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千里追凶:战后纳粹战犯的末日
自以色列建国后,为了给二战期间犹太死难者复仇,以色列情报组织一直在世界各地不遗余力地追捕前纳粹战犯。经过多年的努力,这项工作取得了极大的成果,尤其是1961年对艾希曼的追捕堪称典范。由摩萨德首脑哈雷尔亲自率特工去阿根廷,把隐居在那里的对灭绝欧洲600万犹太人负有直接责任的纳粹战犯安希曼秘密绑架到以色列,使他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对其他纳粹战犯的追捕,以色列情报机构至今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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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共屠杀了600万犹太人。而大屠杀的执行者之一就是阿道夫·艾希曼。阿道夫·艾希曼于1906年在德国出生,八岁时随父母迁居到奥地利。成年后,艾希曼碌碌无为,曾当过吸尘器的推销员。1932年,艾希曼加入了纳粹党,并开始发迹,成为党卫军的一员。1934年,他被任命为纳粹达豪集中营的头头。不久,他加入了盖世太保司令部的犹太人事务部,从1934年出任党卫军“犹太科”科长起,艾希曼就成了纳粹德国犹太问题专家。1936年,又被任命为犹太人事务部的头头,自此就成了纳粹德国“犹太复国主义问题”的专家。他主张对犹太民族实行所谓“彻底解决”方案。为了掌握对付犹太人的手段,艾希曼不遗余力地向众位纳粹头目“学习”,甚至还去巴勒斯坦搜集情报。1938年,艾希曼又被派往奥地利,其后又被派到捷克斯洛伐克,专门负责对付犹太人。1938年,他被委派负责驱逐犹太人的工作。不久,他又被调到东欧的纳粹占领区。1942年,他又去了波兰。此时,他已拥有了直接驱逐犹太人、屠杀犹太人的大权。在匈牙利,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冷血动物曾下令驱逐和屠杀65万犹太人。此外,他也是屠杀200万犹太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就是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发明了用煤气毒死犹太人的所谓高效率屠杀的手段。
大战结束时,狡猾的艾希曼并没有像其他纳粹高级官员一样被同盟国军队逮捕,也没有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受到审判。利用德国战败前夕的混乱,他多次改变身份,乔装打扮,巧妙地逃脱了一次又一次追捕。此后的15年里,人们再也没有注意到这个杀人魔王的存在。实际上,艾希曼先是乔装成伐木工,在德国吕内堡海德的一个偏僻村庄隐匿了四年,然后出逃至意大利热那亚。1950年6月,像许多漏网的纳粹分子一样,他来到了南美的阿根廷。
作为在二战中备受凌辱的犹太人,当然不会忘记艾希曼并没有受到公正的审判这一事实。
以色列情报机构得到关于艾希曼藏匿在阿根廷的消息非常偶然。
时间是1957年的秋天。住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郊的阿利沃斯区的罗泽·赫尔曼,是一位长相迷人、有着众多追求者的姑娘,她同一位名叫尼克的小伙子打得火热,年轻人大约20岁,出生在德国。为了打动姑娘的芳心,尼克在她面前炫耀说自己的父亲曾经在德国军队里当过大官,在帝国的许多地区任过职。甚至有一次,话题偶然转到第三帝国中那些犹太人的命运问题上,尼克非常傲慢地认为德国人当时如果把犹太人统统除尽,而不是半途而废就好了。生性开朗活泼的罗泽没想到尼克会说出这种话来,因为她自己的血管里就流着犹太人的血。
罗泽后来在家里同父母聊天时,提到了自己这位奇怪的男朋友,她对父母说,虽然尼克拼命向自己献殷勤,但他从不邀请自己上他家去玩玩,见见也许是未来的公婆,甚至连家里的地址也不告诉罗泽,而是让罗泽通过他的一位朋友的地址给他写信。她父亲洛塔尔·赫尔曼是当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他的双目就是在那段时间里失明的。每当罗泽谈起这位男朋友的一些令人费解的情况时,洛塔尔·赫尔曼在一旁凝神细听。有一天,无法自己看报的洛塔尔·赫尔曼让老伴给他读报,当听到德国法兰克福总检察长弗里茨·鲍威尔博士正在寻找党卫军头目阿道夫·艾希曼的消息时,赫尔曼一下子愣住了,而且据说此人目前蛰居阿根廷,他立即联想到女儿的那位奇怪的男朋友。于是,他让女儿带着他找到了尼克留下地址的那位朋友,从那里得悉尼克家住在查尔布科大街4261号。他们驱车前往,找到了查尔布科大街4261号,发现上面挂着“达古特宅”和“克莱门特宅”两块门牌,房子的主人名叫弗朗齐斯库·史密特。赫尔曼确信自己已经发现了艾希曼的踪迹,回到家立即让妻子给那位德国检察长写了一封信。
弗里茨·鲍威尔博士同样也是个受过纳粹迫害的德国犹太人,由于对德国当局的失望,他把这条新线索秘密地报告给以色列。报告很快到了以色列情报机构首脑伊塞·哈雷尔的手中。
1957年初冬的一个晚上,时间已经不早了,窗外随风摇曳的树枝间闪烁着路灯的余光。摩萨德首脑伊塞·哈雷尔仍未回家,他坐在他那间没有任何摆设的朴实无华的办公室里,桌子上就摆放着老相识伊特刚刚发来的一条消息,消息说德国的弗里茨·鲍威尔博士以犹太人的名义保证艾希曼现正藏匿在阿根廷。可是,在此之前,以色列情报机构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关于发现恐怖分子藏匿的消息,而后来的调查证明多半是不可靠,因此对于眼下这个消息,哈雷尔同样无法肯定其真实性。此外,摩萨德财力和人力都不够充足,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情报十分准确的情况下动手。不过,特工人员的本能让哈雷尔预感到这将是一个例外,这个新情报的背后肯定大有文章,而且,这则消息牵涉到艾希曼,确实值得重视。
哈雷尔调来艾希曼的案卷,开始潜心研究起来。他审阅了有关这位党卫军冲锋队头子的生平及其暴行的一切细节,详加思考,决定放下手边的其他事情,一定要把艾希曼捉拿归案。首先,赫尔曼的消息虽然值得重视,但还是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调查。首先必须确证这个人就是艾西曼。对哈雷尔来说,他希望得到真凭实据。
哈雷尔立即派出一个由一名女特工和两名男特工组成的特别行动小组前往阿根廷,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对那位双目失明的报信人赫尔曼所提供的情报进行核实,并进行更为艰难的秘密调查。摩萨德特工人员对阿根廷情况相对来说比较陌生,调查工作困难而又复杂。
而后,也就是1959年12月,哈雷尔成立了一个调查组,在欧洲地区对与艾希曼有关系的家庭进行秘密调查,万一这些人与艾希曼或他的德国妻子维拉有通信往来,这就可能成为找到艾希曼目前下落的线索。这项监视性的调查工作量很大,被调查和监视的对象包括艾希曼82岁的老父亲和艾希曼的四个兄弟。要完成这项任务确实困难重重,因为哈雷尔对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员作了严格的规定,不能让艾希曼感到有人布下了天罗地网,在他身上打主意。要是摩萨德方面稍不谨慎,立刻便可能使艾希曼在德国的亲属察觉到以色列方面的意图,使他们向被追捕对象通风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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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派往阿根廷的以色列特工人员开始分头秘密调查和监视,很快,一份又一份的秘密调查报告源源不断地汇集到特拉维夫。
以色列特工们利用各种巧妙的手法伪装身份,在各处关系人员的掩护和帮助下,想方设法与在欧洲的艾希曼的亲属、密友和邻居接触。然而,这些人都忌讳提起有关艾希曼和他的妻子、儿子们的情况。所有人几乎都是采取同一顽固态度,对任何与纳粹德国及艾希曼有关的事,都守口如瓶,如同筑起了一道密不透风难以摧毁的高墙,挡住了特工们转弯抹角的提问。尽管如此,机智的特工们还是从欧洲的调查中发掘到新的材料和证据:艾希曼确实隐蔽在南美洲某国,他不愿与他家人长期分离,即使在最危险的时候,他也要设法与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们生活在一起。然而特工小组所得到的消息就局限于此了。一方面,尽管赫尔曼赌咒发誓地说,房东弗朗齐斯库·史密特“百分之百就是阿道夫·艾希曼”,然而,经调查证实,此人事实上同纳粹毫不相干,二次大战之前他就居住在这条大街上,整条大街的居民连“艾希曼”这个名字都从没听说过。被赫尔曼断定“只是打掩护的稻草人”房客达古特和克莱门特如今也都已“搬家”,“去向不明”。另一方面,在欧洲,由于艾希曼的朋友、亲戚的谨慎和紧张,游客没有更多的进展。至于从德国官方途径得到有关艾希曼一家的线索材料更无法奢望,因为德国在欧洲各国的领事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愿意透露艾希曼的妻子维拉的护照是用什么名字颁发的。至此,派去的特工人员都有些偃旗息鼓或想放弃了,他们不相信顺着这条线索能钓到大鱼。但哈雷尔绝不允许“事情半途而废”,他鼓励部下说,把屠杀和残害犹太人的罪犯,送交一个由以色列法官组成的法庭,这在犹太历史上,将是一件有特殊意义的事情。
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女特工迪娜·罗思想出一条妙计。根据摩萨德特工人员掌握的材料,3月3日是阿道夫·艾希曼的一个儿子的生日,如果利用这个机会找到艾希曼的儿子,借口给他赠送礼物,应该不会引起别人注意。一旦找到了艾希曼的儿子,再通过他儿子的关系顺藤摸瓜寻找艾希曼的下落就不难了。于是她假装是个十分痴情、又甘愿单相思的女子,让一位小听差转送自己准备好的生日礼物,并请保守秘密。不明就里的小听差非常乐意在一个神秘而充满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里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他毫不费劲地完成了任务。当天晚上,迪娜·罗思将一份秘密报告从布宜诺斯艾利斯传向特拉维夫。见到报告后,乐不可支的哈雷尔立刻中断了其他工作,组织增援力量赶赴阿根廷,跟踪寻迹。同时,哈雷尔加紧行动计划的制订工作,以便在克莱门特是艾希曼的假设一经证实,就能立即付诸实施。
而在阿根廷的特工们,则通过跟踪金发小伙子终于找到了狡兔之窟——圣费尔南多区一幢孤零零的平房。在秘密监视过程中,他们将房子的布局及周围的环境进行了拍照,同时为了证实房间的主人就是行动的对象,他们还趁着1960年3月21日是艾希曼夫妇的银婚纪念日,注重家庭观念的艾希曼这一天他肯定会回来的机会,将当天中午11时45分出现在圣费尔南多区加里保迪大街一位50多岁、衣冠楚楚的男子进行了拍照。很快证实,此人就是艾希曼。
必须行动了,哈雷尔再次向本·古里安总理请示机宜,他告诉总理,逮捕艾希曼是摩萨德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艰巨的任务。他本人亲自前往阿根廷指挥这次捕获行动是至关重要的。
本·古里安总理当即表态:“把他弄到以色列来,活的更好,死的也行!”
捉拿艾希曼的决定已经下达,关于捉到了艾希曼将其运送回以色列收审是否合法的问题,在已经得到法学家的肯定回答之后,需要解决的是如何运送及运送工具的问题。这件事情必须秘密地进行,绝对不能让阿根廷官方知晓。哈雷尔最初考虑了派专机运送,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董事长告诉他,以色列航空公司没有开辟直接飞往南美区域的航线,但是可以以开辟航线作首次试航为理由加开一班航机,因为这个想法的确已经构思过。这个问题似乎就这样解决了,但是后来发觉是多么地不具有可行性,因为那时正是旅游高峰时期,进行试航不免让人猜疑。至于海运,则速度太慢,而且沿途要停靠几个外国港口,同样惹人注意,比空运更为危险。就在这个时候,报纸上偶然登载的一条新闻启发了他:阿根廷举国上下正在操办独立150周年的庆祝活动,阿方已向以色列领导人发出了参加5月20日庆祝活动的邀请。哈雷尔当即从外交部方面获悉,政府方面对这次派人员前往南美参加国际活动十分重视,准备派出一个高级代表团赴布宜诺斯艾利斯。哈雷尔派人员向外交部建议,应派一架专机送以色列代麦团去南美国家参加庆祝活动,这不但可提高以色列的国际威望,而且可以鼓舞在南美洲的广大犹太人的士气。外交部方面采纳了哈雷尔的这个建议。
哈雷尔再次找来以色列航空公司的董事长和经理,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此次要求更为详细一些,董事长料到必定有重要事情发生,他答应为哈雷尔和他手下人员提供航空公司可能提供的一切帮助。就在他离开哈雷尔的办公室的时候,扭头笑着问道:“是和艾希曼有关吧?”
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以及阿道夫·艾希曼警觉逃脱,哈雷尔作出决定,必须在5月11日前将艾希曼抓到手,并请以色列航空公司做好飞机于5月11日起飞的准备工作。
哈雷尔开始组织一个特遣队执行绑架任务。特遣队由11名摩萨德特工组成,全是哈雷尔从其下属中选拔的精干人员,他们都有在阿拉伯国家或世界其他地方出生入死的经历。另一个重要的入选条件是作为纳粹集中营死里逃生的幸存者,他们都有亲属死于纳粹之手,为了抓住像艾希曼这样的屠夫,必要时,他们甘愿牺牲。
特遣队进入阿根廷首都后,在费尔南多区的小旅馆里分散居住,一人一间。另外还租了一个房间和寓所。代号叫“堡垒”的房间是行动总部,代号叫“宫殿”的房间是艾希曼的囚禁室,其他房间备用,为的是一旦当局找到失踪的艾希曼则用作转移。由于准备了足够的而且可以乱真的证件,入住和租房工作非常顺利。
3
化名为克莱门特的艾希曼此时每天都处在以色列特工特遣队的监视之下。特工人员不久就掌握了艾希曼的活动规律:每晚7时40分左右,乘坐203路公共汽车,然后步行回家。一直从事谍报秘密工作的艾希曼当然懂得“隐身”之道,潜伏到阿根廷后,他不但改名换姓,而且经常变换地址,日夜提防犹太人的追杀。不能不说他不小心谨慎,只能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而已。
实施绑架的日子临近时,阿根廷政府礼宾部门突然通知:由于组织方面的原因请以色列代表团把抵达时间延至5月17日之后。据称,唯有这样,才能保证对以色列官员“隆重而体面”的接待。哈雷尔当即处于进退维谷的险境:绑架行动如果延长,夜长梦多,艾希曼说不定就会乘乱溜走。但是,抓住了艾希曼之后,距以色列班机来到尚有一周时间,怎样才能把艾希曼在阿根廷藏上一周,又不让阿根廷警察发现蛛丝马迹呢?
哈雷尔决定在阿根廷另外租两处公寓,预备用作隐匿艾希曼的场所。其中一间,是所乡村别墅式建筑,距艾希曼住宅约有三小时路程。另外一间在城中,哈雷尔故意让一对摩萨德特工夫妇搬去居住,甚至还特意购买了几件时髦的新式家具。他的指导思想是,狡兔三窟,万一阿根廷警察发现艾希曼失踪,在全国进行大搜捕,这两处藏身之所就是他们的避风港。
行动在即,哈雷尔在代号“宫殿”的据点召集直接参加绑架行动的几名特工人员开会,要求他们务必小心谨慎,使绑架行动出色完成。万一失手,被阿根廷警方逮住,要一口咬定自己是出于对纳粹罪犯的刻骨仇恨,而自行采取行动。从未受任何人或任何组织指使。若发现艾希曼逃脱,企图寻找阿根廷警方保护,在万不得已情况下,可当机立断把他击毙。在这次碰头会上,哈雷尔与特工人员经过讨论后,拟定了绑架艾希曼的具体行动计划。
5月11日,执行任务的特工们准备就绪后于19时25分,分别乘车到达目的地。这时,第一辆车停在离202号公路交叉口大约10米的加里保迪大街上后,特工人员假装汽车出现了故障,打开车盖,站在对象走来时不会注意的地方,摆弄着发动机,好像在排除机器故障。伊利下了车后向后走了40步,测量预计和艾希曼相遇地点的距离。然后,他站在车的左侧,也弯身俯向发动机。两眼却高度警觉地注视着远方。另外两名特工人员则坐在车里,头贴着车窗,窥视外面的动静。第二辆停在202号公路上的汽车也打开了车盖,一名特工一本正经地装作排除汽车故障,而坐在车上的特工人员睁大眼睛,盯着公共汽车站的方向。他们打算一俟艾希曼到来,立刻将汽车前灯调亮到最高亮度,使他眼花缭乱,不走近眼前就看不见第一辆汽车。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公共汽车已经过去了两趟,可“克莱门特”艾希曼却迟迟不见人影。手表指针指向20点5分时,焦急的行动负责人埃勒达德用袖珍无线电对讲机请示哈雷尔,得到的答复是:五分钟内如果不见“猎物”,即全队撤回。埃勒达德等人也不甘心就这样两手空空回去了。
就在这时,终于又开来了一趟班车,一名乘客在街道售货亭旁边的站台上下了车。
“就是他!”一个摩萨德特工悄悄对身边的同事耳语道。只见在朦胧夜色中,艾希曼正向他们走来。
“开灯!”随着一声低沉的命令,两束强烈的汽车灯光直射到艾希曼脸上,把他照得眼花缭乱。
这时,第一辆汽车上的特工人员也完全做好了准备。伊利假装散步似的向艾希曼走去。远方的闪电此起彼落,雷声隆隆,但雨仍然没有落下来。
艾希曼缩在大衣内。衣领翻起,双手插在口袋里,逆着寒风稳步朝伊利迎面走来。两人之间的距离相距15米,伊利已经听到对方的脚步声。艾希曼双脚落地很用力,而且有规律,显然是受过正统的军事操练。
伊利快步朝对方走去,在离对方只有五米时,他用简单的西班牙语开口道:“不准动!”
艾希曼一怔,收住了脚步,他的目光透过黑框眼镜,端详着伊利。他似乎意识到事情不妙,突然惊慌失措双脚向后退了一步。
没等艾希曼完全反应过来,伊利迅速将其制服,第一辆车上的特工人员也飞快地赶来,转瞬间就把艾希曼塞进了车的后座。待在车上的特工人员已发动了汽车引擎。整个行动从开始到结束还不到一分钟。夜色下,第二辆汽车上的特工看见第一辆汽车移动时,立即尾随在后,然后又加快速度,超过第一辆汽车,在前面开道,按预定的路线前进。
此时,车中的艾希曼已经被五花大绑。他的头部被一名摩萨德特工粗壮的大腿紧紧夹住。车内没有任何人讲话,他听到的唯一一句话,是用德语说的:“别动,否则立刻干掉你!”
20分钟后,第一辆汽车驶人“宫殿”的院子,摩萨德特工人员关好房门,第一次仔细看着从车上拖下的、已经有气无力的囚犯。让摩萨德特工感到意外的是,艾希曼此时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合作态度。在他们面前,这个神经紧张、语言悲怆的老人,已经完全失去了当年身着党卫军军服、令无数犹太人恐怖万分的党卫军军官的威风。他们很难想象,面前这个面貌善良、卑躬屈膝、唯命是从到令人肉麻地步的人,竟会是那些险些征服全球的纳粹党党魁之一。
艾希曼被拖到房间中央,特工人员脱去他的衣服,刺在他身上的一处“”字标记立刻出现在众人的眼前。这是当年纳粹党卫军组织的血腥符号。特工们给他套上根据他身材买来的睡衣。伊利和另一名特工挟着他放倒在那张铁床上,一条腿用铁镣同床架锁在一起。开始讯问。
“你的社会党党员证的号码是多少?”
“889895。”对方的声音像是重病人发出痛苦的呻吟。
实际上,单凭这个回答就可以证实眼前的囚犯、化名克莱门特的人就是罪恶滔天的纳粹头目阿道夫·艾希曼。因为没有别人能这么熟悉艾希曼在纳粹党内的编号。尽管如此,摩萨德特工还是想从对方口中证实所掌握的情况。
“很好!现在我再问你一次,你的真实名字是什么?”
