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慈善遭遇拷问
来源:环球时报 更新时间:
2011-06-27
最近几天,“慈善”这个让人肃然起敬的概念,在中国正变得像个娱乐关键词。围绕炫富女孩郭美美和中国红十字会之间的联系,如悬疑剧剧情一般每天在互联网上更新。中国红十字会三次发表声明,澄清与郭美美毫无关系。但这没能让它走出危机。与此同时,著名电视人杨澜被爆陷入“诈捐门”,还好信息的最初的发布者做了道歉,但杨澜的遭遇增加了人们对中国慈善环境混乱甚至“凶险”的印象。慈善显然在中国陷入了信任危机的漩涡。新加坡《海峡时报》称,“在中国,做好事难”,因为捐助资金的使用情况缺乏透明和必要说明,引起对贪污的担忧,进而损害了公众信任。与国外相比,中国式慈善具有更多官方色彩。这被一些人认为是症结所在,但也有人认为,中国慈善事业一旦脱离政府,问题只会更多。互联网不断对中国官方与社会的一些连接处发动“突然袭击式抽查”,提供似真似假的证据,这个极富新鲜感的变化以及它带来的“困惑”,或许将长期伴随中国社会的前进。
信任危机考验中国慈善
在近日的中国互联网上,最新流行的网络造句关键词是“没心情”。这缘于网民一句“郭美美的事没弄清楚,没心情上班”的调侃。印度报业托拉斯25日报道称,名为郭美美的女子在微博上炫耀奢侈的生活方式,自称为红十字商会总经理。被她的博文所激怒,成千上万网友在微博发帖质问如果没有滥用公共捐款,她如何能拥有这么多财富。26日,中国微博上几名网友号称“人肉出”郭美美,并公布了她的住址,继而传出郭美美要跑的传言,引发网友大规模围观。
“女大款让中国红十字会陷入麻烦”。专门关注亚洲新闻的网站penn-olson报道说,在中国,微博是一个常见的炫耀之地,但很少有人像郭美美这样引发如此多的公共关注。现在,批评的风暴刮向郭美美,也刮向中国红十字会。一些网友怀疑这也许是中国红十字会内部的腐败案件。
面对网民的愤怒和质疑,中国红十字会三次发表声明,称与郭美美没有关系。然而,这无助于平息网民的愤怒,中国红十字会遭遇重大形象危机。道琼斯通讯社评论说,公众对这件事情的报道和跟踪并未中断,《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也同样呼吁“把问题查清楚”,这关乎中国民众对中国红十字会等官方慈善机构的信任。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对《环球时报》说,红十字会必须开诚布公地公开信息、对话媒体,尽最大努力挽回几近被毁的声誉,否则将对以红十字会为首的慈善机构的公信力造成巨大的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而中国整个公益事业也将被“殃及池鱼”。目前无法断言慈善机构、企业和政府机关之间有何利益交换,但这足以让所有做公益者警惕。
另一条消息让人觉得,这种担心有可能变成现实。据报道,主持人杨澜23日被质疑涉嫌“私吞”希望工程捐款20万元作为“工作经费”。这一说法25日被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否认,但陷入过“诈捐门”的知名人士名单显然又得加长一些。
“在中国,做好事难”,新加坡《海峡时报》以此为题评论称,已故作家柏杨在其作品《丑陋的中国人》中说,中国人不怎么愿意帮助陌生人,他们认为如果有人这么做,要么是管闲事,要么是有不可告人的动机。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不够慷慨大方。2008年汶川大地震成了这个国家慈善活动的分水岭,释放出捐助和志愿活动的浪潮。不过,捐助资金的使用情况缺乏透明和必要说明,引起对贪污的担忧,并进一步损害了公众的信任。
在2008年的赈灾中,法新社报道称,中国已强调绝不允许腐败侵蚀巨大的灾后重建工作,地震过后一个月,并非所有人都相信誓言会成为现实。但芬兰《晚报》在之后的报道中说,我们曾担心赈灾腐败行为将成为一些人对中国新的“攻击点”,不过,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坚决措施和态度无疑使这个“攻击点”消失了。
身价约37亿美元的陈发树2009年宣布,将捐赠约83亿元人民币(合12亿美元)给自己新成立的慈善基金会。对此,有英国媒体评论说,对陈发树意图的关注,在当今中国社会很常见。人们对那些借助中国快速而尚未完成的转型致富的人,抱有深深的怀疑。公众的普遍感觉是,中国的富人是利用自己与大权在握的官员的关系,才得以发财的。
英国《金融时报》一篇评论中国慈善的文章说,1950年,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拍了一部电影《罗生门》,讲述一个发生在12世纪日本的故事:武士金泽武弘被人杀害在丛林里,作为证人,樵夫、凶手、死者的妻子、女巫被叫到纠察使署,但他们都怀着利己的目的,竭力维护自己,提供了美化自己、令事情各不相同的证词。文章认为,和这个故事一样,在中国,对慈善家的种种议论背后也可能掩藏着不同的利益考虑。
瑞士苏黎世州银行北京首席代表刘志勤26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郭美美这件事,是中国慈善事业向正面发展过程中染上的“病毒”,只有将它们清扫掉才能更好地发展。但中国慈善总体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大部分善款用在了它该用的地方。与国外相比,中国的慈善环境过于苛刻,它的发展需要更宽容更豁达的舆论环境。
中国的慈善需不需要政府?
