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得去
自 序... 2
虎坊路甲十五号... 3
农展馆南里十号... 9
我和我的作者们... 14
关于消夜的繁华旧梦... 27
自 序
书名缘起于网络上流行的一句话,“到不了的都叫远方,回不去的都叫回忆。”
这话到底想说什么,我其实不太明白,好像有点形式大于内容,觉得这么个调调说话有意思、显得机灵吧。也确实像情窦初开的“维特”用粉红信笺写情书,抖机灵。
回不去的都叫回忆,我猜实际想说的是:过去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古人说得如此简洁透彻,到今天,就绕得这么模糊别扭。人心曲直变化,从中可以管窥。
写作一道在今天,因为发表途径便捷,造成大多数人写起来不过脑子,随便写完,鼠标一点撒出去,流于报刊或者网络。这样的写作又分两种,一种是“宣泄式写作”——纯为情绪找出口;一种是“打工式写作”——像在饭馆洗盘子,完成任务而已。二者都对写作缺乏敬畏心。
也有精心伺弄文字的,也分两种,一种如前所述抖机灵,追求腔调重于追求内容,追求“逗”重于追求意义。还有一种,仍将写作当正经事,孜孜以求,追求文字之美、之力量、之我手写我心。
“打工式写作”、“宣泄式写作”,出于种种因缘我也都曾尝试,写完无不愧悔莫及。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少这样的孟浪,随时提醒自己,文章千古事,风雨十年人,写作不是个小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接下来的问题是:写什么?
才疏学浅,学术著作写不了。井底之蛙,宏篇大论更写不了。关键是也没什么好写的。平日读时髦书,看到不少人兴致勃勃地学术,慨而康之地宏篇大论,以为自己很有创造力。可我读完,常替他们脸红——那些论点论据,甚至作论方式,早几千年前都有过。
所以我只老老实实写点回忆。真人真事,都是自己经历的,对自己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有过影响的。于自己,有三省乎己的企图;于他人,许是个借鉴。就心存这信念,默默写到今天。
对于真花工夫琢磨文字的人来说,的确冷暖自知。个人的体会是,从完全不会写,到写得有模有样不太难,但越往前行,越是难上加难。打个比方就是,从零分到九十五分不太难,后面那五分,每前进一步都需脱层皮,重新做人。
曾有友人来探讨,究竟怎样的文章才算好文章。我按自己体会回答:不做作。又追问:什么样的不做作?答:一切不做作。这个,就是后边那五分的内容,全是心上的动作,太难了。
为编这本文集,检阅这两年写下的文字,对自己仍然很不满意,原因就在处处仍可嗅到做作气息。这现实令人绝望。但这又是没办法的事,做作是我们平常人的心的常态,想要彻底消灭,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能做到的也许只是少点,再少点,哪怕少到小数点之后十位数、百位数,还有小尾巴藏着。总之前边的路还长,好在我对写作仍有热爱,我会努力。
最后要说的是:回忆于我,是回得去的,回去的途径就是文字。“回得去”念着不顺耳,所以改成“过得去”。其实,这还是借个方便说话,哪有什么“过去”,还可以“回”!所谓过去,都是现在心里的过去,无不都是现在一笔一画写出来的,而每写完一个笔画,它又成了所谓的“过去”。如此,当然也就没什么所谓的回得去、过得去。
2009年岁末,北京,西坝河
虎坊路甲十五号
很多当年写过诗的人,一定还记得虎坊路甲十五号这个地址,甚至可以准确背出它的邮政编码,100052。因为这里曾经是《诗刊》编辑部。曾经,天天有好几麻袋的诗稿被52支局的邮递员扔在院门口。
其实当时《诗刊》在这座楼只占一个单元。这是一幢红砖楼,共有五个单元。一单元有五层楼,是《诗刊》编辑部;后四个单元是六层,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文联的干部宿舍。
这幢楼建成于1983年。刚盖好那阵儿,有南边那群七十年代兴建的旧灰楼比衬,颇有新贵之气。时过境迁,那片灰楼统统拆掉,拔地而起一大片簇新的商品楼,名字又雅,叫陶然北岸。这座红砖楼再怎么粉刷外墙、翻盖屋顶,也攀附不上时代的急促步伐,当即老态毕现。从此我管这座楼叫老楼。
叫老楼,不光因为面儿上老了,楼的里子,也就是楼里住的人,也很老。
这楼当年是作协和文联的所谓“高知楼”。两个中央直属单位的高级文艺干部,但又没有高到够住木樨地部长楼的,大多住在这里。七十年代末,他们被组织从四面八方捞回北京,恢复党籍,恢复待遇,趁着落实政策的兴头,群情激奋,蜗居在团结湖、前三门、和平里等处的狭小住宅,点灯熬油,为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做了大量实际工作。活儿做得告一段落,新鲜劲儿也过去了,人心一时有点涣散,作协和文联就联手盖了这座楼,安抚一颗颗受了几十年创伤的心灵。那时的高级文艺干部,今天如果活着,早已是耄耋之年,所以说这楼的里子也很老。
这块地皮,据说当年是特批给诗刊社的。具体批的当然是北京市相关部门,但这道批文的缘起,却涉及到毛泽东。五十年代初,诗人藏克家等人为筹办《诗刊》给毛写信,得到毛倾情相助,还把自己的几首诗整理了,交《诗刊》发表。这段历史多人写过,我不赘述了。总之后来这块地就姓诗了。一场“文革”,全中国的房产户主乾坤大挪移,到了八十年代初,这块地皮上的一幢黄色三层小楼,却是归中央电视台所属。后来怎么讨价还价、据理力争,都不晓得了,总不外乎折中处理这条大原则。结局是一劈两半,虎坊路十五号是中央电视台某部门,虎坊路甲十五号属于《诗刊》的上级主管单位:中国作家协会。
我十五岁随父母搬进甲十五号院,二十五岁离开家长自己讨生活,在那里住了十年,耳濡目染,攒下一些记忆。真要写成文字,不过是些凡人琐事,而且太过零碎,很难连缀成文。但是细想想,也还算有特色,特色在一个老字:老楼、老人。
这个老,当然不止是字面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我也说不清,先记下来吧。
一
九十年代初,电视剧热,而且时兴改编现成的长篇小说。有个导演朋友想起路翎的名著《财主底儿女们》。得知他和我住邻居,托我代为联络改编版权事宜。
近年来少年写作被人追捧,好像二十岁出头的俊男靓女,能写长篇小说很了不起。其实再早的唐宋元明清不必说了,六十多年前,十七岁的路翎就已经写了《财主底儿女们》。后来书稿遭战火焚毁,又重写。1945年正式出版后,胡风曾作如此评价:“自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规模最宏大的,可以堂皇地冠以史诗的名称的长篇小说”。
英雄相惜,可能也正因此,后来路翎成了所谓“胡风集团”的铁杆儿。早年胡风集团与他人论战,常被对方指责只有苍白的理论,拿不出一本像样的创作。自从有了路翎,胡风集团再也不怵这一软肋。五十年代中期,路翎被划在胡风反党集团名下,在单人牢房过了很多年。重见天日,头发全白。
白头发的路翎在甲十五号很特别,独来独往,与所有人从不打招呼。住在楼里的,远近都算同事,见了面,至少会点头示意。当然也有迎面假装不见的,那是因为文人相轻,抑或左中右观点不同,道不同不相与谋。但是,假装不见也是一种打招呼,各自相遇那一霎那,心电图上都会起些涟漪。路翎则不然,是真的不理人,紧埋着头,想来即使与人擦肩而过,内心也是死寂一片。别人倒也不在意,一是因为长此以往,习惯成自然;二是因为,他十几年如一日,散乱的白发稀疏柔弱,衣衫陈旧且有些破烂,走路略有点跛,动作也不协调,偶尔抬头时,可见目光呆滞。大家从这呆滞,很容易联想起他受过的苦,明白他精神上所受刺激尚未彻底恢复。
但是,大家都想错了,他心里什么都明白。
那天晚上,我敲响路翎家的门。可能家里太久没来过外人,他老伴儿神色颇显惊讶地出现在门口。听明来意和邻居的身份,当即放松许多,将我迎进书房。
他们家太黑了。黑乎乎的墙,黑乎乎的地,灯光很暗,家具极少,且很破旧。暖水瓶还是那种竹制的外壳,在当时也要算文物了。所谓书房,不过比其它屋子多了一张书桌,基本看不到什么书。在这座楼里,见惯了别人家的精美装修、敞敞亮亮、满屋子的名人字画、满柜子的文艺图书,所以乍一见这情景,我有点被惊着了。
老太太半身不遂好多年,但在他们家,显然还是当家的身份,招呼客人,端茶倒水。我和路翎谈话的时候,老太太寸步不离,服侍老头儿只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当翻译——路翎说话非常难懂,不是口音的问题,而是因为发音方法奇特,乌里乌突一大堆声音在口腔、鼻腔、胸腔里乱转,而且经常只是些字词往外蹦,联不成句,所以老是听不清他要讲什么。
跟老人说明来访目的,并大略介绍影视剧的现状,老人目光空洞地盯着我,看似基本没听懂,或者说根本就没在听。老太太在一旁不时重复我的某些关键话头,比如版权费之类,老人的表情仍是没有丝毫变化,我一时有点绝望。老太太大概看出我的内心活动,有些无奈地望着我,场面有些尴尬。
这时厨房烧的水开了,老太太一瘸一拐地去灌水。正在此时,老人好像突然从沉睡中醒来,一抹亮光从眼中迅速升起,一把揪着我的手问:你,出版社工作?我说是啊。老人立即起身,从桌上捧来一堆稿纸搁我手里说:新写的。你看。老太太拎着暖水瓶进了门,见状赶紧说道:哦,是他新写的小说,你看看吧。
再看老人,目光炯炯,和刚才判若两人,充满期待地看着我。我只能开始翻看。首先发现,稿纸是商店里买的,那种四百字的稿纸。这座老楼的角角落落,随处都能翻出几摞全中国最权威的文艺报刊专门订制的大大小小的稿纸,路翎的稿纸,却是来自文化用品商店。
翻看那些稿纸令我分外痛苦。我读过《财主底儿女们》,真叫才华横溢,激情飞扬;可我眼前这堆稿纸上的句子,磕磕绊绊,比中学生作文好不到哪里去。最可怕的是,字里行间扑面而来的,是大跃进时代好人好事通讯报道的惯有气息,全是概念,空洞乏味。我慢腾腾地一页页翻着,心思早不在上头,只想着如何抬起头来面对老人期待的目光。我能感觉到它射在我的额头,一分一秒也未间断。
最终硬着头皮抬起头,向老人微笑,我说:挺好的,我带回去仔细看。
我看到老人眼里流出极端的失望,完全颓了,本来紧紧抓在我额头上的两道光,一下子溃退得无影无踪——尽管我已经竭力掩饰,但是老人什么都看明白了。我有点不知所措,发愁如何结束这场拜访。就在这一刻,老人本来已经溃遁的目光,再次凝聚起力量卷土重来,不过这次不是期待,也不是失望,而是一万分的委曲。他突然呼吸急促,神情激动,嘴里比先前更加含混不清地乌里乌突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问他想说什么。他又说了一遍,还是没听清。这时老太太在一旁翻译道:他说,鸟关在笼子里时间太长了,放出来,就不会唱歌了。
路翎逝于1994年。他去世后好久,楼里还有很多人不知道。
二
曾经有好多年,如果在傍晚,如果天气晴好,你碰巧路过虎坊路甲十五号,会在院门口的马路牙子上看到一位老人,气定神闲地坐着,一般会披着件外套,屁股底下垫块硬纸板,头随着汽车流动的方向微微摆动。如果绕到他正面,你会看到一张刻满深深皱纹的脸庞,双眼深陷,神情严峻。
他叫舒群,和萧红、萧军算一拨儿的,当年东北作家群里最仗义的一条汉子。萧红曾有一段时间被不良男人抛弃,是舒群伸出了挚友之手,无微不至。舒群早年参加过抗日义勇军上过战场,蹲过国民党的监狱,做过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秘书。到延安后,做过鲁艺的第三任文学系主任(前两任是周扬和何其芳)。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前夕,曾给舒群写信,请他代为搜集“关于文艺诸方针问题”反面的意见,要他“如有所得,请随时示知为盼”。八十年代初,他曾经以自己与毛的亲密接触为蓝本,以小说的形式描摹出薄薄一本《毛泽东故事》。至今我还记得,书中的主人公叫殳群;还记得那书里遣词造句喜欢用四字组词,读着像汉赋,好比他写:“中南海的门,大大开开。”挺逗的。
在甲十五号院,论资排辈,舒群名列前茅。整个楼里只有他家占据了同在一层的两套单元。无论房屋间数还是总面积,远远超过了部长楼,不知他为什么选择了虎坊路而不是木樨地。
我家刚搬进甲十五号不久,有一天妈妈单位每人发了五十斤大米。总务处的人帮着送到楼下,妈妈没力气扛上楼,就先寄存一层舒群家。晚上我放学到家,妈妈让我去扛米。
小阿姨开的门,舒群一家几口人正齐集厅里吃晚饭。奇怪的是,迎着门的上座位置,一个老头儿披件黑油油的老棉袄,居然是蹲在木头椅子上进食。我进门前明明准备好要叫伯伯阿姨的,可见了这场景,一时竟没叫出口。依我本来的心理准备,要叫伯伯的这位是个大干部,可眼前这位太不像了。后来看到一些影视作品表现解放初期那些进城干部家里来老乡,一律土得掉渣儿,对,那就是舒群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
《毛泽东故事》出版之后,舒群就少有新作发表了。他和几十年的老朋友丁玲联名当主编,筹办起曾经名噪一时的《中国》杂志。可在杂志最火的时候,他倒退居二线了,又不见了身影。
每天上楼下楼会经过他家,突然一天发现,门上贴了张纸条,七八寸长,三四寸宽,上边竖写了两行字:有重病人,请勿打扰。用的是枯墨。
不过,这样的字条,可能更像老人一种生活态度的宣言:远离尘嚣,不问世事,静静安度晚年。老人的身体其实并无大碍,因为碰到好天气,还会看他拎张硬纸板,驼着背慢慢踱向院门口的马路牙子。坐到暮色四合,家人会来叫他回去吃饭。他应一声,当即起身。想来看汽车这种事,也是兴之所至,随时可以抽身而出,兴尽而返。
我上大学期间住校,每个周末回家。有一次正要进院门,突然背后有人喊我,回头一看,舒群正一边在屁股上拍打那张硬纸板上的灰土,一边向我招手。
老人问:你在北师大念书?