囚犯全身颤抖起来。也许他这时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刚才说出的党证号码将自己出卖了。沉默了好一阵子,囚犯才结结巴巴地说:“阿道夫·艾希曼。”说完,全身一阵痉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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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物已经捕捉到手,现在就是如何成功运送回国了。
哈雷尔把看守艾希曼的任务交给两名训练有素的特工人员负责,他带领其他特工人员去对运送一事所涉及的情况进行调查。
然后派遣一名在一次精心策划的“车祸”中得了“脑震荡”的特工住进了当地的一家医院,这位“病人”住院后,表现出智力状况每天都在缓慢地好转,不久他就得到了一份由阿根廷医院签署的医疗证明和一份允许他返回他的祖国以色列“继续治疗”的许可证。5月20日,“病人”按计划出院,并将所有的文件交到了那位精于伪造证件的摩萨德特工手里,两个小时之后,医院的证明上,换上了艾希曼的照片和姓名,并有一行小字写下了他的面目特征。现在,即使阿根廷人拦住“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工作人员专车”挨个检查证件,特遣行动小组的特工也能对“机组成员”艾希曼神志不清的神态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他出了一次车祸。同时,递上一张真正的医院诊断证明。
1960年5月20日20时,在秘密别墅中,艾希曼被套上了“埃勒·粤勒”航空公司的制服,特遣队的医生,将一针特制的麻醉剂注入他的肌肉中。10秒钟以后,艾希曼就对周围的一切失去了知觉,只能在两个人的搀扶下行走,在外人看来,他成了一个典型的脑震荡患者。
到达机场后,哈雷尔便让同事把机场候机室餐厅角落的一张饭桌全部占满,以防止最小可能的意外。他周围,是几百名正在进餐的机场工作人员、各国旅客和阿根廷边防警察。通过机场护照检查那一刻时,检查出人意料地正常,检查人员甚至对“脑震荡患者”的病症表示了同情。最后这些使用假护照的犹太人以及“脑震荡患者”全部通过了海关和护照检查。哈雷尔轻轻地长出了一口气。刚一上飞机,两名摩萨德特工便把艾希曼塞进位于飞机前部的头等舱室。在艾希曼的周围,坐满了“机组其他成员”,他们一个个佯装呼呼大睡。应哈雷尔的要求,飞机驾驶员减弱了舱内灯光。在昏黄的灯光下,每个人的面部都变得模糊了,为了对付阿根廷方面对飞机可能的“例行检查”,哈雷尔不愿冒任何风险。此时的哈雷尔失去了以往一贯的沉着与冷静,急切地盼望飞机的起飞。据哈雷尔事后回忆,这是他一生中最难熬的时刻。
5月21日0点,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塔台,向以色列601号“不列颠”式飞机,发出了“起飞”的命令。
此时,在飞机上,机长经哈雷尔同意,向机组人员宣布了此次飞行的特殊意义。有一位机械师得知以后,激动得埋头痛哭起来。
24小时之后,飞机顺利降落在以色列利达机场。哈雷尔在机场上把一切安排停当,让随机的摩萨德特工人员处置艾希曼,他立即驱车前往总理官邸,本·古里安总理正在办公室等他。哈雷尔十分兴奋地向本·古里安总理汇报:“我终于把阿道夫·艾希曼带回来了。他踏上以色列国土已经有两个小时了,要是您批准,我就把他立即移交给以色列警察局。”本·古里安总理也很激动,但他沉思着,没有马上表态。过了一会儿,他简单地问了一句:“能完全肯定他的身份吗?”
“绝对肯定。”哈雷尔回答得果断,干脆。
“那么由法官签发逮捕令,我同意把罪犯移交给警察总监。”本·古里安总理下了命令。
5月23日,本·古里安总理召开以色列内阁部长会议,把摩萨德捕获艾希曼的情况通报给部长们。当天下午3点50分,当本·古里安总理步人议会大厅时,整个会场已是人头攒动,人们或在大声谈论,或在默默地揣度。本·古里安总理站起来了,顿时会场鸦雀无声。他预先拟好的声明十分简短,言词平淡无味,避免带有感情色彩。但这个从14岁就投身犹太复国运动、被人称为有着“钢铁般意志”的犹太政治领袖这一次仍然克制不住,激动得连声音都颤抖了。他宣布:“尊敬的议长和议员先生们,我必须向你们报告一个好消息。不久前,以色列特工部门在南美洲某个地方找到,并且抓获了罪恶累累的前纳粹罪犯阿道夫·艾希曼。现在,艾希曼已被拘在以色列的监狱里。不久,一个由犹太法官组成的法庭将对艾希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进行审判。”
话音刚落,会场死一般地沉寂。突然,一个议员抽泣起来。紧接着,热烈的欢呼声和经久不息的掌声震耳欲聋。
本·古里安总理的话犹如雷鸣闪电一般很快从以色列议会大厅传遍全国,传到了世界各个角落。
整个以色列沸腾了,人们欢呼着英勇、机智的特工人员的功绩。在议会大厅,全体与会者都把目光移向了哈雷尔。此时的哈雷尔与直接参与这次捕获行动的特工人员当然同样是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然而,他们内心却涌动着复杂的感情。1000多个难以成眠的日日夜夜,在阿根廷茫茫人海中的无数次搜捕。此刻,在他的内心,正涌动着一种复杂的历史感情。在他看来,可以把犹太人过去几十年在纳粹铁蹄下遭受的迫害和屠杀浓缩成一句话,一个结论,但是只有亲身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才能真正深切体味“复仇”这两个字的真正含意。
但此刻,他一句话也不想说。
对艾希曼的审判是旷日持久的。为了防止在场旁听的观众表现过于激动而当场刺杀艾希曼,在审判时,特地设立了一个上面敞开的玻璃罩,而艾希曼就站在玻璃罩里面接受审判。在审判的法庭上,面对丰富的铁证,艾希曼竟然良心发现,说:“我早应该把子弹射进我自己的脑袋。”在数不清次数的审判中,旁听的观众由于忍受不了触目惊心的事实,竟有人不止一次地晕倒在法庭上。
直到1962年的5月29日——事隔两年以后,以色列最高法院才判处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屠杀大批犹太人的直接责任者——阿道夫·艾希曼——死刑。
艾希曼在临刑前对押解他的一个以色列官员说:“希望你不久就会走上我这条路。”这是他生前的最后一句话,而听他说话的人叫艾坦——若干年以后,他当上了拉卡姆的局长。
1962年6月1日晨,太阳还没露出地平线,濒临地中海的以色列海法港外的海面波光粼粼,碧波万顷。一艘以色列海军小艇风驰电掣般地冲向大海。当小艇驶出以色列领海时,一名戴白手套的以色列海军军官把一个铁皮罐抛入茫茫大海。旋即,小艇转头返航。被扔入大海的铁罐里装着艾希曼的骨灰,以色列人要把骨灰抛在远离海岸的波涛中,因为他们不能让自己的头号敌人的骨灰玷污犹太人神圣的故乡。一场曾缠绕了千千万万犹太人的恶梦结束了。
阿道夫·艾希曼曾经是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主要工具,是纳粹德国行将崩溃前执行丧心病狂的“彻底解决方案”的负责人,在被屠灭的600万犹太人中,大约有200万犹太人的死跟他有极其紧密的关系。尽管惩凶艰难,但是,艾希曼最终还是受到了正义的审判。艾希曼案件实际上延续了纽伦堡审判创立的规则:一个人因为接受军事命令而犯下罪行,他将承担作为一个人的法律责任,没有豁免权。实际上,这是一个人类生存的底线伦理与罪恶职责的冲突,来自自然法的正义观念维护人类生存的底线伦理。
第四章
中东战争王牌间谍:潜伏在叙利亚总统身边的伊利·科恩
1962年,为对付埃及与叙利亚,以色列两大王牌间谍伊利·科恩、沃尔夫冈·洛茨被分别派往叙利亚和埃及,从事间谍活动。伊利·科恩成功地打入叙利亚的高层核心内部,成为后来叙利亚总统的哈菲兹将军的密友,出入于政府首脑机关,差点儿当上了国防部长。利用这种关系,伊利·科恩窃取了叙利亚大量绝密的政治、军事情报。1965年被叙利亚反间谍机关当场抓获,经多方营救无果后,于5月被叙利亚当众绞死。同年3月,洛茨也被捕并处以终身监禁。1968年以色列用战俘将他换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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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的伊利·科恩,一直到32岁才移居以色列。他从小就是一位虔诚的犹太教徒,原本想在当地犹太居民区当一名传教士。但成年后,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运动已经席卷了中东地区,同当时在埃及的大部分犹太青年一样,科恩很快也卷入其中。而且他比别人走得更远,他加入了由塞缪尔·阿扎尔领导的一个非法的犹太人地下组织。科恩第一次去以色列就是受这个地下组织派遣,目的是去学无线电通讯技术,以便在即将采取的“苏珊娜行动”中进行联络。“苏珊娜行动”的失败导致他也被埃及保安机关抓去盘问,但能言善辩的科恩最终使埃及人充分相信,他与“苏珊娜行动”没有任何联系。自由后,虽然他还在为一个主要由当地人负责的秘密的犹太人移民组织做些工作,但以色列情报机构已不能再让他在埃及从事间谍工作了。这不仅是因为埃及人肯定会怀疑他,而且还因为有一条规定重新严格地付诸实施了。这条规定是:绝不能招募犹太人在他的居住国充当间谍。
1957年科恩来到以色列。他最初在国防部当译员,负责翻译阿拉伯文报纸上的材料。三年后,厌烦了翻译工作的科恩离开了国防部,到以色列工人总工会经营的工业公司当了会计。但以色列情报部门没有放弃他,他们认为他有着从事谍报工作的潜力,早年所接受的基本训练及实际活动经验,加上他曾长期在阿拉伯国家生活,这些都是极好的条件。尽管派他去埃及已不可能,但派到叙利亚这个非常难以渗入的阿拉伯国家完全是可以的。而且他小时候有过一段叙利亚阿勒颇的生活经历,他甚至还能使用叙利亚方言。另外,尽管科恩有着坚定的爱国心,但相比以色列来,小时候的耳濡目染使得他更倾向于阿拉伯的生活方式及文化,在以色列生活几年以后,他开始怀念阿拉伯的生活方式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已婚的科恩很快就被同意充当以色列的特工人员。经过两年的刻苦训练和努力,他已完全能够胜任这一角色。
现在科恩要做的就是,以一个叙利亚人的身份获得叙利亚人的信任。要做到这一点可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同埃及不一样,叙利亚人有着很强的排外和敌视的心理,对外国人,甚至非叙利亚籍的阿拉伯人都充满疑虑。虽然伊利·科恩的祖辈是叙利亚的犹太人,有许多天生的有利因素,但他犹太人的身份和那段在埃及生活的经历显然是不能暴露的。于是,伊利·科恩精心准备了一份履历表,以色列情报部门也为他编造了一份与其经历尽可能相近的毫无漏洞的身份证明。
改名为卡马尔·阿明·塔贝斯的科恩1930年生于贝鲁特,父母是叙利亚人。1933年全家移居亚历山大,1947年又迁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成年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办起了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并因而富裕起来。这一经历是符合那些因贫困、战乱和上世纪的革命而颠沛流离的成千上万个阿拉伯家庭的情况的。因为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地,就有50多万阿拉伯人,其中叙利亚人占很大一部分,所以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在这些人中间生活。如果说他的叙利亚口音还不很纯正,会引起别人的疑心的话,这也不难做出解释,因为他基本上是在埃及和拉丁美洲长大的。如果他看上去对埃及的了解比对叙利亚还多的话,那是因为他过去曾在埃及待过。
1961年年初,科恩第一次用卡马尔·阿明·塔贝斯这个名字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以便在拉丁美洲建立他所需要的关系。他的进出口贸易公司,依靠以色列情报部门提供的大笔资金,很快兴旺起来,这使他有条件同叙利亚上层侨民之间和其他阿拉伯人往来。几个月里,科恩就同这些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这些人的帮助下,科恩非常顺利地进入了大马士革,并且很快就建立了自己的交际圈。尤其是年轻的阿尔赫申,由于其在大马士革商人中享有极好的声誉,他的引见自然让朋友们对科恩深信不疑。而且科恩在进出口业务上的精熟和他温文尔雅的举止、适度的爱国主义表现,使他获得了很多在大马士革与他相遇的人的同情和友谊。他在市中心的阿布鲁马纳区找到了一套十分雅致的公寓,在门前挂出了一张招牌:进出口贸易公司——塔贝斯。附近住着许多叙利亚军官,不少经销处、银行和工业公司的总部以及一些大使馆也设在这里,使他不至于引起怀疑。这套公寓正好对着叙利亚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这使他可以密切地观察对面叙利亚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大楼进进出出的人们。在连续监视了几个晚上之后,他注意到只有五间房子的灯是彻夜不熄的。因而他推测那是夜间值班员住的地方,并断定这些房子是属于“军事情报作战处”的。这段时间,大马士革总的看起来是平静的,因为在总参谋部除了那五间房子之外几乎是一片漆黑,这是风平浪静的标志。
1962年3月8日晚7时,大马士革电台广播:“今天我们英勇的士兵给犹太复国主义者以粉碎性的打击。叙利亚军队摧毁了在加利利海面上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战船,敌人遭到严重损失,他们在叙利亚军队到达前就撤退了。”
这条消息使科恩提高了警惕。他躲在能看得见总参谋部的窗帘后面,细心观察起叙利亚总参谋部的情况。通过几天的观察,伊利·科恩注意到,自加利利海面上的事件发生以来,大马士革街头出现的军车,特别是坦克运输车的数目增加了。这些似乎预示着即将发生突然的武装政变,但同时也还有一种可能:首都的这些军事骚乱是由于以色列边境上的紧张局势而引起的。接下来的一天,他很惊讶地看到总参谋部所有房间的灯又都亮了。连续几天晚上都是如此。科恩立刻将自己所见所思通报特拉维夫,认为叙利亚反常的部队调动是直接针对以色列的。果然,第二天,以色列军队从叙利亚边境前沿阵地得到的消息使他的情报得到了证实。以色列方面对此作出的反应是加强在加利利沿海阵地上的力量。3月16日,战斗爆发,第二天凌晨便结束。以色列军队大获全胜。
三天后阿尔赫申的不期而至给科恩带来了一位不平常的年轻朋友,陆军中尉马阿齐·扎赫雷丁,他的叔叔是叙利亚陆军总参谋长阿布德尔·卡里姆·扎赫雷丁。年轻的中尉同科恩一见如故,他们坐在一起边喝着咖啡边聊天,无所顾忌地讨论着政治和军事问题。科恩的见多识广让几乎从未有过外国旅行经历的马阿齐·扎赫雷丁非常佩服,再加上科恩时不时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和理想更是赢得了马阿齐·扎赫雷丁的极大信任,三人聊得很投机,并相约等局势稍微平静些时,到前线去旅行一次。与此同时,这个参谋长的侄子又为以色列间谍提供了一条十分重要的消息。年轻人告诉科恩,纳哈拉威旅长正和政府争吵,他很快就会给政府带来某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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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掩饰自己的身份,尽管边境上的局势仍然紧张,科恩还是忙着办理进出口的业务,他已和大马士革的一些制造商和经营商接触,目的是使他们对欧洲,特别是对慕尼黑和苏黎世出口手工制品感兴趣。他很谨慎地告诉他们,他和欧洲的一个实力雄厚的进出口公司有联系。公司的主要分部在慕尼黑和苏黎世。他经营的品种有桌子、古董、珠宝、各种皮革制品和各种地方产的艺术品。按照他的观点,这些物品在欧洲有较好的市场。科恩和他的欧洲贸易伙伴的总代理人(也就是他的朋友)“常驻理事”塞林杰之间频繁进行信件交往。正是通过这种通信方式,科恩把搜集到的各种情报,甚至缩微胶片转交给以色列情报局。后来,家具的夹层也成了存放密件的地方。
接下来的两个月,叙利亚政治局势动荡不已。纳哈拉威旅长发动的政变推翻了“软弱”的旧政府,不久,一支由“自由军官”率领的军队又把纳哈拉威赶下了台。在这期间,叙以边境显得较为平静。正是通过科恩递送的情报,特拉维夫对叙利亚的政治局势了如指掌。
在这前线平静的时期,科恩和他的两位朋友阿尔赫申和马阿齐在叙利亚前沿阵地上进行了一次愉快的旅行。科恩查清了叙利亚的军事布置,如火力点、迫击炮的型号、重火力点的位置、德国式坦克以及前苏联的无后坐力炮的数量和位置等,并电告了以色列情报局。
1962年夏天,大马士革局势相当平静,叙利亚国内政治形势总的来说已平定下来,和以色列接壤的边境地区再没有发生武装冲突。科恩在接到让他回以色列的命令后,他告诉他的朋友阿尔赫申和马阿齐,他打算去欧洲办些商业上的事务。科恩绕道苏黎世、慕尼黑回到以色列。在以色列情报局,科恩草拟出一个又一个报告,详细地记下了他所了解的有关叙利亚政治、经济局势和军事力量方面的一切情况,并对其中的一些疑惑做了详尽的回答。他的上司告诉他,为安全起见,他得改用新的密码系统,他们还为他配备了一台最新式的德国发报机。除了继续搜集政治、军事方面的情报外,上司又交给他另一项任务,就是获取叙利亚人有关乔登河的河道改道计划。据说叙利亚政府计划使乔登河的水从加利利海改道,转引向南部。这一计划将对以色列前线阵地发生影响,因为以色列为了改造本国沙漠,也制订了一项从加利利海引水的庞大计划,到目前为止,该计划已花费了2500亿,并计划在年底还要花费4000亿。如果叙利亚乔登河上游水的改道计划成功,那么加利利海水位就会下降,以色列的引海改造沙漠计划无法实现,它将会遭到沉重的打击。
科恩于7月底回到了大马士革。不久,科恩在他的寓所举行了一次宴会。他所有的叙利亚朋友都参加了宴会,其中有阿尔赫申、马阿齐、阿乐德,还有他在去欧洲之前新结识的许多商人。在这次宴会上他结识了叙利亚宣传和新闻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年仅32岁、担任国家广播出版局局长的乔治·塞夫。他是阿尔赫申的朋友。跟马阿齐和阿尔赫申一样,塞夫也热衷于巴黎夜总会脱衣女郎最近的桃色新闻。科恩为投其所好编的那些风流韵事,让他神魂颠倒。
性情活泼的塞夫显然很高兴能与科恩相识,在聊天中,塞夫告诉科恩自己的工作性质让他有机会参加一切官方会议,可以随便出入政府的所有部门,同部长们关系都很好。科恩适时地表示自己的羡慕和钦佩之情,这让塞夫很高兴,当即递给他一张名片,并邀请他在自己上班的时候,可以到他的办公室去找他,科恩对他的邀请表示十分感谢,并说有时间一定去拜访他。
一周之后,科恩前往新闻部拜访塞夫。塞夫热情地欢迎了他,并把他介绍给同事们。他们在部里的餐厅喝咖啡时,科恩很自然地谈起阿根廷的往事,并提到了他在阿根廷的那些叙利亚朋友,这中间当然就包括原驻阿使馆武官、现已返回叙利亚的哈菲兹将军。说想去拜访一下将军,对他的回国表示祝贺。同样也与哈菲兹将军私交颇厚的塞夫爽快地答应为他们安排一次会见。几天后,他就带科恩到将军家去登门拜访了。将军的住宅离科恩在繁华的阿布鲁马纳区的寓所并不远。
哈菲兹将军非常欢迎他的来访,甚至临别时还说:“记住,我的家就是你的家。”
不久,这位称他为兄弟的将军登上了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主席的宝座。有了与将军的这层关系,从此之后,科恩从访问将军的新闻部中获得了不少情报。
科恩与塞夫的接触越来越频繁。由于他经常去塞夫的办公室,部里的门房一眼就能把他认出来,不用他出示身份证就放他进去。塞夫与科恩很快就成了要好的朋友,他们之间的关系超过了科恩与阿尔赫申和马阿齐的关系。塞夫常在科恩的公寓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谈政府内部的小道消息。科恩把这些情报都电告了特拉维夫。比如,关于一个叙利亚代表团访问苏联时要求后者帮助进行河流改道工作的情报,科恩从塞夫那里得知,苏联并没有拒绝这个提议,只不过不急于实施这项工程。
在这期间,塞夫在新闻部的职权也扩大了,他被授权在政治方面监管大马士革广播电台几种语言的对外广播,他的升迁对科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塞夫的致命弱点就是沉溺于女色。那年初秋,塞夫建议在科恩的寓所暗地组织一次“绝妙的宴会”,邀请他的朋友哈图姆上校及两三个与他们相好的姑娘参加。哈图姆是叙利亚精锐的伞兵部队“突击队”的司令。这时塞夫与科恩打得火热,他俩每周都要碰两三次头。科恩非常乐意地接受了塞夫的建议,举行了宴会。塞夫仍旧带着他的女秘书,她身材丰满,有着一头乌黑的头发和一双闪亮的大眼,对她的上司一往情深。哈图姆的女伴是土耳其驻大马士革使馆的一个低级雇员。科恩非常得体地让这位魁梧强健的将军很快解除了戒心,并经常组织这种私人聚会,使得有机会与塞夫、哈图姆会面,他也经常慷慨地把他的寓所借给塞夫和哈图姆与他们的情人进行幽会。塞夫和哈图姆对他越来越信任,在他面前没有任何忌讳,闲谈中,自然不断地将一些有用或无用的情报泄露给了科恩。有一次,自负的哈图姆上校直言不讳地谈了他对叙利亚当权者的看法,说他们胆小如鼠,优柔寡断,还说现在是该改变这一切的时候了,为了显示叙利亚军队的强大,他说出了叙利亚部队的全部编制情况:“我们突击队有两个装甲师,五个步兵师,四个战斗机飞行中队。可我的比所有这些部队加起来还要强。我手下的人都是些受过良好训练的硬汉子,他们决不会畏惧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为了祖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对这些谈话,科恩都奉为至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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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2月,叙利亚恢复了对以色列的敌对行动。他们以在加利利海岸的防区遭到破坏为借口,从那里向海上捕鱼的以色列人开了火。同时,在特尔卡茨基布茨,以色列农民在一块紧靠着边界争议地区的狭长地带耕种时,也遭到来自叙利亚的袭击;在北部边境靠近达恩河源头的地方,叙利亚还袭击了以色列的一支巡逻队。
