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生存状态与小说》书摘
来源:其他 更新时间:
2011-01-13
目 录
绪 论
一、选题意义
二、研究对象
三、概念厘定
四、研究现状综述
五、研究思路及主要研究方法
第一章 近代社会转型与文人角色转变
第一节 近代社会转型
一、国家主权逐步丧失
二、自然经济逐步解体
三、“四民”社会结构解体
四、知识分子阶层产生
五、新生的买办资产阶级地位不断提高
六、产业工人变成重要的社会力量
七、一些新兴阶层的社会作用不可忽视
第二节 文人角色的转变
一、科举制度被废除
二、文人地位的变化
第三节 文人角色的转变与近代小说的发展
一、公共空间的建立和拓展与近代小说的转变
二、文人边缘化与小说批判精神的选择
三、文人适应社会需要与小说创作的繁荣
第二章 近代文人的生存意识与生活方式
第一节 近代文人生存意识
一、什么是生存意识
二、近代文人生存状态在小说中表现
第二节 近代文人的生存方式
一、人的生存方式
二、近代文人生活方式
第三节 报业文人群体的生存状态
一、物质世界:生存境遇的变化
二、精神世界:精神困境及其解脱
三、职业表现:关注民生与创造财富
第三章 近代文人的心态
第一节 近代文人的政治心态
一、爱国忧民
二、救亡图存
三、积极入世
四、边缘心态
第二节 近代文人的社会心态
一、矛盾心态
二、忧时与感伤
三、失落与淡漠
第三节 近代作家的创作心态
一、忧世愤世
二、开放心态
三、救世匡俗
四、孤独幽怨
第四章 近代文人的小说观念及其转型
第一节 近代文人的小说观念
一、小说的地位观:小说乃“文学之最上乘”
二、小说的政治功利观:“今日诚欲救国,不可不自小说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说始”
三、小说的审美特征:殆合理想美学、感情美学而居其最上乘者
四、小说的消遣娱乐观:“一编在手,万虑都忘”
五、小说的读者意识:“庶使阅者诸君,不致生厌”
六、贬斥传统小说:“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
第二节 近代小说的类型观
一、小说类型观的发展变化
二、近代几种主要的小说类型
第三节 近代小说观念的转型特征及原因
一、小说观念转型的特征
二、近代小说观念转变的原因
第五章 近代小说家的论政情怀与政治小说
第一节 中国近代文人的政治意识
一、政治参与意识
二、忧患意识
三、功利意识
四、批判精神
第二节 近代文人论政
一、近代文人论政的几个阶段
二、“文人论政”传统的产生和存在的条件
三、“文人论政”传统的基本特征
四、著名文人论政举例
第三节 政治小说
一、政治小说的兴起与发展
二、政治小说的主要内容
三、政治小说的不足
第六章 近代小说作家的现实超越与侠义小说
第一节 文人与侠士之精神通缀
一、侠的概念和类型
二、侠与文人的关系
第二节 近代侠义小说与文人理想
一、文人参与侠义小说的创作编辑
二、近代侠客的文人秉性
三、近代侠义小说寄寓了文人理想
第三节 侠客形象的转变与文人的无奈
一、侠客形象的转变
二、文人的无奈
第七章 古代文人的闲情追求与近代狭邪小说
第一节 古代文人的闲情追求
一、闲与闲情
二、闲情的美学意义
三、闲情与文学创作关系
第二节 近代狭邪小说
一、狭邪小说定义
二、狭邪小说的发展阶段
四、狭邪小说兴起的原因
第三节 狭邪小说作品中的文人形象及其意蕴
一、狭邪文人形象特征扫描
二、“流氓+才子”的“虚幻英雄”章秋谷
结 束 语
主要参考文献
一、著作类
二、论文类
后 记
正文
绪 论
一、选题意义
近代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阶段,是中国小说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型时期,它既是中国传统小说的终点,也是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是中国小说的现代化的启动时期。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性质由封建社会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内忧外患不断,社会处于动荡之中。尤其是封建制度的衰落和最后灭亡,科举制度被废除,文人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人们对待小说的观念、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这给小说发展带来新的变化,孕育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小说”。而“新小说”的发展催生了现代小说的迅速、壮大。我们选择文人转变和文人生存状态这个切入点,对近代小说进行研究是有价值的。
近代小说,是目前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但是大多集中在重点作家作品研究、小说发展脉络的研究上,而对文人生存状态、作家生存状态与小说产生、发展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还很少。即使是一些作家作品的研究,也比较粗略,不够深入。近代文人在8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探讨近代文人的群体规模、群体构成、群体特征和他们生存的环境和状态,对于我们了解近代小说的发展规律及其内在发展路径有重要的帮助。文人是如何实现由传统文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是如何在发展困境中寻找各自的生存空间并取得重要成就的,报人作家在商业化大都市生存环境中价值观念转变是如何的等等,都是我们研究的问题。
二、研究对象
“近代”,在历史学上指的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大约80年的历史。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开端,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转折点,从此中国社会进入了一百多年的动荡时期。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这场以西方思想为基础,以民主、科学、人权、自由相标榜的运动,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方面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五四”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也是旧文化与新文化的分水岭。
在文学上最早使用“近代”一词的应该是沈雁冰(茅盾)1921年发表的《近代文学体系的研究》。此后,近代文学概念被学者们普遍使用,例如陈衍的《近代诗钞》(1923)、严伟等人的《近代诗选》(1926)、钱仲联的《近代诗评》(1926)、金兆梓的《近代文学之鸟瞰》(1933)、钱歌川的《近代文学之特征》(1934)等。但这些论著中的“近代文学”概念还十分模糊。近代文学究竟是指什么时期的文学?它的时限范围是什么?各家说法不一,难成共识。1929年,陈子展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说:“所谓近代究竟从何时说起?我想来想去,才决定……断自‘戊戌维新运动’时候(一八九八)说起”,他把重点定为1928年。陈独秀曾主张“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郑振铎认为“近代文学开始于明世宗嘉靖元年(公元一五二二年),而终止于五四运动之前(民国七年,公元一九一八年)”。但是,郑先生在《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中修正了此观点,他将中国文学史分为上古、古代、中世、近代、现代五个时期,而近代期明确定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公元一八四○-一九一八年)。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又把“现代”视为“近代”。总之,在20世纪50年代前,近代文学始终未形成一个明确的科学概念。
近代时期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既是中国传统小说的终点,也是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
在小说史研究中,近代往往被称为“晚清”、“清末民初”等。但是这些提法过于笼统,不够准确。“晚清”一词应用广泛,但是查遍各种工具书,均无“晚清”义项。据《辞海》释义:“晚,时间上将近终了。如当晚;春晚;晚年;晚明。”《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晚”为“时间靠后的,如晚清(清朝末年)”。所谓“晚清”,就是指清代行将结束的最后一段时间,也就是清朝末年。也就是说“晚清”与“清末”的意义是完全相同的。“末年”的意思是“(历史上一个朝代或者一位君主在位时期)最后一段时间”,这里的“最后一段时间”,明确告诉了终止点是灭亡的那一年,但是这一时期的起始点从何年何月算起,以何种重大历史事件作为标志,还是没有明确答案。有人从1872年算起,有人从1898年算起,有人从1902年算起,有的从1903年算起,还有的干脆从1840年算起,也就是从历史学上的中国近代史起点算起,称为近代小说。“民初”又是指哪一段呢?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中华民国”诞生。民初的起始点应是1911年,但是民初的终点在哪里呢?中国文学研究的惯用做法是,把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新文学的开始,1911到1919年作为“中华民国”的初期。这个时期小说的主流仍然是传统小说,当然也有许多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小说,因此,近代时期是传统小说的延续期,也是现代小说的孕育期。
采用“近代小说”这个提法很好,也很准确,还可以消弭一些分歧。因为在历史研究中古代、近代、现代的划分是非常明确的,近代就是指1840年到1919年这段历史时期,不会产生分歧。而且这个时期的小说具有鲜明的特点,也能区别于其他时期。
我们采用“近代小说”这种提法,可以解决小说发展与历史发展是否同步的问题。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有其自身特有的前进步伐和发展规律,不一定和历史(主要是政治史、经济史等)的发展轨迹完全契合。因为历史上的分期,主要是以社会性质的变化和历史事件为标准的,是一个突变的过程,而小说的发展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因此,小说史的发展阶段,应该按照小说的发展特点和变化规律来划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变化始于鸦片战争,而中国社会文化深层的变化以及文学创作(包括小说)的重大转变是在鸦片战争结束的30年左右。从小说观念、小说创作的内容题材、体裁手法、小说出版形式等方面来看,中国传统小说从1872年《申报》创刊开始发生质的变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因为这个时候,“在西方文学和国内小说界革命的冲击和影响下,中国小说的创作才有脱胎换骨的变化,在此之前不过是题材表现领域的拓展、各个类型流派的融合以及艺术手法的某些创新,远称不上转型。”但是,不管是提前还是延迟,这个时间段都还是包括在“近代小说”范围之内。
采用中国“近代小说”概念,可以更加准确地为这个阶段小说定性。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近代小说没有多少好感,尤其是鲁迅先生以及受他影响的大批学者对近代小说评价极低。例如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评价“谴责小说”时以清代“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作为参照物,认为《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戚而能谐,婉而多讽”,无论是主旨还是艺术都有很高价值;而《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谴责小说”则“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是讽刺小说之末流。这里的“末流”不单指“谴责小说”,还包括作为“人情小说”之末流的《九尾龟》,以及作为“谴责小说”之末流--“黑幕小说”。可见,“末流”说是鲁迅先生对清末民初小说模仿前人的整体创作趋向的小说史定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他们接受了西方小说观和艺术价值判断标准,并以此去观照、审视、定性中国近代小说。这显然有失偏颇。而用近代小说概念,其立足点是近代的小说,注重其时代性、现代性和独特性,这样就可以发现此期的小说尽管有不足之处,但仍然具有独特的魅力,有较高的价值。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将研究对象确定为1840年到1919年之间的小说。但是我们的论述并不局限在这个范围内,有可能上推至19世纪初期,也可能下延至20世纪20、30年代。因为一是有些作家在1840年就已成绩卓著,很有文名,也有些作家一直活跃到20世纪30、40年代;二是有些文人的小说作品可能发表在上述期间内,但是其准备阶段和写作时期可能在此之前;三是文人的活动和小说观念的形成不可能在具体某一年,可能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四是一个时期小说的大发展,会受到此前许多前辈思想或行为的影响。
还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强调近代小说起止点的意义在于弄清作家对待小说的观念、态度的转型情况、小说作品的题材内容形式等的转型情况、小说接受传播情况,以便更加准确评价这个阶段小说本身的价值及其在小说史上的意义。
三、概念厘定
1.士、士大夫、知识分子与文人
“文人”概念看似明了,其实非常复杂,与“士”、“士人”、“士大夫”、“知识分子”等概念有密切关系。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的原型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后来才衍化为知识分子,所以我们从“士”谈起。
