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十九)》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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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19
温故(十九)
陈其美的谋士沈翔云
韩复榘其人
胡适的家教
雏凤清于老凤声-也谈赵叔雍
一位十级干部的住房报告
陈其美的谋士沈翔云
张耀杰
沈翔云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曾经是孙中山的追随者。辛亥革命期间,他成为浙江湖州吴兴县同乡、沪军都督陈其美的主要谋士之一。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遇刺后,沈翔云因为掩护滞留上海的袁世凯二公子袁克文,被袁克文作为历史见证者写进《辛丙秘苑》。袁克文笔下的沈翔云,给后人留下了解读还原宋教仁案的另一种可能性。但是,沈翔云生前死后的许多传奇经历,迄今为止依然难以查证核实。
一、沈翔云留学日本的准确时间
关于沈翔云不够准确却相对完整的介绍,见于冯自由《革命逸史》中的《沈云翔事略》一文。摘录如下:
沈云翔,字虬斋,浙江乌程县人。少有大志,肄业于武昌自强学堂。己亥(1899年)鄂督张之洞遴选优秀学生派送日本留学,云翔预焉。时孙总理、陈少白、梁启超先后亡命日本,彼此往还,相与研究革命方略,至为透辟,云翔偕同学戢翼(元丞)、吴禄贞(绶卿)访之,一见如故,对总理尤倾倒备至。己亥庚子间,各省留东学生渐增至百数十人,湘之秦力山、林述唐、李炳寰、蔡松坡、田邦璇、蔡钟浩;鄂之刘百刚、吴念慈、傅慈祥;粤之黎科;闽之郑葆丞;燕之蔡丞煜;皖之程家柽诸人,均属有志之士。云翔一一引见总理,共商天下事,总理深得其助。庚子(1900年)七月唐才常谋举自立军于武汉,留东学生慷慨赴义者二十余人。事败,或死或逃,云翔时在上海,仅以身免。
这里的“云翔”,应该是“翔云”的误写。在林家有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孙中山研究》第一辑中,收录有美国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孔祥吉与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村田雄二郎合写的《孙中山友人沈翔云史实考略》。其中引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于明治33年即1900年5月12日写给日本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关于张权及湖北省武官来本邦视察军事并湖北留学生启航赴日之报告》,颠覆性地否定了冯自由的上述介绍:“沈翔云并非是于己亥年(1899年)赴日留学,而是庚子年随同张之洞之长子张权的军事观察团一同赴日的。”
据小田切万寿之助在这份报告中记载,户部主事张权所率领的军事观察团,包括总兵吴元恺,游击张彪、纪堪荣、刘水金,都司王恩平,县丞白寿铭,哨官武备学生严寿民、艾忠琦、戴任。同行的还有知府钱恂、知县委员徐元瀛以留学生监督身份率领的12名留学生。其中包括长期留学生马肇、卢定远、刘修鉴、姚恭寅、董鸿、沈翔云;短期留学生陈问威、李熙、卢弼、左全孝、尹集馨、黄轸。黄轸就是后来的同盟会领袖人物黄兴。钱恂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的同父异母兄长钱念劬。
1900年5月12日,张权一行人乘坐日本轮船博爱丸从上海启航前往日本,小田切万寿之助在报告中表示说:“张权对本邦感觉如何,至少会影响湖北地方今后的意见。因此,他们抵日后,应当给他们以相当的待遇和便利。张氏会于神户上陆,其他人由横滨赴东京。”
沈翔云抵达日本不久,湖广总督张之洞应武昌两湖书院山长梁鼎芬的要求,于同年6月7日专门致电钱恂表示说:“沈翔云,系学堂最不安分之生,滋事荒谬,已牌示革除。此次虽自备赀斧游学,断不可与鄂生同学,防止染习败群,须另派一堂为要。梁山长谆切言之,屡属鄙人阻止。速照办。”
张之洞及梁鼎芬在电报中指责沈翔云“滋事荒谬,已牌示革除”,应该与沈翔云出国前参与唐才常等人领导的自立会及自立军有关。
唐才常是湖南浏阳人,是两湖书院的学生,因为学习成绩优秀,很得张之洞器重。1898年戊戌政变发生时,唐才常应同乡密友谭嗣同的邀请,正在从长沙经过汉口前往北京的路途之中。他得知谭嗣同被杀的消息后返回家乡,不久辗转抵达日本,一方面积极参加康有为、梁启超的各种“保皇”活动;另一方面与孙中山以及已经加入兴中会的留学生吴禄贞、傅慈祥、戢元丞等人密切交往。
1899年11月,唐才常与湖南留学生林圭(述唐)、秦力山和湖北留学生傅慈祥、吴禄贞等人一同从日本回国。临行前,梁启超、孙中山都来饯行。回到上海后,唐才常、沈荩、毕永年等人在上海组织“正气会”。1900年春天,号称“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方迅速兴起。唐才常等人觉得有机可乘,将“正气会”改名为“自立会”,从注重鼓动读书人的“正气”,转为仿照江湖会党的办法建立“富有山堂”,在长江中下游发行富有票,吸收会员组织自立军。林圭还回到湖南联络会党在长沙设立哥老会中央本部。
随着八国联军开始入侵、慈禧太后向各国宣战,唐才常于7月1日以挽救时局、保种救国为名在上海召开“国会”,选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章太炎、文廷式、吴葆初、叶瀚、黄宗仰、沈荩、龙泽厚、毕永年、林圭等人为议员,由唐才常兼任总干事。林圭、傅慈祥等人,在汉口英租界李慎德堂设立自立军机关总部,将各地自立军勤王武装分为中、前、后、左、右各军及总会亲军、先锋营,兵力约二万人。唐才常等人最初决定于8月9日在安徽大通、安庆和湖北汉口、湖南常德同时起义。由于康有为、梁启超承诺的经费枪械迟迟不能交付兑现,起义日期一再延误。驻安徽大通的自立军前军统领、梁启超创办的东京高等大同学校的留学生秦力山,因为没有得到通知而于原定日期起事,在吴禄贞等人协助下坚持七昼夜之后失败逃亡。从8月18日起,大批会党成员潜入武汉,准备于23日起义。张之洞在梁鼎芬的苦劝和英国人的配合下先发制人,于22日清晨突然采取行动,在汉口英租界逮捕了唐才常、林圭、傅慈祥、蔡科等二十多人,并于当天晚上予以斩杀!