局势又一次开始动荡起来。双方都准备采取极端的行动。
从马阿齐·扎赫雷、乔治·塞夫和哈图姆上校那里,科恩不断地获得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加上他还亲自搜集的有关政治动向的情报,不断地发往特拉维夫,并且很快都被转送给以色列军方和总理。由于当时整个边境地区暴雨倾盆,遍地泥泞,叙利亚暂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但科恩从大马士革发出的电文告诉以色列当局,虽然边境驻军司令哈里里上校迫切要求发动全面进攻,但大马士革政府踌躇不决,担心遭到反击。根据这份情报,以色列军队宣布在整个北部地区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看到以色列已经有了防备,大马士革显然打算要停止挑衅,以色列边境地带的拖拉机手抓紧雨后初晴的日子,又开始耕种他们在边界附近的田地。这次,叙利亚方面不再开枪干扰他们的耕作了。
在圣诞节之夜,科恩和乔治·塞夫和哈图姆上校之间的关系更加深了一层,他们甚至要求科恩将寓所的钥匙借给他们,方便他们同情人幽会。科恩没有什么理由不同意。
1963年春季,叙利亚政局发生剧烈变化,已经赢得充分信任的科恩被告知,年仅37岁的前线军队总司令哈里里上校已全部控制了驻扎在叙利亚边境的几个师,他目前正在总参谋部策划一场反对大马士革文官内阁的政变。科恩通过密电把这一情况报告了特拉维夫。
特拉维夫的秘密情报专家们都认为科恩关于“叙利亚可能会发生政变”的情报只不过是当地无足轻重的传言。但这个传言在一个月后就得到了证实,3月8日深夜至第二日凌晨,哈里里率领他的部下发动了政变。政变结束的当天,在特拉维夫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秘密情报局的发言人向新闻界人士披露了这一消息。
政变成功后,现政权采取了与前政权截然不同的执政方式,它使叙利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样,这位以色列间谍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哈图姆上校在这次政变中起了主要作用,他指挥部队在凌晨发动了攻击,占领了科恩寓所对面的总参谋部和大马士革广播电台。由于科恩和政变者的这些关系,尤其是同属复兴社会党骨干的哈菲兹登上了新政府内政部部长的宝座,并任叙利亚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后,他成功地打入新政权的核心领导集团。他与其中的很多人的私交都很厚。
不久之后的一天中午,科恩和他的朋友们在他的寓所安排了一次大型聚会。两年后,这次聚会被称为叙利亚历史上的“革命的狂欢”。乔治·塞夫、哈图姆和其他几人参加了这次聚会。参加聚会的还有一群叙利亚姑娘以及哈图姆带来的“复兴社会党的一颗新星”——萨拉赫·戴利上校。聚会从“为复兴社会党胜利干杯”开始,以最放荡的纵欲结束。
1963年夏天,在科恩以到阿根廷办事为借口准备起程返回以色列之前,叙利亚政局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军方领导人进行了一次大换班,总参谋长哈里里被秘密撤职。哈菲兹将军飞快地登上复兴社会党的最高领导地位,6月27日又以“铁腕人物”的面目登上了革命指挥部国务会议主席的宝座。这个相当于国家元首的显赫职位还满足不了他的欲望,他又任命自己为军事总监、武装部队总司令和复兴社会党的主席。作为老朋友的科恩自然也捞到了不少好处,哈菲兹特意请他到莫海亚林宫去参加一次大型招待会。
就在科恩在马士革如鱼得水之际,以色列情报总部虽然很不情愿再给这位优秀的谍报人员增加更多的负担和任务,以免他暴露,但有两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已迫在眉睫:第一,叙利亚改道约旦河的计划好像已进入实施阶段,这将会破坏以色列的大部分灌溉计划;第二,有根据认为叙利亚将得到苏联提供的新式武器装备,其中包括米格-21战斗机,它比过去威胁着以色列的米格-19战斗机速度更快,战斗力更强;另外还有和埃及一样的配备着科玛导弹的小型舰艇。特拉维夫急需科恩从他那些要员朋友们那里,探听出一切有关这些方面的情报。
科恩一回到大马士革,就立即拜访了哈菲兹主席,并把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为复兴社会党筹措的1万美元的支票交给了他。还送给主席夫人一件貂皮大衣,这类贵重礼品是最尊敬的象征。主席及其夫人对科恩更增好感。不久乔治·塞夫同意他在广播电台做“海外侨胞们”栏目主持人的要求,并说由于生意太忙,只能不定期地从事这一工作。“海外侨胞们”节目的主要目的是呼吁叙利亚海外侨胞出力,支持革命的复兴社会党。科恩的播音十分清晰,他的家人和特拉维夫的上级从半导体中听到了他的亲切的声音。
在这段时间里,科恩并没有忘记把主要精力放在搞清叙利亚改道约旦河的计划上。
1964年在开罗召开了阿拉伯国家最高级首脑会议。根据会议决定,叙利亚应全力以赴完成改道约旦河的计划。科恩从哈图姆和戴利两位掌握计划内情的官员那里,了解到改道计划是沿着叙利亚高地(也叫戈兰高地)挖一条渠道,把巴尼亚斯河水引到约旦境内的雅穆克河里。这样,每年就从约旦河分流出1亿立方米的水。从以色列的观点来看,这是一项十分邪恶的计划,它的目的是旱死以色列。
科恩又通过大马士革各阶层的熟人,接近了两名负责实施计划的人。其中一位是黎巴嫩的工程师,负责渠道的施工。工程师对渠道的走向作了详尽的说明:渠道沿着戈兰高地修建,全长为44英里。另一位是来自沙特阿拉伯的公共工程承包商,承包商拥有许多美国推土机,他负责挖掘工程。科恩从他那里得到了许多从哈图姆和工程师那儿探听不到的细节。还有一份对以色列情报局最有价值的情报,即叙利亚政府委托南斯拉夫一家工程公司来监管这方面的工作。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科恩逐步把零星的情报汇集起来,向总部提供了有关改道计划的全部详细情报,其中包括渠道结构和地形的草图;弄清渠道施工期为18个月;在巴尼亚斯河上将建设一个大水电泵站,把河水提升到800英尺高的渠道上去。这些情报使以色列紧张起来。他们决定不惜使用任何手段来阻止计划的实施。科恩还亲自考察了叙利亚防御工事的规模和实力。甚至还参观了库奈特拉前沿地区的总指挥部,搜集到一些军事战略资料,这对以色列总司令部十分有用。
以下是这段时期内,这位派往大马士革的间谍发回特拉维夫的几条重要情报的标题:为隐藏15英里射程的苏制大炮而构筑的混凝土暗炮台的详细情报、可供装甲车和坦克行驶的数英尺深的战壕的详细情报(附草图)、运输200辆J-54型苏制坦克的第一手资料。最后,还有四架米格-19战斗机和飞行员的详细情报,以及最近才运到叙利亚的米格-21战斗机的一组照片。
当然,这些情报主要来自戴利上校、哈图姆上校和马阿齐中尉,还有不少是从国防部的其他一些军官、文职人员、那些复兴社会党上层的朋友们以及叙利亚军事情报局的局长那儿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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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月21日早上8点钟,伊利·科恩刚刚给特拉维夫发完一份电报。昨晚他和哈图姆一同进餐时,打听到哈菲兹主席召集叙利亚情报机构的上层官员开会,讨论合并巴勒斯坦组织的计划。据哈图姆讲,哈菲兹倾向于成立一支独立的巴勒斯坦突击队,在叙利亚指挥下在以色列搞破坏活动。主席建议以阿尔及利亚为榜样,改变对以色列的斗争策略,要通过巴勒斯坦人搞人民战争来收复自己失去的领土。
可就在他等待来自特拉维夫的指令时,突然,公寓大门传来一声巨响。他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门已被砸破了。他马上站起来,本能地把小型发报机藏在手里。三名身着便衣的人冲进房间,用左轮手枪逼着他,命令他举起手来。他还不知道,数十名叙利亚保安人员已经包围了这个街区。
指挥这次行动的是一个身材魁伟的军官,是叙利亚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苏米达尼上校。尽管科恩坚称自己是从阿根廷来的叙利亚商人。但这位享有“犹太第一谍”之称的以色列最优秀的间谍还是被捕了。就在被捕的当天晚上,在苏米达尼上校逼迫他向他的总部发一封内容由叙利亚军事情报机构拟定的电报时,科恩通过一点小小的指法的变化把他落入敌手的事告诉了特拉维夫。他在离开以色列之前与上级商定,如果他落人敌人魔掌,就用这种变换的指法通知上级。
三天后,大马士革电台受哈菲兹主席之命广播了一条官方消息,宣布当局捕获了一名叫卡迈勒·阿明·培贝斯的间谍。第三天,新闻界正式公布这个消息:“间谍的真实姓名为伊利·科恩,是名以色列军人。”
科恩的被捕在叙利亚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科恩被捕后的几天内,大约有500多名与科恩或多或少有些联系的叙利亚公民也落入法网,其中有17位是妇女,科恩的朋友沙伊赫·阿尔德、马阿齐·扎赫雷丁、乔治·塞夫亦未能幸免。哈图姆和戴利两位上校获得豁免。哈菲兹则赶快向新闻界讲述他那早有的高明的预感如今终于变为事实,并抢先一步公布这个消息,以免自己受到科恩的牵连。一时间最荒唐的谣言和报刊电台宣传在大马士革流传开来。科恩陷入一种利害冲突和流言诽语的包围之中,处境极其危险。
听到这个消息,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立即在特拉维夫召集当地各家报社的社长和编辑开会,向他们转达政府的意图:政府希望能在友好国家和海外知名人士的协助下拯救科恩的生命,报纸不要发表进一步的有关新闻,这样政府可以多方设法,采用各种手段营救科恩。同时,以色列在全世界范围内发起了一场大规模营救科恩的政治战和外交战。驻各国的以色列使馆都紧急动员起来了。以色列外交部和国防部的特派代表、非官方人士等都开始在各国对那些有影响的友人做工作、造舆论,以期对叙利亚政府施加压力。两个月后,对科恩的审讯结束。科恩还是被判了死刑。以色列又以加倍努力,投入新的营救工作。
哈菲兹主席收到曾给他动过手术的卡斯博士来信,呼吁“以生命的名义”免予科恩死刑。另外一名与哈菲兹有私交的住在大马士革的法国人也为科恩奔走,均遭到哈菲兹主席的拒绝。不少国家的首脑和知名人士,包括罗马天主教皇保罗四世、法国总统戴高乐和总理埃德加·宫尔、加拿大总理迪芬贝克、国际红十字会及数目惊人的美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及南美各国的国会议员、参议员、新闻界人士及各界重要人士都向叙利亚当局发出“对科恩免予死刑”的呼吁,都没凑效。比利时首相胡斯曼、东欧几个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甚至亲自到大马士革请求赦免科恩,但他们的请求同样被置之不理。
3月7日,以色列反间谍机关在海法逮捕了为叙利亚搞谍报活动的五名叙利亚特工人员。以色列立即公布了他们的名字,并提出用他们五人再加上前些时候被逮捕并判了刑的一名叙利亚间谍来换取科恩一人。但叙利亚仍然不予理睬。
直到科恩在大马士革的烈士广场被处死后,这种营救活动才告结束。
1965年5月19日凌晨3时半,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烈士广场,公开绞死伊利·科恩。大马士革电台在午夜前,才第一次广播了这则消息。
那些判处科恩死刑的人结果怎样呢?1966年2月23日,哈菲兹主席被复兴社会党右派推翻;1966年3月29日,戴利上校被控有通敌叛国罪而被投入监狱;1968年,苏米尼达上校政变未遂而流亡巴格达;哈图姆上校1966年2月23日发动政变推翻哈菲兹主席后,1966年9月8日又再次政变,但是没有成功,遂流亡约旦,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回国,立刻遭到逮捕,6月25日被判处死刑,次日枪决。
科恩的朋友马阿齐·扎赫雷丁被判处五年苦役,沙伊赫·阿尔德被判处10年苦役,乔治·塞夫被判处五年监禁。
科恩死后,在以色列秘密情报部门科恩的卷宗里已装满了他提供的各种情报,其中的大部分在几小时内就送给了驻守叙以边界的以色列部队。一年后,即1966年,以色列和阿拉伯人进行的那场著名的现代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凭借科恩提供的情报,以色列军队所向披靡,向戈兰高地发起猛攻,仅在几小时之内就占领了那个被大多数军人视为不可征服的堡垒。这时,在以色列军事情报局的机关里,人们为伊利·科恩举起酒杯,以示怀念。正是他建立了那别人无法建立的功勋,才使这次进攻取得成功。
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他已成了一位民族英雄。
第五章
身值9名将军加5000战俘的间谍王子:“东方佐尔格”沃尔夫冈·洛茨
沃尔夫冈·洛茨被誉为“东方佐尔格”。他幼年在德国生活,后移居巴勒斯坦。二战爆发后进入军队。1962年被摩萨德派往埃及。在那里,他以“德国游客”和“养马专家”为身份,广交埃及上层名流,并从这些名流那里获得了埃及最新式导弹、火箭、飞机制造等情报。由于这些情报,帮助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据了主动。1965年3月,洛茨被捕,被处以终身监禁。1968年以色列用战俘将他换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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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事戏剧工作的父母的熏陶下,1921年出生于德国曼海姆的沃尔夫冈·洛茨从小就表现出了极高的表演天赋。在柏林长大的洛茨于1931年进入莫姆森人文中学学习。不久,父母离婚,母亲为逃避希特勒政权对犹太人的迫害,带着洛茨移居到巴勒斯坦。洛茨进入了本西蒙的一所农业学校,在这所学校读书期间,他对马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学会了骑马、养马、相马和关于马的一切知识,这些知识在以后都派上了用场。
随着当地阿拉伯人与犹太移民之间的对立愈发尖锐,犹太人建立起自己的秘密军事组织哈加纳进行防卫。1937年,年仅16岁的洛茨加入了该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洛茨参加了英国军队。由于他精通德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英语四种语言,因此被派到埃及帮助审理纳粹战俘,并在埃及和北非度过了整个战争时期。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爆发,洛茨曾指挥一支由移民组成的缺乏训练的部队参加了拉特伦战斗。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时,已晋升为少校旅长的洛茨率部参战。
不久,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将沃尔夫冈·洛茨招募为特工。洛茨之所以被看中,就在于他曾经有过在德国的生活经历,加上他那身躯健壮、皮肤白皙、头发金黄的外表,这些都让阿穆恩足以认为他可以毫不费力地装扮成一个德国人。此外,他又很能喝酒,这也完全符合人们对于一个德国军官的一般想象,但更主要的还是看中了他内在的表演素质。他极善于与人聊天交往,并且很快便可以厮混得烂熟,成为知心朋友。他也适合扮演一个阔气大方又讨人喜欢的男子。从此,沃尔夫冈·洛茨开始了他那神秘而又刺激的间谍生涯。
1954年,埃及政府发起了一场排犹运动,纳赛尔甚至请去了前德国纳粹分子为其排犹运动效力。阿穆恩认为这正是以色列特工打入埃及的极好时机,决定让已经完成了严格训练的洛茨以德国人的身份进入埃及。进入埃及之后,洛茨接受了一个半真半假的人生履历:1921年出生于德国曼海姆,1933年进了柏林的莫姆森人文中学。中学毕业后参加了隆美尔的非洲军团第115师,在该师服役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战后在澳大利亚居住了11年,作为跑马场老板而发了大财,同时也学会了育马。由于思念故乡,后又回到了德国。根据这份履历,洛茨被派往德国,以便在柏林申报户口,并在那里积累起虚假经历。但是任何伪装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只要认真进行调查,就会露出马脚。为使这种今后可能出现的调查难以进行,洛茨在德国期间频繁地更换住址,也因此在德国逗留了整整一年。洛茨充分施展了他的表演天赋,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对现政府不满的前纳粹军官,而现在则是一名德国商人。他加入了一家柏林骑马爱好者俱乐部,并遇上了一位名叫伊莱亚斯·戈登的商人。这位商人极为钦佩洛茨关于养马方面的渊博知识,又把他介绍给了另一位酷爱马的商人。他们相约要在尼罗河畔建立一个阿拉伯纯种马饲养基地和一个马术中心。为了最后敲定这项计划的可行性,两位商人决定出钱让洛茨先去埃及进行一次短期实地考察。
1961年1月初,沃尔夫冈·洛茨以一名德国旅游者和育马人的身份,来到埃及亚历山大。翌日,他便以一名骑马爱好者和马迷的身份,来到吉齐赫的骑士俱乐部。该俱乐部是由埃及的骑兵军官主办的,外国人在这里也颇受欢迎。在这里,洛茨首先认识了该俱乐部的名誉主席——亚历山大市警察局长尤素福·阿里·古拉卜将军,并很快成了他家的常客。随后,尤素福将军又把洛茨介绍给俱乐部的其他军官,称他是德国首屈一指的育马人和驯马专家。就这样,洛茨仅用了六个多月的时间,便结识了当地社会的精英人士。这位腰缠万贯、骑术精湛的德国纳粹军官风度潇洒,出手大方,谈吐幽默,很快就成为深受欢迎的人。他尤其注意与埃及军官建立友谊,陪他们一起喝酒,神侃,由此得到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半年之后,洛茨认为自己的身份和环境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便返回欧洲,同阿穆恩在巴黎的协调官接上了头。阿穆恩交给他一大笔活动经费和一台微型收发报机,并向他下达了正式任务:确定埃及的防御工事的方位,了解它的军事价值,并对即将抵达埃及的德国和奥地利的飞机导弹设计师进行监视。
在法国期间,洛茨在火车上认识了一位名叫瓦尔特劳德的德裔美国女子。这位美貌动人的蓝眼金发女郎令洛茨立刻陷入了情网,开始的攻势没有取得效果,但没过多久,两人就热恋了。瓦尔特劳德毕业于瑞士旅游专科学校,现正在洛杉矾一家大旅馆的经理室担任秘书工作,此次是回德国探望双亲。作为一名间谍,洛茨的这个做法让以色列总部感到头疼又气愤,他不仅执意要与这位德国女子结婚,还坦诚了自己的间谍身份及他所执行的任务。他甚至在未经阿穆恩批准的情况下便结了婚,并威胁总部说,如果不让带他妻子,他就不回开罗。阿穆恩局长梅厄·阿米特最后同意了他的要求,洛兹种种毛病和有些过于鲁莽的言行故然让人不快,但对于洛茨从事谍报工作来说,这个身份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而且这件事也足以证明他是一名罕见的特工人才。就这样,洛茨不仅有最高上司的赏识,而且还得到了新婚妻子的全力支持。
当洛茨带着漂亮的妻子回到埃及后,再次受到了尤素福将军等人的热烈欢迎。此时财大气粗的沃尔夫冈·洛茨,真正开始进入了德国育马人的角色,并被骑士俱乐部的朋友们亲切地称为“大胡子”。骑士俱乐部位于尼罗河岛上的吉齐赫体育俱乐部跑马场附近。洛茨夫妇花大笔钱购进了几匹阿拉伯纯种马,并聘请了赫利奥波利斯马术中心的教练穆里凯为之训练。洛茨与其说是看中了穆里凯教练的骑术,不如说是看中了赫利奥波利斯马术中心的位置。因为除了运河地区的若干武装部队之外,埃及的军队实际上都集中在赫利奥波利斯附近沙漠中的一个庞大的基地上,摩托化部队每一次较大规模的行动都必须从这里出发,而马术中心则正好就在军事基地附近。
每天早晨,洛茨都会带着年轻美貌的妻子来到马场,观看穆里凯驯马。出于对自己的纯种马的关心,洛茨总是站在一个五米高的塔楼上,手持高倍望远镜观察驯马,并且经常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洛茨此时真正注意的并不是他的马,他只要把手中的望远镜稍稍向右移动一下,便可将基地内的一切活动尽收眼底。凭着间谍特有的敏锐观察力和军旅生涯的经验,洛茨一眼可以辨明车辆的类型,并且判断出这是战术调动还是进行演习,是部队出来训练还是把军队的车辆开出来修理等等。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观察,洛茨甚至判断出了埃及装甲部队向西奈半岛的重要调动。
2
骑士俱乐部的军官们很快发现,富有的洛茨先生对纯种马的兴趣与日俱增。一次,骑兵军官阿勒维·加齐少校向洛茨打听买马的意向。洛茨明确告诉他,买肯定是要买的,不过由于自己至今还没有自己的马厩,不知道买下马以后该把它们放在什么地方。因为俱乐部的马厩已经塞满了。加齐少校告诉他可以把马放到阿巴希军营的马厩里来。阿巴希骑兵部队的指挥官、障碍赛马队队长奥马尔·哈达里上校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可以,他有的是地方,每一匹马都可让一名士兵好好地去照料。
这个提意当然好,洛茨故作惋惜地说,自己不能随便出入军营,所以不能定期地去看他的马了。
军官们听后就特意给他们夫妻办了通行证。从那以后,阿巴希军营便向沃尔夫冈·洛茨夫妇敞开了大门。军官们不仅每次都热情地接待他们,甚至还带他们参观遍了各个角落,埃及的这一军事基地再也无秘密可言了。
然而,谁又能想到这位身着巴伐利亚民族服装、头戴佩有鹅毛礼帽的洛茨先生,竟然会是一名以色列间谍呢?