(1)士。“士”是个历史概念,产生很早,其内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正如余英时所言:“‘士’的传统虽然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但这一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地,‘士’是随着中国史各阶段的发展而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于世的。”学者们曾经从文字训诂的角度对“士”的原始含义和指称作过种种解释。《说文解字》释“士”云:“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十一。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在许慎看来,这里的“一”既指数量一,也指哲学上的“道”,是抽象;“十”既指数量十,也指万事万物,是具象。“始于一,终于十”就是由少到多,由抽象到具体;孔子说的“推十合一”,指由多到少,由博到约,由具体到抽象。具有由少到多,由具体到抽象,又由抽象到具体的人就是善于做事的人。所以段玉裁注曰:“凡能事其事者称士。《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故《传》曰:通古今,辨然否,谓之士。”从这些解释可以看出,士最初是指那些能干善任的人,也是知识丰富的人。《诗经·甫田》:“今适南亩。或耘或籽,黍稷疑疑,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其中“髦”者,俊也;俊士,指“秀民也”。古代士出于农,而与工商无涉。《管子·小匡》所谓“农之子常为农,朴野而不暱,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事实上,古代之“士”既可指居官与有职位的人,也可指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文人。“他们是知识分子与官僚们结合的产物,是两者的胶着体”。
西周之前,国家大事,集中体现在祭祀与战争上。男人首要的职事是执干戈以保卫社稷,所以上古之士,皆为武士。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蜕化》说:“吾国古代之士,皆为武士。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作为征战沙场的武士,他们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军事技能就是射和御。“士为低级之贵族”,既然是贵族,就必须具备当时贵族所必需的一些专门知识和文化素养,仅仅懂得射御是不够的,所以还得学习礼、乐、书、数等,掌握“六艺”。士的这些特点,为日后士的知识化、文士化准备了条件。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激烈变动的时代,阶级和等级关系都出现了巨大变化,不少士丧失了贵族身分而沦为平民,而一些有一技之长的平民则脱颖而出,上升到士的行列中来。《国语·周语上》:“诸侯春秋受职于王以临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业以共其上。”可见,士等级低于大夫,也可以和大夫一样担任一定官职。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并不是所有的士都能担任官职。《管子·乘马》:“士閒见、博学、意察,而不为君臣者,与功而不与分焉。”“不为君臣”的士(即不担任官职者),不得享受“分颁之赐给”。因此,大多数情况下,士只能靠自己的一技之长依附于贵族,充当公卿大夫的属官或其家宰,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还有不少士沦为平民,据《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记载,太史墨感叹地对赵简子说;“三后之姓,于今为庶。”《国语·周语下》也说:“天所祟之子孙,或在畋亩。”《管子·问第二十四》:“人之开田而耕者几何家?士之身耕者几何家?”“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几何人?身何事?”“贫士之受责于大夫者几何人?”这些士或亲自耕田,或因贫困而借债,或者为解决经济困难去为人办丧事、当赞礼,或者从事私人讲学,传授文化知识,显然都已不是享有禄田的贵族,已经沦为和农工商并列的“四民”了。
战国时期,有些卿大夫为扩大影响,壮大力量,巩固地位,争相养士以张声势,互相攀比,很多士投靠到他们那里。如晋国栾怀子好施,“士多归之”。著名的“战国四公子”(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礼贤下士,广招宾客,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养士多的有数千人。
当时的“士”并没有特别的标准,只要有人称颂其有才,甚至是自称有才,都有可能被贵族接纳而成为“士”。提出“士”的理论标准的是孔子。《论语·子路》中子贡问:“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答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这就是说,只要严于律己、忠君爱国、完成使命的人就能称为“士”。这种“士”的精神,在实践上更多的是“武士”。如刺杀秦王嬴政失败的荆轲,在出发前就立下豪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种为了君王托付的使命,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豪迈气概和高洁品质被作为一种精神典范。这和孔子的主张也是一致的。
明清时期,绅与士由原来各有所指的含义,发展为一个整体的概念,表现出“绅士”合指的趋向。叶梦殊《阅世编》“冠服”中就将职官和举贡生员概称为绅士。该书在记述1660年(顺治十七年)苏松黜革绅衿一万三千人案时,把曾出仕者称为乡绅,未出仕者称为士、衿,合而言之则统称绅衿。在此,绅衿即绅士,其含义是完全相同的。在近代时期,绅士或绅衿的这一含义已具有社会普遍认同的意义了。《申报》刊文:“世之有绅衿也,固身为一乡之望,而百姓所宜矜式,所赖保护者也。”
在近代社会中,无论是举贡生员还是乡居缙绅(职官),凡取得封建社会法律所认可的身分、功名、顶戴者,“无论出仕未仕”,概属于绅士阶层。“官退为绅,绅出为官,初非异致”。
事实上,士的构成成分非常复杂,范文澜把战国时代的士分为四类:一类是学士,如儒、墨、道、名、法、农等专门家,著书立说,提出各种政治主张,在文化上有巨大贡献。二类是策士,即所谓纵横家,长于政论,凭口舌辩说猎取富贵。三类是方士或术士,有的是天文、历算、地理、医药、农业、技艺等学科的专家,也有的是阴阳、卜筮、占梦、神仙、房中术等骗取衣食的游客。第四类是食客,包括鸡鸣狗盗之徒,任侠刺客、奸人犯罪、赌徒屠夫和市井无赖等。这种分法是很有道理的。正是由于新兴知识阶层成分的变化及其知识结构的改善,才出现了一批“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专门从事文化活动的文士,并产生了一大批人文道术和科学技术的著作。
文士,《韩诗外传》卷七说:“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笔端,避武士之锋端,避辩士之舌端。”这里把操笔杆的称为文士,其实文士只是与武士相对的,应该包括辩士在内。墨子就说: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德行、言谈、道术是对文士应该具备的素质的要求。文士的种类很庞杂,一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道德之士。孔子说:“士志于道。”就是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一种精神气质和精神追求。这种精神追求就是儒家道德规范“忠、孝、信、悌”。《吕氏春秋·正名》记载尹文与齐王的对话:“尹文曰:‘今有人于此,事亲则孝,事君则忠,交友则信,居乡则悌。有此四行者,可谓士乎!’齐王曰:‘此真所谓士已。’”道德之士,称呼很多,如通士、公士、直士、悫士、志士、修士、善士、信士、廉士、正士、劲士等。第二类可谓智能型。这些人重在知识和学以致用,他们不一定讲道德,有时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可以置道德于不顾。如文学之士(指儒士)、学士(游学之人)、法律之士(法家之士)、辩士、游士、巧士、博士、游宦之士等;第三类是隐逸之士,有隐士、居士、处士、高士等称谓。这类文士因种种原因不为官。不出仕并不都是不关心国计民生、社会政治大事。相反,有些隐士发表了许多评论时政得失的言论,甚至提出系统的理论,成为一家之言。
《汉书·食货志上》云:“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认为士应该是拥有知识学问而并以此博得一定的职务的人。文士的主要产品是精神(即理论),以他们的精神产品与他人发生劳动交换或产品交换。统治者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他们不仅要靠物质力量,而且必须依靠精神力量,需要精神力量指导物质力量。统治者需要求得士的帮助,而士需要实现自己的价值,这样就形成了市场意义上的供求关系和交换需求。于是就出现了君主“礼贤下士”和士“学而优则仕”的现象。《荀子·儒效》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道出了文士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功能。在社会比较安定的时期,文士要维护好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在比较黑暗或混乱的时期,也要担负起政治批评或社会批评的任务。文士阶层逐渐知识化,其动力不是追求真理,而是追求仕途。“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是他们最关心的,也是终生追求的目标。以读书为业并以知识参与社会交换,以知识服务社会,这是很早以来就形成的中国人对文士(读书人)的一种认识。
(2)士人。士人,一般是特指具有较高封建文化素养、从事精神文化活动的知识分子。士人可分为朝士、白衣士人、隐士、处士等。朝士指在朝廷任官,兼而研习经学或传授门生、故吏者。白衣士人、隐士、处士的共同特点是未出仕任官。白衣士人是庶民中的知识分子,具有被征辟、察举入仕的可能性。隐士是隐而不仕者,往往终生隐居山林,聚徒讲授。处士,可包括白衣士人,但也指在太学 <http://www.wiki.cn/wiki/%E5%A4%AA%E5%AD%A6>等官学中研习经典的诸生。在汉代,士人注重“士名”(即人格名望、风骨气节及学识才能),成为名士,功利官位会接踵而至,所以士人中一般都注重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恪守封建纲常名教,以成就清名;也有一些人浮华交游,广结朋党,相互吹嘘,以沽名钓誉。随着士阶层人数增多,并在优厚的政治环境中形成宗族势力。一方面是强宗大姓士族化,另一方面是士人在政治得势之后转而扩张家族势力,两者互为因果循环,士家大族的出现,改变了过去单个士人的浮游状态,为其参与、影响国家政治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东汉后期,在士人中间清议品题人物之风极盛。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确立,由中正品评人物,并根据德行才能、家族阀阅而定出不同品第,授以各种官职,品第较低者不得为官。至此,“士大夫”一词具有名实相符的社会阶层意义。凡九品以上官吏及得到中正品第者,皆为士,否则为庶。士庶对立,渐趋激烈,东晋时达到鼎盛,南北朝时开始衰落,隋唐以后,士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士作为一特定阶层的观念仍然保留。宋以后,士或“士人”一词逐渐成为一般读书人的泛称了,不再特指官员。
(3)士大夫。“士大夫”一词,学界的认识有一定的差异。《周礼·考工记》为证:“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为之谓之士大夫。”这里“王公”指的是天子和诸侯,王是王,公是公,不是一个词。“士大夫”与“王公”对举,结构相同,也应该是“士”、“大夫”两个词的并称。士和大夫,都是古代的职能官,大夫级别高于士。《孟子·万章下》云:“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辞海》对“士大夫”的解释“一是指古代之官僚阶层。二是古代称军士将佐”。后来由于社会的变化,士的地位下降了,被挤出了官僚阶层,成了“四民”之一。但是,由于士有才能、有追求,通过举荐、科举等途径,士是有机会重新进入官僚行列的,而官员离职退休后也回到了士的行列。士和大夫是相通的,今天的士可能是明天的大夫,今天的大夫也可能是明天的士。所以古人将两者并称,并不是说士大夫是一种人,而是因为长期连用,词义重心渐渐移到“大夫”而专指官僚阶层了。可见有些人的解释是错误的。
(4)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一个常用的概念,也是一个很少有人能够说得清楚的概念。《汉语大词典》解释说,知识分子是“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教授、工程师、医生、会计、编辑、记者、文艺工作者等。”但是“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这个标准很难把握,20世纪中后期,人们认为只要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就可以称为知识分子。面对当时知识的空白和文化教育的荒芜,有些地方将具有中等专业学校以上学历的人,都当做知识分子看待。随着社会的发展,受教育的人越来越多,受教育的程度也越来越高,知识分子的文化程度的标准也有所提高,《现代汉语词典》就界定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较高文化水平”,一般来说应该指大学以上学历。在这里,知识分子是以知识水平和职业特征划分出来的一个群体。“有知识”和“从事脑力劳动”是其突出的特征。
西方人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不单单从知识学历和文化程度入手,而是更加注重社会道德评价和人文关怀精神。那么,真正的知识分子含义是什么呢?