依据小田切万寿之助记录的沈翔云、黄兴一行人第一次前往日本留学的准确时间,冯自由所说沈翔云直接参与自立军起义并且“时在上海,仅以身免”,是不可能的。沈翔云把自立军起义过程中“或死或逃”的二十多名留学生一一引见给孙中山,更是信口开河的无稽之谈。相关的文献资料显示,秦力山是兵败逃亡后,在新加坡认识孙中山的。1899年9月由两湖书院选送为湖北省官费留学生的安徽休宁人程家柽,是在惠州起义失败后,第一个前往横滨山下町寓所拜访孙中山的中国留学生,包括沈翔云在内的许多留学生,其实是由程家柽介绍给孙中山的。
二、沈翔云批驳张之洞
关于沈翔云在自立军起义失败之后的表现,冯自由采用历史演义的笔法介绍说:湖广总督张之洞,考虑到参加自立军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数是由湖北方面派往日本的官费学生,就“驰书东京,剀切劝告,令勿蹈死者覆辙”;从而引起中国留学生的强烈不满。大家嘱托沈翔云起草一封公开信予以批驳,沈翔云在公开信中痛陈革命道理,词意皆妙。惧怕舆论谴责的张之洞看到公开信后,“窘不可支,汗如雨下,即欲作答,而难于下笔”。于是把公开信发给两湖、经心、江汉三个书院的学生们,命令他们每个人写作一篇表态文章,同情沈翔云的许多学生纷纷请假逃学。有一个学生在遵命写作的文章中,极言革命足以亡国。张之洞看到后“击节称赏,令印刷万纸,分寄留东学生传观”。沈翔云读到后再一次宣言说:“吾国亡于满族已二百六十余年矣,岂至今日始言亡国耶?”闻者无不感动。
针对冯自由的上述小说家言,《孙中山友人沈翔云史实考略》进行了较为严谨的学术考证。在落款时间为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也就是1900年9月的《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文》中,张之洞反复劝告上海方面所组织的“国会”以及出洋学生,要忠君爱国,不要听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宣传的“人人有自主之权”、“不受朝廷压力”的谬说;他的最为强硬的理由,就是危言耸听的亡国灭种:
若会匪鱼烂于先,各国瓜分于后,则中华从此亡矣,不能望其复有矣。神为之怨恫,祖考为之号泣,子孙为之窘辱灭绝,奴隶牛马,万劫不复,从康之祸,一至于此!
沈翔云在《复张之洞书》中回应说:“顷者奉到劝戒之文,反复数千言,语长心重,谆谆是告,呜呼!公诚狼狈不堪矣,既惧亡国大夫之诮,又羞蒙杀士之名,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俯仰无聊,欲以自解,其情可悯,其用心抑苦矣。”
接下来,沈翔云反复向“平日守数千年文章诗赋之旧,傲然自负为通学,耳食一二西事,知之未全,便又自以为深通西学”的张之洞,讲解起了他自己所理解的西方文明价值观:“自由平等之理,在欧美各国,虽五尺童子亦莫不知之。故地球之上,苟称为文明国者,其宪法所载,必使人人有立会之自由权。”
针对张之洞的“以国家拱而奉之于朝廷,久而遂视国家为朝廷之物矣”,沈翔云还谈到了欧美各国代议制的宪政民主制度:
下议院者何?全国人民之代表者也。曷为之代表?全国人民不能人人入议院以议定其政事,故于人民中选举若干人以代议其事,所谓代议政体也。代议者,人民之权利不能以君主之威而使之不议,即不能以君主之威而使之无权。此所谓民权也。故议院者,为民而设,非为君而设。若出备采择,是专制国之顾问官,而议院不如是也。
但是,沈翔云在这封公开信中表现得最为大胆也最为激烈的言论,并不是基于他所宣传的“人人自由,人人平等”的文明常识,反而是基于自己根深蒂固的中国特色的刀笔思维和天谴诅咒,斥责张之洞在“北京破,满酋走”的情况下,依然“号于人曰,天下并未全乱”,是“诚昏昏不知外情者矣”。
沈翔云因为《复张之洞书》一举成名的同时,自然会引起被他斥骂为非人化、妖魔化的晚清政府当局的高度警惕。1900年11月14日,中国驻日公使李盛铎致电张之洞报告说:“励志会始自去秋,专为研究学问及译书而设,月聚一次,演说皆系学问,未及国事。惟本年六月有由鄂来东学生沈翔云赴该会演说,语多悖谬,刊入《清议报》。”
成立于1909年秋天的励志会,由来自上海南洋公学的留学生雷奋、杨廷栋、杨荫杭、富士英、秦毓鎏、章宗祥、胡泰等人,来自湖北的留学生戢元丞、王芳,以及来自梁启超创办的东京高等大同学校的留学生秦力山、蔡艮寅、范源廉、唐才质等人,共同发起成立。随着沈翔云、张继、陈独秀等人的陆续加入,励志会逐渐分化出稳健派和激进派。稳健派代表人物是章宗祥、金邦平、吴振麟、曹汝霖、胡泰、王芳等人;激进派代表人物有戢元丞、雷奋、杨廷栋、杨荫杭、富士英、秦毓鎏、张继、沈翔云等人。
由于当时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以“江、鄂学生最多”,李盛铎建议张之洞联合两江总督刘坤一,严饬留学生监督承担起“稽查约束”的责任。正是依据李盛铎的上述电报,张之洞于同年12月29日,向二品大员、湖北汉黄德兵备道、江汉关税务兼办通商事宜岑春萱发出公函,针对沈翔云等人的留学表现,要求岑春萱通过外交渠道照会日本驻汉口领事濑川:
乃访闻诸生中,竟有惑于康、梁邪说,不知自爱,亲附乱党,勾通会匪者,如刘赓云、吴祖荫、程家柽、王芳、卢静远五名,到东后,竟为康党所煽惑,潜与结交。近日所发议论,专宗《清议报》之邪说,设立私会,奖助乱人,赞美逆谋,极为悖谬。……又吴禄贞一名,闻其托故潜行回华,并未回到湖北,曾在大通滋事,现又潜回日本学校;又沈翔云一名,本系湖北武备学生,因事革除,旋自备赀斧,前往日本亦入学校肄业,凡乱谋悖论,皆该生所倡者,尤为险谲之徒。以上两名万万不可教训,应请日本学校查明即行斥除。
消息传出后,两广总督陶模于1901年3月11日致电张之洞说:“闻吾师将调回出洋学生。少年尚气,不可遏抑,彼未必尽信康、梁。恐召回无以自活,转铤而走险,乞酌。”
张之洞几天后回电说:“并无将出洋学生全调回之说。学生助乱者甚多,皆予以自新。逆迹尤著者三人,只不送入学校,不代出学费,声明此三人将来善恶成败不与湖北相涉耳,可谓极宽矣。”
三、沈翔云与孙中山的短暂接触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年出版的《大革命写真集》的第十二集第四页中,刊登有尤列(陈友仁)、唐才质、孙中山、秦力山、沈翔云的一张合影。在后来出版的几乎所有的孙中山影集里面,都会出现这张著名的五个人的合影照片,关于拍摄这张照片的具体时间的说明,却一直莫衷一是。