现在,悟性极高的瓦尔特劳德不仅支持洛兹的情报搜集工作,还成了他的得力助手。夫妇俩配合得相得益彰,天衣无缝。他们的朋友极其广泛,除了骑士俱乐部的尤素福将军及年轻军官们之外,还有军事后勤专家阿卜杜勒·萨拉姆·苏来芒将军,军事反间谍局的福阿德·奥斯曼将军和穆赫辛·赛义德上校,乃至埃及共和国的副总统侯赛因·沙菲。他们都把洛茨视为值得信任的前纳粹军官,因此往往在不经意中吐露出许多宝贵的情报来。有一次洛兹夫妇邀请他们家宴,朋友们很感谢主人的热情款待,尤素福将军就表示愿意陪同洛茨夫妇一起进行一次旅游,洛茨夫妇愉快地接受了邀请。随后洛茨便让夫人继续与尤素福将军聊天,自己则转身来到了福阿德将军身边,因为他听见他们刚才在谈话中提到了“破坏”一词。将军犹豫了一下,就告诉了最近有一家发生一起爆炸事故,死了五个人。据说是以色列人干的。炸药是装在一个备件箱里从外面运进去的。然后请洛兹不要把这件事泄露出去,不能让外界知道这件事。洛茨装作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
畅饮之后,交谈兴致越来越高。客人们渐渐地三人一群五人一伙,洛茨恰好坐在负责陆海空三军的调动和弹药运输的阿卜杜勒·萨拉姆将军身边。在苏伊士运河之战瘸了一条腿的将军满腹牢骚,他说埃及的士兵不仅缺乏训练,士气也不高,行政部门办事效率低下。部队军官不能作出任何决定,战术观念又陈旧至极,虽然请来苏联人指导工作,却又不信他们,军队之间没有配合,发出的命令相互矛盾,或者是完全失去了指挥。洛兹默默地听着,他感兴趣的是,埃及已经把一个步兵旅从此地调到了运河地区,装备了一批苏联飞机和武器。将军还透露了战争虽然不是立刻就打,但终究不可避免。
当晚,沃尔夫冈·洛茨把这些情报发给了以色列情报总部,为了了解这个旅调到运河地区的真正用意,洛兹夫妇装成一对想去死海游泳的普通游客,进行实地考察。
就这样,沃尔夫冈·洛茨在推杯把盏之中轻而易举地搜集到各种情报,并将它们源源不断地发回到阿穆恩总部。
1963年,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局长梅厄·阿米特将军调任摩萨德局长后,把洛茨也由阿穆恩转归摩萨德领导,并对他寄予了无限的期望,称其为特拉维夫的“开罗之眼”。
定居埃及的约翰·冯·雷斯邀请洛兹夫妇前来参加他们举办的家庭酒会,为了结识那些同雷斯频繁来往的德国专家,洛兹夫妇毫不犹豫地赴约。在酒会上,他们意外地见到了那个声名狼藉的埃泽勒——他现在飞机制造工厂的厂医。此人二战时在集中营里对犯人进行了危及生命的“科学试验”,导致成千上万的男女惨死,至少受到了十几个国家的通缉。虽然早已听说这位杀人狂正在埃及政治避难,但今天却是第一次见到他。
洛茨上前同埃泽勒握了握手,嘴里还含含糊糊地说了声“认识您不胜荣幸”。因为他清楚这种逢场作戏是打入德国专家群所必须的,但他担心妻子不能克制自己的感情,于是向她投去一个警告的眼色。乖巧的瓦尔特劳德赶紧称自己眼睛里好像飞进了什么东西而去了盥洗室。
洛兹和雷斯坐在一起喝摩泽尔酒时开始闲聊起来。
冯·雷斯毫不掩饰地告诉洛兹,说他们其实早就见过面了,是在战争末期万湖湖畔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洛兹当时穿着一身冲锋队常穿的黑色制服,他印象很深。对这种张冠李戴当然求之不得的洛茨假装很害怕,矢口否认。自以为是的雷斯说他会为洛兹保密的。洛茨根本就不相信他的保证,而且他也巴不得雷斯到处传播他的“认出”,这样就等于为自己的假身份做了令人信服的旁证。因为在当时的埃及,纳粹军官很受埃及一些人的欢迎,因此洛茨越是有意否认党卫军经历,相信的人反而愈多。埃及的文武官员一再提及此事,并且带着笑容谈论起他的光荣历史。为了让埃及情报当局也对雷斯的“发现”深信不疑,洛茨首先设法搞到了证实冯·雷斯的说法的有关材料,并装进了一个又大又厚的信封里面。一天早晨,他与瓦尔特劳德出去骑马时,故意把信封放在了起居室内的一张桌子上。当他们中午回来后,洛茨故意问仆人这个信封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仆人当然一无所知。洛茨便开始教训仆人,斥责他居然把如此重要的东西随随便便放在这儿。然后,又煞有介事地当着仆人的面将信封锁进了写字台的抽屉里。四天后,当洛茨打开写字台抽屉时,发现撒在信封上的粉末已经不见了,粘在信封和抽屉上的头发也不翼而飞。显然,埃及情报机关曾经取出材料并且拍了照片。
两年后,福阿德·奥斯曼将军的一次谈话证实了这点。沃尔夫冈·洛茨这次冒名顶替的行动的确是非常成功的,它不仅掩护了他的间谍活动,更重要的还在于被捕之后因此而保住了性命。当然,这已是后话。
另外,在那次家宴中,洛茨夫妇还结识了援助埃及的德国飞机专家布雷纳尔和舒曼,并且建立良好的关系。
3
洛兹夫妇在尼罗河三角洲买下一处环境优美的牧场,这座牧场有马厩、围栏、跑马场和一条赛马跑道,有关设施器材一应俱全。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该牧场与一个经常发射火箭的火箭试验场挨得很近。记下火箭发射的准确时间和次数,这本身就是极有价值的军事情报。洛茨夫妇的埃及朋友们也经常光顾这个牧场,并且在畅谈中不断地提供着各种情报,就像是埃及的参谋部和技术人员找不到其他地方来讨论他们的问题似的。
洛兹利用埃及人对他的假身份的深信不疑和装模作样的求知欲、好奇心,短短的六个月的时间里,就参观了连同试验场地在内的两个导弹发射井,听了有关两个飞机工厂的详细情况,了解到在军备工业部门工作的几乎所有德国专家的详细人事安排,以及有关红海的军舰情况,另外还获悉了关于西奈半岛上全体部队和物资的运输情况,加上其他一些有关政治和经济的情报,真可以说是收获不小啊。
有一天,洛茨夫妇在牧场遇到了德国专家福格尔桑。正要前往慕尼黑参加一个会议的福格尔桑很随意地透露了他准备下榻的旅馆名称和房间号码,然后感慨说自己想换个比较好的公文包,因为原来的那个开了线,没法装他要带走的计划和资料。当天下午,心领神会的洛茨就买下了一只十分精美而又昂贵的公文包,然后托人把它捎给福格尔桑先生,但却留下了一把备用钥匙。第二天清晨四点,洛茨向总部报告了福格尔桑等人抵达慕尼黑的时间、旅馆名称和房间号码,还提到了他晚上喜欢出去同女人厮混,因此晚上他的房间里经常是空无一人。
几天后,公文包的备用钥匙便通过特拉维夫总部,转到了摩萨德驻慕尼黑特工手中。
1964年夏季的一天清晨,以色列情报总部指令洛茨不惜一切代价搞清楚沙卢发导弹基地的真相,因为他们怀疑那里可能有一些用来蒙蔽以色列人的导弹模型。洛兹决定亲自前往观察。夫妇俩就装成去海边钓鱼,然后开车到苏伊士,快要抵达该市时,洛茨把车拐向左边,穿过铁路,来到沙漠大公路上,朝伊斯梅利亚方向驶去。因为楚沙卢发导弹基地就在苏伊士和伊斯梅利亚之间。
很快,他们来到了他们要找的公路口。那里没有拦路木,岔口处只有一个岗亭。一名带着军警袖章的士兵在岔路口站岗,他显出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手枪随便地挂在腰带上。当车从他面前驶过时,丝毫没有引起他的注意。等车开过一个山坡并脱离士兵的视线后,洛茨决定冒险闯入。当车紧挨着岗亭停下来后,洛茨发现那名士兵把腰带和手枪挂在岗亭墙壁的钉子上,正蹲在二三十米开外的地方解手。瓦尔特劳德猛踩油门,车子朝左边飞也似的开去。当车子驶过岗亭和一块用阿拉伯文和英文写着“禁止通行”的牌子时,他们听到背后发出呼喊声。从汽车后视镜可以看见,那名士兵正一手提着裤子,一手不停地挥动,跳着脚地高喊着。汽车顺着起伏的公路向沙漠深处驶去。想到自己扮成游客,在光天化日之下强行进入军事禁地,两人都感到开心极了。不久,迎面开来了一辆满载士兵的吉普车。吉普车从他们车旁驶过时,土兵们好奇地望着这对穿着花里胡哨的外国人,然后掉转车头跟上来。
洛茨估计,吉普车追上后,他们会受到警告,然后再让他们从原路回去。这时,他突然心生一计:把车开到沙漠里去!只要一开进去,就得捣鼓好几个小时才能出来,这样更能使人相信!
瓦尔特劳德加快了速度,汽车从公路的这一边晃到那一边。随后,洛茨以他那出色的演员天赋,开始表演起一个粗暴的丈夫角色,挥动着手臂痛骂妻子无能。直到士兵们用阿拉伯语问他们“怎么进来,到这里来干什么”时,他才故作不懂阿拉伯语。双方一番争执后,军士命令吉普车司机开车回基地报告情况,10分钟后,吉普车回来了,司机旁边坐着一名上尉。上尉用英语简单地对他们进行讯问几句,检查了他们的护照,又将轿车仔细地搜查了一遍。然后就把他们带回兵营。
当吉普车开上一个山坡后,映人他们眼帘的是排列均匀的导弹发射架、弹药仓库和行政大楼。虽然他们都尽力控制自己不去东张西望,但洛茨仍能感觉到瓦尔特劳德的身体由于兴奋而颤动着。
司令对上尉擅自将两人带到兵营深感愤怒,但又无可奈何,随后就开始对洛兹进行了长达20分钟的盘问,洛茨表现得很从容,而当司令怀疑他们是间谍时,洛茨故意怒气冲冲地发起火来,并搬出了尤素福·古拉卜将军。基地司令将信将疑地同将军通了电话后,只得强装出一丝笑容向他们道歉,说自己职责所在。
洛茨当然顺势就下了台阶,并建议基地司令应该考虑在公路旁边竖些横木,以防止今后发生类似事件。当他们走过走廊时,基地司令从侧面望着洛茨说,奥斯曼将军很敬重您,并且暗示自己知道洛兹是党卫军军官。
1965年春天,洛茨夫妇和瓦尔特劳德的父母以及德国专家克尼泼费尔夫妇,应邀一道去马特鲁港。在总督府门前,他们受到了西部地区总督尤素福·阿里·阿拉卜将军全家的热烈欢迎。他们在这里痛痛快快地玩了几天。
2月22日下午,洛茨一家驱车返回开罗。第二天清晨抵达家门口时,洛茨发现马路对面停着四辆汽车,坐在车里的人从车里走下来,就在洛兹还开玩笑地说是不是邻居今天请客时,洛茨头上便重重地挨了一下,身子晃了两下,扑倒在地上,蒙胧中听到瓦尔特劳德尖叫一声。六名大汉把他围在中央,当他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时,咔嚓一声,已被带上手铐拖走了。
埃及安全机关检察长萨米尔·哈桑亲自审问了洛茨。起初,洛茨故伎重施,又搬出各位将军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但很快就发现,他的这些埃及朋友也都因涉嫌间谍活动而处境不妙。
他苦苦地回忆着,究竟什么地方出了纰漏。因为他很清楚,尽管埃及的安全机关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如果没有确凿证据的话,也不敢把一个阔绰的外国人打个半死,并把他的全家逮捕起来。
直到埃及秘密警察当着他的面从浴室中取出微型电台后,洛茨才知道再也无法抵赖了。
原来,沃尔夫冈·洛茨也和在叙利亚的间谍伊利·科恩一样,是被测出发报位置而暴露的。埃及安全机关甚至录下了三年来洛茨收发的全部电讯号。不久,埃及专家又成功地破译了所录下的全部电文,洛茨与特拉维夫间的来往电文已不再是秘密。事已至此,洛茨只得承认一切,说自己是德国人,只是图谋金钱才替以色列搜集情报。埃及人对此深信不疑,因为他们早已掌握了洛茨是前纳粹军官的铁证。此外,洛茨还咬定所有活动都是他一人进行的,瓦尔特劳德对此几乎毫无所知。瓦尔特劳德再次表现出了她那间谍天赋。尽管对两人的审讯是分开进行的,但口供却出奇地一致。
4
被捕12天后,埃及安全机关问洛茨夫妇是否同意接受电视台的采访,并声称这样有利于改善他们的公众形象,对最终从轻判决是有好处的。洛茨自然不相信这些鬼话,他们不过是想向世界表现一下自己。但洛茨蓦地产生了一个想法:为什么不借此机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呢?以色列情报机关每天都收看埃及的所有电视节目,自己完全可以通过一两句话来暗示他们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他答应了埃及人的要求。在采访中,洛茨承认自己当了间谍,是个见财如命的德国人,并且强调自己的妻子丝毫不了解自己的间谍活动情况。当记者问他,对整个事件有什么想法,埃及安全机关对待他们如何时,洛茨回答说:“对于我所做的事情,我当然十分后悔。直到现在我才明白,由于自己利欲熏心而给埃及造成了严重损失。我需要在此声明的是,在我被捕期间始终受到了良好的对待。”
最后,当记者问他是否想对德国的亲朋好友说点什么,洛茨趁机说道:“如果以色列今后还派间谍来的话,它应当去找自己的公民,而不要再收买德国人或其他外国人了。同时,我也真诚地劝那些想为以色列干事的外国人赶快放弃这个念头,不要再重蹈我的覆辙。”
埃及当局显然对电视台的这次公开采访感到满意。但他们哪里知道,洛茨已利用他们所提供的这次机会,向他的以色列上司发出了重要信息:我的假德国人身份迄今还未暴露,请设法据此采取营救措施。
1965年7月27日到8月21日,埃及法庭对洛茨夫妇进行了公开审讯,并且宣布了他的10大罪状。
审判期间,法庭突然接到了一封来自德国的匿名信,证明洛茨是一名从德国移居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洛茨及其律师自然要极力否认,但令人奇怪的是,埃及法庭也拒不相信,并最终宣判:“洛茨先生,本庭经过调查,认为你犯有不断为以色列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敌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罪行。根据你所犯的罪行,理应判处你死刑,但考虑到你在辩护时减刑的要求,决定判处你终身苦役,并罚款33万西德马克。此判决将报请共和国总统最后批准。”瓦尔特劳德也被判处三年苦役,并罚款1万西德马克。
洛茨终于免去一死。如果他是以色列人的话,则必死无疑。但法庭为何不肯对国籍问题继续深入调查,并最终将这个以色列间谍处死呢?洛茨曾对此大惑不解,并且设想了种种可能。实际上埃及政府当时出于外交政策调整的需要正准备赶走德国专家,而沃尔夫冈·洛茨间谍案,则正好为此提供了借口,洛茨成了德国的替罪羊。因此即使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洛茨是以色列人,埃及政府出于政治的需要,也宁肯愿意让洛茨是个德国人。与此同时,埃及还需要德国的经济援助,为照顾德国人的面子,洛茨也就被免除死刑。
3个月后,沃尔夫冈·洛茨被关押在位于马阿迪市郊和赫勒万武器-飞机制造厂之间图拉监狱。洛茨是该狱第338号囚犯。
“我想不会这么长,”洛茨在与妻子分手时,平静地说道,“两年或者三年吧。家里人会设法救我们出去的。”
1967年6月5日早晨,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尽管埃及电台在不断地宣布着埃军节节胜利、以军一败涂地的消息,但狱中的洛茨却根本不信,因为他认为:“以色列军队不可能遭受突然袭击。集结在西奈的庞大军队未被以色列发现,这也是不可想象的。他们非常了解埃及部队的准确位置和兵力。我每次的报告都经过总部的详细核实,即使对那些近乎没有意义的细节也很重视,甚至连不着边际的谣言也从不放过。因此,我没有理由去假设他们在这期间会改变以前的谨慎态度。”
当天晚上,从监狱中可以听见以色列飞机在附近投下炸弹的爆炸声。洛茨分析以空军的攻击对象很可能是赫勒万军工厂,并为自己曾向总部精确地提供过一些重要军事目标而感到满意。果然,几天后便传来了截然不同的消息:埃及军队一败涂地,以军不仅占领了西奈半岛,并且越过苏伊士运河,向开罗逼近。甚至还有传说纳赛尔总统已避难到南斯拉夫。
11月初的一天早晨,洛茨被叫到监狱副官的办公室。曾为他辩护过的德国人克拉尔·乌班告诉他一个好消息:经过多方努力,埃及人原则上已同意释放洛茨夫妇,当然,最终实现还需要一点时间。
1968年2月3日,洛茨被告知获得自由了。这是洛茨三年来无论是踱步于牢房,还是在睡梦中,最盼望听到的一句话。他甚至想象过当自己听到这句话时,或许会高兴得跳了起来,或许会跌坐在椅子上。然而,此时此刻,他竟然无动于衷,脑子里一片空白,仿佛已失去了表现感情的能力。在开罗机场,沃尔夫冈·洛茨与瓦尔特劳德在一名秘密警察的看押下,等候从卡拉奇飞不定期的汉莎航空公司的班机。这时,新任德国领事巴尔特勒斯博士又来了。他是担心埃及政府在最后一秒钟又改变主意,而这种情况在他短暂任期内已多次发生。
突然,领事压低嗓门告诉洛茨,在他们被释放的背后实际上有一笔特殊的交易。原来,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政府表示:在埃及人没有释放在押的10名以色列人(其中包括洛茨和瓦尔特劳德)之前,拒绝释放包括九名埃及将军在内的5000名埃及战俘。洛茨听后大吃一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竟有如此之高的身价,但领事先生却保证这是事实。事实也正是如此。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当以色列开始同埃及进行交换俘虏问题谈判时,摩萨德局长梅厄·阿米特坚持要将洛茨夫妇列入被交换俘虏之列。自从科恩被叙利亚人绞死之后,阿米特就一直为未能营救这位“间谍王子”而感到自责和沮丧。但是,以色列政界领导人却不愿公开承认洛茨是以色列间谍,直到阿米特以辞职相威胁,艾希科尔总理才被迫做出让步,从而使洛茨夫妇得以逃出囹圄。
回到以色列后,洛茨夫妇在特拉维夫附近的一个乡村里定居下来,瓦尔特劳德很快取得了以色列国籍。他们在那里过着幸福、舒适和安静的生活。但后来,洛茨夫妇因厌倦了在以色列的生活而移居西德,沃尔夫冈·洛茨在那里经商,但有趣的是,与其高超的表演技能和间谍能力相比,沃尔夫冈·洛茨的经商能力显然要逊色多了,他在这个陌生的领域没有取得成功。失望之余,他们举家迁往美国的加利福尼亚,从此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回忆在埃及的那些紧张、冒险的岁月自然成为了他们闲暇的消遣。
第八章
美人连环计:米格飞机的叛逃
中东的阿以对抗在很大程度上是武器的对抗。谁拥有了新式武器,谁就占有了主动。而“了解到敌人手中的武器,就等于已经战胜了敌人。因此,当苏制米格新型飞机出现并卖给中东国家,摩萨德就开始了侦察行动”。在这场侦察行动中,美人计屡试不爽,先后策反了伊拉克和叙利亚两位王牌飞行员。这两次行动使得以色列掌握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米格-21、米格-23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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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8年5月以色列独立日的阅兵式上,当法国制造的幻影战机从观众的头上隆隆飞过,最后消失在天际时,一架涂有以色列国旗和以色列军用飞机标记的飞机出现在空中。这立刻引起了观众的疑惑,因为这不是当时以色列空军装备的幻影战机,而是一架苏制米格-21,这种战斗机是当时苏联最先进的战机,它怎么会出现在刚被以色列占领的耶路撒冷的上空呢?