“知识分子”一词,其来源有两个:一是intelligentsia,来源于19世纪的俄国。尼·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一书中说:“知识分子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阶级,这个阶级的人们整个地迷恋于理想,并准备为了自己的理想去坐牢、服苦役以至于被处死。”他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始祖是拉吉舍夫,当拉吉舍夫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说“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俄罗斯知识分子就诞生了。当时俄国上流社会有一大批受过西方教育的人,认为俄国落后的专制制度极为丑恶和不合理,于是产生了一种对现行秩序的强烈的疏离感和背叛意识。像拉吉舍夫这样与主流社会有着疏离感、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特别是道德批判意识的人,就被看做知识分子。这是西方知识分子的一个源头。《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称:“intelligentsia,19世纪末期俄国的知识分子,是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受现代教育及西方思潮的影响,经常对国家落后状况产生不满”,就是这样认为的。
另一个词源学来源intellectual,来自19世纪晚期的法国。它与1894年震惊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紧密相关。德雷福斯上尉因为其犹太人身份而无辜被捕,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被判无期徒刑。一批具有正义感与社会良知的人士,包括左拉、雨果等文人出于义愤,他们站出来为德雷福斯辩护,于1898年1月22日发表了一篇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报纸主编克雷孟梭给它冠以大字标题《我控诉!》,猛烈抨击军方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公然侵犯人权和亵渎法律的行为。这篇文章激励了千千万万有良知的人们,纷纷加入了主持正义的行列。这一事件被看做法国知识分子诞生的标志,《我控诉!》则被称为《知识分子宣言》。19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主要特点是站在普遍价值的立场关注公共问题,形成了一个“公共领域”,与后来的专家型知识分子不同,他们大多是自由职业者(尤其是文人、作家),经常坐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公共领域”的主体就是这批知识分子,而公共领域所讨论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公共问题。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是超越性的,即独立于特定的阶级与党派以外,除了自己的“良知”之外,没有任何的阶级背景。
俄国的intelligentsia和法国的intellectual两者之间,有何区别?从起源来看,他们在相似之中亦有不同之处:从地域而言:intelligentsia盛行于东欧,而intellectual则流行于西欧和美国。从结构而言:intelligentsia属于当时特别的社会阶层,有较明确的认同感和群体意识,由城市中的精英分子组成,而intellectual的成员则较为复杂,是社会上成员复杂的群体。从内涵而言:intelligentsia除了担任批评社会的角色外,还特别强调专业能力,intellectual则着重心态上对相应社会角色的扮演,以致艾尔文·古德纳把intelligentsia称为“技术知识分子”,把intellectual称为“人文知识分子”。
无论俄罗斯还是法国,“知识分子”身份都不仅仅意味着“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从事脑力劳动”,还应该承担重要的社会责任。萨义德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斥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我一向觉得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对于权威与传统应该质疑,甚至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因此知识分子应具有较强烈的社会关怀,勇于充当“社会良心”。“从事批评和维持批判的立场是知识分子生命的重大方面。”余英时也说:“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知识分子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他们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现象,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总之,他们强调的是对实现正义、公道和自由的承担。
知识分子的分类,西方一般分为三类,一类是幕僚型知识分子,即葛兰西所谓“统治集团的管家”;二类是技术型知识分子,就是技术专家;三类为人文知识分子。幕僚在中国古代非常普遍,他们有知识有文化、精明能干,成为幕主的左右手,即使那些秀才、举人、进士乃至状元们,学而优则仕,光耀门楣,备受推崇,但是始终摆脱不了依附政府或幕主的地位。技术型知识分子靠专业技术获得社会资源和社会尊重,在官本位思想统治下的中国很难有地位,也无法在知识分子庙堂上闪耀光芒。人文知识分子是最被人们推崇、寄予厚望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批判意识,肩负着监督社会、批判现实、鞭挞丑恶、歌颂美好的社会职责,敢于向权利说真话,是“社会良心”。
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文知识分子命运面临着危险:一是逐渐专业化,向技术型知识分子转化,被束缚在相对狭隘的知识领域内,视野不广、胸怀不宽、意志不强;二是政治正确性,学院派人文学者迷信政治正确性,遵循一部分人建立的准则来思考问题、评判是非,缺乏独立性;三是有的知识分子“忘道以从势”或“曲学以谀势”,追随权利或权威,被权力所收买或雇佣。所以,萨义德坚持认为“今天的知识分子应该坚持作业余者”,而不是为稻粱谋的专业人士,更不应该是被收买的幕僚或佣人。
从前人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要成为知识分子必须具备几个条件:一要占有较丰富的知识资源;二要具有独立的人格而不依附于权势;三要具有自由的思想而不迷信传统与权威;四要具有道德勇气和社会良知;五要对既有秩序、规范和知识体系的质疑和批判;六要对未知领域和新的可能性的探索。具有这些,也就成了真正的知识分子。这就是知识分子概念的内涵。
还有一个问题,中国古代士大夫是否可以算作知识分子呢? 士大夫,其界限较为宽泛,既包括前面讲过的士,也包括入仕之官,还包括曾经在朝、后又在野的人。如果按照上述“知识分子”标准,士大夫可否归入其中?对此,学界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士大夫不能算作知识分子。因为这些士大夫们即使接受了系统的教育,掌握了科学文化知识,也不过是“满腹经纶的地主,只能叫做有知识的地主”,是靠剥削他人而生活的脑力劳动者。但是那些没有行政权力的“士”,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士”,而不是“仕”。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士大夫是知识分子的前身,但其本身并不是知识分子,他们是官僚阶层。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是最后一批士大夫,是试图从官僚阶层中独立出来的一部分士大夫,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士大夫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体现于其在文化价值、艺术创造、知识体系以及特定社会责任上的特殊功能,而士大夫们正是融知识、道义与美为一体,视人格完成、文化创造与社会责任为一事的。官僚不过是士大夫“二重角色”之一。
仔细比较以上各种观点,其所述之核心皆为“仕”字。认为中国古代士大夫不能算作知识分子的学者,强调的是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批判性。一旦入仕为官,就沦为了专制政权的工具,丧失了知识分子应有的品质和情操,所以士大夫不如无权之“士”纯粹干净。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承认士大夫与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但也认为只有彻底地与官府绝缘,并站在其对立面进行批判才能显现出知识分子本色。
我们认为,如果因为“仕”而把士大夫排除在知识分子之外是不合理的。首先,过分强调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是片面的、错误的。对社会的批判是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的一种强烈的表现形式,但不是全部,不能以偏概全。其次,入仕并不妨碍士大夫对国计民生的深切关注和保持思想的独立。“学而优则仕”,士入仕的最终目标不一定是追求个人的功名利禄,还有追求“道”。“士志于道”,“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正是这种大无畏的精神鼓励着士大夫积极地投身于政治实践,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为了心中理想的“道”,他们甘于寂寞乐于吃苦,不怕受难,经百折而不挠,虽九死而不悔,表现出一种无所畏惧,敢于牺牲的宗教承担式的伟大人格力量。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听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肺腑之言,才能看到文天祥英勇斗争和谭嗣同凛然赴义的身影。就此而言,作为社会良心的他们不愧是民族的脊梁,人类的精英。即使政治理想无法实现,隐于山林岩穴之时,他们也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独立精神和自由的人格,冷静地关注着现实世界。无论出世还是入世,士大夫始终都保持着深刻的忧患意识和独特的人文关怀。最后,在中国古代社会,“仕”除了给士大夫提供政治实践舞台的同时,也是其较为稳定的经济来源。除仕而外,并无多少谋生技能的士大夫如何维持生计?但就是在强权政治和生存危机双重压力下,士大夫们苦守清贫,“独善其身”,仍自觉遵循儒家教义,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而这些,是当今那些只专注于自己的专业领域而对社会漠不关心、缺乏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所不能比拟的。我们不能以现代“知识分子”的评价标准去苛责古代士大夫。将士大夫列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行列,是符合中国知识分子实情的。
(5)文人。“文人”一词出现得很早,《诗·大雅·江汉》:“厘尔圭瓒,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锡山土田”,据《诗经·毛传》的解释:“文人,文德之人也。”朱熹《诗集传·卷十八》说:“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谓文王。”《尚书·文侯之命》云:“追孝于前文人”,《尚书·孔传·疏》解释道:“追行孝道于前世文德之人”。这些文献中的“文人”指“有文教功德之人”。“文教”就是“礼乐教化”,是政治上的“立功立德”,是“文治”,而不是专门著书立说、传播知识等以文字工作为主的文化职业。“文人”成为“读书能文之士、擅长文章之人”的通称大约是在汉代。王充《论衡·超奇》篇曰:“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曹丕《与吴质书》曰:“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其《典论·论文》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士、士人、文士、士大夫以及知识分子等概念,都有共同特点:一是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文字表达能力,二是具有略高的社会地位,受到人民的尊重;三是与统治集团有较密切的关系,四是存在一定的人文精神。这就是文人的内涵。本书采用的“文人”就是指“读书能文之士、擅长文章之人”,是广义的“文人”。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关于文人的表述,余英时用了“知识人”,陈明远用了“文化人”等概念,其实意思没有太大的差别。
2.生存与生存状态
关于生存,词典里有几个义项:一是活着,活下去;二是指在世的人;三是存在;四是生活,是自然界一切存在的事物保持其存在及发展变化的总称。生存通常指生命系统的存在和生长,生命系统包括生物系统与生态系统,如微生物、植物、动物等就是生物系统,生态系统就是多种生物体与自然环境共生的形态。
社会系统像生命系统一样,也都生存在环境中。社会系统是由社会人与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构成的系统,比如一个家庭、一个公司、一个社团、一个政党都是一个个的社会系统。社会系统也像生命系统一样,具有生长、适应和进化的功能,一个组织机构由组建到发展、壮大、扩张、危机、衰亡、倒闭、重建的过程,就是一个生长和进化的过程。另外,社会系统存在于、依赖于和作用于自然环境,生态系统成为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支撑,社会系统也对生态系统有重要影响。
个人也有生存的问题,他生命存在的形式、保证生命的物质条件、社会文化条件,以及他在整个生态系统中所起的作用和造成的影响,包括个人与物质世界的关系,在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对社会的贡献与索取等等。
文人生存状态就是文人生活、存世的状态和方式,包括他的思想意识、生存意识、经济状况、生活境遇、人生心态等内容。马克思曾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一个人或一代人的生存状态,既是历史之维的延续,又是时代环境的表征,从这个角度看,解析生存状态,还原生活历史是我们认识人自身的基础性视角。本书将重点论述文人作家自身的生活状况,也会涉及作品中主人公的存在状态,并将这些放在近代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进行分析和评价。
四、研究现状综述
1.关于文学生存状态的研究
雷达是较早关注文学书写人物命运问题的评论家。他认为西方出现大量关注人的生存状态的思想流派,其原因是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之后,内外矛盾都空前激化了,于是本世纪上半叶两次爆发世界大战,其残酷性和破坏性,使人的问题一下子上升到极尖锐的程度,平时大力鼓吹的理性王国,人道、自由、平等、博爱,全在炮火中化为灰烬,原先关于人的价值和尊严的体系,也随之土崩瓦解。人们抚摸着战争的深巨创伤,不由得自问: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的价值又在哪里?“二战”后现代化的速率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固然是加快了,进入所谓“后工业化”的丰裕社会,然而人的地位并没有改变,不过由战争和政治的牺牲品转化为物质和技术的奴仆,仿佛可以任意配换的一个个机器零件,又仿佛标准化严密分工下的一块块精神碎片。人听命于一时的境遇和偶然的摆布,忘记了自己,丧失了个性,成了所谓“单面的人”,畸形的人。现代技术和政治把西方传统的精神价值洗劫一空,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先敏感到,而后由尼采正式预言的“上帝死了”的景象,已成为西方人精神生活的现实,再也没有共同信奉的上帝、远大的理想和精神的支柱了。于是,面对西方现代人的境况,各色各样的哲学发出了共同的疑问:人到底是什么?人的生存境况是什么?人类的前景和命运又是什么?……卡夫卡的悲吟“目标虽有,道路却无,所谓道路者,唯彷徨而已”,似正暗喻着这些哲学的悲观实质和人类的悲惨境遇。所以,文人生存状态的探究及其与小说的关系,对于我们认识人的本质和把握小说的正确定位具有重要意义。