美国广播公司称,在中国,自行车和毛式服装已迅速被宾利和高档时装取代,亿万富翁数量仅次于美国,
但在世界捐赠指数上,中国几乎垫底。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慈善救助基金会发表的《2010年世界捐助指数》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的总体慷慨指数仅为14%,列倒数第三。这项对153个国家19.5万人的抽样调查集中在捐款、志愿服务和帮助陌生人3个方面。
事实上,英国《独立报》报道说,中国有很强的捐款传统,这在甘肃的敦煌壁画上就能找到证据,从丝绸之路回来的商人经常捐献金钱,乐善布施者也经常出资修建寺庙。在许多封建王朝,医馆和学堂是由富裕的地方士绅修建。英国《卫报》援引北京外国语大学访问学者肖恩·谢的话说,1949年之后,共产党基本上将慈善国有化。上世纪80年代,当政府开始建立基金会和慈善机构时,中国式慈善重新出现。
“德国之声”称,目前中国国内慈善基金会分作公募和非公募两种。前者有权向公众募捐,后者则无权。美国《时代》周刊报道说,许多较小的民间非政府组织面临难题。因为按中国法律,民间捐赠机构不得独立接受和分配捐赠。法国电视5台评论称,长期以来,中国民众对富人诈捐和官方慈善机构滥用善款等传闻十分反感,也使他们对民间慈善组织难以发挥作用感到不满。
刘志勤对《环球时报》说,中国式慈善的一些问题的确是由体制造成的,一些善款被捐赠到地方政府后,后续过程缺乏监督,从而造成“捐款腐败”。另外,慈善事业的一些程序也亟待完善。拿陈光标为例,很多人要他拿出捐款的发票或者证明,但一些慈善部门只开收据没有发票,甚至有时候捐款只是一种君子之交的行为,拿出100万也没有特别要求写一个证明。这让一些慈善家陷入尴尬境地。《华尔街日报》称,中国的贫富差距给富人带来捐献更多财产的压力。
美国“自由文章库”网站分析“中国政府在慈善进步中的角色”时说,中国面临的社会现实是贫富差距扩大的转型期,弱势人群压力增加,而慈善业又不成熟,在这样的转型过程中,中国政府的角色“不可取代”,政府的支持会使慈善文化繁荣,来自政府严格的监管对慈善来说是一种重要的保护。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26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中国式慈善早就在酝酿改革,但是要看到,改革的阻力不光是在法律规定部分,中国社会一些时候也在起着消极作用。他说,社会上对慈善的议论大都是在讨论道德、感性的东西,喜欢根据社会事件比如“诈捐门”等发表议论,话语也比较极端,缺乏理性的东西。
中国法律规定,基金会的行政成本不得高于10%、工作人员薪资相当于当地中等收入者水平。但是对于慈善机构从善款中提扣费用,在社会上一直颇多非议。王振耀说,在欧美这个比例普遍高于20%。由于缺乏资金、工资水平没有竞争力,基金会很难留住人才,发展壮大。而海外不少大的基金会是重金挖银行家来经营管理基金会。但在中国社会层面,人们抱着的一条观念是做慈善标榜不吃不喝,事实上,慈善并非是仅靠好心就能做好的。
富人慈善和普通人慈善
“慈善在中国尚处于婴儿期”,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如此形容中国慈善事业。持类似观点的美国《时代》周刊说,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但慈善事业发展滞后。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慈善的概念似乎与日常生活有些不相干。
俄罗斯ru.tsn.ua网站发表评论说,中国与俄罗斯一样,都是慈善事业起步较晚的国家。在俄罗斯,民众捐款更相信教会,而非政府,捐助者得不到有效保护,商人对捐助的兴趣也不高。不过俄罗斯专家认为,在起步阶段出现一些问题是正常的。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说,多数中国巨富如今倾向于保持低调,他们的慈善对象倾向于自己的员工、地方的学校、医院等与社区有关的项目,美国的亿万富翁则更愿意对诸如环境、艾滋病、非洲贫穷等全球关切的问题施加影响。
刘志勤对《环球时报》表示,中国富人总是被认为钱来得不善,人们总在探究拿钱做慈善的有钱人背后的故事。他们拿钱做慈善被认为理所当然,一旦拿得少还会带来反效果。中国百姓对富人的露富和露善都非常反感。普通人,尤其是不够富裕的人捐款,则容易得到更多肯定。其实,不论是有钱人还是穷人在做善事这件事上应该被公平对待。把富人的钱哄着拿出来才是成功,不能人家做善事还要被棍子打,这样的话,谁愿意拿钱做善事。在国外,不管是谁,你捐一分钱还是捐一亿都受到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