1967年以色列发动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得以取胜,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以色列当时拥有了一架米格-21。米格-21是苏联最新式的喷气战斗机,在当时是世界上速度最快、设备最先进的攻击型飞机之一。只有苏联军队中那些最优秀的空军中队才拥有这种飞机,就连华沙条约组织其他成员的空军都没有装备。然而,为了配合苏联在中东施加影响,1961年苏联以“绝对保密”为条件,向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提供了几架米格-21样机。至于西方国家和以色列,对它则几乎是一无所知。另外,苏联知道,把米格-21战机派往国外,就要冒泄密的危险,所以采取了极为严密的安全措施。这些样机只有在苏联顾问和克格勃特工的监督之下,才能用来训练阿拉伯飞行员。接受苏联训练的飞行员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有关飞机的安全、空勤和地勤人员的训练以及飞机维修都由苏联人负责。
当米格-21从自己的头顶上飞过时,伊拉克人穆尼尔·雷迪法默默地向它致意。在观看的人群中,只有他知道操纵这架飞机的是自己的好友丹尼·夏皮纳。实际是,正是雷迪法教会了丹尼·夏皮纳驾驶米格机的,教给他的不仅仅是苏联教官那一套训练方法,还包括米格战机的所有缺陷,也告诉了丹尼·夏皮纳。
1966年8月,迪法雷驾驶着这架米格-21飞出了伊拉克,降落在以色列的一个秘密机场。事情发生后几小时,美、英、法,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政府纷纷暗中向以色列暗示,都想看一看这种他们从来没有近距离见过的飞机。因为这是当时西方国家中唯一拥有的一架米格-21。当然,得知这一消息的苏联政府怒不可遏,它的安全部门曾向克里姆林宫保证,向阿拉伯世界派出的任何一架米格机都时刻受到特工们的监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出了这种如此丢脸的事。这也将是一次军事惨败,将危及到苏联的国家安全。因为以色列和它的盟友得到这架飞机后,必然要对它进行研究。那么,随着西方国家的飞行员对米格-21的精确性能的逐步掌握,苏联空军所掌握的这个秘密武器就再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后来的事实也确实证明了苏联方面的担忧并非多余。于是,苏联严厉警告以色列人,并要求立即收回这架战斗机。
狡猾的以色列人也不想事情闹得不可收拾,他们告诉苏联人,说这架飞机出现在以色列,他们自己也没想到。他们也对此感到很震惊,这一切可能是驾驶员在飞行的途中迷失方向的缘故吧。不久,以色列方面传出几个“泄密”的消息,说伊拉克飞行员曾事先给以色列当局写信,表示自己希望离开自己的祖国,到以色列定居。为了应对苏联人的愤怒,也为了自己独占这份所谓从天而降的礼物,以色列向苏联保证他们决不让其他西方国家染指。于是,西方国家一切旨在研究米格-21的要求都被严词拒绝,连美国也不例外。这又引起了西方盟国的激烈抨击。但以色列根本就不在意。
而那位迷失的伊拉克飞行员穆尼尔·雷迪法,自然被巴格达视为叛徒。
苏联顾问和伊拉克军方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想弄明白这起叛逃事件的来龙去脉,他们坚信这决不是一个心怀不满的军人的一时冲动,一定是一次组织严密、准备充分的间谍活动。因为,事情发生前的几周内,穆尼尔·雷迪法家的全部成员都以各种理由先后移居国外,他的银行存款也全部提走,而克格勃特工竟然未能发现丝毫破绽。还有其他一些蛛丝马迹也说明这是一次有预谋的事件。从伊拉克到以色列,米格-21需要把油装满,很明显,以色列方面事先已经知道战斗机起飞及其到达的准确时间。否则,在正常情况下,以色列怎么可能让一架外国飞机贸然闯入而不予以击落呢?在巴格达,当消息说穆尼尔·雷迪法并无精神失常的征兆时,人们就更加愤怒了。这个年轻人是伊拉克最优秀的飞行员之一,他曾经在美国空军受过训,后来又被派到苏联深造学习更高的驾驶技术。苏联和伊拉克的保安部门对他进行了细致的测验,当他晋升到享有特权的级别后,就让他驾驶米格-21。叛逃前,他还担任着空军大队长的职务。
苏联人的怀疑理所当然地落在了以摩萨德为主的以色列情报机构的身上。而事实也确实如此。而莫斯科只是在若干年后,才对以色列情报机构的这次漂亮的行动有了大致的轮廓。
这件事源于1965年1月某一天的会谈。阿米特将军在征询空军司令埃泽·魏茨曼将军需要什么样的情报时,将军非常直接地告诉这位摩萨德局长,空军现在最急需的是一架米格-21。由于以色列国家的特殊性,以色列情报部门从来没有拒绝军队的任何要求。因而空军方面提出的这个要求虽然相当棘手,但阿米特将军没有犹豫,他必须考虑并尽可能地予以满足,而且他也相信他的部下完全能够办到,于是他立刻指令他手下的一名处长想尽办法完成这一任务。
这个任务确实有很大的难度。
阿米特没有容他的部下犹豫,他果断地命令他们制订一个计划弄一架来。为此,摩萨德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其任务是研究如何劫持一架米格-21战斗机。该小组设想了三种方案:空中拦截飞机并迫使它在以色列降落;让一名间谍以飞行员的身份打入某一阿拉伯国家空军,并设法驾机飞回以色列;收买一名阿拉伯飞行员驾机叛逃到以色列。后一种方案难度很大,因为阿拉伯飞行员都享受着最好的待遇,金钱的诱惑不大容易打动他们。但与前两种相比,该方案却具有简洁快速的特点,因此不失为一种最佳的选择。至于目标国,该小组组长断定,在伊拉克动手相对容易一些。
此时,以色列情报部门已经掌握了大量有关各阿拉伯国家空军的情报,摩萨德情报搜集处的电脑中存储着敌方飞行员的详细资料。该处一名工作人员曾自豪地说过:“我认识数百名阿拉伯飞行员,不仅知道其飞行训练状况,就连他们每个人的爱好及私生活,我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在对伊拉克空军中符合条件的飞行员进行严格的侦察、摸底和筛选后,摩萨德最终选中了空军大队长穆尼尔·雷迪法少校。
2
穆尼尔·雷迪法少校是伊拉克最有经验的老飞行员之一。他生活在伊拉克一个非常富有、信奉基督教的家庭,父母及家人都是天主教马龙派教徒。而在伊拉克,非穆斯林信仰者是受歧视的。50年代初期,伊拉克犹太人大批遭到屠杀。穆尼尔的父母虽未受到迫害,但对伊拉克有着某种程度的憎恨感,甚至有远离伊拉克的愿望。不过他们的儿子穆尼尔没有这种想法。他是在阿拉伯学校接受教育和成长起来的,信奉基督教,而且他目前受到重用,驾驶着世界上最先进的米格-21战斗机,自我有一定的优越感。此外,根据摩萨德秘密档案材料记载,雷迪法的飞行大队曾参加过对伊拉克北部库尔德村民的轰炸及扫射,但他对政府的这一做法感到不满,并因自己参与屠杀感到内疚和沮丧。另外,他对苏联顾问在空军基地表现出来的傲慢和专横颇为反感。
策反雷迪法叛逃被确定为摩萨德这一时期的重点行动,行动代号为“首饰行动”。不久,数名经过精心装扮的摩萨德特工取道欧洲,先后来到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这些身份不同的特工将以各种“偶然巧遇”的方式,设法与雷迪法及其家人相识。他们之中包括一名出生在纽约并持有美国护照的年轻美貌的犹太女郎。这名女郎是整个行动的关键。实际上,正是这位犹太女郎的出色表演,使得此次行动完美无缺。事后,恼羞成怒的克格勃极力想搞清她的真实身份,但最终也没结果。至今,她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仍是一个秘密,这里我们姑且称她为“莫妮卡”。
在一次有伊拉克军政要人参加的招待会上,莫妮卡巧妙地结识了英俊的伊拉克飞行员穆尼尔·雷迪法。这位飞行员见到莫妮卡,立刻就被她那迷人的容貌和非凡的气质所倾倒,对莫妮卡可谓是一见钟情。之后两人频繁会面,很快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
在谈话中,莫妮卡发现雷迪法确实非常同情库尔德少数民族,一涉及对山民屠杀的话题,他的表情就很痛苦,连声音也变得颤抖起来,脸上也显出难以控制的激动神情。莫妮卡知道雷迪法虽然是阿拉伯人,但却不是穆斯林,他和他的家人都信仰基督教,并且忠诚于基督教义。这样信仰及其在伊拉克所遭到的歧视使他很容易同情那些同样遭受不公平待遇的人或事。尤其是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问题。雷迪法认为,既然库尔德人已经属于伊拉克国,那么政府就应该对他们一视同仁,他们应当享受与阿拉伯人同等的待遇,但库尔德人却始终都是国内歧视和欺压的对象。所以,雷迪法毫不掩饰地说库尔德人的叛乱完全是由政府一手造成的。国家出现这种局面,本来政府应该从自身寻找一些原因,然后反省、改变原来的民族政策,并做一些必要的让步,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可结果是政府不但不认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什么错,反而还大动干戈。这样的结果只会更加激发库尔德民族的反抗情绪。动乱长期拖延下去对国家也没有一点好处。
对雷迪法的批评和愤怒,莫妮卡表示完全同意,也趁机谈起了美国黑人问题,同时表明了自己对于美国政府种族歧视政策的强烈不满。思想情感上的一致,使得两人间的关系更加紧密。莫妮卡又巧妙地将话题转到阿拉伯世界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上。对此,雷迪法也向她说出了心里话:他认为自己可能是出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生来就喜欢同情弱者。以色列国家那么小,人口也只有几百万,但却顽强地对抗着周围几亿阿拉伯人。
雷迪法的坦诚和见识让莫妮卡很敬佩,她决定趁热打铁,首先是同情地表达了对雷迪法的好感,称赞他是一个心地极其善良的好人,也十分理解每当他想起对无辜平民的屠杀时,内心所遭受的是何等痛苦的折磨。然后建议他应该想个办法摆脱这种处境。
听到莫妮卡的这个建议,雷迪法很犹豫地打断了她的话,自己终究是名军人,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不管愿意不愿意,他都不能违抗。莫妮卡已经注意到他有所动摇了,就欲擒故纵地建议雷迪法退出现役,这样不就再也不用执行屠杀命令了吗?但雷迪法立即拒绝了这一建议,一则上面肯定不会批准,甚至会因此引起怀疑。再说他也不愿放弃所喜欢的飞行生涯。此路不通,莫妮卡只好为他再想别的办法,也相信到时候总会想出个万全之策来的。
莫妮卡即将离去,雷迪法心中就感到一阵难过。他们认识已经有半个月了,虽然也有亲呢之举,但却从来还没有上过床。莫妮卡曾向他解释说这完全是为了他好,这种事在西方国家里算不上什么,可在穆斯林国家却十分看重。她实在不愿为这种事使他的声誉受到玷污。莫妮卡建议他们一起去欧洲旅行一次,反正飞行员是可以请到假的。早已被吊起了胃口的雷迪法立即答应了她的建议。于是,两人很快便双双飞到了巴黎。他们在一家豪华饭店里住了下来,雷迪法终于如愿以偿,但从此却与莫妮卡更加难舍难分了。
一天晚上,莫妮卡对躺在怀中的雷迪法说,她一直在考虑帮雷迪法逃出苦海的办法。她在特拉维夫有一些有趣的朋友,他们或许能够帮助他。雷迪法一听特拉维夫就紧张起来,莫妮卡笑着向他保证他们完全可以人不知鬼不觉地去,飞机票都不用他们掏钱,决不会走漏半点风声的。雷迪法终于同意试试看。只要不走漏风声,能够免费到特拉维夫转一圈又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雷迪法和莫妮卡便拿着摩萨德巴黎分站提供的假护照,登上了以色列航空公司飞往特拉维夫的班机。雷迪法受到了贵宾级的接待。这对他来说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真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第二天,他们便被安排前往内盖夫的某个空军基地参观。在那里,莫妮卡向雷迪法引见了早已等候在此的摩萨德和阿穆恩的官员。至此,雷迪法才知道了这位“美国女郎”的真实身份。
以色列情报官员与雷迪法进行了秘密会谈。摩萨德官员告诉雷迪法:只要雷迪法能够驾驶一架米格-21战斗机飞到以色列,他就将得到100万美元的赏金,全家也将得到保护并与其团聚。见他还有一些犹豫不决,莫德凯·雷德将军又向他说明搞到这种飞机对于整个西方盟国反对苏联的斗争将是何等的重要。这使雷迪法感到了一种宽慰:他将要做的事,不仅是为了被他以前视为敌人的以色列,而且是为了反对苏联人;这样做不仅能帮助家庭,也能帮助自己。于是他答应了。不过穆尼尔提出加付100万美元的酬金。有人认为代价太大,但摩萨德局长阿米特态度既坚决又明确。最终内阁批准了“首饰行动”。
为了表明他们许诺的权威性,以色列情报官员又安排雷迪法与新任空军司令迪凯·霍德将军见了面。与以色列空军司令的会谈,使得原本就敬佩以色列人的雷迪法佩服得更加五体投地。当以色列空军司令亲自与雷迪法研究叛逃计划的一切细节时,竟能随口说出该机场的跑道、控制塔、作战指挥室及生活区的详细位置。他们不仅知道自己那个中队所有飞行员及苏联教官的名字,而且对整个机场的情况也了如指掌。
3
在摩萨德官员的参与下,他们很快制订出一整套行动方案。雷迪法首先要想法找出一个理由,为自己的飞机挂上两个装满油的副油箱,这是远程航行并使飞机完整无损地飞抵以色列的先决条件。因为行动时他不可能直飞以色列,而只能按照霍德将军为其划定的一条曲折迂回、长达900公里的航线,以避开伊拉克和约旦空军的雷达监视。至于具体行动时间虽然不好事先确定,但为了使以色列飞行员做到心中有数,不致将叛逃的飞机当成敌机击落,还是拟定了几个日期,供雷迪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最后选定。整个计划谋划得天衣无缝,滴水不漏。
几天之后,雷迪法与其心爱的女友取道巴黎回到了巴格达。
莫妮卡重返伊拉克是为了协助和监视他的行动。这实在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任务,一旦雷迪法回国后变卦或者他本身就是伊拉克情报部门设下的诱饵,那么莫妮卡无异于是自投罗网。以色列军方的传统观念是不让女军人投入战斗,但阿米特认为必要时,女特工比男特工更为适合,特别是在单独执行任务时更是如此。因为摩萨德一向不主张、也几乎从不使用性讹诈或性陷阱等手段,因此世界各情报机构对可能是以色列女特工的防范也要松得多。阿米特与其前任一样,也不强迫他的女特工以色相作为武器,除非她们自己愿意。此次派莫妮卡执行任务,如果不是摩萨德首次使用美人计的话,至少也是为数极少的其中一次。
事情已经进行到这种地步了,还有几个准备工作要做。首先,按照事先达成的协议,提供给雷迪法的现款存进了一家瑞士银行。其次这个问题比较麻烦,这就是迎接雷迪法家人的问题。这里不仅有如何可靠地把他们转移出的问题,而且还有个如何保证这么多人谁也不向其朋友透露他们就要到外国去并且再也不回来的问题。“首饰行动”中关于转移穆尼尔·雷迪法全家的计划分为两部分进行。
回到巴格达不久,雷迪法的儿子就患了重病,巴格达医院的医生开具证明,认为雷迪法儿子的病需要特别治疗,但伊拉克无医治此病的医疗设备,只得送往英国伦敦。于是,雷迪法的妻子带着另一孩子陪“患病”的儿子前往伦敦治病。母子三人先到伊朗,伊拉克官员没有发现什么异样的迹象,就让他们从德黑兰登机飞往伦敦。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到达伦敦,当乘坐的飞机在欧洲机场着陆后,他们当天就秘密登上飞往特拉维夫的飞机。
与此同时,雷迪法告诉他父母,他将安排他们去他们梦寐以求的“希望之乡”以色列,然后便叫来了莫妮卡。他首先把前后整个情况以及这位迷人女郎作了简单介绍。他显然隐瞒了自己受到引诱这一情节,而他的父母对自己的儿子能结交到这么一个美丽女郎暗自惊讶。雷迪法说他要驾驶米格机投奔以色列。但这得先解决家人的问题。雷迪法告诉父母,他们的儿媳及两个孙子已经由摩萨德特工作了周密的安排,并非真的去看病而是去往以色列了。现在就是解决他们老人秘密离开的问题了。雷迪法的父母对儿子这段时间发生了这么多秘密感到非常惊讶,但没过多犹豫就对自己引以为豪的儿子表示了支持。现在,就要按转移计划的第二步行事了。阿米特早已经派了一个特工小组去和他们所支持的库尔德叛军领导人商量人员转移问题:把穆尼尔·雷迪法全家从避暑的别墅偷偷送过伊拉克防线,然后进入山区,用直升机把他们送到附近伊朗境内的阿瓦士,那里有摩萨德另一个特工小组接应。在伊拉克炎热的夏季,有钱人到北方库尔德斯坦山区的丘陵地带避暑是很正常的事。
一个晴朗的日子,穆尼尔·雷迪法的父母以及岳父母在莫尼卡的陪同下,打点起简单的行李去北方库尔德斯坦山区避暑。临行前还闹了一点小小的麻烦,雷迪法的父母告诉他们的邻居说,莫尼卡是他们在瑞士的一个远房亲戚的女儿,很久没有见面了,这次是来看他们的,正好可以带她去北方体味一下异国少数民族的风情。邻居的小伙都为这么一个富有魅力、性感迷人的女郎所倾倒,甚至有几个情窦初开、青春之火狂热奔放的年轻小伙闹着也要去北方度假。这一度让雷迪法的父母有所为难。幸好他们最终没有成行。到达山区后,两辆大轿车迅速把他们送到伊拉克防线以南不远的山区。一个库尔德游击小组让他们骑上骡子,整整走了一个通宵,才把他们送到直升机来接他们的地点。30分钟后,以色列特工就把穆尼尔·雷迪法全家送到了安全地点。
雷迪法已无后顾之忧。两个多星期之后,雷迪法的机会终于来了。
1966年8月15日早晨,天气晴朗,雷迪法镇定自若地走向自己的飞机。他命令机械师把他的副油箱也加满油,说他今天要执行一项远程巡逻任务。为了防止苏制最先进的飞机外逃,派到伊拉克的苏联军事顾问们曾三令五申地规定:必须将燃料限定在执行任务的最低数量之内。这种不信任态度早已引起了伊拉克机械师和飞行员们的强烈不满,因此他们在执行中也并不特别认真。何况雷迪法多年来单独执行任务时都“循规蹈矩”。苏联顾问正好聚在一起吃早餐,也没心事管其他的事。机械师们执行了雷迪法的命令。
一切就绪后,当机械师向雷迪法打出了“OK”手势后,雷迪法从容不迫地起飞了。机械师们看到雷迪法的飞机向巴格达方向飞去,而当飞机刚一飞出基地视野,雷迪法便将方向转向南方,飞行一段后又转向西方。整个飞行都是准确地按照霍德将军详细布置的航线行进的,并且将飞行高度降到了尽可能低的程度,以避开沿途雷达的监视。
整个计划执行得非常顺利。当雷迪法驾驶着米格-21战斗机飞临约旦河上空时,伊拉克空军对此仍毫无所知。早已严阵以待的以色列空军,却很快就从雷达上发现一架单机正沿着预先商定好的航线和高度飞来,逐渐飞临边境上空,一个中队的“幻影”式战斗机立即腾空而起,前往护航。
雷迪法发现逼近的“幻影”飞机后,他的心激动得几乎要跳出来,自己驾机投奔以色列总算是大功告成了。他甚至简直不敢相信以色列空军的反应会如此之快,于是马上按照事先约定的暗号,做出一连串晃动机翼的动作。幻影战斗机中队确认后随即掉转头来,掩护着这架来自敌国的苏制飞机,越过死海,向以色列南部内盖夫的一个空军基地飞去。
雷迪法叛逃行动就此大功告成。
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而以色列则在对这架飞机研究中,终于找到了米格-21的破绽。当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时,以色列的“幻影”式飞机驾驶员已完全掌握了苏联飞机的性能和特点,他们已熟悉了在苏联受训的飞行员在战斗中将会采用的战术。这一切对以色列人在1967年的战争中完全掌握主动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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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0月12日,以色列电台发表了一则简单的新闻:昨天中午,叙利亚空军少校穆罕默德·阿迪勒驾驶一架苏制米格-23战斗机投奔以色列;目前,阿迪勒和他的飞机已得到以色列有关方面的妥善安排。
叙利亚飞行员阿迪勒驾机降落在以色列的新闻引起了各方面的震动,尤其是叙利亚方面,大马士革作了种种的努力,希望通过联合国和国际红十字会向沙米尔内阁政府施加压力,接回飞机和飞行员,但是都落了空。因为,三天以后,阿迪勒本人在以色列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他公开宣布:出于种种个人的原因,他决定离开叙利亚,投奔以色列的想法由来已久。
以色列对此事始终避而不答,于是就出现许多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叙利亚飞行员驾机投奔以色列,不仅使以色列增加了一架苏制新式战斗机,而且在政治上对他们的敌人叙利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也有人认为,一架叙利亚的飞机在几分钟内闯入以色列领空而未被空军的雷达预警系统发现,可见以色列领空的防御力量是如何薄弱。面对来自各方面的种种担忧和猜测,以色列国防部长拉宾将军没有透露任何信息。但正像欧洲新闻媒体的报道所猜的那样,与23年前伊拉克飞行员穆尼尔·雷迪法一样,阿迪勒少校只是跌入摩萨德美丽诱人女间谍情网中的又一条大鱼。
自从1979年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在华盛顿签署了实现中东和平的“戴维营协议”以后,埃、以双方结束了持续30年的战争状况。埃及把它的军队主力从埃、以前线转到利比亚边界上。这样,以色列便把注意力转移到东线,现在野心勃勃的叙利亚成了同样欲称霸中东的以色列的头号敌人。以色列情报机构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们设法在叙利亚各个阶层中网罗情报关系,招募间谍特工人员,其中也不乏女间谍,策反阿迪勒驾机叛逃的德丽丝便是其中一员。