我说:是啊。
老人问:你们学校可有好老师啊。
我说:嗯。
老人问:有个陆宗达先生,知道吗?
我说:进校的时候,他给我们做过古汉语讲座。
老人一听瞪大眼睛,难以置信的神情,感叹道:福气啊!
我傻笑。
老人又说:我有问题想请教陆先生,可是腿脚不方便,没办法登门拜访,能代我转封信给陆先生吗?
我说:没问题。
老人拍拍我说:你在这儿等会儿我。
说完竟是带点小跑回了家。隔不一会儿,拿了一个信封出来交给我,说:一定啊,一定啊。
当天晚上,我打开那封没有缄口的信,里边两张纸,一张上面写着七八个奇形怪状的汉字;另一张则是一通谦虚实诚的短简,大意是说,自己正在整理古代的话本小说,每天沉迷于故纸堆,遇有几个生僻字,查遍古今所有字辞典,均无所获,“恭请陆先生教我”。
这比那次把他认成老农民更让我意外——在我印象中,舒群这一拨儿的作家,文学作品可能写得挺好,但是说到和古文啊、学问啊沾边的事,断无他们的份儿。万万没想到,老人闭门谢客,竟然在钻研一个古代的课题。
我当时读中文系,专门有门课,就叫工具书使用法。课堂设在系里的工具书阅览室,里边从古到今所有和汉语有关的工具书,好几大书柜。我回学校后,并未直接去找陆先生,而是自己先跑到工具书阅览室,翻箱倒柜查了一溜够,希望能独立完成老人交给的任务,也好到老人面前臭显摆。结果是一个字没查到,还得去求陆先生。
陆先生是黄侃的弟子,当时的古文字学权威。他看完来信和那几个字后,当场走到书案前,没查任何字辞典,拿起纸笔开始写,每个字读什么音,如何释意,大致起源及用处是何……就像在解释“的、地、得”这样简单的字。只一刻钟的工夫,一张墨迹尚未干透的八行笺已经拿在我手中。
下一个周末,我刚走到甲十五号院门口,就见舒群老人已经站在那里等着了。我把陆先生的那张答卷递给他,他一边看一边点头,问我:陆先生查的什么书啊?我说人家什么都没查。老人抬头,眼睛瞪得老大。然后又埋头看,一边大声感叹道:学问哪!真有学问哪!真有学问哪!
那之后每次逛书店,我都会留意舒群整理的话本小说是否出版,但是直至今日未见踪迹,到底出没出,也没去细打听。
舒群逝于1989年,没隔多久,他的老伴儿夏青也离开人世,两人离世的日期挨得很近很近。听楼里人说,老太太是死于悲痛,因为俩人感情笃深。
老太太在我印象中,对人特别好,每次见到我都特别慈祥地笑,眼角全是深深的褶子,像一个农村家庭的老奶奶。直到她去世,我才听说,老太太是评剧艺术创始人张凤楼的女儿,年轻时候是评戏的一代名角儿,艺名叫小葡萄红。当时有个说法:听评戏,关内新凤霞,关外小葡萄红。
三
甲十五号的老人当中,就我所知,有两个人特别好酒。一个陈企霞,一个唐因。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曾有两大冤假错案,一是前边提到的“胡风反党集团”案,再就是“丁、陈反党集团”案。丁是丁玲,陈就是陈企霞。陈企霞在延安时代就和丁玲同事,解放初期,二人又共同主编《文艺报》。陈企霞离休前的职务是《民族文学》月刊主编,这么老资格的文艺干部,最后被安排在这个岗位,令人费解,里边定有故事。
陈企霞是浙江人,乡音浓重。关于他的故事很多,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一是说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老伴儿为其身体考虑,禁了他的酒。他就长年和老伴儿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手段极为高明,不管老太太如何实施三光政策,老头儿每天早上一睁眼,总能从床底下捞出个酒瓶,咕咚就一口。
还有个故事说,老头儿太性情了,给子女起名字特别偷懒。老大生在延安,所以就叫陈延安。依此类推,解放后在北京生了孩子,就叫陈北京。可是后来生活稳定了,不像战争时期四处漂泊,一直在北京定居。陈北京的妹妹出生了,家人犯了难,问他这回该叫个啥。他说这还不简单,就叫陈幼京嘛。
唐因是陈企霞的学生。陈企霞主编《文艺报》的时候,他是报社的编辑,当时以于晴为笔名,写了不少文艺评论。丁、陈反党集团案发,唐因被当成丁、陈的“喽罗”,下放到东北。1979年落实政策后,他重返《文艺报》工作,做副主编。八十年代初,有一场批判白桦作品《苦恋》的运动,声势浩大,惊动中央主要领导直接指示如何结论。后来在《文艺报》刊登的那篇著名的长篇大论《论〈苦恋〉的错误倾向》,即出自唐因、唐达成二人之手。1984年第四次作代会开完,唐因被任命为新成立的鲁迅文学院首任院长。
唐因算是文艺干部里头最学究气的那类人,对人情世故完全不放在眼里,特立独行,狷介之士。晚年的唐因对很多人很多事看不惯,喜欢骂人。有一次他给文艺报社打电话问事情。接电话的是个年轻人,听到老人自报家门说自己是唐因,因为完全不知渊源,便像对待普通读者一样粗暴冷漠地说:你有什么事儿?几句对话下来,那小伙子还没摸清对方什么来头,已被老头儿劈头盖脸一通暴骂。后来单位领导找小伙子谈话,说那是老领导,人老了,脾气又不好,你就是装也该装得客气些。
不要以为唐因这是斤斤计较他人的尊重,他只是兴之所致,脱口而出,他心里不存这些事,他有好多重要的事要做。比如看书。
有一天我回家,刚进楼门,就听楼梯处传来踉踉跄跄的下楼脚步声。不一会儿,唐因出现在我眼前,披头散发,跌跌撞撞,脸上却是无比快活的神情。见到我,远远伸过手,使劲胡噜我的头发,哈哈狂笑,口中念念有辞:哈哈毛头小伙儿!毛头小伙儿!好啊!毛头小伙儿。说完飘着就出了楼门。
后来得知,他那天读书,读出意外的大惊喜——几十年前,他在编辑稿件过程中曾经读到一句宋诗,当时查遍所有能找到的资料,未能找到出处。从那以后,这个疑惑就一直存在心上。那天偶然翻阅一本书,终于找到困惑了他几十年的答案,所以喜成那副颠狂模样。
唐因还有件重要的事,是看球。可能和当年被流放黑龙江有关,他喜欢看冰球比赛,电视凡有转播必不放过。可他高度近视,看球过程中,不时需要趴到电视屏幕上找那只小小的球。有时趴在那儿也找不着,就纳闷地自言自语:球呢?球呢?
再有一件重要的事,是养猫。唐因晚年养了好几只猫,经常对着众猫聊天。有天正值有冰球赛转播,我从他家门口路过,听到屋子里唐因又在问:球呢?球呢?然后只听“喵”的一声,再然后唐因呵呵乐,跟猫对答道:哦看到了看到了,还是你眼尖。
1997年,唐因去世。那些猫下落不明。它们如果尚在世,一定会很奇怪,怎么没人再问他们球呢球呢。
我把陈企霞和唐因并在一起说,除了二人都好酒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都曾遭遇过亲人自杀的悲恸。这也很可能是他俩晚年沉溺于酒的原因之一。
唐因早年的老伴儿,在全家流放东北期间自杀。陈企霞最小的女儿陈幼京,热爱写诗,曾经出版过一本很薄的诗集,得到老诗人蔡其矫的高度评价。八十年代中,陈幼京继承父业,在文艺报社做编辑。有天一大早,第一个到单位的一位大姐照常打开办公室的门,发现已经自缢身亡多时的陈幼京。
农展馆南里十号
北京东三环,长虹桥东北角,原来也有“双子座大厦”——两座楼比肩而立,长得一模一样,四四方方,规规矩矩。楼高十六层,搁现在当然不起眼,在当时,傲视马路对面团结湖小区一片矮楼,“大厦”之谓当之无愧。
两座楼分属不同单位。东边的是通广大厦,全称是通讯广播电子之类;西边的是中国文联大楼,门牌号是“农展馆南里十号”。俩楼盖好的时候,还没有长虹桥。修桥那阵儿,社会猛一下发展到贫富分化的阶段,通讯广播显然比文学艺术更适应这个时代,所以通广大厦借着修桥的乱哄哄,把自个儿从里到外捯饬了一番,立时焕然一新;文联没有财力和人家步调一致,只好眼睁睁看着别人奔小康,自己一副破败相叨陪末座。
这楼是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合资建的,根据投入大小分配,作协占三层,分别是:四层作家出版社,五层诗刊社、人民文学杂志社,六层文艺报社。余下十三层,一层为大厅,二层为大楼管理处,三、七、八层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现已改名中国文联出版社),其余各层,每层是文联下属的一个协会,比如舞蹈家协会、音乐家协会、曲艺家协会、书法家协会等等。作协和文联的总部机关并不在此,这楼里的,都是它们下辖的二级单位。
我头一次走进这座大楼,是1988年初秋的一天,具体日子已不可考。那会儿这座大楼刚刚建成启用不久。当时我在读大四年级,学分已在前三年修满,又因一篇学术论文获奖,得到免写毕业论文的优待,每天晃晃悠悠,无所事事。《文艺报》记者晓蓉找到我,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有一本刊物,叫《四海》,想外聘一个年轻编辑,问我有兴趣否。《四海》杂志有个啰嗦的副标题,叫“港、澳、台及海外华文文学”,我对这主题兴趣不大,但还是答应了,因为我对编辑、出版有兴趣。
头天上班阳光很好,大早晨的,楼门口“中国文联”四个镏金大字分外耀眼。章草字体,题写者未署名,不过楼里人都知道,是那位酷爱书法、摄影,且好展示于人的文联党组书记高占祥。那会儿我还不知道,从这一天开始,往后漫长的十五年,除去法定节假日,我几乎每天会从这几个镏金大字底下走过。先是在大楼的三层《四海》杂志做外聘编辑,一年后,又成了位于四层的作家出版社的正式员工,直至2003年秋天辞职离去。
“非典”那年,疫情尚未明朗时,大楼里上班的人越来越少,去上班也以聊天为主,不怎么干活儿。有一天,一个同事不知从哪儿得来一张视力测验表,大家纷纷上前一试,结果无一幸免,一律近视。于是纷纷感慨,进这楼时视力还好好的呢,这些年下来,眼睛废喽。我当时想,岂止简单的一个视力,是整个青春嘛。具体到我,就是二十岁到三十五岁,一生中最美好的年轻时光,献给这座楼了。
都说岁数越大,越觉得时间过得快。我对这话有切身体会,就从离开文联大楼以后开始。直至现在,偶尔路过,还老下意识地要往里拐,其实倏忽几年光阴流逝,它已与我彻底无关。闲来无事的时候,喝着茶,那楼里的一些旧人旧事会慢悠悠地浮现眼前,像电影里的慢镜头。
一
尊老爱幼,先从老一代聊起。
我曾多次提倡一个说法,叫“六八一代”,说的就是像我这样的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八十年代上大学。因为社会整体发展进程的原因,这代人身上有诸多明显特征,在社会活动中很容易被标识。最凸显的一点,是过渡特色。历史虽然把我们这代人嵌在一个人肉梯子的位置,不上不下挺难受;但是,短处反过来就是长处,因为承前启后,我们得以见多识广,经历独特。
比如我上学的时候,陆宗达、黄药眠、钟敬文等一批资深老教授还在给我们本科生上大课;我们之后的师弟师妹们就没这个好运了,别说上课了,能在校园里见这些宗师一眼都难。我到文联大楼时的情形与此类似,一些老同志都还健在,比如龙世辉。
1989年我到作家出版社报到上班,龙世辉刚刚从副总编辑的岗位上离休,但被返聘,仍在终审部分长篇小说稿件。老龙看稿严,审过的稿件常常满篇红。谁要有意见,他会立即痛说自己的革命家史——几十年前,老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改曲波的《林海雪原》,本来稿子是白纸黑字,经老龙改完,排版工人急了,说是基本找不到什么黑字,失了下手处。也就是说,老龙几乎重新写了一遍。
我头次听这段子后跟他开玩笑,我说老龙,以后此书再版,要写龙世辉著。老龙听了怒训我一顿,大意是说,编辑就是编辑,作者就是作者,两回事儿,当编辑的永远不要惦记着出那种名,改稿子帮别人出名是份内之事,活该,要不就甭干这行。
老龙有老年人最明显的一条特点,就是絮叨,说过的话经常不记得,绕回来再说一遍。他这段革命家史,我至少听过两遍,不过并不烦,甚至第二次听了,再次成心逗他要在《林海雪原》上署名,他就又训一顿。我愿意重复挨训,一方面是顽劣之气未消,逗他玩;另一方面也是觉得这些话,对一个初进编辑行当的学徒来说,意义非凡。
老龙话密,喜欢各屋串门,一屁股坐下随便扯个头就开聊。当然喽,这种场景,也是编辑部最最家常的一幕。老龙的神聊非常抓人,经常正聊到兴处,该去食堂了,大家不愿中断,就撺掇老龙请客。老龙资格老,工资高,最关键是人爽快,从不推辞。
老龙聊天看人下菜碟儿,人杂的时候话头儿比较规矩,如果都是年轻小伙在场,老龙会偶尔坦白点自己年轻时的风流艳遇。那些艳遇大多发乎情止乎礼,结局常叫我们新一代青年摇头扼腕;老龙却是一脸陶醉,因为在他看来,那些故事已经艳丽死了。
湘人向来多情种,老龙是湖南人。