用生态学理论研究文学是新兴的观点,南京师范大学余晓明在博士论文《文学生态学研究》中阐释了文学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他说:文学生态学就是文学的生态学隐喻,用生态学的方法观察、研究和解释文学以及文学与周围环境(精神圈)之间的关系,把文学视为一个生态系统,即从相互制衡、衍生循环的文学生态链的角度来考察与判断文学作品、文学史、文学理论,以及作家生存与创作、读者接受与批评等的一种理论体系。文学的生态学隐喻,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文学的复杂性。首先看到文学的关系性。文学是人类精神家园的一个分支,有了环境才有了本质意义上的文学,它与环境之间不断进行着符号性交换。其次,文学具有有机性,我们应该把文学看做是有生命的对象,通过母体、叙事学结构、经典和成规来实现自己的“遗传性”。再次,文学具有整体性,文学关涉的各个方面都是一个整体,彼此间的联系十分紧密,我们不能割裂这种联系。
文学生态学十分关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两者是超循环同构关系,即都是人类言语行为的不同符号形式。文学以对政治的无意识的显现和戏仿而与政治发生关系的,文学通过“政治文化”来编写公民的政治脚本,政治通过对文学经典化过程的干预,实现对文学的宰制。
文学生态学也很关注文学与经济的关系。一般来讲,经济主宰文学,但是有时文学也会维护或者批判生产方式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学与经济之间存在着不平衡、断裂和互渗互补的关系,文学促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协调发展。
文学生态学关注文学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的状态与联系。人类社会的历史,在其发展的进程中,特别是在社会革命的巨大转折时期,会呈现出不同思想体系之间的冲突、对抗,以及相互间的制衡。在文化领域,往往表现为文化激进主义思潮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之间的对峙及消长,它们与另一些处于中间地带的文化思潮共同构成某一时期的文化生态系统。例如,以学衡派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古典主义文学思潮,以往的文学史多把它定位为落后、保守,甚至反动的一种思潮。但若从文化生态系统来看,这一思潮萌生的原因与当时中国两大文化生态链出现断裂的危机有关。
总之,文学生态学是从作家生态圈出发,以系统网络出发的观点,全面分析各种生态环境对作家生存状况、精神心态的决定性影响,进而研究文学主体生态对文学作品本体生态的作用机理规律以及作家个体生态、群体生态和生态系统对文学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相互关系。用生态学的观点看近代小说,就可以发现在复杂巨变的近代历史上人类与自然、人与人、人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间的矛盾或和谐的状况,将它放在“原生态”状况进行还原,然后再对它作出相应的价值判断。这就比较准确客观,能尽量避免出现抬得过高、贬得太低或误读误判现象,有利于文学的健康发展。
2.关于近代知识阶层的边缘化的研究
从余英时到王汎森、罗志田这一学术流派认为,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是晚清到民国的一个核心问题。余英时在1991年率先提出了这个尖锐的命题,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在转型时代面临着政治与文化的双重边缘化,在社会上,他们游离无根。而王汎森则提出了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转变的两条主线,即感叹自己“为什么不是一个工人”的民粹知识分子路向与“重建社会重心”的自由知识分子路向。罗志田在《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一文中分析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由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过渡的过程中被社会边缘化的现象,他还讨论了所谓边缘知识分子是如何利用和促进社会变动而向主流知识分子进行挑战并使自己上升为知识界主流的问题。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本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作者巧妙地将两者联系起来,凸现了知识阶层内部新旧交替的复杂状况。罗氏的另一篇文章《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则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前文作了补充。他认为,近代中国不论思想与社会,都呈正统衰落、边缘上升的大趋势。西潮冲击之下的中国士人,由于对文化竞争的认识不足,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结果,从思想界到整个社会都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罗志田将其称为“新的崇拜”。
与上述一派相对应的另外一种观点是张灏提出来的,他认为科举制和皇权官僚体系的崩解虽然切断了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的通道,但却彻底地解放了知识分子,使其可以凭借现代媒介、出版机构、大学爆发出很大的社会能量,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成就即是一个明证。他指出,要了解现代知识分子,“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他们的政治边缘性和社会游离性,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他们的文化核心地位。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些人的思想为何常常会有强烈的疏离感与激化的倾向,而与传统的士绅阶层的文化保守性成对比。”
近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的纠结,反映出其生存危机。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透过分析五四知识分子对于传统的理解和误解,洞悉过去许多研究者的盲点。林毓生尝试提出的是一个结构性的分析,针对的是五四知识分子的一元论和整体观。他不无批评地指出,五四知识分子“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受根深蒂固的、其形态为一元论和唯智论的思维模式的中国传统文化倾向的影响”,而“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有演变成以思想为根本的整体观思维模式(holistic mode of thinking)的潜力,即可能把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理解成其形成和性质都是受基本思想影响的一个有机式整体”,并予以全部拒绝,形成全盘性反传统主义。
实际上,“传统”这个概念的临时性和相对性,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导言中早已阐明。他指出,所谓“传统/现代”、“主观/客观”等二元分类,并非历史事实的真正分类和对立,而是一种提供解释作用的分类,是为了进行比较与分析而建构的“理想型”。列文森指出,传统之所以能够维持“传统”的地位,其实存在着一个悖论--传统是在演化和保存的二重奏中得以维持的,进行演化的是维护传统者,而为传统添上防腐剂的却往往是反传统者。因为反传统者为了唾弃传统,会将传统凝固在过去的时空,以示其不合时宜;维护传统者为了使传统生生不息,倒是会加以更新和修改。这也就意味着,与其纠缠于传统是什么,研究者还不如去分析历史人物是如何理解和创造传统的。
王尔敏认为中国传统思想虽然无法为知识分子回应西方提供直接的帮助,但传统却是他们理解西方的主要资源。换言之,知识分子不是纯粹被动地认识西方,而是主动且具有创造性地体会与选择;其对西方的理解虽有穿凿附会,但也不乏准确理解。因此传统与现代在近代中国不一定是对立的。王尔敏还敏锐地指出:转型时代,近代化的延误无关乎知识分子的思想见识,同时近代化的延误与传统文化的羁绊也无关;探其根源,乃是由于政治制度的限制。我们对待近代知识分子,对他们的评价,也应该坚持这样的一分为二的二元论观点而不是“非此即彼”的一元论。
3.城市空间的拓展对于近代知识分子的意义的研究
德国学者叶凯蒂《晚清上海四个文人的生活方式》一文讨论了王韬、曾朴、陈季同和金松岑等人与上海的关系问题以及这四个文人的生活方式。四人的共同特点是,作为士绅阶层的成员,都生长在传统的乡村或小镇,都受过传统教育,都获得过一定功名,对西方文化均经历了从敌意、好奇到最后接受的转变过程,都靠卖文或翻译为生,都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间,所接触的西方文化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作者认为,晚清上海是多重矛盾的组合体,是中国唯一能够允许一个人从传统的生活方式过渡到现代生活方式的城市。当一个旧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再生效时,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公共租界,便成了知识分子思考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理想空间。文人被这个城市吸引,因为这里为他们的活动提供了空间和机会。上海租界宽阔整洁的马路,煤气灯,电灯,自来水,有效的城市管理,相对自由的政治经济环境,与近在咫尺的华界形成鲜明对比:一个是西方的,一个是中国的;一个现代,一个传统。它为中国士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奇异的、中西同在的场所和机会。这种环境吸引、养育和支持着一种新的过渡性的人物,即城市新型知识分子阶层。论文所选四人与上海城市的关系,展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特殊环境对过渡时期知识阶层的巨大影响。从士绅到知识分子,不仅意味着从传统到现代的时间上的转换,更意味着从乡村到城市,从内地到沿海的空间上的转换。叶凯蒂的研究启示是必须注意知识阶层转型过程中,生活地点与生活空间变换的重要性。
4.知识分子栖身的制度化环境的研究
对现代知识分子栖身的社会机构,尤其是大学的研究,是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的一大转折点。叶文心(Yeh Wen-hsin )《疏离的学院:“中华民国”的文化与政治,1919-1937》就仔细地考察了20世纪20、30年代北京、上海和南京大学生的学校生活,揭示出环境的变化如何促成学生们态度的转变。魏定熙(Timothy Weston)对北京大学的研究也做了类似的工作。他从政治与文化的视角,分析了北京大学何以成为最高学府并超越教育范畴而在中国具有一种文化与政治象征意义的过程,为人们观察早期中国知识分子与政府关系变化以及清末民初政治文化变迁提供了一个窗口。苏云峰关于清华大学的研究,是把清华大学放在社会与教育的角度进行考察,将大学校园视为一个由校长、教职工和学生组成的小社会。对清华大学的筹办经过、组织变革、校长人选、教师素质、课程变革、学生素质等各个方面都有较为详细的论述,为研究和认识中国近代化的复杂过程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捷径”。
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一书则将“商务印书馆”放置在比既往各种“馆史”更为宽大、更为重要的知识史和文化史层面进行探讨,透视了其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和教育递变的交互关系。作者对知识分子于商务的聚集以及商务知识群体内部交流的分析,让人耳目一新。
上述研究表明学界已经逐渐注意到了知识分子生活、思考的制度化环境。对这些新出现的基础性文化建制的研究,无疑将深化我们对转型时代知识阶层思想与行为模式的理解。
5.前人研究存在的问题
前人的研究很有开拓性、启发性,但是也还存在着一些不足:
第一,传统士绅研究过于偏重其政治角色,轻忽了其文化功能。以前的学者曾长期用阶级分析的理论研究士绅,先将士绅划归地主统治阶级,然后从政治统治、经济剥削等方面对士绅进行剖析。这样做的后果是对士绅作为一个知识群体的特征探讨不多,这大大妨碍了对士绅阶层社会文化功能的认识。因此,从知识群体的角度对士绅社会角色进行研究,将进一步拓宽士绅研究的视野,同时也有利于将传统士绅与近现代知识分子联系起来置入知识阶层这一统一的范畴中进行对比分析。
第二,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研究多是史家从思想史、文化史角度进入,注重观念演进与思潮流变的梳理,很难摆脱从观念到观念的演绎。近年来,也有一些社会学的考察和结构功能层面的分析。但是很少从文学生态和文学发展这种角度研究作家生存状态,以及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
第三,缺少对知识阶层从士绅到知识分子转型过程的分析。知识阶层是如何超越、游离传统“士”的乡土性,走向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以及在此过程中,知识阶层生产机制的变迁、知识体系的刷新与转化、所处社会结构位置的变迁、新知识共同体的形成、新身分意识的孕育,都缺少一种历史社会学的考察。
第四,缺乏从作家作品中寻找作家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自我行为的表现。
五、研究思路及主要研究方法
本书拟用文学生态学的基本理念,以小说创作的发展线索为经,以作家活动为纬,探索近代文人的理想追求、生活情况、文化心态以及这些因素对该期小说发展演变的影响等问题,为现代小说的发生和发展寻找理据和根源。
本书拟采用武润婷先生关于近代小说发展变化的理论为支撑来展开论述。武先生在《中国近代小说演变史》中认为,“近代小说的创作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侠义公案小说,第二次是谴责小说,第三次是鸳鸯蝴蝶派小说。这三次创作高潮,每一次都创作出大量的小说作品,每一次都在下层社会引起很大的轰动。小说家们创作的宗旨不同,作品的风格迥异,但总体上看,都广泛地反映了近代不同历史阶段广大民众的心理期待和审美需求。而通过这三次高潮所展示的近代小说的发展走向,不仅和近代社会的发展走向密切相关,也和西学东渐有一定的联系。”
不仅如此,武先生还挖掘了这三个阶段形成的原因,她说:“众所周知,我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影响。这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中西双方在物质生产、科学技术方面的较量;其次是西方社会的组织形式、政治体制对我国产生一定的影响;而最后是体现着社会成员的生活追求、价值尺度的各种观念形态的输入。侠义公案小说、谴责小说、鸳蝴派小说,分别反映了这三个历史阶段我国广大民众的生活感受、理想与追求。”
需要说明的是,武先生所用的“谴责小说”的提法虽然一直被许多人采用,其实并不准确。“谴责小说”其实是政治小说或社会政治小说的另一种提法,故本书并不专论谴责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在20世纪30、40年代很流行,其实在此前的狭邪小说也能反映近代文人的思想意识和生存状态,所以本书选用了狭邪小说进行论述。
近代文学,是新旧过渡时期的文学。各种文学样式自由生长,竞相展现。就小说而言,新小说还处于萌生、探索阶段;占主导地位的,仍是传统的通俗小说。因此,本书以近代时期新小说为主,兼及传统的文言小说和通俗小说,从中可以看出发生变化的过程。
全书共分七章。绪论是总纲。包括提出问题、概念厘定、研究现状及研究方法等内容,概括出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章 社会转型与文人社会角色的转变。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变,在政治文化社会背景下,各种社会群体发生变化。科举制度废除后,文人做官的白日梦做不成了,生活成了问题,于是纷纷寻找新的谋生方式。传统文人转化成为近代知识分子。
第二章 近代文人的生存意识和生存方式。近代文人被边缘化,传统文人那种道义精神和理想追求逐渐失落了。近代小说除了一些政治小说、社会小说外,还有反映他们苦情颓废甚至狭邪没落心理的作品。这些就是一部分文人的生存方式。
第三章 探讨近代文人的社会心态变化,尤其在作品中复杂的创作心态。有的文人失落哀伤,有的愤怒彷徨,有的醒悟,有的则兴奋。这些都可以在小说作品中找到对应点。
第四章 探讨近代小说作家小说观念及其转型,为近代小说的繁荣寻找原因。