考虑到沈翔云、黄兴一行人是1900年5月12日离开上海前往日本留学的,当时的孙中山、杨衢云、陈少白、尤列等兴中会成员,正忙于秘密准备同年10月的惠州起义,直到起义失败之后才于11月16日抵达日本东京。沈翔云与孙中山、尤列、唐才质、秦力山等人的密切接触,应该是1901年春天的事情。五个人的这张合影照片的拍摄时间,应该确定为这个时期。在此之前,沈翔云最重要的活动舞台,应该是成立于1899年秋天的励志会。
1901年元旦,励志会在东京上野精养轩召开新年庆祝会,邀请日本进步党领袖犬养毅、菲律宾独立军代表彭西、兴中会代表尤列等人出席会议。同年5月10日,由励志会骨干成员秦力山、戢翼、沈翔云、王宠惠、张继、雷奋等人筹办的《国民报》月刊创刊,孙中山专门派遣尤列从横滨送来五百元经费予以赞助。出于经费等原因,《国民报》只出版了四期就停刊了。关于这段历史,孙中山在《建国方略·行易知难(心理建设)第八章》的“有志竟成”中回忆说:
时适各省派留学生至日本之初,而赴东求学之士,类多头脑新洁,志气不凡,对于革命理想感受极速,转瞬成为风气。故其时东京留学界之思想言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刘成禺在学生新年会大演说革命排满,被清公使逐出学校。而戢元丞、沈虬斋、张溥泉等则发起《国民报》,以鼓吹革命。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
按照冯自由《沈云翔事略》的说法,他当时是《国民报》月刊的发行兼编辑人。等到《国民报》停刊后,“云翔深感经济压迫之苦痛,遂南游星洲,谒闽商邱菽园,力劝其抛弃保皇主义,皈依革命真理。菽园款之于《天南新报》,久久无所表示。云翔乃至香港《中国日报》访陈少白。闻陶模时任粤督,以素与陶子葆廉(拙存)相善,爰至广州督署谒之,葆廉待以殊礼,且引见乃父,凡遇新政兴革事件,辄就之请益,故清末各督抚之政绩,以陶模为比较优良,云翔与有力焉。”
由于陶模很快就离开了两广总督的职位,沈翔云在广州期间并没有留下值得称道的事迹。用冯自由的话说,“壬寅(1902年)以后,《国民报》诸友星散,戢翼开设作新社于上海,秦力山南渡缅甸,王宠惠游学美洲,云翔不知何所枨触,竟伏故园,韬光养晦者多载,生平友好,多莫知其踪迹。”
连“生平友好”都不知道其踪迹的沈翔云,最终还是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端方档》编号1681函中,留下了一封落款时间为“七月二十八日”的私信,从而被《孙中山友人沈翔云史实考略》的作者孔祥吉,发现并且抄录了下来。其中的第一段是这样写的:
自谒帅座,得遂瞻韩。都中晤熊君秉三,知贱名已承齿及,所图报事,又荷玉成,感激之私,匪可言喻。忽来蜚语,至以为奇,惟是时正多故,告者似非无因,听者亦难轻拒。虽仓皇南下,终以情理未符,信疑参半。
这里的帅座,就是从欧洲考察回国后于1906年9月出任两江总督的满族旗人端方。端方在南京将近三年的时间里,多方招募留日学生,并且通过对于刘师培等革命党人的怀柔招安,在很大程度上分化瓦解了同盟会及光复会的革命力量。用沈翔云写在信中的说法,就是“推诚下士,生平交好,半在网罗”。
信中提到的熊秉三,是以参赞身份陪同端方等五大臣出国考察的湖南籍立宪派人士熊希龄。良赉臣,是1899年由张之洞选送赴日本成城学校及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队第二期步兵科留学的满族旗人将领良弼。在南京引荐沈翔云给端方的中间人“质夫”,是与良弼一起赴日本留学的湖北荆州驻防旗人舒清阿,字质甫。良弼和舒清阿都是沈翔云就读湖北武备学校及留学日本期间的老朋友。端方出任两江总督时,任命舒清阿为两江督练公所总参议。1907年5月江南陆军讲武堂成立,舒清阿兼任总办,不久又调往天津,在北洋陆军任陆军步队正参领。沈翔云给端方写信的时间,应该是1907年的旧历“七月二十八日”。他写信的目的,自然是向他在《复张之洞书》中斥骂为“满酋”的端方和舒清阿谋求报效官府的职位,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所图报事,又荷玉成”;“一介微寒,复蒙时时垂注,感激几至涕零”。只是不知道沈翔云到北京谋职期间,是什么人造谣告状导致他求职失败并且“仓皇南下”的。沈翔云即使在“仓皇南下”的情况下,也没有忘记在私信中用“来日方长,益当自勉,誓副钧爱,不负裁成。质夫公毕返宁,或偕叩崇阶,面陈一切”之类的话语,来表白自己的效忠之心。
据袁克文《辛丙秘苑》介绍,他最初恰好是在天津舒清阿那里认识“沈翔之字虬斋”的,因为两个人都有搜集古董字画的癖好,于是便开始密切交往。等到袁克文于1912年冬天在上海再一次见到沈翔云时,“机警多智,学识亦超,善鉴赏,富藏书画”的沈翔云,已经变成他的同乡陈其美的一名“谋士”。
四、陈其美的谋士沈翔云
1911年11月4日凌晨,光复会领袖李燮和率领巡防营、沪军营、巡警队、水师营,会同李英石率领的商团武装以及张承、刘福彪、李征五等人组织的青洪帮敢死队,齐心协力攻占了江南制造局,救出了被制造局总办张士珩扣押的同盟会领袖陈其美,成功光复了上海。11月6日下午,陈其美、黄郛等同盟会人士,撇开领导上海武装光复的最高军事统帅、临时总司令李燮和及其他光复会人士,在小东门原清海防厅署集会商议组建地方政权,由会党头目王金发、刘福彪等人采取恐怖手段控制现场,逼迫与会人士推举陈其美为沪军都督。
11月7日,同盟会方面的上海《民立报》,公开刊登沪军都督府人员名单:“中华民国军政府沪军都督陈其美(号英士,湖州人);参谋李燮和、陈汉卿、钮永建、章梓、李显谟、王熙普、叶惠钧、黄膺白、俞风韶、杨兆、沈翔云。”
11月9日,在上海《申报》公布的沪军都督府各部职员表中,沈翔云的正式职务是沪军参谋部外务科科长。排在他前面的,是谍报科科长应夔丞。两个人的顶头上司是参谋部部长黄郛和副长刘基炎。
同年12月1日,沪军都督陈其美为筹集军政经费,公布了募捐规约和募捐办法。广肇公所,光复军第四营梁少文、林檀浦,军事募捐团,女界协赞会,女子军事团,龙门师范附属小学,协盛和柴炭号,三和新煤号,绸业董事汪思敦,上海商民求减房租联合会刘昌君,仁和号魏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等数十个团体及个人,取得了募捐资格。