老龙听说我二十四岁就结了婚,颇有微辞,说,耽误多少事啊,傻不傻啊你。我说我没你长得帅啊,我倒想不耽误呢,可不耽误也没有风流事砸到我头上嘛。老龙听了这话,得意之情溢于言表,马上几百字脱口而出,委婉地表达了对我这结论的赞成。
老龙抽烟非常凶,后来死于肺癌。他临终前几天,我去协和医院的病房看过他。也就俩月不见,瘦成一截儿干黄瓜似的。想到老龙早年习武,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原来那般高大魁梧,现在成了这样,顿生人生无常之感。
老龙的追悼会上,家属忙前忙后,向来吊唁的人分发赶印出来的一本书,《龙世辉寓言集》。小32开,不足百页。这是老龙一生惟一正式出版的著作。老龙一辈子改过上亿字的稿件,经他手出版的很多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上光芒夺目,恕我不一一列举,因为我更看重的,倒是老龙这仅留人世的几万字。
二
老龙退休后,接替他主管小说出版的副总编辑叫章仲锷。
我做了将近二十年编辑,业务上没出太大纰漏,全亏逢上两个好老师。章老师便是其中之一。
在《四海》杂志打杂了大半年,该毕业分配了。承蒙文联出版公司的领导刑富沅看中,允我可以正式调入文联社。我婉拒了他的好意,原因是文联社摊子大,好几百号人,子弟又多,人际关系复杂,总而言之一句话,不称心。我跟老刑说:我想去楼上作家社试试。
我也是作协子弟,所以很容易托人找到了从维熙,他是当时作家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老从听说我想进作家社,让我去楼道的另一头找章仲锷,“他肯要,你就能来。”说完这话,老从还笑眯眯找补了一句:他可是严师,你得打起十二分精神。
我早知道章老师是个有名的大编辑,新时期以来许多重要作品都是他编辑发表的。比如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钟鼓楼》、《第二个太阳》,获全国中篇小说奖的小说《蒲柳人家》、《追赶队伍的女兵们》、《沙海绿荫》、《太子村的秘密》、《远村》等等,柯云路、王朔等不少作者,都是通过章老师才与读者见的面。
忐忑不安地进了章老师狭小的办公室,说明来意后,以为他要怎么考我呢,不想他一番客套之后,跟我聊了足足俩小时乒乓球、足球。聊得我完全忘了干什么来的时候,他突然从桌角拿过一部书稿,说你回家读读吧,写份审稿意见。还记得那是程树榛的一部长篇新作。当时程还在黑龙江工作,几年后也调来文联大楼,在五层《人民文学》杂志社做主编。
在后来长期的亲密交往中,越来越体会到章老师的工作方法,确以声东击西、不落窠臼见长。听他谈稿子论文学,东一句西一句,天马行空。仔细听来却是重点全在,脉络清晰。听着跳跃性强吧,其实句句击中要害,没几十年的编辑实践修行,这种性情的风格还真没资格效仿。
人的性格体现在方方面面,章老师工作风格如此,日常生活中也性情得一塌糊涂。穿得老是皱巴巴的,有点邋遢,运动衣为主,几乎没见他穿过什么好衣服。有一次出版社设宴招待台湾女作家琼瑶,章老师突然穿了身西装出席,当场惊呆好几位。琼瑶一旁看着大伙都在鬼笑,急忙检点自己的穿着打扮,以为没注意出了什么洋相。
章老师身上永远只揣五毛钱,多一分都没有。有一次他骑车下班回家,因为大脑开小差闯红灯,被警察抓住,罚款一元。章老师从兜里拿出那五毛钱说:就这些,想要罚齐了,只能明儿再给您带来。
章老师不爱笑,老是冷着面孔似的,其实全怪他的长相,面相苦,脸上褶子又多,干巴巴的,戴眼镜,标准的老编辑长相,开怀大笑的时候,也像在苦笑。有一次我向他坦呈这一发现,他给我讲了个关于面相的故事:
一天王朔去章老师家玩,赶巧碰上另一个长得月黑风高、颇有几分匪气的作家也在座,仨人聊天喝酒。隔不一会儿,另一个当红作家驾到,加碗加筷。吃是吃上了,可忘了互相介绍。几杯酒下肚,最后来的那位开始臧否文坛人物,其间指着匪气作家说道:看王朔那厮的文字,必定长成这位仁兄这样,一脸坏样。章老师哦了一声成心问道:那你觉得那谁谁谁呢?报的正是那位匪气作家的大名。那人一指王朔答道:那么清秀的文字,人也必如这位仁兄一般白净清秀。
章老师当场开怀苦笑。
1989年下半年,各个单位都在忙整党。突然有一天,延安时代即已成名的老作家曾克老太太带着个工作组进驻作家出版社,第一道命令就是原社委会全体人员免职,待分配。章老师亦在其列。好在没隔多久,他又走马上任《中国作家》杂志副总编辑,我们还是常来常往。不过经这一番折腾,章老师变得有些沉默。有一天他突然招我去他家吃饭喝酒。那天他在酒桌上说:老啦,该退休啦,赶明儿退下来没事儿干,我给你当校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弄的那些书,错儿忒多了。唉,一辈子就会看个稿,也就爱看个稿,真让我干别的还真不会。
其实我看过章老师化各种名字写的一些小文章,文笔极好,可他对此没啥兴趣。
三
从维熙和王蒙、邓友梅、刘绍棠四个人,在五十年代的文坛被并称为四才子。当然,这是风光的时候,到了挨批判那天,“才子”的称呼换成了“黑天鹅”。
老从祖籍河北,身上真有燕赵之士的雄风,性格刚强泼辣,说话办事果断,在作家出版社威信极高。有些员工敬畏得甚至过了头。有一次老从喊我去他办公室,本以为有什么吩咐,原来只是一时兴起唠了几句家常。从社长室回到自己办公桌边,邻座一个姓白的编辑问我:老从叫你干吗?我答随便唠了两句。小白自言自语道:我来出版社两年了,他还从来没跟我说过一句话呢。我说他不找你你找他说嘛。小白说:不敢嘛。
老从因为性格刚强吃过亏。出版社曾经出过一本《金瓶梅故事》,尽管书名中有这么扎眼的字,但一来与全书内容确实相符,二来全书内容绝对健康,所以,当书出之后出版署却下令禁售封存时,老从不干了。老从召集了很多文学界、文化界的名人,其中不乏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开了个研讨会。研讨结果当然说是一本有价值的文学书籍,老从将这结果行文报呈出版署,旨在申诉。可最终这本书还是未许公开发行,老从却因前述种种“过激”举动挨了批评。
老从当时还是中国作协的党组成员,在机关和出版社各有办公室,坐着那辆香槟色马自达两头跑。常常见他前脚一进文联大楼四层,后脚就有总编室人通知开会。可能是几个小时的大会,也可能只是十来分钟的小会。老从直脾气,有事不隔夜。
有一次开会他说:今天本来不打算开会的,可刚才一进电梯,开电梯的小姑娘跟我说,你们出版社干脆改名叫琼瑶出版社得了,因为你们尽出琼瑶书。老从说完,让大家反思,选题范围为何狭窄至这般田地。一番话五分钟说完,散会。
老从一开会,有个习惯动作,玩打火机。不知为什么,他兜里总装着一堆形状材质各异的打火机,会议桌边一坐稳,必定逐个掏出,于手中把玩。当然也会派上实用,他是个大烟鬼。
说到抽烟,又想起一桩旧事。一次我在老从家聊天,聊的时间有点长,我俩又都是烟鬼,他家的藏烟也少了点,愣被抽得一枝不剩,便一同下楼去买。
烟店前一堆人正吵架,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我因牢记鲁迅教导,坚决不当“帮闲”,所以避之唯恐不及。不想老从一个箭步冲上去,一头扎进人堆。我当时一惊。
老从看出我表情不自然,撇嘴一笑道:想起鲁迅了吧?我告诉你,我还就爱看人吵架,这一点不丢人。不过要会看,会看就能看出好多意思来。跟念书一样,会念,才能念到字面后的意思,不会念你就不是在念书,而只是在念一些词汇。
老从这番教诲,我受益至今。生活中好多事都是这样,明明觉得不好玩、不耐烦,明明是虚妄一场,可又老是忍不住凑个热闹、评评道理。事一关己,还会兴奋,甚至雀跃。这个说起来都是人的本能,不必奇怪也不必自责。关键怎么上一个层次说话。依我看,不过就是老从说的那个“会”字。会吵会看,就能吵出意思看出意思。会生活的人,即便无聊透顶的生活,也能过得有滋有味。
四
写新时期文学史,有一套书肯定绕不开,就是作家出版社的“文学新星丛书”。丛书的宗旨是扶植新人,所以编选原则是文坛新星们的第一本书。从1984年开始,每年出五本左右。第一辑阵容如下:阿城的《棋王》、王兆军的《蝌蚪与龙》、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何立伟的《小城故事》。之后数年中,残雪、格非、余华、马原、张平、查建英等人,纷纷在这套丛书中亮相,渐为世人所识。
这套丛书的始作俑者,就是我在编辑业务上的另一个老师石湾。他曾跟我回忆当初找到莫言,说要出书,莫言万分惊讶,说我都能出书了么?
石湾是笔名,本名叫严儒铨。大楼里很多这样的人,以笔名行世,本名反而很少有人知道。比如著名编辑懿翎(代表作是红极一时的倪萍所著《日子》),本名叫张红;后来调到接力出版社做总编辑的出版业大腕白冰,本名叫白玉琢。
石湾老师是我同乡,江苏人。他最早到作协,在《新观察》杂志工作,我父亲曾经是他的老领导。有了这个渊源,我一进出版社,他就对我格外照顾。不过当时我在小说编辑室,他分管的却是诗歌、散文、报告文学那方天地,所以我虽心向往之,却无缘近受教诲。
后来终于有了机会。1992年底,作家社拿到一个刊号,准备出版《作家文摘》周报。石湾主动请命,组班子筹备。当时正逢报界那场著名的周末版大战,各类小报如雨后春笋,都要赶在新年初遍地开花,市场竞争非常激烈。业内同行和社内同事,都对尚未诞生的《作家文摘》不抱指望,社里开大会讨论到这项内容,众口一词都在推测,一年要赔多少钱进去。石湾老师不畏人言,顶着众说纷纭,踏下心,憋股劲,起早贪黑干上了。我有幸被石湾挑中,作为报社惟一的编辑,参与筹备。
石湾老师、主任、财务、印制加上我,五个人只有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开办费五万元,石湾带着我们逆风飞扬。那是我在文联大楼十几年中最苦最累的一段时间,每天早上六点起床,骑五十分钟的车到文联大楼,晚上常常九点才能离开办公室。也奇怪了,一点不觉得累。想来原因有二,一是石湾来得比我们还早,走得比我们还晚,我要再抱怨,真说不过去;二是发现跟着石湾,真能学到好多东西,我几乎是贪婪地从他身上掘取财富,一天都不想落下。
《作家文摘》一上市即博得满堂彩,出到第五期,销售量已有二十五万。一切闲言碎语,一切质疑讽刺,全都不攻自破。那段时间石湾老师心情不错,经常听他开怀大笑,笑声响彻楼道。
石湾老师身上有很多老派文人的优点,珍惜时间,讲求效率,编辑写作两不误,报刊上经常能读到他的大作。文如其人,他文章写得严谨而老派,穿着打扮上亦是如此,永远西服笔挺,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看着就干净利落。他的办公桌永远纤尘不染,井井有条,在整个杂乱无章的文联大楼里,像个异数。
石湾老师对自己的形象也确实在意,有一阵儿他得了腮腺炎,脸肿得挺大,上班来就低着头走路,不愿让人看到他形象不好的样子。很多人说他长得极像赵忠祥,他后来居然就把自己一本新书命名为《人说我像赵忠祥》。
我和我的作者们
一直做编辑,书、报、刊都编过,主业是图书编辑。先后与几百名作者有不同程度的往来,其中有名家,也有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在我这里,都一样的身份——作者。
要写“我和我的作者们”,没一个想落下。可是,不算那些只读了书稿、外加通信联络、没见过面的,单是最后有书稿经我编发出书的,就几百名,真要逐个写下来,读者不耐烦不说,这篇文章也要写到猴年马月。还是有选择地写比较现实。选择的标准,既非作者名声大小,亦非与我私交深浅,只看故事有没有意思。
电脑里有个文档叫“历年所编书目”,按时间顺序,记录了我编发每本书的资料,书名、作者、发稿时间,等等。当年做这记录,只是出于记事习惯,以备有案可查;时过境迁,二十年后成了我写这篇文章的线索,始料未及。
罗安昌
1989年,我到作家出版社报到上班,先在一编室看自然来稿。正跃跃欲试要报第一本出书选题,突然出了问题。
副社长亚芳找我谈话,神情诡秘,难以启齿的样子。我年轻气盛,没大没小地直言:有话尽管直说。
直说出来的话是这样:遵照上级(作家出版社的上级主管部门是中国作家协会)相关指示,今年新分配来的大学生,需下基层锻炼,为期一年。这是国家的大政策,别的单位应届毕业生都下乡了,我们照顾你,下乡算了,就地锻炼吧,去校对科。
年轻的特点,一是觉得自个儿了不起,傲得没边儿;二是顶瞧不得婆婆妈妈絮絮叨叨。我那年二十一岁正年轻,所以亚芳话音未落,我这厢两大特点化作两股情绪同时迸发,心里一万个不服气,开口却是一百个不耐烦地干净利落脆:说吧,哪天搬桌子?