第五章 小说家的论政情怀与政治小说,分析中国古代文人关心政治、批评现实传统在近代文人身上的体现。具有“独特风景”的近代政治小说,尽管艺术上瑕疵很多,但从侧面展示了中国文人的政治基因。
第六章 近代作家的现实超越与侠义小说。千古文人侠客梦,在特殊情况下,文人无法实现自己梦想,无法体现自身价值,只好利用一支秃笔抒写理想了。
第七章 近代作家的闲情追求与狭邪小说。近代文人异常失落,那颗本来就不安分的心和剩余的热情只好在青楼瓦肆中释放,但是这些文人并不满足,看来还有更深的原因。
结束语 全面总结本书的观点,指出本研究的不足。
本书在研究上采用阐释论述和具体例证相结合的方法,在宏观背景下观照论述对象,又从一些具体问题上作深入考察和分析,力避结论的主观性和牵强性。在论述中,也会有些问题考证和辨析法,力图展示自己的浅见。
第一章 近代社会转型与文人角色转变
近代是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重要转型期。这种转型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这种转型不是肥沃的土地在“润物细无声”般春雨滋润下长出绿草和鲜花,也不是灵巧的风筝儿在和风轻抚中实现优雅的转身,而是像一艘满目疮痍的大船在大海上突然遭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风暴冲击,动弹不得,飘摇欲坠,而身处其中的人们会真切体会到风浪巨大的冲击力和破坏力,因此产生迷惘、彷徨、痛苦甚至绝望情绪,尤其是聪慧而又敏感的文人,更会经历一场炼狱般的疼痛与煎熬。
第一节 近代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是目前学术界使用得比较广泛的新概念。据有的学者的考证,社会转型源自西方社会学现代化理论,是英文“Social Transformation”的中文表达。西方社会学家用以描述社会结构具有进化意义的转换或性变,通常被定义为“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范型(Modernization Paradigm)社会结构的转换。”其一般意义就是指社会形态的历史性转变。学者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几乎囊括了社会变化的所有含义,比如社会结构的改变、整体性发展、社会革命、人的生存方式的变化、文化的发展变化等等。
社会转型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断裂,这种断裂既是人们对实践领域的新拓展,也是社会基本结构发生的重大转变,更是文化模式的变迁。但是,这些变迁不是齐步走,也不可能同期完成,只有在经济转型、政治转型之后,文化变迁才能够真正实现。因为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是支撑经济和政治存在的内在的、机理性的东西,处于社会的最深层,它不像经济和政治那样处在社会的表层和中层。文化变迁会遇到巨大的阻力,文化创新相当困难。这就决定了社会转型的艰难性与持久性,决定了它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
一、国家主权逐步丧失
毛泽东说:“中国的封建社会继续了三千多年。直到十九世纪中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这个社会的内部才发生了重大变化。”1840年到1842年的鸦片战争是有清一代社会发生巨变的重要分水岭。腐败的清朝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割地赔款,开埠通商,派驻领事,协定关税,外国势力大大拓展了在华侵略的范围。此后不久美法日俄等资本主义列强接踵而至,纷纷向清朝政府提出签约索权的要求,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行给中国人民套上沉重的锁链,使近代中国被迫向世界资本主义敞开了大门。特别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战后签订的《辛丑条约》导致了晚清社会发生重大变化。
与此前的封建社会相比,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最根本的变化是,帝国主义列强加大了侵略步伐和掠夺财富的力度,大清帝国开始被纳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断了封建社会自身的发展进程,国家丧失了主权;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进程也大大加快了,打破了传统的社会结构。
在政治上,鸦片战争前,中国是独立自主、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清政府可以行使全部主权;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被迫签订,香港被英国割占,中国东北、西北的大片领土被沙俄巧取豪夺;外国领事和外国军队常驻北京,将清政府置于列强的严密监督之下;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西方列强强行划定租界,设置“国中之国”,作为侵略中国的桥头阵地;外籍税务司制度,使中国的海关行政权落入外国人手中;关税税则的修订和有关子口税的规定使外商获得了远较中国商人优惠的条件;西方列强还竞相争揽对华政治贷款,控制中国财政;在华开矿办厂、修筑铁路,直接掠夺中国的廉价资源,如此等等。中国的领土主权、关税主权、司法主权、领海主权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很多方面都受到列强的制约,丧失了独立自主发展的权力。到清末,中国已经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掠夺原材料、倾销商品的殖民地,“已经达到了一个国家地位非常低落的阶段,低到只是保持了独立主权国家的极少的属性的地步。”也就是说,中国已经从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变成没有自主权的半殖民地国家。
二、自然经济逐步解体
明代中后期萌芽的资本主义,随着清初社会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而活跃起来。清代前期,无论是社会生产力还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鸦片战争后,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西方的商品浪潮席卷沿海及内陆腹地并迅速吞噬了整个中国封建经济。洋纱、洋布、洋钉、洋烛、洋油等外来商品质地优良,价格低廉,使中国传统手工业因无力与之竞争而濒临灭亡。“东南各省所植甘蔗,获利颇丰,自通商以来,洋舶所带来洋糖,色泽莹白,人咸爱之。旧日之糖,销路日微,销数日绌。”“自洋沙盛行,而轧花、弹花、纺织等事,弃焉若忘。幼弱女子,亦无有习之者。”“佛山针行向称大宗,佣工仰食以千百计,自有洋针,而离散殆尽矣。”同时,他们还掠夺了中国大量的原料。最能体现外国资本对华输出的是修建铁路和投资兴办工矿业。铁路兴建大大便利了列强的经济掠夺和从政治上、军事上控制中国(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修筑铁路打破了中国的封闭格局,为社会流动提供了便利条件,这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可见,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扩张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过程,也就是说一方面向中国倾销廉价的工业品,把中国变成西方巨大的商品市场,另一方面从中国掠走大量的原材料,将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使中国的经济依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虽然经历了无数次改朝换代,但基本的社会结构并未出现重大变化。官僚、地主、士绅、农民、商人、手工业者这些基本的社会单元具有惊人的稳定性,他们在整个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代代相沿。晚清时期,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猛烈冲击下,中国爆发了急风暴雨般的农民战争。内外的交互冲击促使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逐渐瓦解,发生新的分化组合,新的社会因素和新的社会结构产生。在原有社会构成中,变化最大的是商人阶层。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社会视商业为末业,从商者向为世人所鄙。但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楔入中国社会之后,进出口贸易不断扩展,商务活动日渐频繁,商人的社会地位因之而不断提升。清政府为奖励工商,还出台相关政策,规定工商业者凭借一定规模的资财即可获得爵禄。这一政策取向表现出社会价值观念的剧变。而“观念的变化不仅反映了现实的变化,还影响现实的变化”,清末工商业之所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得益于社会价值观念的这种变化。除原有社会阶层之外,晚清社会还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口岸开放和西方在华商务活动的拓展,买办阶层首先在口岸城市应运而生。他们依附于西洋势力,又天然地具有民族性。近代买办的出现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变化,近代中国社会的土壤使得买办阶层得以发展壮大并最终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在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过程中,非正义的侵略者同时又往往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向中国输出商品,掠夺原材料、设厂开矿的过程中,也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带到了中国沿海开放口岸。
在社会结构及关系上,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主要是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两大传统的对立阶级。战后,在通商口岸英、美等国开设的企业中产生了产业工人,也出现了专为外国商行推销商品和收购土货的买办商人。这些人已开始在社会乃至政治舞台上显露头角。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加深,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不断加深,伴随着中国封建经济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增加,中国的半封建经济也不断扩展。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传统社会逐渐解体了。
三、“四民”社会结构解体
传统社会和政治体制依托的是“四民”社会结构。中国传统社会的“四民”之说最早是管仲提出来的。管仲相齐时,曾将全国居民按士农工商分成四类,“同业相聚,父子相承”,禁止不同行业的从业人员相互杂居,并且要求各业子孙世代继承祖业,不得随意改变自己的职业。据《管子·小匡》记载,“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他认为“四民”是国家的柱石,对他们平等对待,但政策上必须有所倾斜,“富而能夺,贫而能予”。农民是社会成员的大多数,农业又是经济的基础,而“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所以“兴利者,利农事也”,对农民要采取扶持政策。手工业则宜实行官营和私营两套体制,根据情况采取不同的、灵活的管理办法。能工巧匠“一日作而五日食”,不能生产奢侈品,必须满足全社会的需要。管子对商人的界定是:“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对富商巨贾必须严格管理,不能任其自流,否则严重产生“贫者失其财”、“农业失其五谷”、商人最终操纵国家的经济命脉,甚至干预政治,造成“一国而二君二王”的严重后果。所以在发展商业的同时,必须打击富商巨贾。盐铁、粮食、布帛等重要物资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在《管子》的表述中,“士”应该指武士。可见,“四民”社会的早期构想是将国人中适合服兵役的武士单独划分为一个阶层,使其与农、工、商分区居住,不准迁徙,世代服兵役。
“士农工商”四民的排列顺序,应该是根据其社会作用的重要程度而确定的。在诸侯纷争,战争频仍的春秋战国时期,武士担当保家卫国、开疆辟土的重要任务,把士放在四民之首是实至名归的。农业是传统社会的经济命脉,为人们提供五谷衣帛,无农不稳、农弱必乱,而且农民人数众多,所以,把“农”排在重要地位是必然的。工是人们生活必需品的提供者,是农的必要补充,国家既要鼓励其发展又要适当规范,第三的地位是恰当的。商业经营,商品交换是国家需要的,也是人们生活离不开的,但是富商巨贾可能会威胁政治统治,必须对其进行严格限制甚至严厉打击,所以将它排在末尾。
秦汉以后,“四民”社会秩序基本确立了,每个阶层的内涵和外延也逐渐清晰了。“士”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发生了分化,从武士中分出了靠知识和智谋立身的文士,而且文士的地位逐渐上升,到后来这个“士”就专指读书人(即依靠科举来获取功名的人)了。从此,儒生士子取代赳赳武夫而成为社会结构的核心角色。农是以农、渔、牧业为生的人。工是以劳动力或技术在制造、建筑、运输等业做事的人。商就是工商业者。“士农工商”的结构体系从根本上突出并保障着士子们独特的社会地位,使之稳定地居于“四民之首”;同时也由此保障了封建国家实施政治统治的基本国策,即“农本商末”或“重农抑商”。商业始终是被打压的对象。
关于士农工商的四民划分及其社会地位等级的确认,梁漱溟提出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观点。士农工商结构的社会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其理论依据则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封建纲常伦理道德。“伦理本位”决定“四民”社会的等级划分,“职业分途”则使社会等级与职业区别合二为一。因而,这一有序的社会结构,就成为整个封建社会秩序赖以稳定的基础。“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结构主要维系力量,一是“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的基本国策和传统社会“贵义贱利”价值观的黏合力;二是“士首商末”这一社会等级制度的支撑力。因而,在几千年历史演进的风雨中,未曾有所动摇,无论是王朝的更迭,还是历代变法的政治调节,也都只是封建上层建筑或经济体制上的微调而已。可见,这一传统农耕经济社会中最基本的结构模式,注定要与整个封建时代生死与共。
但是,随着近代社会的发展,社会结构和人数比例也在发生巨大变化。到了近代,科举制度被废止,文人失去了仕进的桥梁,纷纷寻找谋生之路,传统的“士”阶层被新型知识分子所取代;受西方资本主义影响,商业大力发展,商人地位大大提高。农民在数量上,他们依然占据全国人口的压倒优势,但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与国内封建压迫的加剧,这些“辟土殖谷”者的境遇更加恶化。加之兵匪水旱等天灾人祸往往首先降临到他们头上,农民流离失所,被迫与土地相分离的现象更加普遍。农民中的许多人,有的进入城市、工厂,转化为雇佣工人或小商小贩,有的则沦为无业游民,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四民”结构是封建政治经济秩序的基础,稳定的“四民”结构不存在了,失去了稳定的“四民”结构支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近代社会不可避免地解体了。
四、知识分子阶层产生
在古代中国,士的地位比较特殊。士有一定的特权,有权直接会见地方官,除非经皇帝下诏解除功名,不受刑罚。之所以如此特殊,是因为士是政府教育培养选拔出来的佐理政治的人才,是统治阶层或准统治阶层;士代表知识与道统,为社会表率;是四民中离官吏最近且极有可能成为官吏的人。“学以居位”、“学而优则仕”,书读好了,士可以进入仕途当官。儒生与官僚,只是一个在野,一个在朝的区别,两者之间可以便捷地转换。“学而优则仕”,文人将从政为官作为自己的唯一前途;而官僚机构也因此而获得稳定的人才来源。