12月8日,《民立报》刊登李征五、姚勇忱、沈翔云(虬斋)、蒋志清(介石)、虞洽卿、黄梦九、邬振青、贾子和、张公威、陆兰修、王季高(金发)等六十余人,联合发起中华民军协济总会的公告,宣布以“谋设筹饷统一机关,并调查各省财政盈绌,预算北伐经费,以期准备军需,而作民军后援为宗旨”。该协济总会设会址于上海英租界江西路60号,第一个收件处是英租界火车码头庆祥里中国医院李征五处。12月21日,该协济总会又在开会广告中声称:“今者东南奠定,北伐正殷,惟行军以饷械为先,筹募不容少缓。是以本会历经电达各省都督,设立筹饷统一机关于沪上,均荷电复允准。”
当时任职于中华民军协济总会的湖州人邱寿铭,在《王金发与军饷协济会》中回忆说:“前清官僚拥有巨款潜居上海的,或者是各地奸商土豪居住上海的,经过总会和分会联系后,向他们动员筹措军饷,如有抗拒情形,即行逮捕,押缴募集的款子,由总会交给沪军都督府,作为革命的军饷。”
在《沪军都督府筹饷二三事》中,邱寿铭又回忆了自己与沈翔云(虬斋)等人,向湖州籍富豪同乡强行募捐的情形:
住在上海的官僚富商,经过湖州分会与总会联系后,用普通召开会议的方式,按各姓名发通知书,请他们到湖州会馆开会。书内说明了募集军饷,援助革命经费,希望同胞激发天良,尽力出资援助云。凡是本籍的湖州人,不问其住在上海时间的久暂,只要具有经济能力,即广为招致。例如,南浔刘澄如、庞莱臣、庞青臣、邢氏、张氏、顾氏以及菱湖沈金鉴、荻港朱五楼(久居上海开钱庄),湖城的沈田莘、李松筠、温选臣等,以及逃官蒋澜江等,约有数百人之多。这天会议上午开始,各同乡接到通知后到会者约有百人以上。听报告后大多数拥护革命,情愿捐助军饷,少数人观望不前。不到者决定以后分别去访问,当场各人自己认定,写在簿上。计有刘澄如说定拾万元,庞莱臣五万元,其他三万、五万、一万五千至数百元不等,总计在百万以上。当日有一部分坚决不写或认得太少,经工作者沈虬斋起而大骂,甚至掏出手枪来,有的人一直到黄昏才能回家。我所知道的沈田莘,先认五千元,经过斗争之后写到二万元。朱五楼所开设的钱庄,有官行存款,要他缴出,坚决不肯。经过三天斗争,才将存款交清。曾经做过江苏金坛知县、刮有民脂民膏的逃官蒋澜江,那一天来开会,消极抵抗,由沈虬斋等到他家劝说,说服不成,继之压服,始得认定巨款了事。
协济总会及其他募捐团体,在租界周边采取恐怖手段勒令富户捐助军饷,引起租界当局向中国政府驻沪通商交涉使温宗尧提出强烈抗议。在温宗尧一再要求下,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于1912年3月7日致电陈其美说:
据驻沪通商交涉使来电云:“本月二十四日,有胡承诰者为上海闸北光复军骗出租界,被拘营次,将责以报效军饷十万元。当以筹饷与捕犯系属两事,胡承诰即非有罪,认捐军饷自有私权,今乃逮捕无辜,勒令报效巨款,殊非情理之平。函致沪军都督陈,光复军统李饬令释放在案,乃迄未准放。现在驻沪领事团因此事有碍治安,深抱不平,应请电饬沪军都督陈、闸北光复军统领李即行释放,以免横生枝节。盼切。温宗尧。感。”等语。应请饬查明,立予释放。总统孙文。
关于此事,郑孝胥在1912年3月23日的日记中另有记录:“前日,盛宣怀之孙往江湾观跑马,为浙军擒获,将索重赎,沪军、警察争欲得之;次日得释,沪都督主之。沪上所谓光复军统领李征五者,捕得胡湘林之子承诰,索赎十万元;伍廷芳以司法长争之,孙文电使释之,李不答。越日,胡氏以万元赎去。”
3月26日,郑孝胥又在日记中写道:“报言,陈其美遣卒捕中华银行总理宋汉章及华侨梁建臣。”
沈翔云在沪军参谋部外务科科长任上最为风光的一件事情,是1911年12月25日上午,代表陈其美乘建威号兵轮前往吴淞口,迎接乘坐英国籍邮轮“地湾夏号”经香港从海外归来的孙中山,以及跟随他来到上海的胡汉民、谢良牧、李晓生、黄子荫、陈琴航、朱本定、余森郎、朱卓文、陆文辉、黄菊生,还有美国友人咸马里夫妇和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池亭吉、山田纯三郎、太田三次郎、群岛忠次郎、绪方二三等人。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率领大批随员,从上海沪宁火车站乘专列前往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负责护送的是沈翔云的同僚、沪军参谋部谍报科科长应夔丞。1月2日的《民立报》,关于此事有专门报道:“大总统于十一时乘沪宁火车专车起节,送行者如外交总长伍秩庸博士、民政总长李平书君,沪军都督陈英士君因政躬不豫请假,特派谍报科长应君并先锋队兵士护送至宁。共和宪政会会员、南市商团代表叶惠钧君及南北各军士团均至车站相送,……”
宋教仁案发生后,上海《中华民报》于1913年3月25日不大准确地介绍了沈翔云与应夔丞之间的同僚关系:“前年革命事起,陈英士利用应率其党徒攻制造局。上海光复,陈派沈翔云为都督府间谍科长,以应副之。”
另据邵力子回忆,陈其美为了保证前往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的绝对安全,专门派遣已经于1911年11月10日出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的王金发,化装成“总统专列随员”,身佩双枪暗中保护。陈其美为此事专门对邵力子解释说:“我们革命党惯用暗杀手段对付清政府的显要权贵,也要防止他们用暗杀手段来伤害孙中山先生。有王金发担任秘密工作,就可以放心了。”(沈鹏年:《孙中山与王金发》,《临沂师专学报》,1984年第3期)
五、沈翔云掩护袁克文
关于沈翔云的人生结局,孔祥吉与村田雄二郎合写的《孙中山友人沈翔云史实考略》中,只有虎头蛇尾的一句话:“1913年沈翔云因病辞世。”冯自由在《沈云翔事略》中,也只有简短的一段话:
辛亥武汉光复,陈其美组织沪军都督府于上海,云翔始再出参与帷幄,其美礼之甚优。嗣民元南北统一,仍遁迹乡居,绝意仕进。民二赣、宁讨袁军失败,民党耆旧株连者众,云翔乃迁上海租界避之。袁世凯令沪军使杨善德大兴党狱,侦者探悉云翔寓处,诡为车夫伺于门,候云翔出,侦者遽拉之直向华界,投之于狱。云翔移书王宠惠求援,宠惠多方营救,奉无以应,云翔寻见杀于沪军署。
相比之下,袁克文署名寒云连载于1920年上海《晶报》三日刊的《辛丙秘苑》,关于沈翔云最后岁月的叙述,就显得更加翔实也更加珍贵。只是他与把沈翔云误写成为沈云翔的冯自由,犯了同样性质的错误,把沈翔云的姓名误写成了沈翔之:
沈翔之字虬斋,陈其美之谋士也,……予游沪,复遇之。因宋教仁案,党人多有指予主使者,颇欲得予而甘心,赖翔之力为解释,幸免祸变。时陈其美、应桂馨谋乱江南,思擒予为质,予未知也。一日,桂馨宴于其寓,翔云预诫予不可践。是夕,桂馨以车来,必邀予往,且嘱予载怡情、琴言诸妓偕行,予过怡情处邀之,怡情亦止予不赴,盖翔之预嘱其阻予也。予遂以书谢辞。后始知桂馨之谋,诚危矣!