其实也是因为,就算我想挣巴,也挣巴不出个名堂,那是1989年夏天。那个特殊年头毕业的大学生,没有挣巴的权利。很多同学在那年秋天,背着行李去乡村锻炼了,比如武汉大学毕业的邱华栋,就被派到京郊某县某乡,协助乡干部管理计划生育大事。
虽然人在校对科上班,但因为是编辑下放锻炼,所以我仍需同时审读编辑部的部分自然来稿。很快,从自然来稿中刨出一粒金子。
江西农村的一个小伙子,叫罗永昌,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爹爹坑》,写他家乡的一些人情世故。故事出奇地好,句子出奇地拙朴,有点像贾平凹,没太被污染却又有心的农民小天才。我连夜写了夸奖的审稿意见,第二天把稿子送给当时的编室主任。主任看完也颇多溢美之辞,嘱我跟踪这位作者。
之后几个月内,我和罗永昌往返书信二三十封。那时还没有网络,全是白纸黑字真正的信,没一句闲言碎语,全在谈小说。短则一两页,长则七八页。他接受了我不少建议,将小说彻底重新翻写。
一天傍晚,正要离开办公室,突然接到电话,居然是罗永昌,说来北京了,参加中央戏剧学院的招生考试。
半小时后,我见到了这小哥们儿,差不多和我同龄,典型农民相,傻傻的憨憨的,衣着寒酸。紧张,外加赣南口音很重,几乎说不利落话。聊了半天才知道,这是他生平头一次走出江西,当然也是头一次来北京,更是第一次见编辑,《爹爹坑》是他写的第一部小说。我对他说:你别紧张,那什么,我呢,也是头一次见作者。
后来小罗没考上中戏,又去考北京电影学院,同样落榜。依他的说法,来了北京才知道,即便他过了文化考试的关,面试时也肯定要被刷下来。我问为什么,他结巴吭哧半天,最后说:我和那些人太不一样了……我太土了。
《爹爹坑》终审没能过关,当时全社正在压缩选题,如小罗这样的新作者,是首当其冲的压缩对象。我找终审据理力争,说小说写得如何棒,终审说,小说写的是不错,但确实没有好到那个地步,先放放吧。他还借机给我上了一课,说出版社这么多年下来,真正从自然来稿中挑出来最后出版的,只有一位作者的一部小说,也是河南一个农民。我当时听了这话,想起在学校,周边不少同学动不动就往出版社投稿,期待有朝一日突然被选中,真是瞎折腾。
这是我头一次以编辑身份与作者打交道,前后耗时半年多,结果出版未遂。后来我说服出版社,给小罗所在县的群众艺术馆写了推荐信,没过多久,小罗被调到县上工作,吃了皇粮。他很高兴,又写了好几页纸的信,谢了又谢。我心里有愧,没再回。
冰 心
家中书柜里有一张我和冰心老太太的合影。她坐在一个圈椅上微笑,我靠着椅背站立一旁。我对这张照片很看重,因为它于我意义特殊——老太太是我迄今为止二十年编辑工作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者。
上学期间,编过校园小说集《生命之轻与瓦罐之重》、台湾诗人洛夫的诗选集《我的兽》等几本书,但从出版专业角度说,这几本书我是“编著者”;做“责任编辑”的第一本书,是《冰心近作选》。
1990年,结束在校对科八个月的“锻炼”,我回到一编室。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周明明来访,说蒐集了冰心十多年来散佚在报刊未结辑的短文,想交作家社出版。
周明明是我校友,高我几班,当时在文学馆征集室工作,日常工作就是出入老作家寓所征集手稿。文学馆是巴金倡导创立的,冰心则是文学馆最积极的拥护者、呐喊者,并首先允诺毫无保留捐献手稿(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上海正举办“巴金冰心世纪友情展”,可见二人关系之亲密)。文学馆工作人员的心里,冰心就像自家老奶奶。周明明编此书的初衷,多少也有类似孝敬自家老人的成分。
我和当年很多年轻人一样,对冰心的一贯印象就是《繁星》、《春水》那类泰戈尔式的小诗,或者“小橘灯”那样的“儿童文学”,本来没兴趣,甚至莫名地有种逆反情绪,但是碍于情面,还是答应认真读稿。读完一惊——固然有些篇目从文学角度而言,明显仓促、随意,甚至个别篇目还有口号文学之嫌;但更多的,是《我梦中的小翠鸟》那样的优秀篇章。一个八九十岁的老太太,才思敏捷,句子干净,随手拈来即文章的气势,颇得晚明小品神韵。
也就从那一刻起,暗暗给自己今后的编辑工作定了个规矩:对任何一位作者,切忌先入为主、仅凭先前印象或任何他人的判断来做预判,每一部到了案头的书稿,都要不戴任何有色眼镜,从头到尾逐字读完,方可下结论。道理很简单,一是有色眼镜当然有欺骗性;二呢,每个人都在不停地变化,一个作者哪怕所有先前的作品都差,也不代表新作就不好。反之亦然。
写了充分肯定的审稿意见,正式申报选题。申报前,先与周明明协商,定了书名,就用最朴实的,《冰心近作选》。然后,周明明提了个问题——她觉得自己不少编辑工作都有利用公家之便的嫌疑,比如用单位的复印机印文稿,用了上班时间,等等;另外,要出版,也必须经过冰心本人同意,所以她提出,请她的顶头上司、文学馆当时的副馆长舒乙共同担当这本书的编选者。舒乙是老舍之子,和冰心关系形同母子,有他协助,老太太那儿的版权自然无虞。我当场夸赞师姐就是师姐,想得周到。
为签出版协议去老太太家拜访。她看着我说,现在的编辑这么小啊!我说,不小啦,二十多啦!我小时候就来过您家,跟家长一起来的,那会儿确实小,不过估计您早不记得了。老太太一边致歉一边乐,说就你这样,还什么“小时候”!然后,老太太又问我哪儿上的学。我说,我跟您是校友呢。她一愣,问怎么个友法。我说,我中学上的166中学,前身就是您曾经上过的贝满女中。每次学校大会,一讲光荣历史,必提您大名。老太太开怀大笑,然后说:你不错,爱说话,不紧张,我就怕那些来了紧张的人,好像我是老怪物似的。小孩子就该天性活泼才对。
老太太那年九十周岁,在她眼里,绝大部分来访者都是小孩子。
书印出来,去送样书和稿费。老太太的女儿吴青开的门,先堵住我嘱咐:老太太最近身体不太好,一刻钟吧,就走,成么?我当然点头如捣蒜。进了老太太那间洒满阳光的卧室兼书房,她正笑呵呵瞧着我,嗓音浑厚地招呼:可算来了,我这儿等半天了,坐以待币——坐等人民币。
我是头次听到这说法,当场乐喷。很多年后,看到老太太眼里另一位“小孩子”李辉一篇文章,也忆及这一说法,看来老太太对此成语改造挺得意,不时用用。
我跟老太太说:您是我做编辑第一个作者呢,所以有两个请求,一是讨本签名书做纪念,二是要跟您合影。老太太说:都答应。先照相。
合完影,她扯过手边的一杆圆珠笔,在我递上的一本还散发着新书油墨香味的扉页写:杨葵小友留念。写完后说:哎呀,应该写小校友更准确。
后来老太太又和我聊了很久,她心爱的那只大白猫不时蹿到桌上,旁若无人,悠哉游哉。她聊作家协会的一些现状,居然对很多人事全盘了解,出乎我意料;她聊“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这话被我记到现在,多次写文章时引用;她聊原来在燕京大学的往事,还记得她说:我就不爱听什么“别了,司徒雷登”,人家司徒雷登帮过很多进步学生,好几个人都是坐着他的车,才去了解放区。应该感谢每一个帮助自己的人,忘恩负义不好。
我因记着之前吴青老师的嘱咐,不敢多扯,只静静地听,不时瞄手表看时间。渐渐地,老太太说话直气短,大白猫再溜达到手边,也懒得去抚弄了。我赶紧站起身告辞:老太太,您该休息啦,别累着,都赖我缠着您说话儿。老太太定了定神儿,一脸十分无奈外加歉意地说:确实累啦。
半个多月后,老太太托人转交来一个信封。打开一看,原来她逐字逐句把《冰心近作选》读了一遍。书里夹了十几张小纸条,标识那页有文字改动。我吓出一身汗,当即推开案头正在进行的工作,逐一核对。核完发现,真正校对错误不多,绝大部分都是老太太对自己文章的进一步语言锤炼,希望我们再版时改正的。
掩卷汗落,但这汗没有白出,从此之后,每次在书稿核红样上签字付印时,老太太亲手批改的那本书的模样都会在我脑海浮现,我会随时警告自己:真的仔细了么?编校质量真的有保障么?书出来要是错误太多,大道理不说,光作者这里就交待不过去。
傅惟慈、董乐山
1990年前后,很多人在找一盘录相带,马丁·斯科塞斯导演的新电影《基督的最后诱惑》,因为听说它引发不少争议,欧美多处教徒上街游行。我知道它改编自希腊人卡赞扎基的同名小说,所以在找录像带的同时,出于职业敏感,还在找这本书,想趁热打铁翻译出版。年底终于找到了英译本,下一步工作是找译者,首先想到翻译界老前辈傅惟慈。
此前曾随朋友拜访过傅先生。他住在新街口一个胡同里的胡同,独门独院。听说那条胡同原本都是他家祖产。老先生特别可爱,玩心重,喜欢古典音乐,喜欢喝酒,喜欢和年轻人一起玩,常在家组织小型party,拌点凉菜,烤点面包,买点熟肉,大酒一喝至深夜,西式文艺沙龙气息浓厚。
傅先生1923年出生,通晓多门外语,尤其精于德语、英语,他翻译的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格雷厄姆·格林的《问题的核心》、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等等,都是我上中学时的挚爱。由他来译,质量绝对有保障。
一天下午,包里揣着《基督的最后诱惑》英译本,求到傅先生门下。他说,书先放着我看看,然后再不提此书,只闲聊。先聊旅行。他说酷爱旅行,只要在家呆超过半年,就浑身痒,经常背个小军挎就出门了。他给我看他的护照,说记不清这是第几本了。护照里,欧美多国使馆的签证花花绿绿,只剩一两张空白页,又该换新的了。
对旅行,我是井底之蛙,插不上嘴。后来又聊到,我也发烧古典音乐,老先生立时兴趣大增,开了瓶红酒,直聊到暮色四起。
过了些天,傅先生约我再次登门。他说书看完了,值得译,不过太长了,一个人译时间上有问题。他提出,由他找个人合译。我心里正暗暗失望,心想肯定是要找个学生译,再由他审校。万没想到他说:人选已有,比我小一岁的好友董乐山。
我一惊。傅、董二位都是多大的腕儿啊,随便哪个肯亲自动手已属不易,居然还联合?前所未有吧?
董先生真的答应了,傅先生带我同去董先生家签订翻译合同。闲聊中,话赶话地,董先生讲了段往事:商务印书馆当年约他翻译《第三帝国的兴亡》,收到译稿后,编辑部要找人审校。董先生说:愿审校就审校吧,不过能审校我稿子的人不多。商务还是请人审了,一共只挑出两三处错误,经与董先生讨论发现,还是审校搞错了。董先生讲完这故事说,不是我傲,是我在这书上花费的心血太大了,别人做不到,我有这份自信。然后,董先生顺着这话头说,现在人都没什么耐心,做事都舍不得花工夫,出版物上错误连篇。你们作家社前两年出版过我翻译的《中午的黑暗》,封面居然把我的名字印成了董东山。这次要不是老傅来劝我,还夸你做事细心,我是绝不会再与贵社合作的。
傅先生译前半部,董先生译后半部,译稿很快齐、清、定交来,精彩自不待言。可有个问题:他俩的语感有差异,傅先生奔放一些,如滔滔大河;董先生则以严谨见长,不温不火,用词非常谨慎。我做编辑,当然得解决这问题,可是面对当代翻译界最高权威的手稿,不敢轻易下笔改动。
跟董先生说起这苦恼,他鼓励说:在尊重原著和译者双方的前提下,文字统一的工作非常必要;与此同时,他又极其自信地说:我和老傅在准确一点上,应该没问题,改动时请格外注意。
编辑工作持续了近一个月之久,字斟句酌,我对译稿做了极其细微的调整,主要是在两人衔接的部分。
出书后,去董先生家送书,当时他没多说什么,只说封面做得还行。那个晚上,我有点忐忑,我知道董先生会看,生怕自己的哪处改动会被董先生责备。
第二天刚一进办公室,接到董先生的电话,电话那头微笑着说:书看了,挺好的,哎呀,时间隔得久了,我都忘了自己是从哪章开始译的了。我听这话心花怒放,同时感激董先生之情在内心涌动。我明白,他是以这种轻松的方式,肯定我的编辑工作。
1999年的一天,我在街上邂逅一位朋友,捧着一篮鲜花,正在等出租车。问他欲往何处,他说要去董先生家吊唁。我这才知道,董先生已去天国。
让人欣慰的是,傅先生还硬硬朗朗的。大约三四年前吧,有天我在后海银碇桥边坐着吹春风,桥上风风火火冲下一辆自行车,骑车的竟然是傅先生,还那么精神矍铄。
雷建政、刘恪、谭甫成、皮皮
作家社曾有一套“新星文学丛书”,坚持了十几年,为新时期文学做过重要贡献。入选这套丛书的首要条件,是作家的第一本书,而且体裁只能是小说。自1984年开始编起,每年一辑,每辑大致五本,前后共出版十三辑六十四位作家的集子。如今检点这套书的作者队伍,阵容豪华,包括阿城、莫言、刘索拉、马原、余华、格非、徐星、查建英、残雪、刘震云、池莉、陈染、迟子建、马未都、阿来、张平、毕淑敏,等等。
早些年,每年决定谁能入选这套书,是件难事,因为每年冒出来的新秀太多;九十年代初,文坛火山爆发期结束,决定选题仍然很难,因为新人们的质量一年比一年差。当然,人材还是有。
我赶上了个“新星丛书”的尾巴,前后共编发四种:雷建政的《劫道》、刘恪的《红帆船》、谭甫成的《荒原》和皮皮的《危险的日常生活》。前三种顺利出版,皮皮的未出。