进入近代,“士”发生了明显分化。新学堂的建立,新思想的传播,留学生的派遣及其学成归国,造就了不同于传统士人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新式学堂陆续开办,新的知识和新的思想逐渐影响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1905年正式废止科举制,切断了由士而仕的桥梁,以前孜孜以求仕进的文人转而进入新式学堂学习,于是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取代了传统的书院。虽然还有一部分士人进入官僚机构,但更多的人则或者成为现存政治秩序的反对者,走上改良、革命的道路;或者疏远政治,致力于兴工、经商、办学,像清末有名的状元资本家张謇,“专意于实业、教育二事”,就是典型的例证。西方学者把这种变化称为“随着传统文人阶层的分化,它不再把自己与帝国视为同一体”。绅士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作为传统的特殊社会集团而把持着社会。他们也不再因为是支持同一政治制度,或一致信仰儒家思想,或维护共同的合法特权,而团结在一起了”。
在阶级属性方面,从传统的“士”中分化出来的近代知识分子,也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从一而终”,从属于单一的地主阶级。毛泽东曾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来比喻知识分子与所属阶级的关系。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毛”,常常从这张“皮”上游离出来而依附于另一张“皮”上。这种皮毛关系的不稳定,自然是有其客观原因的,那就是因为生产关系的多元化导致了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长期并峙,为“毛”择皮而居提供了多种可能性;更有其主观原因,那就是知识分子在古已有之的强烈社会责任感驱动之下,追随时代的步伐,不断转变自己的思想立场。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构成是多样化的。既有从士大夫阵营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也有新式学堂学生和留学欧美的学生,还有就是通过翻译西方科技文化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留学生群体在中国近现代政治社会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世纪70年代以后,清政府开始向欧美各国派遣留学生,直接学习西方近代科技知识和社会政治学说。19世纪至20世纪之后,赴日留学形成高潮。20世纪初,赴欧洲勤工俭学又吸引了大批热血青年负笈海外。这些人中大部分人学成归国,成为社会急需的优秀人才,他们在政治思想、军事外交、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第一代领导人,也大多来自留日及留欧美学生。尽管他们的政治信仰、历史功绩乃至个人品行多有参差,但大批精英如此集中地来源于留学生这样一个人数相对十分微小的社会层界,并发挥远远超过其人数比重的社会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
五、新生的买办资产阶级地位不断提高
传统的“商”指“通财鬻货”的行商坐贾,近代之后,新兴的工业、商业、金融资产阶级成为“商”的核心。这些商人既有由地主、手工工场主、高利贷者转化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其中又有上层与中下层之分),又有依附于外国资本的买办资产阶级,还有与国内统治集团亲密联姻的官僚资产阶级。由于社会背景、经济实力等方面的诸多差别,他们的政治态度也大相异趣。这个时期商人的自我意识,也由传统的自卑自轻,转为自信自重。“我们经商的人,生在这西历一千九百余年,叫什么20世纪实业竞争的时代,也真尊贵的很了”。“上古之强在牧业,中古之强在农业,至今世强在商业……国强之基础我商人宜肩其责。”
六、产业工人变成重要的社会力量
“工”善于“作巧成器”,在古代专指手工工匠。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渗入,沉重打击了传统的家庭手工业和官营工业,大批工匠或者失业,或者转化为近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不少破产农民,也加入工人阶级的队伍,到1912年发展到66万1千人。这些产业工人,代表了新的生产力因素,与先进的生产关系相联系,人数相对集中,身受多重压迫,“特别能战斗”,在政治上担当了民主革命的重要领导使命,因而在社会构成中的地位,远非“工商为末”时代的手工工匠可比。
七、一些新兴阶层的社会作用不可忽视
在“四民”之外,还产生一些新的、独立的阶层(界),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地主,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看,他们似应归入“农”,但又不直接从事“辟土殖谷”的劳动;从社会地位看,他们似应划入“士”,但又与“学以居位”没有必然联系。在近代中国,地主在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占有方面,仍然有绝对的优势。据1933年陕、豫、苏、浙、粤、桂六省统计,占总户数3.57%的地主,占有土地的45.8%,而占总户数90.1%的中农、贫农,一共只占有土地的35.7%。可见,地主在社会生产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地主又日益与商品经济发展关联,不少人将地产转化为资本,进入工商领域,这在政治上带来的深刻影响便是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结盟,并长期占据社会的统治地位。
又如军人。军队古已有之。不过,在古代“当兵吃粮”,行伍不过是谋生手段,军人也从未取得过独立的社会地位,“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民谚正反映了鄙视军人的社会意识。进入近代,军人由一种地位低下的单纯职业性集团,变成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力量。到了20世纪20、30年代以后,甚至具备左右社会局势的巨大能量。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近代中国政治长期分裂,武装力量成为各派政治力量生存的基础;二是近代战争对装备和指挥系统都提出更高的要求,因而军人素质普遍提高,不少知识分子进入军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自觉意识,推动他们将行伍作为实现自己社会抱负的手段。因此,军人在近代中国社会中,发挥了远比古代重要的作用。
再如,职业政治活动家。中国历史上政治活动家,代不乏人。但在古代,政治家从来就是统治集团中的当然成员,帝王将相是他们特定的位置。即便有少数置身朝廷以外抨击时政的“清议”之士,其基本立场,也与当政者并无二致。进入近代,独立的、与现存统治秩序势不两立的职业政治活动家层界出现了。他们是一定阶级、阶层公认的领袖人物,具有极强的思想感召力、行动组织力和政治坚定性,他们不从事以谋生为目的的职业,而以政治活动为专务。在很多时候,职业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从事政治斗争的身分掩护。康有为、孙中山、黄兴等都是这类职业政治家的佼佼者。他们的人数不多,但能量极大,在社会历史上发挥的作用特别巨大。
总而言之,近代中国的社会构成,无论其内涵、外延、成分、功能,都与古代大不相同。士、农、工、商的“四民”基本格局被打破,旧有的阶级、阶层、层界发生分化,新的阶级、阶层、层界纷纷诞生。在此基础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呈现出与古代社会不同的全新的面貌。
第二节 文人角色的转变
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文人阶层也在发生着转变,而科举的废除,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加速了这一进程,它对于知识分子命运的影响是深远的,在带给知识分子痛苦沉沦的同时,也给了它一个转变的契机。
一、科举制度被废除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读书人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是历代封建王朝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自隋朝开科取士至清朝光绪三十一(1905)年被废止,科举制度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中国科举制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的原则,它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特别是对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替代和否定,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的阶梯而入仕以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机会和条件。因此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人才选拔制度。从个人角度来说,科举制度给了普通家庭的子弟金榜题名的机会,通过科举考试,他们可以进入仕途,实现升官晋爵、光宗耀祖的人生理想,也可以实现“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抱负。从社会角度来说,科举制度实行开放考试,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提高社会的行政效率。广大庶族地主通过科举入仕做官,有利于形成高素质的文官队伍,给封建政权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也改变了封建社会前期豪门士族把持朝政的局面。读书、考试和做官三者联系,把权、位和学识结合起来,营造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和刻苦勤奋读书的氛围,更加促进了文学的繁荣昌盛。
但随着封建统治的没落,科举制度的弊病也愈现明显。明清时期,实行八股取士,从内容到形式严重束缚应考者,使得许多知识分子不讲求实际学问,束缚了他们原本活跃的思想,对学术文化的发展没有推动作用,反而败坏了良好的社会风气,直至最终清末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因此,1905年9月,清政府正式下诏废除科举制度,要求从第二年起,所有乡试、会试及各省考一律停止,以后所有士子都需要从新式学堂培养。废科举不仅是一项选官制度上的大变革,而且涉及文化教育、思想控制以及数百万知识分子的前程等诸多问题。科举制这一延揽知识分子的制度被废除,意味着读书和做官已没有必然的联系,促成了近代知识分子对传统教育和价值观念的背叛,作为社会精英和先锋的知识分子,在历经痛苦沉沦的同时,也开始了自身的分化、转变。
废科举使教育的内容和目的发生很大的变化,改变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和知识结构,削弱了知识分子所受的束缚,使之能以更加独立的姿态,参与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提高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作用。
废除科举客观上导致了旧知识分子沉沦和新知识分子崛起的双重变奏,但是新旧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是不相同的。
首先,知识体系、结构的新旧不同,导致了旧知识分子的沉沦和新知识分子的崛起。旧知识分子虽然饱读诗书,精通古今,而且有很高的道德水准,但是他们的知识主要是文史知识,而社会必需的经济、法律、科技等方面的知识却相当缺乏,所以,废除科举后,他们需要通过进入新式学堂或是出国留学,逐步完成了知识结构的调整和自身的转变。“各省初办学堂……学生率皆取诸原业科举之士。”但是有一部分知识分子,由于年龄的原因,已无法进入学堂重新学习近代知识了,或是人虽壮年,心已老,固守传统不放,无法接受新的知识和观念,只有被历史所淘汰。
其次,家庭条件的不同,也影响了知识分子命运的沉浮。科举制的一大特点就是比较公平,从理论上讲,除了有些特殊规定的人不能报考之外,“进入绅士阶层的途径对所有的人都是平等开放的”。但是废除科举之后,能进入学堂尤其是高等学堂的人,往往家资比较殷实,相对而言,家境贫寒而进入学堂的人是凤毛麟角。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时,就痛陈:“今日高等教育,几全为中等阶级以上子弟所独享,则因经济关系不能享受高等教育之子弟,实占全数90%以上,埋没英才,至为痛惜。”所受教育的不平等,导致他们的知识水平、思想观念大不相同,其命运不同,在所难免。
再次,地域环境的差异。列强的侵略造成了中国各地的求新风气大不相同,相对而言,口岸地区的知识分子思想较为开放,求新意识强,所设学堂教育质量高。胡适早年远离家乡,到上海读书,先后入上海梅溪学堂和中国公学学习,原因是这些学堂的基础条件和教育质量要高于其家乡的学堂。相对而言,内陆尤其是边疆省份,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教育质量较差,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转变情况,就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最后,个人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不同,其命运走向也不同。在社会大变革时期,那些头脑灵活、思想开明的人士以积极的态度投身到社会新生活时,仍有许多思想转不过弯来的人在为科举唱挽歌,例如候补内阁中书黄运藩就主张“科学与科举并行”。所以当清王朝覆灭时,就有一批知识分子惶惶如丧家之犬,最终被时代洪流所抛弃。
综上所述,在罢废科举的历史背景下,由于知识分子把握机遇的客观条件、主观能力的不同,命运也各不相同。知识分子阶层的这种变迁,明显体现了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在社会转型中,知识分子的关键作用不能忽视,“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中的先知先觉者,能以敏锐的眼光观察到社会发展的大势”,他们不应该只是一个边缘的看客。而一个社会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有一个现代化的知识群体,处于社会转型中的知识分子,只有适应时代的潮流,担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才能避免被历史所淘汰。
二、文人地位的变化
1.从“四民之首”到“百无一用”的书生
废科举给知识分子带来的威胁是空前的。以前有明确奋斗目标、刻苦读书的知识分子,现在突然发现自己空虚和无能,具有强烈的自卑感。
第一,废除科举,知识分子丧失了进入政权的平等机会,逐渐游离于政权之外。具有鲜明公平性的科举取士,基本实现了官僚系统的开放性,许多贫寒士子通过金榜题名而进入仕途。何炳棣在《中华帝国的晋升阶梯》中统计,1371年至1904年间获取进士功名的有42%来源于平民家庭。科举制度有巨大的吸附力,封建统治者利用这种制度网罗了大量的知识分子,使知识分子同封建政权保持了十分紧密的联系,从而加强了自己的统治基础。近代废科举制度后,文人群体已不是社会的中心,“知识阶层不再像过去那样作为传统的特殊社会集团而把持着社会”,“他们不仅疏离了国家,也游离了社会,成为无所依附的自由漂浮者”。尽管清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给予部分学堂毕业生和留学生以功名,以此来拉拢知识分子,但能要进入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必须具有相当雄厚的经济基础,贫民阶层连基本生活都成问题,怎么可能送子弟入学读书做官呢?就是那些通过清政府考试而进入政权的留学生,也会因为所受教育内容及思想观念的不同,与当权者格格不入,郁郁不得志。可见,废除科举之后,知识分子实际上远离了政权,其“治国平天下”的作用也随之减弱了。