关于自己的“游沪”,袁克文在《自述》中介绍说:“辛亥武汉变作,先公再起督师,命文守洹上,处四方危乱之中,得苟安焉。先公班师,文亦奉眷北上。国难方定,而家祸兴。文不获已,走海上。未几,先公觉为宵人间谗,亟遣使召文归。文感于先公之慈明,不欲复以不谨累先公忧,遂放情山水,不复问家国事。”
这里所谓的“为宵人间谗”,指的是大哥袁克定捏造谣言,陷害袁克文与袁世凯的六姨太太叶氏私通。关于这位六姨太,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中介绍说:
我父亲在直隶总督任上,曾派二哥到南京替他办一件什么事。由于二哥生性好在外面玩乐,所以公余之暇,就常到钓鱼巷一带走走,因此结识了后来六姨太太。两人一见倾心,互相订了嫁娶的盟约。在二哥临行的时候,她赠给二哥一张照片留作纪念。依照我们家的规矩,儿女从远道归来,是要向父母磕头“请安”的。二哥返津复命,正在磕头的时候,不料这张照片却从他身上失落下来。我父亲看到了这种情况,就指着地上连声问:“是什么,是什么?”当时二哥还没有结婚,自然不敢在父亲面前透露自己的荒唐行为。他情急智生,就说是他在南边给我父亲物色了一个很好看的姑娘,现在带回来的这张照片,为的是征求我父亲的意见。我父亲一看这张照片的倩影,果然很美丽,就连声说:“好!好!”接着便派了向来给他做这种差使的符殿青带了银钱将她接了回来。那六姨太太原是和二哥有着嫁娶之约的,现在看到是袁家派了人来接,很自然地便想到二哥身上,便也收拾行装,欣然北上。没有想到在“洞房花烛夜”,却发现她意想中的翩翩少年,竟变成了一个满嘴胡须的老者,她那哀怨之情,想也不会少于我的母亲吧!
据王晓华编著的《名士袁寒云》介绍,1911年底,袁世凯到北京出任晚清政府的内阁总理,随后又接替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等到局势基本稳定之后,他命令袁克文把家属从安阳洹上村护送到北京。一家人离开安阳之前,六姨太叶氏出于怨恨,与袁克文发生争执,哭闹着把当年克文送给她的定情之物寿山冻石章扔出门外。这件事情恰好被三弟袁克良看到,到北京后袁克良又告诉了大哥袁克定。袁克定便指使克良向袁世凯告状,说克文与“六妈”演了一出《西厢记》。已经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为此大发雷霆之怒,克文得到消息后仓皇离家逃往上海。袁世凯事后询问叶氏,已经为袁世凯生儿育女的叶氏解释说,她之所以与克文发生争执,是因为克文对于父亲的几房姨太太厚此薄彼,从来不向她这个“六妈”请安问好。袁世凯明白自己错怪了克文,便专门派人到上海给克文送去钱款并接他回京。克文却宁愿留在上海“放情山水,不复问家国事”。
六、袁克文眼中的宋教仁案
按照袁克文在《辛丙秘苑》中提供的一面之辞,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遁初),是陈其美(英士)与应夔丞(桂馨)合谋杀害的,他自己当时恰好在上海,并且接触到了陈其美的核心圈子:
二年冬,予适在沪,知先公遣秘使迓遁初者数至,遁初察之稔,欣然命驾。行之先,陈英士、应桂馨等宴之。筵间,陈询其组阁之策,遁初曰:“惟大公无党耳!”陈默然。应詈曰:“公直叛党,吾必有以报。”言时,即欲出所怀手枪,座客劝止之。遁初曰:“死无惧,志不可夺。”遂不欢而散。而陈、应日相筹谋。予故友沈虬斋,陈之党也。曾谓予曰:“遁初不了!”予详诘之,虬斋曰:“同党咸恨之,陈、应尤甚。迩来靡日弗聚议,虽亲如予,亦不获闻,偶密窥探,辄闻遁初云云,辞色不善也。”未几难作,遁初竟死矣!应桂馨知赵秉钧畏遁初夺其位也,遂假道于洪述祖,诱得电信。初意但为邀功计,不期适以此而移祸也。
这里的“二年冬”,应该是民国一年即1912年冬天的误写。1913年的除夕也就是公元1913年的2月5日前后,袁克文确实是在上海四马路周边的妓院里,与他所喜欢的妓女们一起度过的。有他所写的《除夕》诗为证:
应到江南觉早春,旧寒翻触客中人;
柳光花影都无赖,酒色歌声自有因。
百恨集来浑似醉,一痴卖去未忧贫;
懒将前事心重省,为说今宵判故新。
1913年的3月20日宋教仁案发生,袁克文也面临着被陈其美、应夔丞等人扣为人质的危险。等到他在沈翔云等人帮助下离开上海返回北京时,应夔丞、武士英已经被陈其美身边的王金发、陆惠生、周南陔等人,协助租界巡捕缉拿归案。租界巡捕及国民党人士,还在应夔丞家中搜查出了应夔丞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国务总理兼内务部总长赵秉钧之间的往来密电及密信。按照袁克文的理解,他的父亲袁世凯“初不知赵、洪之谋,及电发觉,尚不信赵之出此,赵亦力白为人伪造,非己所发”。于是,他劝说袁世凯通电自辩,袁世凯回答说:
予代人受过多矣,从未辩。我虽不杀遁初,遁初亦由我而见杀,更何辩焉!彼明于察者必自知之。不思予既欲杀之,不必招其来而杀之可也;或待其来,陷以罪杀之亦可也;予杀之之道不一,胡必待数使招之,乘其将行而杀之?斯明授人以柄,虽愚夫不为也。况反对予者如孙文、黄兴、陈其美辈皆可杀,胡必但选一助予组阁、不用党人之遁初而杀之?此理不辩必有自明之日也。惟予必杀应桂馨,为遁初复仇可耳。
关于陈其美与应夔丞之间的复杂关系,袁克文分析说:“斯时应已就狱,赖陈英士辈隐为之助,而北方之势力尚未达于沪,赵、洪又不自承,且为证之电,惟‘毁宋酬勋’四字。既云‘酬勋’而内阁并无为洪辈请勋事,故先公始终坚持,不使赵就沪狱,令提应等入都,南中又坚持不许,相持至二次革命,陈始拯应出狱。既谓应贪北方之勋而杀遁初,陈反拯之何也?”