生得眉清目秀的德丽丝是黎巴嫩人,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因病去世了,父亲另结新欢就抛弃了她。德丽丝不得不同家境贫寒的外祖母相依为命。16岁那年,外祖母也病故了,德丽丝无钱交纳学费,从此失学了。为了生活,德丽丝经人介绍来到贝鲁特的一家酒吧当女招待。德丽丝的美丽使原来不很景气的酒吧一下子生意兴隆起来。不久,通过在黎巴嫩从事秘密活动的摩萨德特工莱尔赛的引荐,德丽丝加入了摩萨德。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不久,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访问莫斯科,签订了价值10亿美元的武器交易。这是苏联为了使叙利亚在军事上更强大,使它能够在约旦、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积极合作下,建立一个对付以色列的东部阵线。苏联同意向叙利亚提供米格-23战斗机一类的先进武器,并且还同意叙利亚延缓12年偿还购买军用物资欠下的债务。1980年10月8日,阿萨德总统再度访问莫斯科,他又与勃列日涅夫签署了两国间为期20年的友好合作条约。1982年的第五次中东战争中,惨败的叙利亚空军要求苏联提供米格-31型战斗机,用来对付以色列空军的F-15和F-16战斗轰炸机。鉴于此,以色列迫切希望能证实叙利亚是否已经得到比米格-23型更先进的苏制飞机。
在上述背景下,以色列方面加强了对叙利亚军事情报活动,德丽丝来到大马士革后,职业掩护仍然是酒吧间的女招待。
30余岁的叙利亚空军少校飞行员穆罕默德·巴西姆·阿迪勒至今仍是孤身一人,生性急躁的阿迪勒还经常同自己的上司闹别扭,每当他遇上不称心的事,便会跑到德丽丝当招待的那个酒吧借酒消愁。那天,阿迪勒少校闲得无聊,又来酒吧消磨时光。他无意中抬头,发现托着酒盘向自己款款走来的德丽丝长得如此美丽动人,忍不住朝她多看了几眼。三杯啤酒落肚,身上的活力激起了欲望,阿迪勒端详着眼前这位风姿绰约、楚楚动人的女招待。当德丽丝再次走来时,阿迪勒不由自主地向德丽丝吐露了自己的姓名和身份。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德丽丝立刻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阿迪勒,并把对这位空中英雄的仰慕传达给阿迪勒。两人就这样相识了。从此,阿迪勒更频繁地来酒吧,也不是来借酒消愁。德丽丝则比平时更妩媚,殷勤,使阿迪勒神魂颠倒。在数次充满欲望和诱惑的眼神和情感交流中,他俩很快坠入爱河,在酒吧外面频频幽会。
一个周末的晚上,阿迪勒和同伴玩纸牌时,由于一个鸡毛蒜皮的小事遭到上司一名亲信的踢打,而上司非但不伸张正义,反而把阿迪勒训斥了一通。阿迪勒愤怒地冲到了酒吧,向心爱的人倾诉内心的痛苦。
德丽丝温柔地安慰他。那一夜,阿迪勒没回营地,在德丽丝处过了夜。从那以后,阿迪勒感到他再也离不开这位对自己体贴入微的美丽姑娘。即使后来知道了德丽丝真实身份,他也不以为意,反正他在叙利亚军中受人排挤,只要能和心爱的人永远在一起,他决定铤而走险。这时,原来只是逢场作戏的德丽丝也真正爱上了阿迪勒。有了爱情的魔力,德丽丝向阿迪勒道出了自己的任务和目的:驾驶一架最新米格战斗机前往以色列。
阿迪勒鉴于在军中的境况和对德丽丝的爱,终于下定决心,同意德丽丝交代的任务,并要求与德丽丝上司面谈。他的条件是允许他娶德丽丝为妻子和支付他100万美元。摩萨德方面答应了阿迪勒的条件。他们为阿迪勒设计了驾机叛逃计划。
1989年10月11日中午时分,两架叙利亚空军的苏制米格-23战斗机在距离大马士革市30公里远的一个空军基地待命,当机场的塔台发出“起飞”的命令,两架飞机的引擎已经开始轰鸣,飞机平稳地向起飞跑道滑行。转瞬之间,两架米格-23战斗机在机场升空,扑向毗邻以色列的戈兰高地作正常飞行训练。忽然,飞在后面的一架米格-23战斗机偏离预定航向,转头往西朝以色列边境方向飞去。飞机以极快的速度进入以色列领空后,从雷达荧光屏上消失,降落在以色列边境。
紧接着,就在米格-23飞抵以色列的次日,就出现了前面那则新闻。
策反两个宿敌的王牌飞行员使得摩萨德的声名倍升。雷迪法和阿迪勒可以说是两代飞行员了,而摩萨德之所以能够在这两次行动中大获成功,一方面固然是利用了雷迪法和阿迪勒爱色的弱点,但是不可否认,这两位王牌飞行员在各自的国内的遭遇也为摩萨德提供了一个钻空子的机会。
对于这两个飞行员的后来去向,有的人说他们在叛逃后都加入了以色列空军,有的人则说他们分别拿着犹太人给予自己理所应得的报酬永远离开了他们的米格机,选择了一个宁静的小城过着悠闲的日子。
第九章
赎罪日战争和阿穆恩的失误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胜利使以色列情报机构声威大震,但也助长了国内甚至以色列情报部门的乐观心态。为报一箭之仇并夺回被占土地,埃及和叙利亚经过长达数年的伪装和策划,于1973年10月6日对以色列发动袭击。虽然在战前已经获得足够的情报和信息,但由于僵化、不合理的情报体制导致了政府和军队未能正确判断,最终遭到了惨重的损失。以色列情报部门的声誉再次跌入低谷,以色列对直接负责军事情报的阿穆恩进行改组,撤换相关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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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0月6日埃及和叙利亚向以色列发动了进攻,这就是第四次中东战争,又被称为赎罪日战争。这一天是星期天,是犹太教的安息日,犹太人一般都在家祈祷,不出门。10月6日又是犹太教的赎罪日,是犹太教徒最神圣的日子,所有的犹太人都必须在家或到教堂忏悔和祷告,所有的工作都停止。此外,10月又是穆斯林的斋月,所有的穆斯林白天要不吃不喝进行斋戒,也不是适宜作战的日子。因此,开战日期的选择具有突然性。谁也没想到埃及和叙利亚竟然选择这个时候发动战争。以色列仓促应战,虽然最终顶住了进攻,避免了亡国的命运,但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战后,为了调查以色列在战争爆发前出现失误的原因,以色列成立了以最高法院院长阿格拉那特为首的委员会。委员会认为,以色列遭到突然袭击的最大原因是军事情况局阿穆恩错误判断了阿拉伯国家的开战意图,于是,时任阿穆恩局长泽拉因“严重失职”不能继续担任阿穆恩局长职务,他的副手沙勒夫“不能继续在情报部门工作”,其余两名高级军事情报官员也被解除职务。此外,阿格拉那特委员会还就以色列军事情报工作提出了改进意见,提出了五点改进措施:1.政府要有自己独立的辅佐机构,以便对政略和战略方面的情报进行分析;2.加强外交部情报研究室,使外交部能独立进行情报分析;3.各情报机构之间要进行情报交流,彼此之间提供原始情报材料,同时上报总理和国防部长;4.鼓励情报人员提出不同意见;5.情报分析机构要设在摩萨德。
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前,摩萨德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但由于以色列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阿穆恩的地位随之上升,凌驾于其他情报机构之上。它使外交部情报研究室和摩萨德想要扩大规模或进行独立情报分析的企图化为泡影。阿穆恩不仅搜集军事情报,而且涉足其他情报领域,成为政府主要的情报来源。由于以色列政府没有其他的参谋机构,它本身不能独立作出情报判断,一切工作有赖于阿穆恩。阿穆恩不仅负责提供情报,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参与了政府的决策。这是情报工作最忌讳的。在这种体制下,以色列政府的决策优劣就取决于阿穆恩的工作质量。万一阿穆恩工作出现失误,那么连改正错误的机会都几乎没有。赎罪日战争前的情况正是如此。
在战争爆发前,摩萨德通过各种途径获悉了埃及的“白德尔行动”计划,摩萨德首脑扎米尔竭力向泽拉和其他领导人说明,战争即将爆发,但泽拉等人无动于衷。10月4日晚,一位潜伏在开罗的摩萨德特工提供了埃及发起进攻的日期和具体时间,摩萨德的值日官打电话给泽拉的副手,反而遭到这位副手训斥,认为荒唐至极。泽拉和阿穆恩的权威达到极致,使得以色列在战前虽然有大量的情报供其改变对中东战争形势的看法,但最终没有其他的选择。另外,除了阿穆恩的情报分析失误和泽拉个人的权威外,另一位重要责任人就是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的达扬。
第三次中东战争的胜利使达扬的声望空前地提高。正是达扬给了以色列人前所未有的信心,并且在短短的六天内创造了军事奇迹。过去,以色列国父本·古里安被人们看做以色列胜利和生存的象征,可现在达扬取代了他的位置。在国际上,达扬的声望也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点,连当时的美国陆军中将路易斯·沃特也对达扬毫不吝啬他的溢美之辞,说他是一名杰出的战略家和战术家,并说“我不希望与他处于对立面”。以色列人把自己的安全全部寄托在达扬一人身上,他说的话自然就有极大的分量,当时整个以色列政府对战争形势的评估和判断几乎都是以他的意见为准,因而在战争爆发前的几个小时内阁会议上,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强烈要求战时总动员时,达扬的反应迟疑。这个决策权最后被抛给了对军事一窃不通的梅厄总理,而梅厄总理也就只好折中方式动员10万人。
战争爆发了,以色列遭到了惨重的损失。战争没有结束,就有人要求达扬辞职。有的人指着达扬说:“你在今后一生中应当做花园工人,给阵亡战士坟墓上的鲜花浇水。”一份有60人签名的声明在报上发表,直言不讳地要求达扬辞职,为战争的失败负直接责任。阵亡将士的家属甚至指着达扬喊“杀人犯”。
在世人眼中,以色列作为一个小国能够在处于敌对势力的重重包围下,仍能打败它的所有对手称雄中东,除了拥有强大的国防军外,最重要的是他们引以为傲的情报机构。在中东所有国家中,以色列的情报工作是极为出色的。以色列情报部门一向以狡诈、嗅觉灵敏著称。它拥有获取阿拉伯国家情报的高级技术手段,安装在西奈前线和戈兰高地的电子设备日夜监视着阿拉伯国家的动向,以色列间谍遍布中东阿拉伯世界。此外,美国中央情报局利用伊朗南部的美军基地和在地中海游弋的间谍船,帮助以色列搜集、分析阿拉伯国家的无线电通讯。应该说,阿拉伯国家大规模的备战措施是不可能瞒过以色列的眼睛的。事实是,早在埃及决定发动战争之初以色列就已掌握了“白德尔行动”的详细情报。1972年4月16日,以色列军事情报局阿穆恩在一份长达40页的情况综述里,详细概述了埃及的战争计划,列举了埃及的进攻目标,包括埃及10个架桥点位,唯一的误差就是埃及一个旅渡河的位置同实际情况偏离了几英里。阿穆恩还在在战争爆发前七个月弄到了叙利亚军队的作战计划。战后调查以色列军事失败的阿格拉那特委员会认为,赎罪日战争前,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和其他情报机关的情报搜集部门向军事情报局情报分析处提供了大量的预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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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引起以色列情报机构注意的是规模逐年增大的埃及军事演习,尤其是1973年4、5月间的演习,以色列情报机构从中发现了许多不同寻常的举措。如,一些埃及的精锐部队被部署到新的基地;埃军总司令部的通信联络从可以被监听的无线电改为无法窃听的有线电通讯;埃及在运河西岸修筑了大约65座碉堡,最高的一座可以观察到运河彼岸以色列人的活动。此外,埃及人还修筑了几处渡河坡道,动员了民防力量,并在一些城市实行灯火管制,并向献血者发出了呼吁。但阿穆恩局长泽拉对这些情况不以为然,他认为从叙利亚对埃及遭到以色列的空袭后所表现出来的无动于衷来看,可以毫不费力地推断,失去叙利亚帮助的萨达特走到战争的边缘地带又退回去了,因此,战争不会爆发。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将军却不敢大意,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情况,在5月份的危机中,征得内阁同意的埃拉扎尔进行了局部动员,5月7日,动员部队在耶路撒冷集中,参加了以色列的国庆阅兵,然后就开赴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在阅兵仪式上,埃拉扎尔警告埃及:如果埃及军队跨过苏伊土运河,必将全军覆没。然而5月份的埃及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苏联答应提供的武器还没有到位。这一次动员只不过是埃及的一次欺骗。战争没有爆发,这次判断失误大大挫伤了埃拉扎尔的自信心,在以后的危机中,埃拉扎尔虽然意识到形势严重并要求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但在达扬和泽拉的反对下,他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泽拉在危机中判断正确得到人们普遍的称赞。泽拉本人也因而沾沾自喜,本来就狂妄的泽拉此后就更自信了,他断言,由于埃及无法对付以色列的纵深袭击,战争仍很遥远。
1973年4月,阿穆恩发现,18架黎巴嫩幻影战斗机和多架伊拉克猎人式战斗机抵达埃及,预计更多的战斗机会从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赶来。幻影-5型战斗轰炸机具备渗透、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的能力,埃及空军实力已经显著增强。阿穆恩注意到,5月1日,萨达特在亚历山大港发表了演说:“即将到来的战争不仅仅满足于收复失地,而且要结束23年来以色列的狂妄姿态。”看来,战争的爆发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8月14日,以色列得知,一批苏制飞毛腿导弹运抵埃及,这个飞毛腿导弹旅将由苏联人指挥,埃及人跟着学习。不过,以色列情报部门估计,埃及可能要花上大半年才有能力单独操纵导弹。在这大半年的时间里爆发战争可能很小,因为苏联人不可能直接介入中东战争。
9月份的形势显得十分紧张。阿穆恩首先发现叙利亚开始向前线逐步增兵,7日增加了一个步兵旅,叙利亚空军的预备等级也有提高。航空侦察证明了这些情况,11日,叙军在前线除了进行常规部署外,还增加了130余辆坦克和35个火炮连。12日,叙军已经在接近前沿阵地的后方全面展开。9月13日,叙以发生大规模空战,只损失了1架飞机的以色列击落13架叙利亚飞机。叙利亚宣布,以色列即将对叙利亚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叙利亚把它的步兵和炮兵主力调到了戈兰高地。以色列情报机构注意到,南线埃及的军事调动也异乎寻常。埃军的火炮和地空导弹都进入了阵地,士兵正在清除雷区。对叙利亚的军事部署,阿穆恩并没有放在心上。因为,单凭叙利亚本身的实力并不足以发动一场战争,泽拉说以色列国防军有能力在一天内击败叙军,这一点就足以阻止阿萨德总统轻举妄动。他们认为,尽管在戈兰高地出现了这些战争征兆,但并不表示叙利亚会发动战争。叙利亚的军事部署可能是为阿萨德总统出访阿尔及尔制造舆论,也可能是防止以色列的进攻。9月13日空战后,以色列更是认为,叙利亚的部署是为了报复以色列,或者防止空战升级。9月中旬,间谍报告,萨达特决定在年底发动战争,阿萨德总统已经预闻此事,并且表示,一旦埃及对以作战,叙利亚将进攻戈兰高地。9月24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发现:埃军的演习是以整师的规模进行的,这还是几年以来的第一次;此外,埃军正在储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弹药,集结迄今所观察到的最为广泛的后勤支援。埃军组建的野战通讯网更使他们吃惊,因为其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一次演习的需要。
前线的士兵对局势忧心忡忡,处在后方的以色列决策人员却一无所知。9月24日,在总参谋部的例会上,泽拉谈及最近南北两线的军事异常情况,他说根据阿穆恩的估计,埃及和叙利亚的军事部署相互间并无联系。叙利亚的集结是一种防御形式,也许是防备以色列在空战后进一步采取行动。而埃及的部队看上去只是一场多兵种演习,这种演习以前每年秋季都搞,这些军事变动都不值得大惊小怪。泽拉认为,目前还看不到战争的危险。最后,他又向总参谋部保证:如果阿拉伯国家有所异动,他肯定会在48小时前提出警告。这个保证让许多人放下心来,情报部长的保证使他们不能采取什么行动。两天后,达扬亲自到戈兰高地视察,针对戈兰高地令人担忧的形势,他悄悄地命令戈兰高地和西奈半岛的陆军部队进入戒备状态,同时又向戈兰高地增援了一个装甲旅。
不祥的消息继续传来。9月25日,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会见约旦国王侯赛因时得到警告,叙利亚已经做好战争准备,而埃及将加入叙利亚一方作战。这个消息引起了梅厄的重视。约旦的侯赛因家族历来对巴勒斯坦人没有多少好感。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梅厄就曾秘密会见当年的国王阿卜杜拉,两人就瓜分巴勒斯坦达成过协议。后来约旦也曾参加过中东战争,但都是因为看错了形势,押错了宝。梅厄要达扬、埃拉扎尔和阿穆恩对这份情报作出评估,但情报分析人员认为,不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埃拉扎尔也同意上述看法。
9月28日,潜伏特工警告,叙利亚陆军已经处于半戒备状态,空军也做好了战斗准备,这一警告很快就被来自美国情报界的情报证实了,同时,摩萨德特工也报告了埃及大规模的渡河演习。这场演习将以真正的渡河行动而告终,叙利亚将参战,埃叙联合军事行动由埃及指挥。这个消息刺激了南部军区司令戈南,他要求取消士兵的休假,阿穆恩情报分析处叙利亚科科长也警告北部军区提高警惕,本·波拉德上校下令信号情报单位做好战斗准备。但泽拉仍然无动于衷,甚至嘲笑他们是杞人忧天。很快又有情报说,埃及已经决定渡过苏伊士运河,占领米特拉和吉迪通道,目的在于促使超级大国介入埃以冲突,以重开苏伊士运河,同以色列谈判,缔结一项永久的埃以政治协定,但尚不知进攻的具体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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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穆恩对局势的估计没有改变。阿拉伯人的一些错误举动提醒了部分以色列人。由于保密措施不严,叙利亚的下级军官过早地知道了战争计划。一名叙利亚军官打电话给他的黎巴嫩亲戚,这个周末不要来叙利亚,这个电话给以色列人窃听了;埃及民航总局局长根据自己对形势的判断,于10月4日晚取消了所有航班的飞行,并且准备把飞机疏散到国外避难。埃及军方立即进行干涉,撤销了这一命令,飞机于次日恢复正常。10月2日,中东新闻社报道,埃及第2集团军和第3集团军已处于戒备状态,其他新闻机构也报道说,中东形势十分紧张,战争迫在眉睫。以色列人注意到这些消息,却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真正让以色列人担心的还是苏联的举动。10月4日16时,以色列情报人员得知,驻埃及和叙利亚的苏联顾问将继续留在工作岗位,但家属必须在晚上12点前集合,乘包括六架安东诺夫22型在内的16架苏联运输机回国。与此同时,苏联人正采取措施,减少苏联海军在埃及的存在:停泊在塞得港和亚历山大港的苏联舰队已经驶离。对这个异乎寻常的举动,阿穆恩认为有三种可能,一是苏联人知道阿拉伯国家即将发动战争,但不看好战争的前景,因此想保护苏联侨民;二是他们想以此向埃及和叙利亚表示,苏联不赞成他们首先发动战争;三是苏联和埃及、叙利亚之间突然发生危机。在10月5日的形势分析会上,泽拉说,第一种情况可能性最大。阿穆恩仍然沉浸在乐观的气氛中。
前线的感觉则大不一样,就在10月1日,以色列南部军区司令部情报处的本杰明·西曼·托夫中尉向他的上司戴维·格达利亚中校递交了一份报告,对苏伊士运河沿岸埃及军队的兵力部署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以色列北部军区注意到,叙利亚的装甲部队正以空前的规模部署,保卫这些坦克部队的萨姆导弹已经送上了发射架。在离边境两英里处部署了中程火炮,10月2日,叙军的炮兵连增加到108个,第二天竟达到140个,而坦克竟有900多辆,在南部地区还发现了一个装甲旅。这一切使北部军区司令霍菲少将忧心忡忡。达扬和埃拉扎尔对此也十分担心。梅厄夫人从奥地利回国后,达扬马上要求总理召集相关部门讨论边界形势。第二天,以色列内阁在梅厄的家中召开了一次“厨房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副总理伊加尔·阿隆、达扬、埃拉扎尔和伊斯雷尔·加利利,沙勒夫临时代替因病缺席的泽拉。会议由达扬主持。
在介绍了南北两条战线的情况之后,沙勒夫认为埃及和叙利亚的军事调动本身并不说明战争即将来临,两国最近五年来已经多次进行类似的战争动员和演习,但都没有演变成真正的进攻行动。另外,埃及的演习和叙利亚人的军事部署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没有取胜的把握,埃及人是不会投入战争的,而如果没有埃及的联合行动,叙利亚人也决不会发动战争。埃拉扎尔也同意情报部的判断。只有亲自视察过前线的达扬对边界的形势很担心,埃及和叙利亚的举动与往常不大一样,给人的印象不像是为了防御,但他没有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于是,会议形成了结论,埃及沿边界集结兵力并不意味着战争迫在眉睫,又拒绝了南部军区司令戈南呼吁采取若干预备措施的要求。总参谋部指示,不能采取可能导致前线全面战争升级的行动。
10月4日,仍然焦虑不安的达扬召集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和北方军区司令及沙勒夫开会,讨论边界的形势。没有什么效果,仍然维持“厨房内阁”作出的结论。不过,由于当天晚上情报部报告苏联正在从埃及召回人员,预感到形势有变的达扬同意总参谋部发出C级战备命令,这是以色列现役部队进入最高戒备状态的命令。
