。”郭柯回忆说,在聊天的过程中他和老人们会往开心的地方聊,但也难免会接触到以前。“我希望大家能变化一个方式去看她们,生动、普通,和我们身边的老人一样。喜欢这个词可能太深了,更表面的是让外界接受她们。我不能告诉你这个老人好惨,皱纹很深,这些没有意义,想把我喜欢她们的地方,展现给大家。”
葬礼结尾
影片的开头和结尾都用葬礼呼应,在他看来,这或许就是影片该有的命。影片结尾是山野被大雪覆盖,老人的坟墓寂静地立在山头,然后镜头慢慢移动,从冬天来到了春天,墓地长满了绿草。当记者问到这样设计结尾的含义时,郭柯表示:“说实话,有什么准确的意思我说不出来,茫茫雪野,我内心是有种感慨的,因为每个人都会走到这一步,她们就这样走了,如果我们再不看她们一眼,她们就像被一场雪覆盖的山野,默默隐去。(沉默10秒),以葬礼的画面结尾,对我来说,只是作为一种感慨分享给大家,仅此而已。因为我对社会的认知和人生经历有限,不想刻意说明什么东西,若把我的思想带进来未免也太狭隘了,这种方式是可以和观众互动,大家是能够思考的。”
回应质疑
近两年,《二十二》举行过很多次点映,喜欢的人很喜欢,不喜欢的人也开始质疑,有人认为这种题材是在消费老人受过的苦难,郭柯也对记者回应了这些质疑。他表示:“她们一直被称之为‘慰安妇’,但这样的称呼也是被迫的,如果不是为了帮她们争取权益,或许根本不愿接受这么冠冕堂皇的称呼,她们是独立的人、是活生生的人,也是英雄。真正接触到老人之后,眼前的老人都是活生生的人,她们和我们的奶奶、家中老人没什么两样。她们也知道我们为什么拍,过程中我们最注重的就是尽量注重对方感受,比如聊天的地方都在她们床边,给她们安全感,或者是她们家人外出的时候,尽量考虑对方的感受,就像听奶奶讲故事一样,她们也会想要告诉你。至于我个人来说,就会延续这段缘分,每年去看她们,去陪陪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