据当年的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报道,有自称哈佛大学毕业的吴某介绍说,此前他曾任孙中山和陈其美的秘书,知道他们平日的来往函件,其中颇多谈论武器装备之类的事情。应夔丞入狱之后,经常与孙中山沟通信息。应夔丞的越狱逃走,是孙中山收取贿赂加以释放的结果。1913年8月1日,《民立报》记者就此事采访孙中山,孙中山在谈话中驳斥说:“此种令人齿冷之谣言,殊为可笑。……至幽禁一说,更令人可笑。租界何地,非北京可比,而能行此不法之举乎?虽然,俟吾人讨贼事毕,‘宋案’终有水落石出之一日也。”
8月20日,天津《大公报》以《宋案要犯应桂馨与姚荣泽逃矣》为题报道说,7月24日晚上,“宋案要犯应桂馨,并前杀害周、阮二士之山阳县司法长姚荣泽等,乘南北两军开战之时,由狱逃脱,全狱人犯悉数逃荆。或谓上海地方检察厅模范监狱狱官吴确生被贿通,所以任由应等由该狱大门而出。江苏都督程雪楼已饬令上海地方检察厅汪厅长密查矣。”
1938年8月,上海《锡报》逐日连载半老书生笔录当年的国民党上海交通部交际长周南陔的口述回忆《宋教仁先生被刺之秘密》,其中把应夔丞(桂馨)等人越狱逃跑的第一责任人,明确锁定在陈其美(英士)身上:
除武士英已中毒毙命外,直到二次革命起兵时,应桂馨尚未定谳。二次革命在上海方面的主动策划人,就是陈英士、钮惕生诸先生,攻打江南制造局的隆隆炮声,至今还遗留在上海人的脑海里。不幸失败,陈英士先生率领革命军自南市撤退闸北的一天,周南陔先生是值日高级副官,当时曾向陈请示,说刺宋要犯应桂馨,押在城里地方监中,这人还是将他带到闸北军中,还是就在此时把他枪毙了?那时陈先生正在爱文义路黄克强先生公馆里,因为军书旁午,昼夜不眼,精神十分疲惫,正患着目疾,双眼红肿,不能睁视。周先生请示后,他思索良久,然后回答道:“不必!此案既归司法办理,应由司法处理。我辈向来责备袁世凯违法,现在不能自蹈其咎。”说着,因为不能睁眼,用手作势,指着另一手心道:“放心!放心!总在我们的这里。”(这里,即指手掌。)周先生不敢违抗,只得作罢。后来,应桂馨便在兵荒马乱时,纠合地方监众囚犯,越狱逃走,不知下落,国民党重要分子因军事失败,袁世凯缇骑四出,纷纷出国远避,事实上再也不能顾到应桂馨的问题。当时,陈英士先生未在革命军撤退时,将应桂馨明正典刑,立予枪决,似乎是一小小失着。
1913年10月20日,到青岛寻找洪述祖的应夔丞,由青岛来到北京,与虞、蒋、王、吴四名同党一起,投宿在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家中。“每天纵酒寻芳,大张花宴。如余庆堂之胡翡云、宝贵堂之李步卿、武升班之秦寓、栖凤园之王凌波(即老秦寓),无不旦夕围绕。胡翡云与王凌波大闹醉琼林,即为应吃醋也。”
12月21日,应夔丞等人迁居李铁拐斜街同和旅馆,他的父亲应文生和妻子薛氏随后也来到北京,住在骡马市大街长发栈33号、12号等房间。据沈阳《盛京时报》于1914年1月14日报道说:“此次应放胆入京,闻者无不咄咄称怪。不知应夔丞因为何事,于九日乘四点三十五分钟由京来津。火车行至杨村相近,突有人出刃将其刺死。当应坐在头等车位时,因房暖只着白绸衫,曾有两人带枪保护,而竟出不防。连伤两刃,且刺客得以免脱。可谓奇矣。”
袁克文在《辛丙秘苑》中极力否定宋教仁案与袁世凯有牵连,对于袁世凯主使杀掉应夔丞倒是毫不隐讳:
及事平,应请洪解说,欲效忠于北,先公佯许之,赦其罪。及应至都入觐,先公俟其退,语雷震春曰:应某狼视,不可留也,且遁初死其手,尤不可不诛之。雷曰:应某遵令投诚,诛之不信,且有以阻后来者,如必杀之,以暗刺为宜。又越数日,先公闻应居旅馆,过事招摇,乃令雷速办。雷一方嘱人告应曰:元首以君居京,易触人耳目,可赴津暂避。一方遣人伺其行随之,刺杀于车中。
接下来,袁克文为袁世凯辩护说:“杀遁初之主谋者,陈、应也,应既诛之,陈亦被刺于沪寓;与闻者,赵、洪也,赵为仇家杨某所毒,洪则绞首于狱;行事者,武某也,入狱未久,即被毒杀以灭口矣。遁初之仇可谓复矣,而先公久冤不白,予既知之详,则不忍不言,非予袒所亲也。先公居位时,执法处杀人多矣,予亦不能为讳。……遁初有灵,当亦不甘使先公长冒杀之之名而弗白也。”
利用包括“执法处”在内的军警人员,在自己所控制的势力范围之内从事明杀及暗杀活动,是掌握军政大权的袁世凯的一贯做法。而利用青帮大佬应夔丞的秘密会党从事革命暗杀甚至于革命暴动,一直是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汪精卫等革命党人的路径依赖。在这个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也最为恐怖的,恰好是前沪军都督陈其美。在拥有足够多的军政资源应对宋教仁非暴力的议会选举及政党内阁的情况下,作为大总统的袁世凯,是不大可能选择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外的上海地区,冒险从事授人以柄的暗杀活动的。即使他丧心病狂地非要在上海暗杀宋教仁,也不会把与主持暗杀活动的应夔丞等人一起吃喝嫖赌的亲生儿子袁克文撇在一边,既不予以通知也不加以保护的。
1975年,香港大华出版社把袁克文的《辛丙秘苑》,与他的生前文友郑逸梅化名陶拙庵写作的《“皇二子”袁寒云》合集出版。郑逸梅在《“皇二子”袁寒云》中介绍说:
《辛丙秘苑》,是他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他写这稿,非常郑重,一再涂乙,乃倩人誊录,再加修润,然后付诸手民。但他为亲者讳,处处为袁世凯辩护,洗刷盗国的罪名,当然立论是不公允的。当时叶楚伧首先排斥他。有一次宴会,邵力子遇见了克文,不与招呼,原来邵也是反对他颠倒黑白的。但这部书涉及许多人物故事,却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史料,那也不能一笔抹煞的。