雷建政是出生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的汉族,面相憨厚,脸上总有两片高原红。他八十年代初开始写小说,中短篇,量极少。《劫道》不过十万字,几乎是他当时的作品全集了。雷建政是典型的求质不求量,评论界好评不少。1988年,中国作协下属的鲁迅文学院招了前所未有的一期研究生班,学员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佼佼者,莫言、余华、迟子建、洪峰、海男等人都在这班,雷建政也是其中之一。
编辑《劫道》书稿时,我和雷深聊过一次文学,我总结他十年的创作轨迹,是从“五谷杂粮”到“文化”;也可以说成从现实性、社会性到文化性的转变。早年他在边远地区,写的都是当地热气腾腾的生活,后来慢慢就“文化”起来,越写越险峻,比如这样的句子:“天,独自扯一片蓝,高高地去蓝了,丢下一个太阳傻傻地炽烈”、“门虚虚掩着,挤进来的阳光在门缝里夹成扁扁的一条,无聊地赖在地上”……我说,这样的句子偶一为之可以,全篇这样有点戏过了。当然,那是一个全民奢谈文化的时代,雷一个从边远地区来的年轻人,难免要尝尝鲜,也能理解。
我这里多啰嗦几句聊文学的内容,是想说那会儿的编辑与作者相聚,聊天内容大抵少有旁骛。新世纪之后,碰到些新作者,再用这种方式聊天,频频遭人讽刺与不屑。这是后话。
《劫道》出版后,雷建政就从北京消失了,此后再没见过,也没见他写什么新小说,听说他回了甘南,现在好像是当地的大干部。想想他那班研究生同学们,后来干什么的都有,有像莫言这样继续写到超一流境界的;也有像雷建政这样离开文坛从政的;还有像肖亦农那样边写作边经商的;甚至还有像洪峰那样,闹出乞讨事件,引得网上沸沸扬扬好一段时间。
刘恪是湖北人,当时三十岁左右,也是鲁迅文学院那届研究生班学员。1990年,作家社几个小说编辑为了组稿,组织了一次与那个班的联谊会,《红帆船》就是这次联谊的产物。
《红帆船》选题通过那天,我跟办公室同事陈染说,我就拿这本书当作送给你们的新婚礼物吧。陈染本人也是小说家,她的第一本小说集《纸片儿》也是早年“新星丛书”之一。当时陈染刚从国外归来,到作家社做编辑,同时准备迎接自己的第二次创作高峰。她和刘恪在谈恋爱,这是我们编辑部公开的秘密。
编辑《红帆船》那段时间,有天下班坐在公车上,看到马路边人行横道上,刘恪推着辆自行车,车头挂着些刚买的菜,陈染挽着刘恪的胳膊,依偎走过,那一幕很感人。万没想到的是,《红帆船》的出版因为各种原因,拖拉了近一年,书出来时,陈染与刘恪已离婚。他们的婚姻总共只存在了半年时间。
陈染至今仍是作家社编辑,刘恪先是去了地质文联,再后来又去了哪里,不太清楚。
谭甫成出道很早,在《收获》这样的权威文学杂志上发表过多篇小说,多写西北荒原知青生活,苍凉有力。很多年后书市流行一本《狼图腾》,我立在书店翻了翻就搁下了,当时的感觉是:这个调调儿,谭甫成二十多年前早写过了。
我个人觉得,谭甫成如果刻苦些,《荒原》之后继续写,一定没《狼图腾》什么事儿。可惜他玩心太重,家境又好,不愁吃喝。印象之中,《荒原》之后他没有新作品问世。甚至就连《荒原》里收录的作品,也都是他在1991年之前很多年写的,他当时已对出书这件事很不看重。我约他谈书稿,他拉我到一个小饭馆,喝着小二,书的事只字未提,倒是痛聊了一晚上古典音乐。聊至兴处,不由分说拉着我直奔他家,听了三个版本的贝九。一边听一边遗憾地感汉:北京家里这套音响不灵,可惜了,你一定要到我深圳家里去听。
《荒原》出书后,没见过谭甫成。
皮皮是我非常喜爱的女作家,不仅喜欢她的小说,更喜欢她的为人。我曾和她开玩笑,她是我遇到的最有女性魅力的作家。
皮皮是作家马原的前妻,可能受马原影响,早年一直被冠以先锋作家的名号。后来与马原离婚,好像给她生活带来不小变化,沉寂了好些年。直至2000年复出,一本《比如女人》畅销一时,还被改编为电视剧《让爱做主》,皮皮又成了众家出版商追逐的对象。大起大伏面前,皮皮澹然处之,好像局外人。我为此对她愈加敬佩。
《危险的日常生活》书稿,正是皮皮沉寂期约来的。按体例,每本新星丛书需有一篇序言,别人大多找名家、长辈,皮皮却找了当时《收获》杂志的编辑程永新写序,她说,他编过我很多小说,最了解我,也肯定最容易说到实处。
书稿编完,社里突然决定,新星丛书因为长期滞销,停止出版。皮皮的这本书正赶上这一不幸。我把书稿打好包,收在办公室的抽屉里,偶尔还拿出来翻翻。
《比如女人》畅销之后,有天我逛书店,看到书架上有本皮皮新书,书名叫《全世界都八岁》,正是当年那本书中一篇小说的篇名,就猜到应该就是之前那本《危险的日常生活》。抽出来看,果然。
《危险的日常生活》在我这里出版未遂,皮皮并未怪罪,一切随缘的态度。前些日子我在网上查资料,鼠标瞎点一气,点出一篇皮皮的访问记,里边说到:“杨葵很多年以前对我说过一句话,写作好比一条贼船,没上的最好别上,上去的也下不来了。他比喻得很对。所以我也许可以说,写作带给我无奈,不写不行,已经干不了别的。”我想半天,记不起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大概是有一个傍晚,我送她去北京站赶火车,到早了,我俩找了个咖啡馆闲聊了一气。说的什么记不住,但当时那股如沐春风、舒坦自如的心境,一直记着。
向兵、章小龙、骆玉兰、丁人人
曾有几年,市场流行记述影视作品诞生历程的纪实书籍。我也曾掺乎这一领域,出过两本,一是记述电影《周恩来》拍摄经过的《寻找周恩来》,二是记述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越洋拍摄经过的《飞跃太平洋》。两本书分别都是由两个记者合作完成,前者是向兵、章小龙;后者是骆玉兰、丁人人。
章小龙是北大中文系八六届毕业生,当时是《文艺报》艺术部的编辑记者。上海人,但一口北京腔,脾气半暴半豪爽,说话做事痛痛快快。我曾说他:你太不像上海人了。他声若洪钟地问:这算夸奖么?我说:你记住,一个北京人说一个上海人不像上海人,就是对他最大的褒奖!
小龙是我哥哥的同学,我姐姐的同事,又和我在一个楼上班,所以很快成了哥们儿。
一天中午,小龙带向兵到我办公室,说有正事谈。向兵比小龙大几岁,四川人,当时是《人民日报》文艺部的编辑记者。他和小龙都在报社分管电影报道,所以经常相伴采访,一同出席各种电影界的新闻发布会,时日一长,成了一桌打麻将的好兄弟。
正事是:他俩那段时间正在跟踪采访丁荫楠导演拍摄电影《周恩来》,重大历史题材,涉及众多当年红墙内的神秘事件,拍摄过程中奇事迭起……两个有心人觉得,值得写本书嘛。
那天下午他们俩给我讲了两三个小时的故事,把我的好奇心勾到欲罢不能,直催他们赶紧写。
从这次聊天,到书正式面世,只花了两个月时间。采取的方式是,我们三人共同策划列提纲,再由他俩分章节创作,随写完随编,全稿完成,直接校对下厂。
这一过程中,同样遇到二人文风不统一问题。小龙文风活,灵动跳跃,北大才子气息;向兵文风端正凝重,正是《人民日报》风范。我不时分头给他们打电话,提醒他们互相牵就些。还记得向兵有天早上很兴奋地打电话来,说终于摸到让文风活泼的小技巧,句子前边加点虚词。比如,“西花厅外大雪纷飞”,这是“党报体”;“那西花厅外……”活泼点了吧?我当时没想清楚,未置可否,心想向兵多聪明的人,他说找到了,一定差不了。果然,那天之后再交来的章节,不太“党报体”了。
最后发稿时有个小细节。向兵突然神情严肃地跟我和小龙说:“这本书是联合作者,署名时能把我署前头么?”我们仨经过这一场写稿编稿,已经成了无话不聊的好哥们儿,所以我和小龙当即就此话题对向兵展开“人身攻击”:《人民日报》的同志果然有大局观,你是怕将来国家版本图书馆的记录里,你被“章小龙等”给“等”掉了吧?向兵憨笑,不好意思地说:我岁数大嘛,排在前头应该的嘛。
后来的完整书名是:《寻找周恩来——1991,什么属于周恩来》。出版后,立即被多家报刊选载转载,销售业绩不俗。还得了全国优秀纪实文学奖,我也因此得了个优秀编辑奖,和小龙、向兵一同去人民大会堂领奖。
向兵至今仍在人民日报社。小龙后来看不惯电影届的种种恶劣风气,北大才子冲冠一怒,写了长篇报告文学《珠影现象》,用他自己话说,揭示黑暗,自绝于影视圈。他也真的离开了文艺报社,走上职业编剧之路。主要作品有电影《上一当》、电视剧《英雄无悔》等。后者得了飞天奖最佳电视剧,他本人也得了最佳编剧奖。
我和小龙至今常来常往,不时还有合作。1996年,北京电视台要拍香港回归的长篇纪录片《方寸国土万千情》,组建四人总策划小组,有张颐武、蒋原伦,还有小龙与我。几个老友隔三岔五在红绿蓝宾馆碰头神聊,度过一个愉快的夏天。1997年,滕文骥的公司拍电视剧《找不着北》,小龙与我共同出任编剧。
骆玉兰是《北京晚报》记者,丁人人是《北京日报》记者,他们俩当时一直跟踪采访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拍摄。
电视剧放映后暴火,王府井新华书店托作者邀请剧组演员,去搞一场签售活动。后来到场的,有制片人刘沙、演员姜文、王姬、马晓晴等。
书店一楼大厅人山人海,姜文等人坐在一张临时搭起的长条桌后,挥汗如雨地签名签到手软,我在他们身旁服务。人群中,一位中年妇女左冲右突,终于冲到姜文面前,激动得眼泪充满眼眶,语无伦次。只见她从身后拽出自己七八岁的儿子,嗓音洪亮地说:姜文你看,你长得像不像我儿子!
姜文哭笑不得,扭头小声问我:这话是不是有点操蛋啊?
丁人人后来离开《北京日报》,参与筹建《北京晨报》,再后来不知又去何方发展。骆玉兰仍在晚报社,我现在每周给晚报写的“百家姓”专栏,就刊登在她的版面。
张 长
1990年夏天,我平生头次出公差,目的地昆明,去看云南白族作家张长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书稿,提出审读意见,并与作者协商修改方案。
这是旧时代传承下来的文学编辑工作风格,一部书稿,尤其长篇小说稿,一般都会经历这个过程——编辑看,提意见,作者改,编辑再看,作者再改……如是者三,最终出版。为此,像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这样的老牌大社,都有自己的招待所,专门接待来改稿的作者。作者常常怀揣牙刷牙膏换洗衣服到来,一住半年,随时与编辑切磋,来回琢磨。现在新时代了,这套作风已消失。
火车晃晃荡荡五十多个小时,终于到了昆明。张长把我带到一家招待所住下,说:旅途劳顿,先好好睡一觉,明天开始工作可好?我当时一阵恍惚,只觉得房间像一节火车车厢,仍在一路向南;对面坐着的张长,也好似列车上旅伴——长途火车把我彻底坐晕了。
第二天上午再见面,才稳下神来打量张长。五十多岁,精瘦,眼窝深陷,眉间常紧锁,显得思虑很重,很有苦苦写作的模样。他是新时期云南文联较早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家,七十年代末,得过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次的长篇小说书稿名叫《绿太阳》。(后来出书时,张长的同事、诗人于坚帮他起了个新名字:《太阳树》。)
这部书稿几经修改,1991年正式出版。我为这部书稿,也两下云南。
省文联在翠湖边,昆明最美的地界。我两次去都住在湖边一家招待所,一日三餐就在文联院里换着人家吃百家饭。时日一长,与不少作家成了好朋友。老一辈的有写《欢笑的金沙江》的彝族作家李乔、诗人晓雪;中坚一代的有黄尧、汤世杰;年轻一代的有于坚、王洪波,等等。
第二次去,恰逢云南省文联召集笔会,北京来了不少人,其中有汪曾祺。张长知道汪是我父亲西南联大的同学,关系近,托我邀汪去他家做客,想求汪一幅字。我满口答应,只让他多备酒。我知道,老头儿嗜酒,喝高兴了,别说一幅字,有求必应。
我去酒店接汪曾祺。与他同来参加笔会的、因长篇小说《少年天子》得了茅盾文学奖的北京作家凌力女士也在场,听说要去吃饭,凌力申请同行。她说,“我这一路寸步不离汪先生,他是大美食家,跟着他,吃好的。”
我们一行到了张长家,只见桌上马爹利、绍兴黄酒、法国红酒、五粮液一字排开。“不知道您爱喝哪种,都准备了点。”张长说。汪曾祺克制地客气道:“都尝一点儿吧。”
厨房里叮叮当当,张长的爱人在忙乎。说到张长的爱人,也要岔出一笔,她是个钢琴家,海外华侨,五十年代随家人归国。当年周恩来在云南接待缅甸领导人时,她曾作为少先队代表,给周恩来献过花。和张长结婚后,生了两个漂亮的千金,张张为此戏言:亩产(母产)两千斤(千金)。
那天的酒局果然不出我所料,汪曾祺很快微醺,话越说越慢,且越来越多,双眼愈来愈迷离。我用眼神暗示张长,赶紧拿出预备好的笔墨纸砚。汪欣然起立说:好吧,写一首这次云南旅次所做七言绝句吧。我和凌力负责抻纸蘸墨,老头儿笔走龙蛇,酣畅淋漓。
突然,老头拎着笔尴在那里,面露难色。原来,酒力之下,光顾着酣畅了,谋篇布局工作没做好,四句诗刚写完一半,纸已用掉三分之二。张长忐忑地建议:要不……换张纸?
老头脚下已有点打晃,估计写前两句诗已用掉不少气力,这时早已无心恋战,坚定地说:不用!后边写小字!