第二,知识分子社会地位尤其是政治地位的骤然下降,陷入了迷惘之中。在封建社会中,位列“士农工商”四民之首的士,有着其他阶层不可企及的地位和荣耀。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却出现了“依附商人以救其乏”的现象。科举制度被废除,其思想教育的功能也随之消失,再加上在自身转变过程中的痛楚、迷惘,知识分子精神颓废、无所事事。他们平时多以“静坐”“无聊睡觉”“闲谈”打发时光,有些还迷上了打麻将、打牌。尤其是,“旧制既去,新制尚不起多大作用,全国教育乃成一锅夹生饭”。新学堂确实培养了不少“新人物”,却未必养成了多少“新学人”。科举既废,学堂又不能培养出人才,读书人“无用”的潜台词已呼之欲出了。那些在大城市求学或是海外留学回来的新知识分子习惯于舒适的生活,没有真才实学和吃苦的精神。杨荫杭就认为“今之欧美留学生,以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者为多……凡诚于中,必形于外,行步顾影之留学生,有如花鸟,仅可能供观赏家之陈设”,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真正能系统学到专业知识的并不多,即使到了1935年,留日学生中,大学毕业者仅占10%,专科学校毕业者仅占12.7%。没有真正的学识,知识分子难以在社会上一展抱负,以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
尽管一些知识分子可以凭一技之长谋得一官半职,但多数人已被疏离在政治权力之外。民国时期于右任曾对冯玉祥感叹说:“在中国,只有在要做对联、祭文、通电时,才想到文人,平时哪个把他们瞧在眼里。”寥寥数语,道尽了知识分子的无限悲哀。近代以来的无序和失范的政治状况也不能使参与政权的知识分子得到应有的尊严,有时这些文人不得不以极为卑微的品格将自己异化。如袁世凯属下有几千人之多,但他除阮忠枢、梁士诒外,一概不用读书人,因为在他看来,下属只要求执行其命令,贯彻其意志就行了,对推荐来的士人,他每月只给坐薪十金,置之闲散,并将此称之为“豢豚”。军阀割据时代,军阀多援用私人,优秀的读书人是无政治出路的。
第三,伴随着社会地位下降的还有知识分子的生计问题。在科举制下,部分文人通过科举取士,入仕为官,可以博取荣华富贵。那些不能做官的文人一般会充当官员的幕僚、文书,或是充当塾师,或是包揽狱讼,在保障生活所需的同时也可以历练才能,以待时机。这些人中也产生了一些精英名流如左宗棠之辈。但是科举制度被废除,晋阶之路被堵塞,那些只会“之乎者也”、缺乏生活技能的传统读书人,很难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生计就成了大问题,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之中。山西举人刘大鹏在发现许多读书人因废除科举而失馆,又“无他业可为,竟有仰屋而叹无米为炊者”的现象时,他不禁慨叹逍:“嗟乎!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士绅阶层遇上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的生存危机。一份上级下发的号召捐贩的文件写道:“士为四民之首,人心风俗赖以维持,但穷年诵读,术既拙于谋生,而洁清自励者又介然严义利之辩,谨廉耻之防,故士类之坎坷往往甚于黎庶……各署办贩官吏督率绅商富户,务以矜恤士类为心……其有单寒之儒,糊口无资,不能自行存活者应与各项贫民一体施贩或酌量加丰。”由此,我们不难推断出,一个自身存活都需仰仗他人的阶层,如何能够担负起“维持人心风俗”之任。不管其他社会群体意识到否,这已经以有力的一掌推动了传统四民社会的解体。
第四,清代以来科举取士积弊日深,暴露出的问题也更明显。如在科考童试中,代考、冒籍、滥送、贿买等事屡见不鲜。另外,考官阅卷衡文,往往委托幕友办理,本人并不过目,草率录取,甚至有任听幕友书役沟通舞弊之事。特别是1901年后,清政府开始广设学堂,使受新式教育的学生迅速增加。在知识分子人群数量急剧增加的同时,其生存问题也更加突出。从知识分子对待从军的态度,就可见一斑。中国社会素有重文轻武的习惯,但在清末新军及军事学堂里,却出现了不少有文化的青年。这一方面是为了提高军队素质,有意招收有文化的青年入伍;另一方面由于科举废除,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断了晋阶之机,生计受到威胁,只得去当兵。为了生计,四民之首的士也不得不参军了。“秀才从军,各标(团)欢迎,一时成为时尚。”
第五,废科举,仕学分离,知识分子成了一个漂浮的阶层。科举制废除后,读书人普遍感到与戴顶子绝缘,落魄的现实凸现了他们的“无用”性,读书人找不到应有的社会定位甚至自贬自抑。他们不但怀疑自己是不是承担国家前途的阶层,而且自责、自疚,认为自己是以不劳而食的阶层,是四民之末,应该向其他阶层学习。周谷城于1930年出版的《中国社会之结构》中专论知识分子时这样描述他们的作用:“……好做官;毫无用处;粉饰太平……”颇能代表当时一般人的看法。这些论调也与西方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有很大关系,如麦高文说:“从整体上看,这些文人都是无耻之徒。”后世文人被称为“臭老九”是有清末民初批判这类阶层的言论依据的。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哪里还能对知识产生执著的眷注,人们哪里还能对知识产生起码的敬畏,谁还能为坚持道德理想而献身。一个没有理想和道德的政治环境恐非民族之福。时人说,无论是改良政治,还是普化民众,“荷此种责任者,仍在士族”。近代动荡的环境无论是旧士还是知识分子的作用更应该被强调,但现实的发展却并非如此。
科举制度的废除,不仅是一种教育制度的退出,而且是一种政治制度的终结。科举制虽与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有关,但其本质是一种官史选拔制度。从教育的角度来看,科举制度确实难以适应近代社会的需要,但是从以考试的形式来选拔国家文职官员的角度来看,学而优则仕至少就形式来讲科举制是很有优越性的。如果说有文化的读书人做官不好,那么不读书的人做官就好吗?结合科举制废除后民初军人干政、武人弄权大批边缘人物借助武力和私人关系进入各级统治机构导致的政治更加腐败的现实情况来看,回答是否定的。进一步思考我们发现科举制具有很强的整合功能,它能将文化、经济诸领域与政治权力的结构紧密联系起来,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而这种功能的维系与作用体现在士人身上。
科举制度废除后,士人与国家的制度化联系切断了,他们不再是国家的精英,成了自由浮动的资源。“随着传统文人阶层的分化,它不再把自己与帝国视同一体了。士绅也不再因为是支持同一政治制度或一致信仰儒家思想,或维护共同的合法特权,而团结在一起了。而正是这种感情在过去千百年来保证了文人阶层的团结和帝制的稳定”。近代社会也不再是一个以读书人为中心的四民社会,读书人已不再发挥沟通上下的作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由于缺乏共同的价值观,无法形成有效的联系,近代社会呈现出一种无中心、无规范、无秩序的混乱状态。
科举制废除后,由于新学和西学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职业如翻译、大学教师、新闻记者等。自由的职业和社会分工也给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舞台和独立的条件,他们不再依附统治阶级,开始自觉地、主动地参与社会。虽然被逐出了政治中心,但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忧国忧民的历史使命感没有改变,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以自己的职业或专业,为社会的进步而努力,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救国热潮,如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自居社会边缘的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从孙中山、黄兴等为代表的辛亥志士,到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为代表的五四精英,他们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政治或社会的革命运动。
科举制废除后文人的地位和作用受到空前未有的冲击和挑战,面对接踵而至的社会危机和随之来临的社会巨变,文人们只能希望:“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反思当时社会的体制变化,对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乃至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少它给了新的思想和新的社会力量崭露头角的机会。
2.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
废科举之举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抽掉知识分子进入国家政权系统的独木桥后,同时又给知识分子带来了转变、发展的机遇,使之逐步走向新的社会中心。
第一,背离传统的利益观,由士转商。“国家缺额有定,士子登进无穷”,“员”与“缺”的矛盾十分尖锐,故绝大多数读书人难以跻身官场。清政府没有能及时改革流弊丛生的科举制度,失去了将大量士子继续纳入其权力体系的机会,造成了相当一部分士绅向其他阶层的流动。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彻底斩断了读书人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读书与做官已经没有直接和必然的联系了。传统的士子不得不另谋出路,重新确定自己的社会角色,其中一部分受西学影响,逐渐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化,而相当大一部分则在当时“实业救国”的口号的影响下弃士从商。曾就读于圣约翰大学的刘鸿生回国后,创办火柴厂,从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变成了百万富翁。一些接受了西方知识教育,特别是曾留学海外,系统学习过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新知识分子,他们同传统文化的联系较少,思想较为开放。他们涌入商界,无疑为工商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促进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民生公司经理以上高级职员中,具有大学本科学历者就有38人,其中5人曾留学海外。废科举是人才的解放,智力的解放。知识分子从科举的囚牢里解脱出来,投身工商业,也增强了自身的经济实力,提高了在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
传统商人信奉“在商言商”,知识分子从商后,“言商仍向儒”,商界风气为之一变。一是关注国家大事,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在五四运动时期,商人的热情也很高,不仅以罢市的方式响应学生运动,而且从维护国家主权的角度出发,开展了商人外交活动。二是致力于消防、治安、文教、卫生等社会公益事业。三是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精神,自立意识强。刘鸿生为避免民族火柴业被外商吞并,曾倡议同业合并,协力图存,并同其他公司合并成立大中华火柴公司,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火柴公司。总之,这些都为商人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
第二,求诸新学,促进了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发展壮大。废科举后,知识分子只得研习新学,文人开始转向新式学堂,新式教育因此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05年以前,新式学堂学生人数最多不过258 873人,而1907年达1 024 988人,1908年到1909年,每年仍净增50万人,1912年学生人数更达2 933 387人。除了进入国内的新式学堂,有些人选择了去西方国家留学。据张玉法在《清季革命团体》一书中的统计,1904年留洋学生有3000余人,1905年有2400人,到1906年就猛增至15 000余人,尽管兴新学和留洋热潮的兴起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但废科举后,知识分子晋升之阶堵塞,由此产生的强制、诱导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部分知识分子在别离科举考场,留学海外后,眼界开阔,觉悟也不断提高,更加关心祖国的发展。留学生绝大部分学成后都回国效力。据1937年《清华同学录》显示,其中记载的1152人,学生回国者达1131人,回国率98.2%。不少人在学成回国后成了各行业的专家、学者,社会地位已远高于普通人。
新式教育不仅使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发生变化,而且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明人士曾评说:“学堂性质与书院全然不同,书院则人人意中有苟且依赖之思想,学校则人人意中有奋起独立之思想,行政人设以待书院者待学校,则学校中人殆无一可满行政人之意者矣。”他们的社会独立性强,政治参与热情大大提高。
第三,文人进入新政权之中,成为政权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因子。清政府废除科举取士,为接受西方知识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开启了进入政府的大门,“取士概归学堂”。尤其是留学生很受欢迎,“留学生至,各督抚顶而戴之,如获拱壁”。清政府也制定了一些文官录用章程,以此来招揽知识分子。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文官录用缺乏广泛性,而且录用比例很小,从1906年到1912年,录取授官留学生仅1000余人。而且多数升迁较慢,难以掌握实权。随着旧政权的覆灭,革命党中的知识分子大量进入政权。此外,在各地方议会,各政党中,也涌进了大量的知识分子。1913年春,第一次国会议员选举,有资料可查的449人当中,留学海外的为258人,国内新式学堂毕业的147人。有些知识分子通过自己在学术上的成就,给自己争取到了更好的政治地位。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任职驻美大使,清华工学院院长顾毓秀当过教育部政务次长,南开经济学院院长何廉曾任经济部次长,如此等等。社会转型的完成,必须有一个具有近代意识的政府作引导,新知识分子凭借自己深厚的学识,以及西方的职业伦理道德,讲求效率、公平及科学管理,对旧式政府也是一种改造。
第四,投身军界。科举的废止,使知识分子不得不开始谋求新的出路,“家庭环境好的出国留学,其次投考学校,没有钱的人就投入新军当兵”。投笔从戎成为他们眼前非常现实的出路。1905年前后,清政府的新军编练进入高潮,约需军官总数在3万人以上,加上新军军官的薪俸又颇为可观,这无疑对那些急于寻找新的进身之路的人具有很强的诱惑力。因此,在当时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秀才从军热,大批有文化的青年涌入新军。著名的黄埔军校学生,基本上是投身于革命的知识青年。
尽管大批有文化的读书人参军曾对中国军事近代化产生过巨大的推动作用,短期内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注入过活力,但随着文人角色边缘化和知识阶层政治地位的下降,便将近代中国带入一个巨大的历史困境,“大批有识有志青年投笔从戎……成为军阀割据混战最有生命力的源源不断的人力基础”,为民国初年军阀集团兴起大开方便之门。科举制度下,统治者提倡“文治”,中国社会出现“文疆武界”现象,文武之间出现一条严重偏斜而又深不可逾的鸿沟,在这种制度下军人是很难执政的。但是随着科举制的废弃,“以文治武”的政治规则失去了约束力,“陛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亦难以为继,“陛下与军人休戚相依”,活跃在民初政坛上的主要是军人政治家。据学者统计,1914年,全国22个行省的都督职位,有15个被军阀窃据,以“士绅”身份登进者,仅有5人。1917年全国各省的民政长官省长,也大多由军阀出身的督军兼任。军阀政治将文人知识分子挤出了权力场域的中心。随科举制一同废掉的维系文官统治的政治功能的丧失,近代军阀政治的出现自然有多种原因,但在没有找到维系文官统治政治功能的替代物的情况下废除科举制,显然对近代军阀政治的形成起到了催化作用。国家对所有军官任职资格的考试、审查权的放弃,对政府而言不仅意味着政府失去维系军官的纽带,还意味政府中枢失去对他们的调控。对军人而言,能否进入社会上层,已不需要国家的认可,而是靠自己的老师、学生、同乡等关系实现。这时的军队,大多已不属于国家,军人也没有军队应当国家化的概念,结果造就出一代乃至数代具有不同势力的军人和军事集团,为军人参政、执政大开方便之门。林立的军阀走上穷兵黩武之路,给民初的中国社会带来深重的灾难。