到了晚年写作的《袁寒云撰〈辛丙秘苑〉的始末》中,郑逸梅进一步介绍说:“寒云撰文委罪于陈英士,亦有所借因。原来宋教仁北上,陈英士竭力阻之,恐他受袁世凯的羁縻,……奈宋自信力很强,曰:‘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混浊,岂得为大丈夫哉!’不应竟去。陈没有办法,只得任之。陈固有醇酒妇人之癖,一天,和诸狎友宴于妓女花雪南家,正酣饮间,忽有人来报宋被刺于北火车站,陈初闻之愕然,既而却举杯向诸狎友说:‘可干此一杯。’人们便误会陈闻宋死,而藉杯酒庆功。实则陈之所以如此,无非有憾宋生前不听劝告,结果遭此毒手而死于非命。”
作为当事一方,袁克文依据自己所亲历的历史事实为父亲袁世凯提出辩护,是法律赋予他的最为基本的个人权利。与陈其美关系密切的国民党高层人士叶楚伧、邵力子,完全可以拿出更加翔实的事实证据来正面反驳,以便使宋教仁案像孙中山公开表示过的那样,“终有水落石出之一日也”,而不是不负责任地采取“排斥”与“反对”的态度,回避当年的历史事实。宋教仁作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和国会议员,正大光明地前往北京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是完全谈不上“受袁世凯的羁縻”的。袁世凯既然要“羁縻”宋教仁,也就完全用不着痛施毒手,把他杀死在前往北京接受“羁縻”的上海火车站。晚年郑逸梅不以超然中立的立场评判是非曲直,反而以政治正确的态度指责袁克文“子为亲讳,歪曲了事实,把刺宋教仁一案,委罪于陈英士,欲盖弥彰”,其实是更加不负责的“欲盖弥彰”。
七、沈翔云的人生末路
关于沈翔云的人生末路,袁克文在《辛丙秘苑》中介绍说:“先是翔之佐其美再举兵,事败后蛰处沪上。翔之忽电先公退位,先公一笑置之。统率办事处诸人则衔之深,悬重金缉之。其友贪赏,饮以药酒,载之入华界,执付探者,遂解至都下执法处。翔之乞与予一见,执法者告以予游鲁未归。翔之谓执法者曰:‘拟乞寒云代予陈请,愿著党史,幽锢终身,但乞贷一死耳。诸公如能代达元首,当泥首以谢,况劝退位之电乃他人主使,非予衷也。’执法者不之应,翔之叹息久之。及予至,已弹杀之矣。”
统率办事处的全称是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1914年5月1日,袁世凯公布《中华民国约法》,将责任内阁制改为总统制,取消国务院及国务总理,在总统府内设政事堂,以国务卿处理政务。同时在军令系统废军事处,设“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统率全国陆海军。办事员包括黎元洪(副总统兼参谋总长)、段祺瑞(陆军部长)、刘冠雄(海军部长)、荫昌(侍卫长)、萨镇冰、王士珍。
袁克文所说的“游鲁未归”,指的是1914年春天,他奉袁世凯之命送二姨太李氏生育的长女袁伯祯,出嫁给前清两江总督张人骏的儿子张允亮。然后又与易顺鼎、姚鹏图、步翔在济南、泰山、曲阜等地观光考察、游山玩水。用袁克文的话说,“予游鲁返京之日,即翔之被害之日。”袁克文回到北京后,与袁世凯谈到沈翔云。袁世凯表示说:“早有告者,必可赦也。予曾读其所作劝学篇书后,深赏其才,竟不得其死,惜哉!”袁克文表示说:“翔之前岁入都,即有北向之志,以嫉之者多,无为容者,遂怅怅南归,今构此祸,亦彼佐陈其美妄杀之报耳。”父子谈话的结果,袁世凯命令厚葬沈翔云,并且允许把他的棺材运回湖州家乡。
与沈翔云案相印证,袁克文在《辛丙秘苑》中,还谈到他在“癸丑之先”即1913年之前,对于广东商人唐景星之子、国民党天津支部负责人唐继星的救助:
民党有唐继星者,粤商唐景星子也。清末季,以革命入清苑县狱,至辛亥,始释出,寓天津,理国民党支部。癸丑之先,有女党人输弹械入都,屡为京探破获,谓继星为魁,悬金购之,探者密布。继星犹自以为无所患也,日作狎邪游,昵一妓,寝食必于是。予于友人筵中识之,颇相得,日夜饮博。
有一天晚上,袁克文在天津南市唐继星所喜欢的妓女家里喝醉了酒,出门时恍惚发现有军警在马车旁边守候。他虽然没有太在意,却以醉酒为由,要求唐继星送自己回家。第二天酒醒之后,有人告诉他昨天晚上无意中救了唐继星。因为侦探找到这个妓女家里时发现袁克文在场,就没有直接冲进去抓捕唐继星。酒宴结束后,见唐继星上了袁克文的车,仍然没有动手抓捕。袁克文为此事专门到日租界的德义楼拜访唐继星,劝告他暂时不要到南市的妓院,并且写信给军警当局替他解释开脱。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军警方面再没有骚扰唐继星。袁克文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便在唐继星喜欢的妓女家里请朋友们喝酒赌博。袁克文的车夫悄悄走进来告诉他,军警已经包围了这家妓院。赌博结束后,袁克文告诉唐继星说:“我今天有重要的事情与你商量,请你务必和我一起到德义楼去谈一谈。”唐继星已经与他喜欢的妓女约好要在这里留宿,袁克文表示可以请这个妓女一起前往,唐继星这才答应下来。军警见袁克文与唐继星手挽着手上了马车,只好再一次放走了唐继星。
来到德义楼,袁克文告诉唐继星说:“我已经为你解释过了,现在看来竟然没有作用。你在这里住下去肯定是要出事的。而且军警今天的人数比以前更多,恐怕他们执行的是特别命令。”
唐继星听了,询问袁克文该怎么办。袁克文立即让旅馆的服务人员去询问有没有南下上海的日本商船。得知当天晚上刚好有商船南下时,他亲自把唐继星送到了船上。事后有人质问袁克文,为什么要救助与袁世凯中央政府为敌的唐继星,袁克文回答说:
谋政者公也,友谊素私也,虽不可以私废公,亦不可以因政丧谊。继星有谋,予未见之,亦未有实施之迹,不能专断也。版式既善于予,予友也。岂可坐视其死而不一拯济耶!后苟作乱,自有正其罪者,今予但尽予心耳。倘已作乱,予亦不与之友矣。
让袁克文没有想到的是,他后来听说唐继星在上海被自己的兄长所出卖,“诱至华界,执付使署,遂解京弹杀矣!”