字越写越小,到最后已经挤到纸的左下角,想签名都挤不出一点地方。老头写完,笔一掷说:回吧。
张长看着那幅风格奇特的书法作品,夸也不是,嫌弃也不是,十二分尴尬。我见状赶紧打圆场:很珍贵啊!错版啊你知道嘛!相当于“全国山河一片红”那个错版邮票啊!别人想求还真求不到呢!凌力也帮忙打圆场儿:前些天我们在笔会上,北京文联的韩霭丽求汪老赐画,原来都说他兰花画得好,结果,画了一块宣威火腿扔给人家了。
《太阳树》出版后,得了“骏马奖”,也叫全国优秀少数民族文学奖。张长来北京领奖,我们一起吃了顿饭庆贺。
郑子瑜、龙协涛
前文提到和张颐武等人被拉去策划香港回归的电视片,那段日子,我们几个人整天互相开玩笑,讽刺挖苦。张给我起了个外号:“第五代学人”。外号的典故,出自《郑子瑜墨缘录》。
郑子瑜是现代修辞学家,修辞学史学科的开山者,他在1984年出版的《中国修辞学史》,被国内外语言学学者公认为第一部中国修辞学史。
郑子瑜晚年,香港中文大学为他成立了一个中国文化研究所。1990年,北京大学的学者龙协涛应邀赴中文大学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受季羡林之托,去拜访郑子瑜,一见如故,常有亲近。处久了,龙协涛发现郑先生保留着海量与先贤大德们的来往书信,颇具史料价值,于是经郑先生首肯,编了这本书。单看此书前边的插页,便有郁达夫、于右任、周作人、丰子恺、俞平伯增田涉、实藤惠秀、吕淑湘等人与郑子瑜的墨缘影印件,殊为珍贵。
龙协涛在编者前言里说,与郑子瑜保持往来通信的,“有五四以来影响很大、具有师承关系的四代学者——周作人、俞平伯、王瑶和钱理群。俞平伯曾听过周作人的课,周是俞的老师,俞是王瑶的老师,而钱理群则是王瑶先生的高足。可见,郑教授的交往不仅空间广阔,而且从时间上可寻出学术思想传递的历史脉络。还有,本书的责任编辑杨葵,又刚好是钱理群的弟子辈,算来已是第五代了。”
龙协涛这样说,是他经过了解,知道我听过钱理群的课。那是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一个暑期研讨班,当时我正上中学,立志要做现代文学研究,利用暑假,到文学馆的大书库打工,登记新入藏的书刊。可巧赶上王瑶先生代表北京大学,与文学馆共同举办一个现代文学研究班课程,每天下午在文学馆开讲,我当然不会放过这机会,堂堂听。王瑶、刘再复、钱理群等人轮流主讲,如此,我成了钱的“弟子辈”。
《郑子瑜墨缘录》总共只印了几百册,居然被张颐武看到。
米兰·昆德拉、盛宁
米兰·昆德拉当年在中国很红。我上大学期间,作家韩少功主译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就是作家社出的。当时我从学校后门的昆仑书店买了一本,连夜读完觉得好,推荐给很多同学。
1991年初的一个饭局上,友人李大卫提起,昆德拉出版了新作《不朽》,美国GROVE出版社已出英译本。我当即要求买那天晚饭的单,条件是请大卫代我从国外购买《不朽》的英译本。
想想那会儿出版业真是闭塞,互联网还要过几年才在生活中出现,平日一些外国文学动态,基本来自《世界文学》、《外国文学动态》、《外国文艺》杂志。那些消息,最新的也差不多是一年前的消息了。幸好有了李大卫,他本人是个作家,又通晓英、法文,曾参加美国新闻总署的青年交流计划,也有亲属在美国,因此经常向我们传播一些最新消息。李大卫也是我的作者之一,我编发过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集梦爱好者》,被评论界誉为中国真正意义上唯一的后现代小说。
找译者时,先找了好友张小强,他在社科院外文所工作,经他介绍推荐,认识了盛宁先生。盛先生当时是外文所研究员,《外国文学评论》的主编,毕业于复旦大学,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做过访问学者。见他之前,我先做案头功课,找来盛先生以前翻译的作品认真研读。他的译文信、达、雅。
承蒙盛先生相助,译稿很快交来。同是做编辑的人,页面极其干净,改动之处也是标记规范,看着就爽心悦目。一切都很顺利,1991年底,转译自英文版的《不朽》上市。
不久,有位迷恋昆德拉的读者在《文汇读书周报》上撰文,对“《不朽》的责任编辑”大加责罚,指斥我糟蹋原著云云。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不朽》书中,有对革命导师指名道姓的讥讽字句,被我在编辑过程中删除。为对历史真实负责,我写了个“出版后记”,说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对原稿极个别地方进行了删改。
这骂挨的,我心里很委曲,心想如果不删稿,至少在当时,这本书就无法面世,这位昆德拉迷也就无法看到昆氏的新作。可这道理无处言说,骂就骂吧。
前两年看到广告,说昆氏作品集出了全新版本,据说完全忠实原著,毫无删改。虽说十几年过去,政策有所松动,但说老实话,“毫无删改”的口号我不太信,很想找来对照读读,学习一下如何处理敏感内容。
贾平凹
九十年代中期,图书出版界兴起中年作家出文集热。始作俑者,是作家出版社的《贾平凹自选集》。
贾平凹是作家社的老作者,早在八十年代初,就有书在作家社出版。1987年,他的长篇小说《浮躁》又交给作家社,这部小说被称作贾平凹鸿篇巨制“商州系列”的开篇之作,在其作品中地位重要。1988年,《浮躁》荣获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我们小说编辑室开始筹划出版贾平凹文集。
可惜刚开始,就赶上1989年社会大变动,出版社领导班子大换血,此事被搁置了两三年。1992年,形势稍稳,旧事重提。
全社选题会上,“贾平凹文集”这一提法遭到一些老编辑的反对,在他们心里,只有鲁郭茅巴老曹才能叫文集,贾平凹?文集?荒唐!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如此书名确实意识超前,尽管不过一两年之后,满街中青年作家的文集。甚至,猛不丁儿在书店看到一套齐刷刷的文集,凑上前一打量,没听说过的作者。
折衷方案是改叫“自选集”。老编辑们的意见其实有道理,他们都很严谨,确实不是“文集”。文集的概念一般偏向于“全集”之意,而我们要出的,以及后来风靡一时的各种文集,不过都是些“选集”。至于为什么加上“自”,主要是考虑市场,显得乃作家亲自选定,更能吸引读者吧。
“文集”、“自选集”之争持续了很久,可见当时出版业的氛围,仍是严谨占上风。要说大概也正是从这阶段起,为了好卖就胡乱起书名的作风大行其道。这也许是中年作家出文集热的另一个里程碑意义。
贾平凹自然高兴,答应立即“自选”。果然没多久,编好全套书交差。总共六卷,第一卷:长篇小说《浮躁》,第二卷:中篇小说集《妊娠·逛山》,第三卷:中篇小说集《黑氏》,第四卷:中篇小说集《佛关》,第五卷:短篇小说集《油月亮》,第六卷:散文集《闲人》。不过,他交来的可不是书稿,也不是以前发表作品的复印件,只一个小信封,内含五页稿纸,分别开列了五本书的目录。《浮躁》单独成卷,不必再列。
编辑室几个编辑分头编稿,我主动挑了短篇卷《油月亮》。就在写此文前不久,有天在家翻箱倒柜找东西,翻到当年一个笔记本,突然掉出一张纸,竟是《油月亮》的那页目录。字迹朴拙、工整,正是贾平凹的笔迹。
自此与贾平凹结识,不时相见。有年春天,他从西安来北京开两会,住香山饭店。我和一个社领导专程到访。坐没多久,正聊得热烈,他突然接了个电话,挂断后说:实在抱歉,我要回西安,有个青海的大师要路过,得去拜访。说完立即开始收拾衣物。我听了目瞪口呆,因为那天他刚报到,不知何方神圣令他如此恭敬。
还有一年,我和一个同事到西安出差,先请西安几个作家吃饭。饭桌上,贾平凹拿出自带茶叶,说饭馆茶太难喝了。茶泡好,大家喝着,等菜。贾平凹手上一盒陕西名烟“猫烟”,抽出一根,烟盒就空了,他说:坏咧,没烟咧。我同事赶紧说:叫!叫!同事出手大方,叫了一条中华。同席作家杨争光开玩笑:平凹刚才拿茶的时候我就猜,不定憋什么坏呢——他这是要用一泡茶换你们一条大中华。
后来那席饭,一直在讨论贾的抠门儿品质。西安那些朋友历数他的抠门儿“罪状”。最搞笑一条是说,一个朋友在贾平凹家里聊天,聊半截儿内急去卫生间,贾嘱咐:尿完别冲啊,我也要去,省点水。真实与否未考证,估计是编排他的段子。
又有一次,和两个朋友去贾平凹在西安的家拜访。他家柜子多,大多顶天立地,里边的内容,半是世界各地奇石,半是各式各样的陶罐字画拓片佛像,都是多年苦心搜集所得。明明都是好东西,贾却总自谦:不值啥钱么!说那话的神态,像个老财主,生怕人家盯上他碗里的肉。
东西太多,看不过来,请主人讲讲。贾得意地笑笑,说要拿根棍儿比划着说。顺手抄起一物握在手中。我定睛观瞧,一柄青铜剑,铸造年代应在秦汉。
贾平凹好像立志要收陶器,屋里大大小小、高高低低、胖胖瘦瘦的陶罐。爱屋及乌吧,还连带收了不少汉唐或者更早的下水管子(也是陶土所做,大多是残段儿)。正想问他,为何如此青睐陶罐,忽然看见在那房中可算“陶罐王”的一个巨罐,上边有些整齐的墨迹,就先凑过去辨识。不想辨识完,问题也没了,因为已经有了答案——罐子是古物,上边的墨迹却是今人贾平凹自留,百余字,一篇精彩的小品文。开篇即作惊人语:罐者,观也。得大罐者有大观,有大观者得大罐。大意如此。
说到贾平凹的字,很好也很有名,能卖钱,价还不低。我们都想求一幅作纪念,但书案旁贴了张字纸,说靠卖字画补贴家用,实属不易,来人若要,请按定额付润例,丈二若干,中堂若干,云云。话说得明确,不好造次,只好避而不谈索字事。
不成想,同来的朋友之一是贾的挚友,看出我们的心思,精心设计了一道贾,最终让我们如了愿。挚友也随我们一道看罐子,但不像我们只看只叹,她的话故意地多,每当贾说到得意之物,她就多一句:“这么好啊!那你得送我吧!你早说过让我挑一件的呀!”一次两次这么说,贾还不当回事;次数一多,明显紧张起来,话少了,得意之情更是飞散九霄云外。不时眼珠滴溜转,露出些紧张与狡黠。
屡遭吓唬之后,挚友突然爽快地说:算了,我也不要你的宝贝了,作为交换条件,给我们几人各写幅字吧。贾平凹听此,如逢大赦,满口应诺。铺开大纸,逐一写了交到各人手中。写完了,喝口茶歇歇定定神儿,突然眼珠转了转,回过味儿来,不甘心地嘟囔一句:少挣了几万块钱咧!
那一天,贾平凹的书桌上,摊着他正在写的新长篇《怀念狼》。书桌上方的墙上,有块匾,上有贾自题的书斋名“大堂”。我当时心想,“大堂”这名称,还真有点狼味儿。
关于消夜的繁华旧梦
小 引
工作或是玩,熬到半夜经常要补顿吃的,就是所谓消夜。
也就是所谓的吃夜宵。夜宵是名词,动词的说法叫消夜。原本泾渭分明的名动之分,近几年汉语词典改来改去,最新版本里,“夜宵”居然和“夜消”通用了。好在“消夜”暂时还不能写成“宵夜”,否则很容易令人联想恐怖的“宵禁”。
“宵”除了“夜”的意思外,还有“小”的意思。如果有人对你说“毋迩宵人”,是劝诫你不要近小人。“消”呢,除了消失、融化这些解释外,还有“享受”之意,用法好比消遣、消夏晚会,等等。“宵”、“消”二字包含的这两重含义——“小”和“享受”,正是消夜或者吃夜宵的精神所在。
消夜很少大鱼大肉,常常只一小碗粥,小碗面,精致小咸菜,再配几样小点心。消夜一般不喝酒,喝也是小酌,不求痛快淋漓,但求入心入肺。夜深人静,好像惟其如此,才配得上叫享受。果真大口喝酒、大块吃肉,那是刚下火车饿极了,这一吃,已和消夜无关,只是在补偿耽误了的正餐。
按中国人传统观念,早、中、晚三顿正餐是根本,也是全部,人体所需全部养份和味觉的需求,皆可藉此解决。如果进而精心搭配食材,它们甚至可以养生治病、延年益寿。正餐如此全能,所以通常被称为“大餐”。相比之下,夜宵就很旁枝末节,显得很小,有时小到让人心痛。比如消夜在曾经的很多年中,就被看作是浪费、败家子儿、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受到人们的轻蔑。有一年在图书馆翻档案,看到“文革”时期一个中学老师的认罪书,深刻反省自己不良生活作风,列了很多条,其中之一是偶尔还吃夜宵。我当时想,如果吃个夜宵还要偷偷摸摸,也真够受罪。
多亏社会进步到了今天,我们可以堂而皇之地半夜出动,逐街挨巷遍寻世界各地美味;或者就在家里,煮大半锅水,下几根面,佐以上好的酱油香油小香葱,真能吃出小阳春的气息。夜宵虽小,却吃得有声有色,大有四两拨千金的意思,把一天下来的吃吃喝喝调理得平滑柔顺,舒心安康。
要说一日三餐全包全管,此外再不嘴馋我也行,不过有个前提条件,就是作息规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然三餐足够。问题是,日落而不息又如何?
