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小升初”陷入怪圈
来源:都市快报 更新时间:
2011-08-29
一个北京的小学生升入初中,可以采取的方式有多少?
当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研究人员把调查得来的数据汇总,最后得出的数字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北京各区县“小升初”渠道达10多种。
“混乱!复杂!吃惊!”是日本名古屋大学在读博士生刘靖参与《北京市“小升初”择校热的治理:路在何方?》研究课题后的感受。
这个专门研究北京“小升初”的课题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主持,一些中小学校长、教师、学生家长、教育行政领导、媒体记者也参与其中。昨天,研究院对外公布了研究结果。
“占坑班”是“小升初”的“头号天敌”
刘靖承担的是报告的第一部分:北京市“小升初”政策的演变。
刘靖发现,从1993年北京首次提出改进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办法,取消区县统一组织的小学毕业考试后,“小升初”的各项政策和具体落实情况日益偏离《义务教育法》,免试就近入学的原则逐渐模糊,几乎到了被抛弃的边缘。
“小升初”逐渐形成划片就近入学、回户口所在地入学、进入寄宿校(班)、特色实验学校(班)入学、进入办学体制改革试点校和民办学校、特长生入学、特殊教育入学、企事业子弟学校入学、共建生入学以及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等十多种渠道。
隐性和变相的考试压倒了免试入学,以权择校、以钱择校、以优择校,俨然成为北京“小升初”的正式制度。
在五花八门的“小升初”渠道中,最主要的有“占坑班”、“点招”、推优、特长、电脑派位、“共建”、“条子生”等。在调查中,接受访谈的90%以上的家长认为,“占坑班”是北京市“小升初”的“头号天敌”。
所谓“占坑班”,是指公办名校自办或与社会机构合办、面向小学生的学科培训机构,可从中选拔优秀学生升入本校初中。
“占坑班”起源于1998年。实行“电脑派位”后,一些家长不愿意孩子进入薄弱学校就读,而名校为争优秀生源也不愿意接收电脑派位生,于是以“奥数”为主的培训学校开始替名校选拔学生。目前,几乎各个名校都有自己对口的培训学校,学生只有进去就读,将来才有可能被“点招”进入名校。
从小学三年级起,北京的许多小学生就通过考试进入培训学校,之后不断考试、筛选、排位,只有在六年级时排名最前的一部分学生才能进名校。
调查结果显示,90%以上的“占坑班”一年费用在8000元以上,多数占坑的学生都会选择2~3个“坑”。而“占坑班”费用仅是“小升初”花费中较小的一部分。
为了保证顺利晋级,这些学生还要上民办培训机构的课程。一些家长四年的实际花费可达10万元甚至更多。
在“小升初”几种主要升学渠道中,推优又叫做推荐派位,是各区县确认的重要入学方式。知情人透露,东城、西城、海淀区的推优名额中,约30%是被“占坑”点招等择校形式提前占据的。
北京特殊社会结构催生“共建”
“共建”是具有北京特色的“小升初”政策,国家机关、大型企事业单位与名校通过“合作共建”,满足本部门职工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实际操作中,共建单位有时利用公共资源给名校额外支持,有的是职工自付费用,以“共建”名义统一交给学校。
“共建”的隐秘性很强,例如海淀区、西城区、东城区和朝阳区在“小升初”规定中均明确有“共建生”政策,但招生比例从未对外公布过。
据研究人员走访和调查,以北京西城区某名校为例,这所学校2011年共招10个班,每班40人共计400人,其中招收共建生70人,占录取学生比例的17%。今年这所中学的共建单位共有400多名小学生参加测试,一部分是通过考试择优录取。
北京“小升初”中还有一类“条子生”,也就是后门生,是指一些家长通过特殊社会关系,使自己的孩子获得名校的入学机会。“条子生”是“小升初”过程中最为不公平的入学方式。
“条子生”大部分是由市、区领导直接安排的,各区每年都会在几所“重点学校”给“条子生”预留名额。根据对部分中学校长和家长的调查,名校的“条子生”一般占当年招生人数的8%~10%。
在升学季节,名校校长总会收到众多条子而难以处置。某所名校每年会设立一个临时机构,叫“条子办”。每年春节前后就开始招“条子生”的工作,学校会采用各种灵活手段招收这些特殊学生。如果学生本身有推优、特长生测试资格,就可以占用这个名额;如果学生本身不具备这些资格,则占用共建名额。
之所以会出现这类北京特色的升学渠道,研究报告分析,北京有比其他城市更特殊的社会结构,以公务员、企业家、高级专业人员、新富人群等为主的优势社会阶层,对获取优质教育资源具有强烈的动机,倾向于运用特权、寻租等超常规的方式享受优质教育机会,因而出现“共建”这样以权择校的正式制度,是外地所没有的。
“政府失灵”相当明显
相对于其他城市,北京市基础教育资源丰富,为什么还会出现如此严重的择校现象?研究报告指出,北京市“小升初”择校竞争之所以愈演愈烈,主要是由于变相的重点学校(或称示范校)制度,导致区域内学校差距过大,造成家长不得不择校的倒逼机制。
长期以来,北京市对少数名校一直采取“锦上添花”的做法,在经费投入、教师配备、硬件建设、招生等各方面都予以倾斜,客观上进一步拉大了名校与普通学校的差距。此外,国家要求高初中分离的政策在北京市已被颠覆,学校可以通过初中在小学阶段选拔生源。
从这一点来看,北京“小升初”过程中“政府失灵”表现已相当明显。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认为,在“小升初”择校热中,已经形成稳固、明确的利益格局、权力寻租和利益交换。作为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存在两个不公平:重点学校制度导致资源配置不公,开放金钱和权力择校的通道导致入学规则不公。这背后都有巨大的经济利益。教育主管部门与重点学校结成利益联盟,造就居高不下的择校收费市场并分享收费;重点学校则与培训机构结盟,规避风险,制造课外培训的巨大商机并分享利润。许多培训机构和面向小学生的学科竞赛背后,都有教育主管部门的利益和身影。
在这位长年关注北京“小升初”问题的教育专家看来,在这一过程中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的,不是家长,不是培训机构,不是重点学校和校长,而是地方政府。
研究人员发现,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问题,目前在我国各大城市虽具有共性,但情况仍有很大差别。21世纪教育研究院去年对35个主要城市公众教育满意度的调查结果显示,关于中小学择校热的状况,公众认为“非常严重”、“比较严重”超过八成的城市,包括西安、武汉、沈阳、北京、南京、郑州、南昌、石家庄、银川、太原等。关于“小升初”教育机会平等状况的评价,北京市列倒数第二,在直辖市中,不仅远远低于上海,也低于天津和重庆。
近期另外一项网络民意调查显示,家长在孩子“小升初”择校准备阶段的花费平均为4.4万元,而北京地区的家长高达8.7万元,接近调查均值的两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