次日,以色列又发现,埃军前沿阵地的炮兵连增加到194个,所有的步兵师已全部展开,所有架桥和渡河器材集结地点都堆满了器材,运河全线的坦克掩体已全部配置了坦克排,用于渡河的浮桥部队已进入后方地域。一位海军情报军官在分析了所有这些情况后,向上司陈述了自己的看法:战争一触即发。但是,总司令部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10月5日9时45分,达扬在埃拉扎尔和泽拉的陪同下去见梅厄夫人,向她汇报了边界形势的最新进展,并建议召开内阁会议进行讨论。由于最有发言权的阿穆恩首脑泽拉仍然强调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很小,会议的结果与前次厨房内阁会议没有什么不同。大家都认为形势不大对头,但谁也没有作最坏的打算。会议最后决定,授权总理和国防部长适时下达全面动员令。由于泽拉的判断,绝大多数与会者的疑云一扫而光,甚至梅厄还准备到女儿所在的基布茨去过赎罪日,只是后来被潜意识里仍然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达扬劝止了,他不希望在战争爆发的关头总理却不在首都。
泽拉无动于衷,以色列情报界的另一个重要成员摩萨德首脑扎米尔却沉不住气了。第三次中东战争的胜利被以色列政府认为是军事情报局阿穆恩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因而风头一下盖过了一向作为政府首要情报顾问的摩萨德。摩萨德自此失宠,扎米尔不再出席内阁会议,他在内阁的位置由阿穆恩局长泽拉取代。在人们心目中,似乎摩萨德已经不再是一个情报机构,而是一个专门从事杀人、放火、解救人质的特别行动机构了。但不管怎么说,摩萨德依然是世界上最出色的情报机构之一,它的间谍网也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的。尽管阿穆恩对边界上的紧张局势视而不见,摩萨德的特工却从四面八方发回了警报。10月4日14时,摩萨德一名特工向他的专案官员发出意味着战争即将爆发、代号为“拉迪什”的战争警告,同时他要求紧急约见自己的专案官员。扎米尔决定亲自去见他,并将这个重要情报通报给泽拉和达扬,但泽拉没有理会。扎米尔也没有将此事直接通知梅厄,只是让助手向总理的军事秘书作了汇报。10月5日下午,扎米尔和这名特工会面,得知战争将在10月6日晚上爆发。同时在场的另外两个摩萨德特工立即通知国内。此时,离战争爆发大约还有22个小时。
10月5日11时,阿穆恩自己的信号情报搜集部门终于从埃及和叙利亚的无线电通讯中得知,埃及和叙利亚决定发动战争。本·波拉特立即将此事报告沙勒夫。值班人员草拟了一个紧急报告,准备分发到政治、军事决策者手中,但泽拉却决定不分发这份情报。直到次日上午7时,泽拉才改变主意,但为时已晚,此时距战争爆发只剩几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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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罪日战争结束了,尽管以色列又一次度过了战争危机,在阿拉伯国家的围攻中生存下来。但这次战争的代价让以色列人痛心不已。也许是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巨大胜利使以色列人放松了警惕,由于此前的历次战争,以色列的领土大大扩张,使得阿拉伯人发动战争的困难大大增加。以色列军方认为,苏伊士运河以及沿运河东岸构筑的巴列夫防线将构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前总参谋长巴列夫认为,西奈的常备军就足以阻止埃及的大规模进攻。300辆以色列坦克就可以对付埃及1500辆坦克。达扬曾说,面对巴列夫防线,任何埃及军队渡河攻击,都将在24小时内被消灭。他甚至夸口说,即使以色列遭到突然袭击,它也能很快扭转局势。战前,尽管有越来越多的战争征兆,但以色列仍然沉醉在军事优势的美梦里。在10月5日的内阁会议上,泽拉还坚持认为,埃军大规模渡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达扬则拼命反对埃拉扎尔全面动员的要求。
安全环境的改变导致了以色列安全战略的根本改变。过去,由于以色列缺乏周旋余地,以色列军界总是奉行先发制人的战略,决不能让阿拉伯人取得主动权,而且一旦战争爆发,以色列必须在敌方领土上展开兵力,否则对以色列就是灾难。第三次中东战争就是这种战略的典型体现。可是,在这场战争以后,由于安全环境的改善,以色列的战略也随之改为遏制战略,认为自己现在已经有了足够的战略纵深,完全可以不承担战争发起者的罪名,而让阿拉伯人打第一枪,然后,以色列发起反击,结束战争。遏制战略成了赎罪日战争之前的主流思想。为了奉行遏制战略,让埃及人知难而退,以色列决定沿运河东岸修建一条防线,在埃及和西奈半岛之间架起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这就是耗费巨资的巴列夫防线。以色列指望,这条防线能挫败埃及的战争图谋,为以色列赢得宝贵的机动时间。但显然,以色列过低估计了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实力,尤其是过低估计了阿拉伯国家的防空实力。阿穆恩确认,在经历了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惨败后,阿拉伯国家既没有胆量,也没有实力再同以色列打一场战争。以色列现在是高枕无忧。应该说,从纯军事角度考虑,以色列在军事上确实占有较大优势,尤其在空军实力上。消耗战后,美国又向以色列提供了大量先进武器,以色列军队对自己的装备感到前所未有的满意。
实际上,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以色列情报人员对边界地带出现的异常军事形势还是相当重视的,战争爆发前,达扬、埃拉扎尔和霍菲等人都对边境地区的形势表示过担心,只是,他们谁也没有采取行动以避免这场危机。能够采取行动的人对即将来临的风暴无动于衷,处于战争前沿、从蛛丝马迹中察觉到情况有变的下级情报人员,却在认认真真地进行分析,预测。
西曼·托夫是一个基层情报人员,战争爆发前是南部军区司令部情报处的情报参谋,专门分析埃及军队的战斗序列。他从埃及军队调动的迹象中,察觉出一些蛛丝马迹。10月1日和3日他两次对埃及在苏伊士运河沿岸的兵力部署情况作了详细的分析,认为埃及的演习是为了掩饰它的战争准备。事后证明,这是以色列情报部门第一份有关战争的情报报告。报告送到了南部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处长戴维·格达利亚中校手中。格达利亚毫不犹豫地驳回了托夫的报告,理由是,这份报告与情报部的判断“相互矛盾”,情报部门始终相信埃军的行动只不过是一场演习。格达利亚在这里似乎忘记了一个基本原则:以色列阿穆恩本身的判断也有赖于基层情报单位提供的情报。他对阿穆恩所作的判断毫不怀疑,更没有去想一想,为什么身处前线的托夫分析的结果与阿穆恩的判断相反。另外,埃及的军事调动也引起了另外一位情报人员的注意。10月5日13时,阿穆恩埃及科科长约拿·班德曼中校起草了一份情报分析报告。在报告的前39段,他列举了埃及的军事集结,给人的印象是战争即将爆发。但是,在写完这39段以后,班德曼觉得意犹未尽,又在后面写上一段自己对上述迹象的分析,最后还是认为,埃及企图重新开战的可能性很小。班德曼自相矛盾的根本原因也在于阿穆恩所作的最佳估计。
之所以会出现此类截然相反或自相矛盾的结论,原因就在于阿穆恩首脑泽拉制订的那两条判断,这位于1972年10月出任军事情报局局长的前军官,在对阿以之间的力量对比及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分析时,始终坚持两条最基本的判断:一、埃及在取得空中优势前,不会发动进攻,也就是说,如果埃及没有袭击以色列的手段,如远程轰炸机或地地导弹,它就不会发动战争;二、如果没有埃及的配合,叙利亚也没有能力发动一场战争。由于这一理论在最终确实很有效,因而被以色列情报人员广泛接受,泽拉本人也因此而获得很高声誉。
于是,在阿穆恩的情报搜索与分析中,情报人员就把这两个信条当作金科玉律,并以这两个标准来取舍情报。在估计埃及的意图时,情报人员心中总会问上一句:埃及拥有战略空军没有?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改变没有?如果没有,那么战争就不会打起来。凡是符合这几种假设的情报资料,情报人员就将它当做真实情报,反之则斥之为“不真实”。即使在情报搜集部门掌握了大量证据,说明阿拉伯国家即将发动进攻后,泽拉仍认为,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小之又小”。事实证明,泽拉的假设错了。人们指责泽拉用先入为主的假设主宰了情报分析人员的视野,以至于对即将出现的危险视而不见。
应该说,同达扬一样,泽拉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军人,但却不是一个好的情报军官,充当情报部长更不是一个合适的职位。然而,以色列政府选择了他,从而为1973年10月的灾难性的后果埋下了伏笔。作为一名优秀的情报首长,应该有他自己的观点,但是,他尤其应该具有广阔的胸怀,能根据情况的不断变化修正自己的观点,并适时地下达情报指令。他应该在上下级之间充当中介,使上情下达,使下级正确理解上级的意图。然而泽拉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不仅把自己看成是先知先觉,而且还竭力影响军政决策人员的独立判断。他相信他能使以色列政治机关的所有人都信服他。他不以为自己是一个参谋,而把自己当成“以色列所有情报事务的唯一决策者”。在赎罪日战争爆发前,以色列情报部门总共收到400份情报,说明战争即将爆发,但是这些电报因为同泽拉的概念相矛盾,被他全部扣留,结果,总参谋长埃拉扎尔没能看到这些情报。战后,他对阿格拉那特委员会说,如果他知道这么多情报,他肯定会改变看法。泽拉后来还辩称,由于自己长期在以色列现役部队中担任军事指挥官,因而一直没有养成向上请示、求教的习惯,凡属其职权范围的事一般不推给上司处理。正是这种自负的性格使他在危机迫在眉睫时仍固执己见,终于给国家酿成巨大灾难。
这一点,泽拉与他的前任亚利夫形成鲜明的对照。亚利夫为人谨小慎微,他深知情报无小事,一不小心就会给国家带来灾难,尤其像以色列这样一个处于四面包围之中的小国。他在任时,每当埃及进行军事演习,他总是特别关注。因为他知道,演习和战争之间没有截然的区别,进行演习本身就反映了决策者的意图。只要时机成熟,条件具备,一场演习随时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正因如此,埃及对亚利夫十分顾忌。亚利夫在1972年退休后,阿拉伯国家总算如释重负。当亚利夫得知接替自己的将是泽拉时,他说:“现在我们是在向灾难进发了,因为以色列的军队系统由三个不懂害怕为何意的人来掌管了。”这三个被称为以色列“英雄统治集团”的人正是国防部长达扬、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和阿穆恩局长泽拉。亚利夫不幸而言中了。
第十章
报复:追杀黑九月恐怖分子
与以色列同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几次战争相伴随的是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高涨,为了引起全世界对巴勒斯坦命运的重视,巴勒斯坦人开始采取非传统武装斗争形式——恐怖主义,通过劫机、绑架、刺杀等手段,在世界各地展开了针对以色列人的极端行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72年德国慕尼黑运动会血案,巴解秘密组织绑架并杀死了11名以色列运动员。以色列决心对恐怖分子进行有力的报复。情报部门为此制定黑名单,特工受命奔赴世界各地追杀“黑名单”人员。暗杀活动从1972年10月开始,一直到1979年1月,前后持续六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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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9月5日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不幸的日子。一个巴勒斯坦人以绑架、暗杀等恐怖手段打击以色列人的组织——黑九月——在举行第20届奥运会的联邦德国慕尼黑绑架了九名以色列运动队成员。他们要求在9点以前释放被以色列政府关押的234名巴勒斯坦人和被联邦德国政府囚禁的巴德尔-迈因霍夫帮成员,然后派3架飞机把他们都送往一个安全的目的地,在那里,他们将释放以色列运动员,否则,他们就要“将人质同时或一个一个地处决”。
发生了这样的事,不仅慕尼黑惊呆了,整个联邦德国乃至全世界都感到震惊。谈判开始了,联邦德国政府的两位部长、奥运村的村长、前任市长和慕尼黑警察局长以敢于赴汤蹈火的姿态表示愿以自己去交换人质。但恐怖分子拒绝接受这一要求,只是把截止期限延长至12点。
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在电话里与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磋商了10分钟,其结果不出所料,这位头发花白的女总理重申了以色列对恐怖主义人人皆知的立场,即无妥协可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让步。态度虽然很强硬,但梅厄总理一搁下电话就立即召来了摩萨德局长兹维·扎米尔,让他马上飞去联邦德国处理这件人命关天的棘手事。当天上午10点,长得有些干瘦的51岁的扎米尔衣冠端正、服饰考究地出现在慕尼黑。他一到慕尼黑,就急匆匆地要求看一下联邦德国方面准备解救人质的行动方案。
联邦德国警方已决定佯装答应提供飞机,因为此时恐怖分子已把截止日期又延长至晚上12点,并降低了要求,只要求派一架飞机将他们和人质送到埃及开罗。如果到时以色列仍不交出被关押的巴勒斯坦人,他们就在开罗处死运动员。联邦德国的边防警察部队(在此之后改建为反恐怖大队,又被称为“德国GSG9特种部队”)准备在恐怖分子到达机场后,在飞机起飞前发起进攻性袭击。扎米尔阅毕方案,感到这次行动组织得不好:准备工作很草率,狙击手太少,武器也不够先进,行动能否成功,实在没什么把握。但是,扎米尔没有发表异议,因为他一时也拿不出什么好主意。晚上10点,扎米尔在德方军官的陪同下,登上了慕尼黑市郊菲斯腾费尔德布鲁克机场的控制塔。他“有幸”亲眼目睹了机场跑道上发生的这场悲剧的最后一幕。10点20分左右,两架直升机从奥运村附近一块草坪上腾空而起,朝着菲斯腾费尔德布鲁克机场飞来。机上载着九名以色列人质和八名恐怖分子,他们是乘一辆大众牌汽车来到直升机旁登机的。扎米尔日后回想起来,觉得应该在恐怖分子下汽车后向直升机走去的时候实施伏击,尽管这是事后才认识到的,但在当时的确就意味着失去了行动的最佳机会。
一刻钟后,两架直升机在距一架波音727喷气式飞机约100米处降落。恐怖分子强迫驾驶员站在前面,然后四名恐怖分子走出直升机去检查客机。机场的灯光造成许多阴影,使人难以辨别谁是人质,谁是恐怖分子,狙击手们顿时感到困难起来。几分钟后,5名狙击手便在昏暗中从远处慌乱地开火了,但没打中目标,从而失去了奇袭的威力。听到枪声,恐怖分子迅即举枪还击。直升机的驾驶员见势不妙,拔腿就跑,其中两人安全脱险,另两人被交叉火力击中,负了重伤。以色列人质则无法动弹,他们还坐在直升机内,眼睛被蒙住,手脚被紧紧地捆着。双方对射了足有一个多小时,恐怖分子狂傲地拒绝了联邦德国警方的几次劝降,尽管他们明知这是免于一死的唯一出路。联邦德国方面因为直升机内还有人质,因此火力受到限制,于是,临时决定在六辆装甲车的掩护下,突击队员直接向上冲。然而,就在装甲车开动的同时,一名恐怖分子向一架载有五名以色列人质的直升机里投了一颗手榴弹,直升机顿时化为一团烈火。紧接着,另外两名恐怖分子枪杀了第二架直升机内的4名人质。令人痛惜不已的是,倘若装甲车攻击推迟几分钟,第二架直升机上的四名人质便能幸免于难,人们发现,捆绑他们的粗绳结上留有牙痕。这表明这四人用不了多久就能挣脱绳索,出其不意地袭击守在直升机外的两名恐怖分子。至于第一架直升机上的五名人质,则无法断定采取了什么行动,他们的躯体已被烧为灰烬,无法辨认。直到凌晨2点30分,警方才击毙了最后一名负隅顽抗的恐怖分子,他的真名叫穆罕默德·马萨尔哈德,他曾作为一名建筑师参加过修建慕尼黑奥运村,因此对现场极为熟悉。
战斗结束了,一共有九名以色列人质、两名联邦德国警官和五名恐怖分子死在机场上。另有三名恐怖分子被捕。
慕尼黑惨案发生后,以色列举国哀悼。9月7日下午,以色列为死难者举行了隆重的国葬,梅厄总理没有参加,她的姐姐刚刚去世。阿隆副总理代表总理致悼词:“这是与奥林匹克精神相违背的残酷行为,我们要战斗到底!”有人猜想,总理大概想避免在葬礼上遭人唾骂或石块的袭击。尽管没有理由将惨案归咎于她个人。与此同时,摩萨德首脑扎米尔受到了解内情的高级官员们批评,他们认为以色列情报机构实际已经得到了警示,此前不久,黑九月的恐怖分子曾在以色列利达机场向候机室的大批乘客扔手榴弹,并用自动冲锋枪扫射,致使百余人或死或伤。而以色列代表团开赴联邦德国之前,已经大量获悉黑九月将在奥运会期间展开行动的情报的摩萨德,却无法预知这些所谓的行动包括哪些。而作为主管,扎米尔显然大意了,他认为恐怖分子是不敢袭击以色列运动队的。尽管他曾提前一个月派了两名特工去联邦德国,仔细检查联邦德国安全机构保安计划。当联邦德国方面做出了严肃的保证后,两名特工就撤回了。而以色列代表团成员既没有武器,也没有任何准备来对付恐怖分子的袭击。最令人莫名其妙的是,代表运动队负责与当地保安机构联系的竟是一位随队医生。这些都使扎米尔难辞其咎。扎米尔也觉得冤枉,如果敌人存心要拼,那么这样的袭击无论什么样的防护措施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管扎米尔怎么解释,人们对摩萨德多少有了一些不信任感。总理梅厄夫人虽然安慰扎米尔,但她已任命其宠臣阿哈隆·亚里夫将军为“恐怖主义事务特别助理”,削去了扎米尔的一部分权力。
不过,黑九月造成的灾祸也给摩萨德带来了一个立竿见影的好处,一夜之间,它的预算几乎增加了一倍。利达机场和慕尼黑的残杀事件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使情报机构得到以色列政府批准,允许他们使用“暗杀”这种极端的恐怖主义进行报复。
2
慕尼黑惨案发生两周后的一个周六上午,化名为阿夫纳的一名以色列特工被召到梅厄总理官邸。让阿夫纳感到纳闷的是,摩萨德局长扎米尔居然亲自用车来接他。虽然他已经隐隐约约地猜到,也许同刚刚发生的那起悲剧有关。显然还沉浸在悲痛当中的总理,并没有立刻就进入谈话的主题,而是在给来客削完苹果后,开始叙述犹太人几千年来所遭受的苦难,和对安全、宁静生活的向往。这些历史都是每一个犹太人都铭刻在心的。总理说现在犹太人终于有了自己独立的国家,却仍然时时刻刻地面临被欺凌和虐杀的危险。过去以色列的奋争都是有限度的,从没有逾越一切文明的准则,不采取不必要的残暴行动。阿夫纳这时才慢慢地清晰了总理谈话的意图。果然,总理的目光第一次直接落在他的身上,她说,她已经作出一项决定,而责任则她来担当。然后就转身离开了。那些具体的事情就由扎米尔来解决。在阿里尔·沙龙征询他是否愿意接受这项任务时,阿夫纳有些犹豫,他预感到这个任务非常重要且危险。但扎米尔只给了他一天的时间考虑,阿夫纳第二天就同意了,扎米尔这才告诉了他这项任务的性质:成立一个刺杀小组去消灭欧洲的恐怖分子。摩萨德决定派出一个人数不多的独立小组,它要能在欧洲独立行动几个月甚至几年,不依赖以色列的任何支援,它要能够自己寻找武器,建立自己的情报网,也决不能通过任何渠道向外发信号或急电。它将像一个恐怖小组,但能量要比恐怖小组更大。阿夫纳点点头,是以牙还牙的时候了。
阿夫纳被要求在一份约定很苛刻的合同上签字:摩萨德将不再雇佣对方,不发给津贴或养老金,不给予法律保护,不承认对方是在为它工作,也得不到驻外使领馆的帮助。而作为另一方的阿夫纳,他要永远不向对方提出任何要求,不向对方寻求帮助,不把责任推卸给对方。到了这一步,阿夫纳已经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
阿夫纳小组中,阿夫纳是负责人,卡尔主要负责清除任何危害性的痕迹(哪怕是潜在的),还有负责伪造证件的汉斯和爆破专家罗伯特,高大魁梧的史蒂夫。他们的暗杀对象是扎米尔制定的“死亡名单”。这份名单共11个人,他们都是反以恐怖组织的得力干将,其中大部分人被视为慕尼黑惨案的主谋或首犯。名单上的暗杀对象可分成两类:带有武器和保镖、对外公开是法塔赫或黑九月头头身份的人称为“硬”目标,如萨拉迈、纳塞尔等;从不公开其真实身份,只是利用从事的公开职业作掩护,在西方国家有着固定的居住处的称为“软”目标,如哈姆沙里、兹怀伊特等。阿夫纳决定先从“软”目标下手,因为“硬”目标的名字虽然家喻户晓,但他们戒备森严、行踪诡秘,有非常隐蔽的安全据点,有的甚至从来不在同一间屋里住两夜。另外慕尼黑惨案刚刚发生不久,“硬”目标在短时期内肯定不会抛头露面。对他们稍迟一点动手,也可免除舆论将暗杀行动同惨案联系起来。而“软”目标则不那么神秘,他们在西方国家参加一些教育、文化或外交活动作为掩饰,自以为没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其中有几个暗杀对象目前的住址居然可以在有关的情报资料中找到。当然,这并不是说暗杀小组就可以不做任何准备,像捻死一只蚂蚁那样轻而易举。事实上,不管追杀对象有多“软”,都得进行周密策划。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把人杀死,而在于杀死人后如何安全脱身。万一被警察当局抓住,不仅仅是特工个人的生死,也不只是摩萨德的声誉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威望!