第五,知识分子对社会生活的参与性增强,其社会角色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除儒家学说外,对于其他知识,知之甚少。“读一家之书,聆一人之训,以为非此即不合乎公理”。传统知识分子,视野狭窄,知识单一,思想僵化,不适应社会的发展。科举之废,使知识分子开始走出象牙塔,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作用,促使了一些新职业的兴起。为了救国救民,知识分子广泛参与到普及科学知识、启迪民众的事业上。留美的赵元任、杨杏佛、任鸿隽等人于1914年6月集股组成“科学社”,出版了中国第一份自然科学专刊《科学》。有的直接从事教学研究工作,推动了中国科技的发展。没有科举的废除,很难想象会有如此多的知识青年从科举制艺、八股作文中解脱出来,从事科学研究和知识的普及。有一些人从事报刊业,当起了报人。清末,国内较大的新闻报刊就有近200种。他们利用报刊作为阵地,让民众了解国内外大事,呼唤民主、自由,揭露社会丑态,笔伐专制政府,有些则从事新式教育工作,培养了大批新式知识分子。
第三节 文人角色的转变与近代小说的发展
在风雨如磐的近代社会,异域文化大量输入,改变了东方文明既定的皇权话语;国家的衰朽和社会的混乱,加速了文人阶层社会边缘化进程。紧张和焦虑、抵制和效仿,知识分子阶层凸显向近代转型的普遍心路,晚清小说亦由此焕发出动荡时代特有的新气象。
一、公共空间的建立和拓展与近代小说的转变
春秋战国时期,知识阶层兴起。“中国知识分子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孔子便已努力给它贯注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要求它的每一个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个体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对“道统”的坚守和维护成为知识分子标志自我身分的重要手段。“以政统言,王侯是主体;以道统言,则师儒是主体”,代表皇权的“政统”和代表道义的“道统”是彼此关联而又分立的两个系统。“道统”是古代士大夫抵制皇权的思想资源,但在专制的明清时代,封建帝王话语往往笼罩和淹没了“道统”,清廷钳制聚会结社、禁毁小说戏曲,向知识分子强加官方的话语套数,迫使知识分子臣服于“政统”的淫威,使知识分子处在普遍的“失语”状态。
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震醒了国人,弱肉强食的实用法则代替了道德优劣的文明判断,期待行为模式的突变,解构了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知识分子赖以抒发心志的儒家学说,在社会危机面前失去了应变的能力,手足无措的知识阶层出于拯世救国的社会功利,纷纷从“求用”的角度来输入异域文化。从林则徐《四洲志》、魏源《海国图志》到徐继畲《瀛环志略》,记载和寄托着当下知识分子的焦虑和警醒。他们主张学习和效仿异域文明,缩小中西文明的裂缝,从而赶超西方。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为国人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本,知识分子在欣喜之余,大量输入日本新文化。特别是梁启超等少数精英对政治小说的属意,“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一句最富功利的话语,竟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它诱发国人重新排定文类秩序的文学革命。虽然,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境遇,常常使得这种效仿方式染带浮躁和功利取向的表征,但小说新时代早已跃出地平线。
近代中国的报刊和出版受外国影响逐渐发展起来,为近代文化营造了一个“公共领域”,知识分子对异域文化进行辩论、接纳、认同,继而自我反省,实现自我革新。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立的第一家近代印刷所墨海书馆和1851年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拉开了近代出版领域的革新序幕。而后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和效仿,所追求的雅俗共赏的办刊意旨,又扩大了国人认识世界的视野。对近代社会影响深远的两大政治派别--维新派和革命党,都充分认识到了报刊的传播利器效应。他们借报刊发表政见,营造一个个独立于皇权以外的公共空间。这正如葛兆光所说:“当皇权以普遍适用而且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建构了一种普遍的、绝对的、象征性的真理话语之后,它以‘公’的名义迫使所有人接受。并且以同一性淹没了所有的士大夫,于是,丧失了真理诠释权力和社会指导的士人,便在公共领域里失去了自己的立场,只能在‘私’的方面表达自己个人的思考。”思想和知识的话语分裂,广大知识分子在“公”的领域找不到言语空间,涉诸“私”的层次,其思想和主张又不能广为周知,知识分子只能在国家与平民之间寻求另一话语空间,晚清日益兴盛的学会和杂志就成了他们畅所欲言的场所。公共空间的延伸和公共话语的丰富,激发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实践的群体效应,更强化了知识阶层脱离皇权话语的离心趋向。
同时,公共空间的扩展,为小说的文类地位改善赢得了历史契机。“那时综合性、专门性杂志,也有出版,但总不及小说杂志畅销。”发表政见、商榷国是,小说杂志成为公共舆论的最佳载体。小说由边缘趋向中心的文学进程中,烙上知识分子接受心理的时代印痕。金圣叹对小说“文”和“事”分而论之的策略,呈现出探求小说规律的审美自觉,但这种推戴小说的叛逆情结,只限于少数几个颇具“游走之魂”的异端知识分子。时至晚清,学可为一代楷模的经学大师俞樾,借对《七侠五义》的赞赏早已导夫先路;俞万春的《荡寇志》痛感皇权的失落,强化小说与政治的联系;至梁启超鼓吹的“小说界革命”,揭发伏藏,显其弊恶,通过对小说社会功用的借重,宣泄对世风日下的现实担忧。《新小说》杂志的“群治”取向,又强烈地影响到后起的小说杂志。这样,小说主编、作者和读者的三维交流,借助小说杂志形成一个个不臣服于皇权的舆论中心,进而向社会辐射延伸。士大夫对小说的态度由蔑视到参与创作,这是一个社会观念的移位和革新,凸显出历史和时代选择的巨大威力。
二、文人边缘化与小说批判精神的选择
封建科举制度下的知识分子,埋首经案,视科举为登龙门的不二途径,封建帝王的收罗策略和士子登龙门前后的反差又强化它的诱惑,这更强化了文人对皇权的依赖。千年的科举文化积淀,凝固成知识分子的理想和寄托。1905年废除科举后,大量建立新式学堂。垂直上升之路被阻断,社会信仰的多元化又使得“道统”的经典地位逐渐沦丧。伴随科举废除后心理巨创而来的,是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如果说李伯元拒绝荐举和曾朴故意弄污科考试卷的叛逆行为还只限于少数精英层面,那么这种制度性行为的终结则彻底解构了知识分子依附关系的存在基础。”因此,儒家经典的话语权力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造成了当下社会的思想混乱。这就如同许纪霖先生的描述:“一方面是取得了一定的职业自由和经济独立,另一方面却享受不到独立于政治的实际保障;一方面是精神和心灵的自由解放,另一方面却承受外界环境的残酷压抑,这种种极不和谐的命运遭际,在近代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挑起了紧张的心理冲突。由此,产生了一种欲摆脱屈辱的依附似乎又摆脱不得,渴望人格独立似乎又有所恐惧的矛盾心境。”知识分子只能抽身换位,寻觅新的空间来体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同时,社会失衡的加剧给知识分子的适应和选择平添几许悲凉。钟骏文一语道破文人转型时的内心隐痛:“十年前之世界为八股世界,近则忽变为小说世界,盖昔之肆力于八股者,今则斗心角智,无不以小说家自命。”诗文呈才的传统模式,被小说戏曲的教化功能所取代,知识分子从“非我”中突破进展,重新设置自我的价值定位。正因为他们对当下现实的深刻检讨和理性反思,造就李伯元、林纾、曾朴、张春帆为代表的职业小说家的诞生,他们的职业实践为其他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他们游离于皇权话语之外,思想的自由更彰显近代知识分子的批判理性。
林纾以“桐城后学”古文大家的身分厕身小说领域,其清醒的比较眼光引发国人对异域文明的正确认识。“林译小说”在晚清风靡一时,特别是他有意将西方小说同《史记》与韩愈古文相提并论,抬高了小说的文类地位,这就为知识分子从事小说事业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林译小说”的走热,强化了林纾对自我小说家身分的认同,而其与商务印书馆的协定又使得他的选择切实可行。“他所以这样多产,是与商务的鼓励分不开的。那时的稿酬,一般是每千字二、三元,唯有林纾的译作却例外地以千字十元给酬。来者不拒,从不挑剔。当时的十元,可购上白粳一百六十斤,代价可算是很高的了。”“当时报纸,除小说以外,别无稿酬。”小说的稿酬制度,诱发更多的知识分子进军小说领域。知识分子由单一的科考渠道突然置身于多元职业的选择关口,救国新民的政治话语,促使他们纷纷投身于小说领域和出版界,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得到凸显。
知识分子强烈的身分认同意识,催生了他们的离心倾向,在文学上鲜明地表现为批判精神的强化。吴趼人《恨海》、符霖《禽海石》都着力情感与礼教的撕扯,体现对人性的直面和正视。林纾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以观察家的身分冷静地打量社会,观察从戊戌变法到洪宪改制的种种政治闹剧,并在《剑腥录》中客观叙事,将草菅人命的丑恶现实刻勒成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记忆。晚清小说家取材不讳时人实事,充分体现了小说家的独立而冷静的批评意识。像《文明小史》、《大马扁》中的康有为、梁启超;《官场现形记》中的刚毅;《老残游记》中的毓贤,时人时事就成了小说家社会诉求的现实载体。而《孽海花》涉及的时人之复杂,更是广为周知。曾朴手拟的时人名单就有62个之多,据魏绍昌先生考证竟达278人。这种清醒的小说家意识,张扬了他们疗救社会沉疴的弹性空间。国门洞开,以赫胥黎“天演论”和卢梭“民约论”为代表的西方思潮,以及由此影响的自由、平等、主权在民等观念,与中国固有的民本思想相印证,丰富了小说家的思想资源。表露于小说领域,就是理想小说、立志小说和社会小说等门类的产生和发展,它们更进一步加强小说救国的话语威力。
开通风气和追求小说的“有益”和“有味”,成为当下小说家弘扬群体意识的一个重要向标。边缘化的生存境遇,造就知识分子的叛逆心理。晚清小说家不遗余力地揭发官场黑幕,甚至不惜牺牲小说的艺术,趋向记者和侦探家的身分认同,就是其最好的注脚。普泛的忧患意识煎熬知识分子的灵魂,拯世救国的时代使命又使他们很难静下心来写作,只求作品能流行一时,不望小说传世流芳。晚清小说家往往片面地强调小说的救世神话功效,急于表露自我的政治主张,连缀话柄,淡化了自我的生命体验。小说家保持旧道德的清醒立场,又体现在小说人物形象的善恶鲜明的二元对立,人物形象本身被图解和异化成一个个政治的代码,削弱了小说表现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刻画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市场和社会需要牵制了他们的审美选择,理论预设又使得晚清小说呈现出鲜明的时代印痕。
三、文人适应社会需要与小说创作的繁荣
外国教会在华办报、办学,引起了国人的纷纷效仿,引发近代传播手段的质变,近代传媒所裹挟的西方文化,加速了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重建。小说的文学主流话语地位,吸引广大知识分子进入小说队伍。办学规模和小说杂志的繁荣,势必为小说的接受和消费准备了广泛的读者。1907年老棣的《文风之变迁与小说将来之位置》说:“自文明东渡,而吾国人亦知小说之重要,不可以等闲观也,乃易其浸淫‘四书’‘五经’者,变而为购阅新小说,斯殆风气之变迁使然欤?”晚清文化的多元取向,加深了知识分子与衰朽国势的同构共振。异域思潮的本土化改造,在小说领域表现为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冒险小说、虚无党小说等小说门类的兴起。小说的销量在当时是评介晚清作家社会价值的一个重要尺码,阅读群体的市场效应迫使小说家切合雅俗流变作出选择,侦探小说和写情小说的走红就是小说家向市民娱乐意识认同的最好说明。
进入近代以后,上海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很适合文人的社会选择,大量的作家荟萃于此,晚清的几种主要小说杂志落户于此,为小说的繁荣提供了一片广阔的蓝天,也延续着小说读者的新变。当时沿海城市的开埠和办厂,吸引住部分落魄文人的目光,他们纷纷栖居都市中的租界,成为所谓的“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租界的治外法权,更适合张扬他们的批判锋芒。转型中的旧式士大夫,一部分沦为城市平民。虽然当下的小说书价并非所有人能承受,但是有文化的市民,就是小说的潜在读者。小说读者群的增加,基本上体现为面向士大夫内部的拓展。平装书的出现,解放了小说传播的尴尬局面,更多的小说进入市民的阅读视野。徐念慈的《丁未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就隐含着小说报人面对市场的务实态度。稍后他不无担忧地告白:“记侦探者最佳,约十之七八;记艳情者次之,约十之五六;记社会态度,记滑稽事实者又次之,约十之三四;而专写军事、冒险、科学、立志诸书为最下,十仅得一二也。”数字的背后,折射着读者阅读趣味的嬗变,说明了读者不再拘囿于儒家教义框架内叙事和阅读,而追求多元化的话语表达。同时,报刊受众的增多,也意味着公共空间的拓展。“据1903-1905年初南京、武汉、杭州等地11座城镇的调查,当时这些地方共订购报刊62种,20 227份,除《南洋官报》由各级官府分摊外,其余11 000余份都是民间私人订阅的。”晚清报刊刊登小说,是当时的时尚;民间购买力的增强,亦表明了小说读者队伍的壮大。注重游戏人生的都市小报,迎合了大众的审美需求。作者与读者这双向交流的扩大,为知识分子驰骋才华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君子立身处世,不以文章眩俗,不以笔墨惑人。凡一文一字,发于心而著于书,必求有益于风化,有利于人民,有功于世道人心。”在危如累卵的国势下,小说杂志不再扮演政府应声虫的角色。这种思想距离的存在,为知识分子的批评家和观察家身分提供了契机,也为他们情感的宣泄和升华创造了条件。
知识分子的主动适应还表现在其对小说批评的群体关注。晚清小说的群体关怀趋向,刺激广大知识分子进军小说批评领域。对近代小说批评新气象的奠基和开创,自然归功于标领一代风骚的王国维。王国维服膺叔本华、康德哲学,富有创见地将西方悲剧理论引入小说批评领域,进而断论《红楼梦》为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为后来者树立一个新的典范,同时也打破了评点和索隐的批评轨辙。虽然王国维始终以清廷遗老自居,但其批评实践的本身,清晰地表明他已经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就是在传统的小说评点领域,也表露出革命的新气象。企图绘制中国新小说范本的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的评点中借题发挥:“此篇论题,虽仅在革命论、非革命论两大端,但所征引者皆属政治上、生计上、历史上最新最确之学理。若潜心理会得透,又岂徒有政论而已。”表达了自我的政见。燕南尚生借对《水浒传》的“命名释义”,嫁接为君主立宪张本的主观意图。徐念慈的“觉我赘言”和“觉我余言”,亦包含着自我的救世热肠。他们不再恪守小说评点的既定规范,落脚于对当下社会人生的关注,这就突破了金圣叹以来的评点传统。“小说丛话”、“小说小话”等随笔栏目,以及晚清报刊中的文艺副刊,它们一道构筑起一个各抒己见的小说批评世界。这样,知识分子对小说的关注,就不单是少数精英的理论呼吁,更落实在轰轰烈烈的小说创作和文学批评实践上。
总之,科举制度的废止,粉碎了传统文人的信仰和赖以生存的工具,心灵的煎熬和变异,表露为浓郁的社会沉思和人生悲叹。异域文明的输入,打破了“道统”话语的桎梏,近代知识分子对比西方反观自身,挑战和反省、磨合和应变,知识分子在近代社会的复杂张力中寻求自身的定位。小说家愤世嫉俗的“失重”心理在读者认同意识的抚慰下,获得暂时的平衡,话语权力的转移,其倾注于小说领域,就成了张扬自我、批评社会的审美选择。“无论是以‘新小说’为启蒙手段,还是抚慰都市夹缝中挣扎、无助的魂灵,从慷慨救国到谴责批判、忧伤哀情,文学的单元里充斥着多元主题。”力挽衰颓、讽喻弹射,晚清小说的功利化、实用化写作状态,强化小说面向公众的时代追求。边缘化的生存境遇,造就了晚清小说的繁荣,也改变了知识分子社会诉求的既定轨迹。晚清小说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书写了一代知识分子痛苦灵魂的蜕变过程和图谋富强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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