现代都市人越睡越晚,很多人早已变成日出而息。也难怪,白天在写字楼里繁忙劳碌,穿着呆板的制报,压抑着跃动的心;好不容易熬到夜晚,换上绚丽衣妆,尽情抒发灵性,冲进夜色就再不想回头。
夜晚的诱惑太多了,电视节目越来越多,时间也拖得越来越长。所谓晚八点叫黄金档,早已被人耻笑,因为后半夜有的是精彩。娱乐场所越来越多,酒吧KTV夜总会大排档,白天大门紧锁,即便个别开着,也是人人慵懒恹倦;街灯一亮,个个好似打了鸡血上紧发条,神采飞扬。社会越来越开放,男女情爱越来越自由,原来因为害羞,夜幕降临只能呆在家里望着天花板思春伤怀,现在大可以放胆出街,尽显好男好女本色,一幕幕悲欢离合此起彼伏,个个当事者都在默默企盼一夜到白头。
都市夜晚这曲宏大的交响乐中,消夜必不可少,虽然看上去不那么抢眼,却始终低调地站稳一个角落,好似庞大乐队中一只小小的三角铁,轻轻一敲,即具画龙点睛之妙,更如轻灵之风吹过,心底一片清凉。
过去几年非常能造,一群损友夜夜笙歌,大酒伺候,常常东倒西歪地到家,先跑阳台上向黎明的曙光立正敬礼,再一头栽倒不省人事。消夜于我们是夜夜狂欢的高潮。到如今,人困马乏,开始休养生息。夜深人静,间或想起过去的日子,借消夜这一视角,一幕幕生动场景如在眼前。
东 四
最早开始大规模消夜活动,在东四一带。
北京城曾有东富西贵之说,可见东城有商业传统。所以改革开放伊始,东四一带成了商业化的排头兵,雨后春笋般冒出一片服装摊儿,那叫一个火。餐饮业随之而起,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南北大菜的香气迎风飘扬。
所谓商业化,突出“竞争”二字,你杀我抢,明枪暗箭,不妨视作朝代更迭诸姓轮替的缩影。时至今日,每一寸地皮上发生过的故事,都够编三十集电视剧的。我呢,有资格在剧中跑个龙套,因为有四五年,在那一带街头吃到街尾。
健力宝大酒楼,系出名门,排场的去处。家人团聚、老同学重逢会挑这里。吃饭挑地儿,会暴露一个人的潜在心理。比如我这挑法,明显是回避型人格——好面子,有苦处深藏之,和亲人有距离感,旁观者心态,不投入。有时候端坐那儿吃着,听旁边包间吆五喝六一团火热,觉得整个酒楼是一场假假的大戏。
阿静粤菜当年太红了,红到一天半夜正欲打烊,有黑衣大汉蒙面进门,一把五四式手枪拍柜上,老板乖乖倒出保险柜里所有财物。传奇而已,不必较真,人民共和国首都的东四,不至于。反正我不记这些惊天大事,只记些细枝末节,比如小楼梯又陡又窄,那么多次酒后下楼没变成残废,该念十万遍阿弥陀佛。还记得作家石康刚做完近视眼手术,在那儿摆席庆贺。石康戴眼镜时文气十足,做派却像土匪;摘了眼镜,看似土匪,反而成作家了。
东四那十几条胡同里,老北京最多。据他们说,走大街上听人口音,东四片儿的互相都能听得出来。北京城除了东四,只有天桥还有这待遇,不过天桥口音南城范儿,胡同串子味儿,跟东四的富贵腔不在一个层面上。
我看这纯属东四老住民们瞎编排,固然有过东富西贵说,可都哪年月的事了。再说,人家说的是整个东部地区,也没单把东四拎出来鹤立鸡群嘛。
话虽这么说,住东四的人还是自有一股牛逼劲儿。友人老方即如此,他住四条,起过一个日式笔名,叫东四四条郎,看出多恋东四了吧。牛逼的具体表现,好比大家叫他消夜,任何地方不去,除非十几口子就乎他一人,去四条北口的红煲乐。
红煲乐小到不能再小,门脸窄得像一扇正常的门又被菜刀削了一半。店堂狭长,像个筷笼子。饭菜也不好吃,常常叫一桌菜,走时基本原封未动——懒得动。只有一样食物可人心,就是疙瘩汤。到红煲乐消夜,只为喝酒,朋友齐刷刷地喝大酒,疙瘩汤加点醋,最解酒。
所谓红煲乐的消夜回忆,实际都是大酒回忆。
张三喝多了,听到角落一桌两个陌生人正谈哲学,拎着酒瓶子去,一屁股坐旁边,酒瓶往桌上一墩:来!不就是亚里斯多德么,和你们聊聊!李四喝多了,老婆电话打到红煲乐催回家,举着电话嗯啊哈,说不清一句完整话,恍惚间把电话线当了长寿面,往嘴里送。王二喝多了,兀然产生幻觉,觉得天赋一身奇异武功,要劈扎啤杯。杯子没碎,手筋被劈断,急叫救护车送医院。
回想起这些,我有特别不着调的联想:谈哲学那位像是纯文学;打电话那位像是俗文学;劈杯子这位,就像眼下正风行的奇幻小说——二十多年来文学的市场化进程,竟让我们在红煲乐早早演练了一遍。
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北京,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我们。前日翻书,学者甘阳有总结,说那会儿社会科学尚未成形,所以人文科学一直“leading the way”。还说“经济改革不是当时知识界的discourse,而且不在人们的头脑里面,没人谈这个经济改革,觉得是很boring的事情。”
如此高屋建瓴还华夷杂处的话,不敢评判对错。不过那时人们即使大酒,也酒得人文气息浓厚,而且健康积极,远不像今天的大酒这般颓废,倒是真的。
后来没多久,经济大潮来了,这伙人聚得越来越少,都去市场大海里弄潮了,没工夫,主要也是没闲心聚了。东四四条郎也搬走了,他住的大杂院,被一家房地产商看中买了。他搬走后不久,红煲乐拆了。再后来,北京城很多这样的小饭馆都拆了。
朝阳公园
北京的夜店是分期分批兴起的,如果按老中青断代,现在热火朝天的工体西路算孙子辈;三里屯、动物园是爷爷辈;中间忍辱负重的一代,是后海和朝阳公园西门。
有点偏爱朝阳公园夜店圈,不仅因为一向执中庸之道,偏爱居中;还因为,朝阳公园夜店圈有个优势,其他爷爷孙子或者同辈人不具备——吃、喝、买一条龙。
夜里出来耍,一般两大步骤,先喝酒后消夜,对我这样细密过日子的中年人,还有第三项——再去超市买点牛奶面包,明天的早餐有了。
朝阳公园西门外那条街,几百米长,有苏丝黄这样的酒吧,可以喝可以舞,大把中外美女可以看;也有婕妮路这样的全能超市,提供各式新鲜出炉的面包、进口品牌的好吃麦片,还有钟爱的小盒鹅肝酱、猪肝酱。如果想吃夜宵,箩箩酸汤鱼、日餐馆等等,一字排开等着。
第一次在那里吃夜宵,去的“俺爹俺娘”,从此只认这一家,别处纵有千般风情,我也闷骚地因循守旧。说起来这也是中庸之道,也是中年人恋旧心态的充分表现,其中心理问题可以长篇大论,不过此处只说“俺爹俺娘”。
门脸儿小,店堂也不大,上了轻漆的劣质木头桌,长条板凳,墙上挂几串蒜,柜上几个大玻璃缸顺势排开,泡着中药的二锅头、泡菜坛子、盛满绿蒜的腊八醋,浓郁的北方风情。
形式如此,内容亦不例外,饭菜主要供应棒茬儿粥、小米粥、鸭油烙饼、小咸菜。最特色的,还要数它家的大包子,黄酱肉丁大包,白菜猪肉大包,直径都有十几公分,十字刀切成四份,吃一份都噎得慌。
就这么简单朴实得叫人不敢信。这么说吧,一进店堂,闻到的不是加了油加了盐加了味精的假味道,而是着着实实的大米白面的香气,一阵阵向外溢。
一条灯红酒绿交相辉映、到处莺歌燕舞的街上,一家洗尽铅华的小店竟能存活下来,真是异数。因此更加珍爱这家店,每次在酒吧折腾得晕头涨脑、气冲云霄,眼里没你没他谁也没有的时候,到“俺爹俺娘”坐坐吃吃,就像高空降落踏回坚实土地一般,清醒了。
这样说好像有点虚头八脑,不如说得实在点。举个例子就明白了:不时会在动感强烈的酒吧里,酒壮蓯人胆,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和八竿子打不着的姑娘都敢套瓷,套着套着就有点迷迷瞪瞪,不靠谱的贼尾巴就要露。此时去一趟“俺爹俺娘”,几口大包子一吃,腊八蒜气息一盛,顿时坐怀不乱。
天顺小馆
有个朋友心痛于近两年北京老街道、老房子的拆迁,每天工余时间骑车四处乱蹿,晚上回家,一书包破砖碎瓦、老路牌老门牌。前两天我去看他收藏,在一堆破烂当中贪心地扒拉半天,心想,要能找到天顺小馆的片鳞只爪就好了。
没错,天顺是一家已经被拆掉的小饭馆,原来在新街口北边一个胡同把口。现在别说天顺了,整条胡同都从地图上消失了。
天顺小馆是北京成千上万的牛毛小店之一,白色瓷砖铺地,铝合金门窗;米黄色亮漆面的劣质桌椅,很像早年流行过的塑料贴膜的书,又滑又亮,甭提多土了。金五星能买到的最便宜的碗碟餐具,白炽灯照得店堂一片惨白,墙上菜渍清晰可见。饭菜都是最俗套,拍黄瓜花生米鱼香肉丝西红柿炒鸡蛋。顾客以民工为主,油腻腻的外套椅背上一搭,甩开腮帮子狼吞虎咽。必有酒,而且,必照醉里喝。
已经回想不起来,当初为什么挑这么家小饭馆常聚,可能是照顾东南西北各处人的一个中间地带,也可能是召集人狗子看中了服务员小妹,再或者就是老板娘大度,可以让大家酒后由着性子在店里撒泼;反正有一两年时间,月亮乍一升起,一堆酒徒就莫明其妙地在此聚齐。
最迷恋天顺的是狗子,一挑门帘,真有宾至如归的坦然,恨不得扒了外套扔给老板娘洗,可神气啦。狗子自打出版了长篇小说《一个啤酒主义者的自白》,成了很多文学青年心目中的鲁迅,他自己倒很警惕,不骄不躁,还照以往一样酗酒度日。因为常年大酒,狗子有酒精中毒迹象,每天不喝酒的时段,也就是白天,蔫头耷脑、眼皮儿抬不起来。夜幕一降,几瓶啤酒一下肚,立即神采飞扬,四肢灵活张牙舞爪。但是,好比最美的昙花总是灵光一现,狗子这种奕奕状,往往持续不过半小时,迅速随着新一轮的喝多,作鸟兽散,又进入新一轮的蔫头耷脑、眼皮儿抬不起来。
和狗子一样,众人在天顺的夜生活,基本都是大醉状态,但又没有醉到失忆,所以此刻回忆起来,一幕幕情景宛若再现。一般狗子醉后,维持场面活跃的重担,就落在他的铁杆兄弟阿坚头上。阿坚小时写过几天大字,可又写得不够好,所以一颗展示书法技艺之心长期被压抑,稍喝高点儿,就要学宋江赋诗题壁。多亏天顺不备笔墨纸砚,要不那几堵本来就不白的墙,早成了涂鸦艺术的先驱。
后来有一天,阿坚突发奇想,要现场制作毛笔。反正都已大醉,人人以身饲艺。后厨收拾带鱼的剪刀拿来,每人贡献一绺头发,一根一次性筷子做笔杆,一杆真正的金不换毛笔当场制成。没有墨,酱油代替,阿坚一跃而上桌面,运足全身力气,饱蘸一笔酱油,一个“人”字刚写一撇,脚下桌子喀嚓一声折了腿儿。
从此阿坚不再闹着写字,但又有了新创意——诱惑狗子等人迷上了滚轴轮滑。两三天的工夫,人手一双滚轴轮滑,挎在脖子上就出现了,很像八十年代去什刹海碴冰的打扮。一般晚九点在天顺聚齐,先喝大酒。酒过十巡菜过一味,店里也就没外人了,关门挪桌椅,当场刻苦练习。是有明确目标的练习,阿坚他们的目标是,滑着滚轴闯关东。目的地定在了吉林四平。至于为什么定在这个地方,狗子的解释是:四平嘛,滑到那儿喝四瓶。
基本功练习了几天,开始进入耐力训练,几个轮滑战士每天照样九点到店,先喝到微醺,子夜时分鱼贯而出,绕二环路奋勇向前。开始刚滑到东直门就个个瘫倒在地,后来越滑越远,直到能够天亮之前绕二环路一圈,回到天顺再接着喝到天亮,各自回家蒙头大睡。
再后来,狗子他们真的去了一趟四平。确实有一段路是滑行的,不过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坐在一辆板儿车上。轮流骑轮流坐,骑高兴了就下来滑一段。到了四平后,他们打了个电话回来,说来也巧,我们几个体力不支未敢同行的落后分子,正在天顺喝着大酒,怀念着他们。
巴州驻京办
张龙光先生是台湾大编剧,代表作《心心知我心》。写这么悲苦的戏真得有底气,要不容易哭虚脱。他的底气可能来自好肉食。我在台北玩,他领我去吃德国猪膝,大盘子端上来,一看那份量我就颓了,不仔细看以为是整只烤乳猪呢。他却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谈笑间呑它个灰飞烟灭。
龙光先生前两年转战北京,怀揣一颗恨肉的心,奔突于北京的大街小巷,稽古钩沉,推陈出新。每次见面,三句话内必开始谈肉,哪区哪街哪胡同,哪家馆子哪种肉,程式固定,内容却时时刷屏。
无数次谈肉的台词中,重复频率最高的段落,是皂君庙的新疆巴州驻京办,龙光先生每次说到那里,那么会使用语言文字的人,只有啧啧赞叹,说不下去。
有一种夸奖的技巧,不直说甲好,先夸乙,夸得天花乱坠之时话头一转,说甲比乙强一百倍。不妨把巴州驻京办当成甲,龙光先生当成乙,以龙光先生之有闲、有钱,最关键是有品,且如此恨肉,让他流连忘返的地方,您可心动?
夸一家饭馆的好吃,也有一种夸奖技巧,不说色,不说香,不说味,只说吃后感,以无数吃货吃后的感觉来隐喻。
一天夜里,几个以吃货著称的老男人奔赴巴州驻京办。吃前满屋喧哗,上菜一分钟之后,全场鸦雀无声,半天过后,喧哗重起,伴随左一个叹息,右一个叹息,唉唉嗯嗯的,全是幸福的哼哼。又过一会儿,在座诸位纷纷将座椅后撤了小半步,因为各自的肚子都不知何时前挺了十公分——这是当场的吃后感。
第二天早起,我依惯例做好早饭,可摆在桌子上瞪着,食欲全无。到了中午饭点儿,又把早晨那仨瓜俩枣热了热,可摆上桌子还是没动。索性招猫递狗,上MSN调查昨夜同行几位吃货的吃后感。
饭局召集者老赵说:昨夜梦见六回上甘岭——我就说嘛,人家实在,肉实在,味道也厚道。老钱说:回家吃了俩梨喝了三杯水,裤子脱一地,仰天长睡。老孙回答很简洁,但直指要害:中午吃了一点,食欲不振,不想吃肉。老李先是分别同意了老赵和我的意见,一渴二不饿,然后说:对了,俺还有了性冲动……被公认为我们当中最馋肉的老周说:早起发现,枕巾全被口水打湿。饭局迟到的老吴说:一整夜都很悲愤——红柳木穿的羊肉串为什么只给我留了一串!而作为席间的珍贵女性资源,老郑的吃后感是:实打实的嫩肉,实打实的老男人。
巴州办事处的全称叫“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驻京办事处”。
老城门边的私家地理
突然兴起“私家地理”一说。这个新词的要点显然在“私家”,“地理”是幌子。文人们日常写文章,希望角度新,立意新,就挂上地理这羊头,卖的还是抒情回忆的私家狗肉。
在北京生活三十年,我的私家地理肯定是写北京。准备写系列,所以得有个脉络,选了北京的老城门。北京是几朝故都,旧时很多城门,如今虽然烟消云散,不过地名、街道名上还是留了可循之迹。以城门为脉络,等于绕着北京写,至少形式上貌似自圆其说。
和平门
就从和平门写起。
北京的旧城门,有“内九外七皇城四”之说,和平门不在这二十座城门之列。从名称看,和平二字较现代,不像崇文、宣武那么古。从地理位置看,正阳门是中心点,东西分别是崇文、宣武,而和平门夹在正阳、宣武之间,古人不会这么不对称。事实上,明清时代这里的确没有门,辛亥革命后,为打通南北新华街方便通行,将旧城墙打个缺口,称为和平门。
和平门往南,是著名的琉璃厂,再往南是虎坊桥。我在那里住了十年,身份从一个初中生,变成国家单位的工作人员,也算是经历了人生变革。那段时间天天进出和平门。
那会儿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车,上学上班路途都远,每天漫漫回家路,骑到和平门,有看到希望的喜悦。与此同时,也正是黎明前的黑暗,疲惫从每一个骨缝间生起。至今提起和平门,仍有爱恨交加之感,是这记忆在作祟。
后来改坐地铁上下班。先坐公交车到和平门,再换乘地铁。上班时,大多数人都没什么精神,车厢里空气又不好,都在列车的摇晃中昏昏欲睡。不过有段时间,我却像个异类,双目炯炯,视线被一个姑娘吸引。
那会儿单位要求准点打卡上班,所以每天几乎定时定点赶到和平门站,坐同一趟车。没几天,发现有个姑娘和我一样,也每天坐这趟车,建国门下车。建国门一带写字楼林立,姑娘从打扮上看,像个外企白领。
她引我注目,并非因为相貌出众,而是因为每天不变的一组动作。那班列车进站同时,只见她从站口一步两级飞奔下十几级台阶,左手拎个塑料袋,右手搭着包,间或还有件外套。车厢门关闭前一刹那,冲进车厢,找个坐位坐下,打开塑料袋。里边装着面包牛奶,是她的早餐。囫囵吃完,列车一般已到崇文门,塑料袋收起,打开包,依次捡出粉饼盒、口红、眉笔,开始化妆。一通紧忙乎,车到建国门正好化完,如果有外套,刚好系完最后一粒钮扣。和平门站的那个蓬头垢面的姑娘,经过地下这段奇妙的旅程,蜕变成一个光彩夺目的女白领,消失在出站的人流中。
女人化妆时独有一份妩媚,那般风情不用多说,古代诗人描绘过。我每天被她这一系列动作吸引,百看不厌。而她一向专心致志,注意力并无丝毫分散,大概从未注意过不远处有个我,在欣赏她天天上演的蜕变过程。
后来,北京一夜之间冒出千万辆黄色“小面”,我不坐地铁了,再也没见过这姑娘。不过每次路过和平门时,常会想起她。想到茫茫人海之中,人与人相遇又错过,留下一些美好记忆,都是善缘。
正阳门
正阳门俗称“前门”。中国人建城造宅,讲究面南背北,正阳门修在皇城南端的中轴点,自然是“前门”。
最常见的“前门”形象,比如红极一时的大前门香烟盒上印的那个,并非正阳门城楼,而是正阳门的箭楼。老北京城楼的规制是:城门外面大多有箭楼,楼上很多放箭孔,看着像今天的窗户。城楼、箭楼之间的空地圈起来,是所谓的瓮城。
我十一岁由苏北来京,抵达当天晚上一头栽倒昏睡。第二天一早“噌”地蹦起,顶着冷冽寒风,去看魂牵梦萦的“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广场”。
由台基厂站出发,坐两站9路公车,前门站下,抬望眼便是正阳门城楼。第一印象是:不如想象中那么高大嘛,这就是老北京最高的城楼么?