不过说到底,对付“软”目标还是比较轻松的,因为他们容易被发现,也不太会搞错,他们从不乔装打扮,在公开场合允许让别人照相,甚至在自己住的公寓门上挂着铭牌。如果有人问起他们的姓名,他们就会彬彬有礼地自报家门。
第一个行动目标是名列“死亡名单”第四位的瓦埃勒·兹怀伊特。他在意大利罗马长期居住,正式工作是利比亚驻罗马大使馆里的翻译。而真实身份则是欧洲恐怖组织的主要组织者和协调人,是他策划了1968年劫持以色列航空公司从罗马飞往阿尔及利亚班机的行动,从而拉开了近10年恐怖活动的帷幕。他最值得炫耀、最超乎想象的行动,就是风度翩翩地与来罗马旅游的两位英国姑娘交上了朋友,主动为她们导游,临别时赠送她们收录机,其实里面装有定时炸弹。一无所知的姑娘们把它带上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07飞机,差一点造成机毁人亡的特大恐怖事件。瓦埃勒·兹怀伊特住在阿尼巴利亚诺广场的一栋七层公寓大楼。他有一个习惯,每天晚上从女友家回来,在走进公寓大楼C号门之前,都要在的里雅斯特酒吧停留一下,挂个电话。
1972年10月16日22点左右,行动的时间到了。
40岁的兹怀伊特像往常一样,从他的意大利女友家出来,手里拎着一只杂货袋回公寓。他住的是劣等公寓,门厅和过道总是漆黑一团,为了省电,电灯打开几分钟后便自动熄灭。兹怀伊特走进公寓大门,一点也不在乎四周的黑暗。就在他朝电梯走去时,电灯突然打开了,阿夫纳和罗伯特出现在兹怀伊特面前,但他丝毫没有感到恐惧,也许只是有些迷惑,他继续向前走。就在这时,罗伯特用英语问他是瓦埃勒·兹怀伊特吗?其实这只是形式而已,他们曾无数次地仔细研究眼前这个人的照片,熟记了他的个人履历和有关情况。罗伯特又很随便且有礼貌问了一遍,兹怀伊特对眼前这两个空着手的男子没有马上产生怀疑,正准备点头时,也许是突然心里升起了某种不祥的预感,头只稍稍动了一下就立刻否认了。可阿夫纳和罗伯特已经动手了,他俩右脚后退半步,双膝微屈,成半蹲姿态。紧贴于体侧的右手撩开上衣,抓住手枪柄,左手心向下,成半圆形压在“贝雷塔”手枪上,随着拉动套筒发出的“咔嚓”声,击锤和撞针处于待发位置,第一颗子弹从弹夹跳入弹膛,整个过程不到一秒钟。兹怀伊特毫无防备,既没有武器,也没有保镖,脸上露出惊恐慌乱的表情。阿夫纳和罗伯特在一秒钟内几乎同时扣动了扳机,装有消音器的贝雷塔手枪发出柔和的“咔嚓”声,兹怀伊特倒下了,身中14枪。
据事后马路上的目击者说,他们看到好像是一对谈情说爱的男女坐在一辆停放在公寓外面的绿色菲亚特125型小汽车里。突然间,两个男人从公寓大门内冲出来,跳进这辆汽车的后排座位,几秒钟后,汽车就飞快地消失在浓黑的夜幕之中。
不久,人们找到那辆被人抛弃了的小汽车,车上没有任何痕迹,连个指纹也没留下。
摩萨德为杀死兹怀伊特,共花费了35万美元,但头头扎米尔认为旗开得胜很值得。
3
下一个是“死亡名单”上的第三号目标马赫穆德·哈姆沙里博士,他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巴黎的正式代表,地位要比兹怀伊特高。他在阿拉伯联盟的办事处出版一份名叫《法赫特新闻》的时事通讯。他和设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一些阿拉伯国家代表交往密切,他的朋友都认为他温文尔雅,颇有教养,衣着打扮和举止行为比起任何一位外交官来都毫不逊色。哈姆沙里同法籍妻子和女儿住在巴黎第14区一栋中产阶级的公寓里,过着舒适富足的生活。但他利用外交官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外关系合法代表的身份作掩护,策划了好几起有名的恐怖活动,如发生在哥本哈根的暗杀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的未遂事件,瑞士航空公司一架喷气式飞机在飞往以色列途中空中爆炸的事件,以及这次在慕尼黑袭击以色列运动员的事件。根据情报,哈姆沙里现在又同黑九月的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布迪亚正策划一个新的恐怖组织,名叫东方巴黎人,网罗许多法国本地的和其他非阿拉伯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恐怖活动。
哈姆沙里虽然是个“软”目标,但他的警惕性很高,身边一直有警卫,公寓临街的大门口以及四周的街道上都布设了警卫暗哨。兹怀伊特死后,安全工作又进一步加强了,哈姆沙里和他的上司布迪亚都在小心谨慎地行动。暗杀小组决定采用罗伯特的办法,将一枚炸弹装在哈姆沙里的电话底座里,因为他需要经常接拨电话。
12月5日,一名管道工出现在哈姆沙里寓所旁边的一座楼房里,着手修理水管。谁也没有注意他在慢慢悠悠地进入哈姆沙里的公寓。这位管道工实际上是一个训练有素而且技术熟练的摩萨德军械师。他所感兴趣的不是管道,而是沿着管道铺设的电话电缆。不多时,哈姆沙里的电话机就开始出毛病了,一直到第二天晚上还是这样,他怒气冲冲地要电话局来进行检修。虽然天已经很晚了,但向来有求必应的电话局立刻就派了一名技师准时赶到了。在检修电话期间,大部分时间哈姆沙里在场,其余时间则是警卫在场,可是谁也没看到,技师把一枚新式炸弹偷偷地放到了电话机的底部。只要不拿起听筒,炸弹就完全无害,一旦拿起听筒,炸弹还不会起爆,只是解除了保险,还要有无线电信号遥控,才能引爆。当然,没有什么绝对保险的事,所以摩萨德特工暗暗祈祷哈姆沙里夫人今晚千万不要在电话里和朋友长谈,而且千万不要有无线电业余爱好者在夫人打电话时用与炸弹接收器相同的频率发报。
12月8日上午8点25分,哈姆沙里的法国夫人像平时一样,送女儿上幼儿园去了。
两天之前,哈姆沙里曾接到过一个“意大利记者”要求采访他的电话。作为巴解组织发言人的哈姆沙里对这样的要求习以为常。他听从那位记者的建议,同意两天之后在附近的一个咖啡馆里面谈。那个记者说,他上午一到咖啡馆,就往他家里打电话。现在,哈姆沙里的夫人和女儿已出门,那位“意大利记者”打电话来了,哈姆沙里拿起听筒,对方说明自己是“意大利记者”后,问他是不是哈姆沙里博士本人,哈姆沙里刚回答了“对,是我”,就听到尖厉的蜂鸣声,电话机爆炸了,这蜂鸣声就是无线电遥控信号。
暗杀小组的特工们躲在附近的工具车内,看到整座大楼轻轻地颤抖了一下,哈姆沙里寓所的大玻璃窗震出了纵横交错的裂纹。可是,令特工们失望的是,哈姆沙里没有当场死去,他在医院里苟延残喘了一个月,于1973年1月9日死去。
名列“死亡名单”第十位的侯赛因·阿巴德·希尔是个“硬”目标,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以色列人不大可能去的叙利亚大马士革,尽管他从不随身携带武器,也没有保镖。他的掩护身份是东方语言教师,实际身份是巴解组织的联络员和恐怖分子的组织者,专门负责与在塞浦路斯的克格勃进行联系。1月22日,行动小组获悉,他将于日内到达塞浦路斯。这个地中海岛国是两个超级大国角逐的场所,岛上土耳其族与希腊族的冲突由来已久,而且最近愈演愈烈。当晚,行动小组飞抵尼科西亚,阿夫纳和罗伯特藏身于一个安全据点,卡尔、汉斯和史蒂夫住进了希尔已经预定了房间的奥林匹克饭店,这样做一是有助于识别目标,二是有利于研究饭店的布局,三是虽然希尔住进饭店,他们就会撤出,但是他们以后再在饭店露面,饭店的服务员和保安人员就会把他们当作以前见过的客人,而不加以怀疑了。
1月23日晚上,希尔化名侯赛因·巴沙里,持叙利亚旅游护照,住进了奥林匹克饭店。住在隔壁房间里的是一对以色列新婚夫妇,他们是到塞浦路斯度蜜月来的。
为了防止上次没把哈姆沙里当场炸死的事情再次发生和不殃及无辜,行动小组决定给希尔准备一种压力炸弹,这种炸弹内有六个小型炸药包,分别连在两个弹体上。两个弹体由四个力量很强的弹簧隔开,每个弹簧中间均有一颗螺丝。当炸弹放置在汽车坐垫或床垫下时,弹簧可以防止上部弹体的四颗螺丝碰到下部弹体的四个接触点。但人体的重量足以压低弹簧,使螺丝碰到接触点。这样一来,压力炸弹的保险就打开了,然后,通过无线电信号引爆炸弹。如果没有信号,炸弹不会爆炸。同样,没有人体那样的重物压到炸弹上,什么信号也不会使炸弹爆炸。这种炸弹非常可靠,也就是说,只有当暗杀小组确信床上躺着的是希尔本人,已被做了手脚的床才会爆炸。
1月24日,早上8点刚过,希尔被人用车接走了。暗杀小组立即派人乘车尾随而去。一旦希尔回饭店,就立即通知留在饭店内安放炸弹的人。结果,希尔几乎一整天都待在一个苏联人租下的房子里。午饭过后,罗伯特和汉斯等清洁工人打扫房间后偷偷溜进希尔的房间,把炸弹固定在床垫下面的金属弹床绷上,拆掉了房间里的电灯开头绕路,只剩下床头灯的开头还可使用。床头灯在夜里一关掉,就表明希尔已经在床上了。
晚上10点刚过,希尔回到饭店。阿夫纳跟着希尔一起上了电梯,以确认没有别人和希尔一起进入房间。大约20分钟后,希尔窗内的灯光熄灭了,阿夫纳担心希尔关灯后还未上床躺下,因此等了两分钟才发出“动手”的命令。还是早了点,罗伯特揪动遥控器的按钮时,什么也没发生。希尔也许正在床边脱袜子,他的床垫上的重量还不足以压低弹簧。罗伯特在心里默默数到10,咬着牙再次掀动按钮,差点把手里那个不太结实的遥控器弄碎。他用这么大的劲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要是希尔还未上床,劲再大也是白花工夫。但是,希尔已经上床了。
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炸,一道火舌卷着玻璃碎片和破砖乱石朝着街面袭来。卡尔进入饭店,发现饭店里的其他人,包括那对以色列新婚夫妇,皆安然无恙。那对夫妇的房间与希尔的房间仅隔一堵薄薄的墙壁。墙的那边,希尔和他的床都已化为灰烬。
4
恐怖和反恐怖的闹剧愈演愈烈:1973年3月9日,黑九月的一个小组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驻苏丹首都喀土穆的大使馆。在塞浦路斯,巴勒斯坦人为了给希尔报仇,枪杀了一名以色列商人,并在以色列大使家里安放了炸弹;而且几乎在同一时间,黑九月的一个行动小组分乘两辆汽车,闯过塞浦路斯机场的关卡,向停放在机场的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开火。
行动小组也马不停蹄,继续从“死亡名单”上勾出第四位牺牲者:第五号目标巴西尔·库拜西博士。他将于3月底去巴黎度假。这是一个“软”目标,库拜西博士目前是贝鲁特亚美利加大学的一位教法律的伊拉克籍教授,他曾经是死亡名单上头号目标萨拉迈在亚美利加大学上学时的任课教授。他时常到欧洲去,负责黑九月在欧洲的武器炸药保持良好的备战状态,在适当的地方筹备新的武器,保障和监督通讯系统以及管理安全据点等事项。3月29日,库拜西刚抵达巴黎机场,就住进了一家廉价旅馆,位于巴黎第八区的一条狭窄的街道——阿卡得大街上。
库拜西是个生活很有规律的人,这是他对暗杀小组的最大的帮助,使得监视他的任务非常轻松。库拜西将他的时间一分为二,白天,他常常在圣日耳曼林荫大道附近的酒吧与人接头。晚上,他喜欢在他所住的旅馆附近散步,从旅馆走出来,走到香榭丽舍大街,然后沿着加布里埃尔大街,经过美国驻巴黎大使馆和豪华的克里荣饭店,再到协和广场,最后总是走到皇家大街离世界著名的马克西姆餐厅不远的地方,尔后再走五分钟,经过马德莱娜教堂,回到住处。
4月6日的夜晚,库拜西像平日一样出门散步了,他一边走着一边不时地回头张望,似乎要看看是否有人盯梢,也许是他感觉到了危险;也许是他生性谨慎,习惯这样做。不过,很可能是他什么也没发现。其实,在他一出门沿着香榭丽舍大街慢慢行走的时候,川流不息的车流中就有两辆型号不同的轿车来来回回地从他身旁驶过。
库拜西已经走到冷清的加布里埃尔大街,整条街上静悄悄的,也许除了守卫美国大使馆的法国警察外,再也没有人会多望他一眼。库拜西之所以选择这条没有人迹的街道散步可能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在武装警察高度警惕的注视之下,任何人也不可能袭击他。而在这条街道的前后,车水马龙,行人熙熙攘攘,也使他颇有安全感。只是在从皇家大街路口到他的住处这段短短的路上,他才会孤身一人,步行回去。
当库拜西刚走近皇家大街,阿夫纳和汉斯就闪了出来,紧紧尾随其后。罗伯特则开着汽车在他们身后约50米处跟着,保障他们的安全。突然,库拜西在路边停了下,在一家名叫马德莱娜的大药店前踌躇不前。阿夫纳和汉斯趁机从库拜西的两旁穿过,然后猛然转过身来对着库拜西。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从正面看看库拜西,以免弄错人。
“喂,库拜西!”汉斯喊了一声,话音未落,他和阿夫纳同时转身,右手将上衣往后一甩,握住枪柄,左手往后拉开装有消音器的贝雷塔手枪的枪管套。库拜西眼睛睁得大大地看着他们,嘴里重复地喊着。“不!不!”并往后退去,可他的脚后跟碰到了人行道的边缘,他的身体向后倾倒,两条手臂在空中胡乱划着。阿夫纳立刻略微调整了一下枪的角度,在库拜西的身体倒在人行道上之前向他射出了子弹。汉斯的手枪也以同样的节奏将子弹击中了库拜西。然后飞快地跑向街对面罗伯特的车,直奔机场而去。
库拜西倒在人行道上。这个第二天将被巴黎新闻界称为“乔治·哈巴什博士的巡回大使”的人死了。
两天后,三人与先期抵达的卡尔和史蒂夫在黎巴嫩贝鲁特汇合,参与摩萨德和以色列特种突击队的联合行动,袭击巴解组织总部,趁机消灭名单上的另外三个目标:卡马勒·纳赛尔、马赫默德·尤素福·纳杰尔、凯马勒·阿德万。
到1973年5月,黑名单上的11个目标只下四个了。黑九月的爆破专家阿布·达乌德仍关在约旦的监狱里,瓦迪·哈达德秉性谨慎,从不涉足西欧,阿尔及利亚人穆罕默德·布迪阿是个“软”目标。作为阿尔及利亚国家剧院的导演,他执导了几出具有政治色彩的戏剧,在法国左翼的社交圈里小有声誉。布迪阿经常外出行动,行踪诡秘。直到6月,行动小组才知道他到了巴黎。和以往的目标不同,布迪阿居无定所,这给阿夫纳等人的行动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6月28日上午6时45分,布阿迪把车开到贝尔纳墓地大街后,下车徒步行走。得到线报后,史蒂夫和罗伯特立即开着一辆货车赶来,停靠在布迪阿的“雷诺”车前。此时街上的行人稀稀落落。史蒂夫很快就弄开了“雷诺”的车门,然后在司机座位下面安装了一枚形状小、结构简单的炸弹,这种炸弹既不需要连接线也不需要定时器。靠压力打开保险,借无线电信号引爆。完事后,两人把货车开到金星咖啡馆对面的马路上。正好是上午8时。大约三个小时后,布迪阿回来了,他坐上车启动后,坐在货车里的罗伯特轻揿一下按钮。一声巨响,“雷诺”的门被炸上天了,连车顶也给炸塌了。41岁的布阿迪当场身亡。
整个行动进展顺利,九个月的时间行动小组就杀了九个人,名单上的人现在只剩三人了。要是再杀掉两个,他们就算是为11名在慕尼黑遇难的以色列运动员报了仇。可是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再也没有获得有关慕尼黑惨案的罪魁祸首——哈里·哈桑·萨拉迈的任何确切的消息。转眼就是1974年1月,他们终于得到有关萨拉迈和达乌德比较可靠的情报,说他们俩将于12日在瑞士小镇萨尔根斯的一座天主教堂会晤,可等他们赶到那儿开枪将里面的三个人尽数击毙后,当中却没有一个是他要找的人。到了5月份,罗伯特前往比利时试制武器,史蒂夫请假去南非探亲,阿夫纳、卡尔和汉斯又得到了一名告密者的消息说患有眼疾的萨拉迈将于月底来伦敦就诊。但就在他们试图与告密者接触以核实这条线索时,卡尔在卧室里被人近距离开枪打死。尽管他们后来查到了凶手是女杀手珍尼特并将其处死。但形势已经变得越来越危急,不久,罗伯特在试制新式炸弹时,被炸死在比利时一个小镇附近的田野上;汉斯也死在法兰克福一个公园里。阿夫纳和史蒂夫被迫中断了他们的刺杀行动。
一直到1979年1月,萨拉迈最终被其他以色列特工暗杀成功,长达六年之久的刺杀行动才彻底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