那会儿小,喜欢又亮又新的事物,前门东、西两条大街,标志“四个现代化”的高楼绵延十里,在这些高楼对比下,单从数学角度说,正阳门城楼确实不高。时隔三十年,今日再看,因为有太多的人文、历史知识叠加,看事物的那颗心有了变化,就觉得:从前真是怠慢了这座城门楼。话说回来,对待事物,到底简单看好,还是叠加去看好,也是个有趣的问题。
还真是,小时候的认识里,其实没什么前门不前门的,对这些老东西没兴趣。正阳门在我眼里,只是“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广场”之一部分。天气好的傍晚,穿过正阳门,到天安门广场疯玩。
广场永不缺少放风筝的老头儿,他们的风筝在远空争奇斗艳;暮色苍茫,拎着印有“北京”或“上海”字样旅行包的外地游客仍不舍得离去,还在打着闪光灯和天安门合影;三伏天,闷热到脖子上长痱子,广场上却是无比风凉……那会儿纪念碑还可以随时拾级而上,在大理石基座上滑旱冰,还能亲手抚摸碑座四面的石雕。恰巧当时中学语文课本有篇文章写到这些浮雕,对照课本来看,那些石雕如此亲切……而前门,前门,没什么记忆与前门有关。
前门楼子在我记忆里从天安门广场剥离出来,成为单独个体,与乌鸦有关。上中学时每天骑车从正阳门与箭楼间穿过。放学行至此处,经常乌鸦漫天,遮天蔽日。乌鸦从来被百姓认作霉运兆头,所以那情那景非常瘆人,每次都疾速通过,视线都不敢往半空移半寸。
前门楼子多乌鸦这件事很著名,有多种说法,其中之一是说,满人祖先努尔哈赤未发迹前,一次兵败逃命,眼看要被逮住,幸好天黑,一只乌鸦落在他肩头,追兵以为是棵树,因而躲过一劫。从此清宫一直敬待乌鸦,甚至当作神鸟供奉。尽管大清朝早已灰飞烟灭,但乌鸦们还是一直盘桓此处,等待祭祀的供品。
后来有一天,也是傍晚,也是放学路上,也是满天乌鸦,我奓着胆子一拐车头,闯进幽暗的正阳门城门洞,在所谓“御道”的石板上默默前行,心中想着乌鸦、古老的皇城、古老皇城的人们。那一刻,思绪穿越时空,直抵数百年前的大清、大明、元大都。而天安门广场,被省略了。
也许就从那天起,简单、直接、快乐的少年时光结束了。
崇文门
反映旧社会生活的影视剧里,经常看到一个道具——哈德门香烟。哈德门是北京崇文门的旧称。元大都时,这里就是一座黏土夯制的城门,叫文明门,又称哈德门、海岱门。明朝后改为砖砌,更名崇文门。但百姓日常谈话中,还是经常沿用旧称。1968年,新社会新气象,崇文门被拆除。那一年,远离崇文门一千多公里的苏北淮阴,我出了娘胎。
1979年,父母落实政策,举家迁来北京。全家人在绿皮儿火车上咣当了十几个小时,傍晚抵达北京站。出了车站,爸爸领我们坐103路无轨电车奔向未来的家,头一站即是崇文门。
平生第一次离开苏北小县城,就来到北京这么大的花花世界,反差巨大,对身边一切充满好奇,眼耳口鼻舌,每一个感官都张得大大的。刚一上车,售票员报站名:下一站,崇文门——崇文门是我在北京听到的第一个北京的地名。电车走半天,两眼一直搜寻,到底没见到什么“门”,心里好奇怪。
那时所有北京的城市形象宣传,必有前三门大街。东起崇文门,经前门西至宣武门的十里长街,街边一溜十几层的高楼。整齐划一的火柴盒,今天看来土得掉渣儿,可在当时,北京人,乃至全国人民,都陶醉在那排高楼展现出的现代化情境里,以住这样的高楼为荣,以住平房为耻。不少人把住了几十年的四合院作价卖掉,搬到那排高楼里,享受统一供暖、管道煤气。事到如今,那些人的后代又在千方百计抛弃这些高楼,花几千倍的价钱,重新买回那些四合院。
我到北京的头一个家,就在前三门大街那排楼里,具体位置在台基厂,离崇文门不过两里路。楼前是宽阔体面的前三门大街,楼后是一条隐秘的小路,也能直达崇文门。我那会儿刚学骑车,在那条小道上摸爬滚打。胳膊腿儿落下无数青紫后,终于有一天,独立从自家楼下骑到崇文门,顿生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之豪迈。
当时崇文门一带,经常看到穿着笔挺毛料中山装、神情严肃的外地人,那都是专程来京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的。全国各地的省市县三级干部,对毛主席深情难忘,纪念堂初建成,抢着来参观拜谒。听说当时因为来人太多,便在崇文门和宣武门分别修了崇文门饭店、宣武门饭店,专门负责接待。两家饭店至今都还在,不过早成了对外公开营业的商业饭店,和毛主席纪念堂没什么关系了。
崇文门饭店后身儿,有座部长楼,住了不少高干。当时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张光年,就是写黄河大合唱的那个光未然,也住那里。傍晚时分,当我在那条小路上摔摔打打学骑车时,常常看到和我同楼住着的作家协会的一些领导干部,骑着自行车,一脸严峻,向崇文门方向奔驰。
崇文门在我少年记忆里,是个闪光的地方,现在回想总结,主要因为它与我学会骑车的记忆有关。会骑车后,活动半径陡然加大,就像后来学会开车的感觉一样。1985年深秋的一天,姐姐结婚,她和姐夫邀请全家人到崇文门那家著名的便宜坊烤鸭店聚餐。那一年我上了大学。
东便门
明清时代北京诸多城门中,东便门是座小城门——所谓“便”门,一指方便出入,二指工程简便,并未大兴土木。然而几百年下来,那么多庄严富丽的城门都已烟消云散,东便门倒残存了一座角楼。
不禁让人想起老子倡导的柔弱与不争:“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故兵强则灭,木强则折。”越是显山露水、出尽风头的,外力逼近时便首当其冲受摧折;越是柔弱,则越充满生机。东便门角楼历经朝代更迭、天灾人祸,至今屹立不倒,自有它的道理。
如果坐火车进北京,东便门将是你见到的第一座地道的北京明清建筑。它离北京火车站只数百米之遥,火车开到东便门时,车速已是极缓,尽可定睛打量。当然,这也是老皇历了,近年北京陆续建成西站、南站,很多人进京已不走北京站。
这座当年小小的城门,如今倒担起北京门户的重任,从柔弱、无争又高歌猛进到首当其冲位置,世事沧桑也真是难料。是福是祸,且看它造化。
火车进京路过东便门角楼时,它在右窗外。此时左窗外,是一片红顶小楼,在灰砖红墙为主的北京,很另类,给不少人留下深刻记忆。那片小楼,是云南驻京办事处。
“云办”餐厅的饭好吃,在北京很著名。有段时间,我在那里几乎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爱吃云南饭只是原因之一,主要是因为新结识了来自云南的A君。那阵子他像住校生周末回家一样,频繁在云南、北京之间往来。因为聊得来,我们经常会到“云办”喝两口。
A君生于云南,父母是大学教授。按说书香门弟,他该老实巴交才是,可A君仿佛生来有反骨,做事从不循蹈常规。大学毕业后放弃政府机关的清闲,自愿下乡挂职当了村长。据说每日天麻麻亮就起床,带领农民兄弟学文化,甚至,讲哲学。他说:观念变革最最重要,几千年的农民观念不变,啥都没戏。
两年村长当下来,村民收入涨了十几倍,上级提拔他到县里工作,他直言相告:这些年光顾着让别人富了,现在有点成效,我该替自己忙乎忙乎了,想靠当公务员致富,没戏。
又三年过去,A君不知怎么地,博得缅国深山老林一个头人的欢喜,人家居然把一整座山交给他开采。A君再来北京,裤兜里随便摸出一块苍翠欲滴的翡翠扔桌上说,拿去玩!我说使不得。他就说:自家地里的白菜,如何使不得!
再后来,A君突然消失,再不来北京。我也再不去“云办”。心里埋着一万个问号,无人能答。
数年之后的一天,我从云南出差回京,在机场排队办手续,赫然见到A君与我相隔两三人,也在队伍中。久别重逢,他竟惜字如金,只说大富大贵都是浮云,又回政府机关做了普通公务员。我对背后的故事当然好奇死了,句句紧逼追问。他不得已,最终叹口气说:被人用枪塞进嘴里,那滋味不好受啊!
那一瞬间,我又想到老子的话: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故兵强则灭,木强则折。
朝阳门
据说朝阳门还在的时候,瓮城墙壁上刻了一束谷穗。那时皇家大大小小的粮仓设在朝阳门附近,多少万吨的谷子麦子,由城门底下进进出出,因此刻谷穗为记。
这些粮仓荒废多年,早被遗忘。不料这两年陡然名声鹊起。先是好几部电视剧都以皇家粮仓为背景;又有一群颇具思古幽情,又具远见卓识的文化人,打造了昆曲《牡丹亭》厅堂版,演出场所,即是改建了一座粮仓,一时间,朝内小街一带文化人云集。
如今朝阳门附近早没什么粮仓,仅从禄米仓、海运仓这类地名,依稀可怀当年之旧。取而代之的,就在老城门遗址周边,起了好几座政府部委大楼,外交部、司法部、文化部等等。这些政府大楼多修建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那时我每天骑车上班必经朝阳门,可算“看着它们长大的”。
朝阳门一带,向来人口密集,如此寸土寸金之地修建大楼,前期拆迁工作量之巨,可以想象。尤其是外交部大楼,就在朝阳门旧址,现今朝阳门立交桥的把角处,需要动迁的人口更是多如繁星。
同事老潘,原来就住朝阳门把角。他家拆迁前夕,正赶上小说家陈染海外归来,到我们办公室上班。老潘作为办公室的老大哥,有天中午请一班同事去他家,炒几个菜,喝点儿小酒,面上是给陈染接风;其实老潘心里,多少有点要抒乔迁之情。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临到尾声了,眼瞅着一场宴会即将散场,老潘突然从柜子深处摸出一瓶人头马,说再喝点吧,反正下午没啥事。老潘说这话时,眼里闪过一丝别样神情,被我捕捉到。依我当时的理解,老潘这份留客之意,别有一番伤感在里头——住了几十年的胡同杂院平房,一万个不方便不如意,真到离别,万端感慨,真要说又没什么可说的,好友相陪,即可消愁。当然,也可能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象,老潘可能啥都没想,更没瞎伤感,不过是我酒没喝够,突然见到酷爱的人头马,自作多情。
总之又喝起来了。又拌了两个凉菜,拍黄瓜、糖拌西红柿,就这么土洋结合地觥筹交错起来。在场众人越喝越松,话越来越多,模样也越来越大,片刻之间整瓶洋酒喝光光。
所谓“片刻之间”,可能又是我的想象,事实是,后来得知,那瓶酒大约有大半被我一人干掉,时间空间在我的意识里已然混沌一片,三小时可能是片刻,一辈子可能是须臾。
不知何时告的别,再清醒过来,我已躺在社科院门口大草坪上。一个慈祥老者站在身边,正对我说:快起来吧小伙子,都睡多半天了!回头着凉喽!我晃晃脑袋揉揉眼睛,发现自己的自行车躺在身边,当即拼了残存的微弱判断力,在脑海里比划了一下北京地图——还成,没走错,从朝阳门回家,必经建国门。
再后来怎么又从建国门回到虎坊桥的家,完全没记忆了。只记得一进家门,就听到电视里新闻联播片头曲庄严响起。心头好生纳闷——怎么都七点了!平时半小时的车程,走了三四个小时?刚想到此,电视里突然哀乐大振。正在洗手间用凉水冲脸的我竖了耳朵听,党和国家领导人邓颖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