沈翔云死后,与他和陈其美、应夔丞关系密切的洪门首领王金发,也一度向北京中央政府投诚。1915年1月11日,陆军部向王金发的母亲下达批文:“据禀已悉,尔子王逸既未附和乱党,已准免缉。嘱其安分读书,养才待用可也。”王金发在母亲催促下前往北京会见陆军总长段祺瑞及陆海军统率分事处的其他负责人,请客送礼花费了两万多元,统率办事处却向王金发提出限期拿捕韩恢、詹大悲、蒋介石、夏之麒、夏尔屿、陆惠生、姚勇忱等人的自赎条件,从而把他置于两边不讨好的为难境地。1915年5月3日,与陈其美“密谋在浙起事”的王金发,带着姚勇忱和妓女出身的爱妾花宝宝,以在西湖营造别墅为名来到杭州。浙江都督朱瑞向袁世凯密报王金发“来杭意图叵测”,在陆军统率部办事处任秘书的章介眉力主捕杀王金发,致使王金发于6月2日被朱瑞杀害,年仅三十三岁。与王金发同时被捕的姚勇忱,也于7月1日被枪决。
通过Google在网络中搜索,看到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7年第1期嘉德四季拍卖会上,曾以拍卖过一幅文徵明(款)山水、书法、手卷。画面上的题识是这样的:“宋李公麟有赤壁图,予分为前后两卷师其意,兼用赵承旨设色,虽古今人不相及而兴致则同也。长洲文徵明制。”
除钤印“徵明”之外,画面上另有这样的鉴藏印章:“沈翔云长寿印。字曰心岫。项子京家珍藏。虬斋吴兴沈翔云审定。子京墨林珍赏。赵宦光印。凡夫荇农鉴定。心岫所有。简静斋湖州陆氏所藏。高士奇图书记。赵宦光题引首。”
通过网络还可以搜索到《江南三铁印谱》,其中有与吴昌硕(苦铁)、钱瘦铁齐名的篆刻家王大(冰铁)刻写的“吴兴沈翔云长寿”、“虬斋一字心岫”、“心岫审定书画真迹”等多方印谱,足以证明浙江湖州吴兴县人沈翔云字虬斋一字心岫,当年确实是一位很有艺术造诣的古董书画鉴赏家和收藏家。可惜的是,这位有着传奇经历的革命文人,连一份相对完整准确的传记材料,都没有能够留传下来。与他生死之谜直接相关的宋教仁案的一部历史真相,也随着他的死亡永远埋没在了历史长河之中。
韩复榘其人
康鹏 王琰
韩复榘是“七七事变”前山东的统治者,曾担任过河南省主席、山东省主席、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等职。抗战初期,他坐视国土沦陷,拥兵十万却不战而逃,被蒋介石正法。韩复榘是抗战中第一个被军法处死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也是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时期按军法处死的军衔、军阶最高的国民党军将领。
在军阀征战中屡立战功
韩复榘(1890-1938),字向方。1890年生于河北省霸县的一个小康之家,他的父亲韩静源是前清秀才,以在私塾教书为生。韩复榘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韩复榘自幼聪明好学,幼时就入私塾跟随父亲读书达七八年之久。1900年,韩复榘十岁时,义和团运动爆发,因韩复榘的叔叔接触过洋人,被义和团视为“二毛子”而斩首,韩家宅院也被焚烧,从此家境沦落,韩复榘也被迫辍学。韩复榘十四岁时,父母做主为他迎娶当地名士高步瀛的侄女高艺珍为妻。
韩复榘成家后,因为字写得好,经人介绍到县衙任“帖写”,相当于现在的文书。由于薪俸极低,加上他又嗜赌如命,欠下了大量赌债。十九岁那年,他为了躲债,出走东北到新民府当兵,被编入清军第二十镇第四十协第八十标第三营。当时该营的管带是冯玉祥,他见韩复榘写得一手好字,就叫他当了司书。从此之后,韩复榘跟随冯玉祥多年。韩复榘作战勇敢,不断逐级提升,与石友三、孙良诚、刘汝明、孙连仲等成为冯玉祥的得力战将,被称为冯玉祥的“十三太保”。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韩复榘参加了冯玉祥领导的北京政变。之后,出任国民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1925年11月,国民军进攻天津,韩复榘率敢死队首先攻入天津,并因此被升为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兼天津警备司令。1926年,韩复榘先后出任第八军司令官、第六军司令官,参与抗击北洋军阀各派对国民军的联合进攻。南口大战后,国民军遭到很大挫折,当时冯玉祥已被迫出洋,韩复榘不服代总司令张之江的指挥,联合石友三一起投靠了晋军,被阎锡山委任为晋军第十三师师长。同年9月,冯玉祥自苏联回国,重召旧部,整军誓师五原,韩复榘和石友三脱离晋军复归冯玉祥。1927年4月,韩复榘随冯玉祥入潼关,7月抵郑州,出任第三方面军总指挥。10月,率部参加了对抗晋鲁联军的第一次兰封大战。11月,又参加了第二次兰封大战。1928年4月,韩复榘率部参加了国民党的二次北伐,一路过关斩将,于6月6日首先进抵北京南苑,被誉为“飞将军”。这时,蒋介石已决定将平津地盘委于阎锡山,电令韩复榘部不得入城,分驻南苑、通州一带。接着,晋军入城,将奉军留驻北京的鲍毓麟旅换出。鲍毓麟旅是应各国公使的请求并征得南京政府同意留驻北京的,担保日后和平退回奉天。但当鲍毓麟旅行至南苑时,却被韩复榘的部队包围缴械。韩复榘此举引起各国外交使团的指责,惹起一场外交纠纷,这件事史称“鲍旅事件”。不久,韩复榘部被南京政府缩编为第二十师,开赴河南漯河驻防。同年12月,冯玉祥为安抚韩复榘,委任他为河南省主席,但同时又撤去他第二十师师长的职务,派与他素来不和的石敬亭接任师长。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韩复榘重新担任第二十师师长,并出任讨逆军第三路总指挥,统率七个师南下。当韩复榘部行至湖北孝感时,蒋桂战争已告结束,蒋介石派人前往慰劳,又邀韩复榘到汉口会晤,蒋介石对韩复榘嘉奖备至,临别时还送给韩复榘一张十万元的支票,并说已在上海为他准备了一处住宅。蒋介石的极力拉拢,使其萌生了投蒋之意。
同年5月,冯玉祥策划反蒋,决定将部队先行西撤,然后寻机反击。韩复榘不肯西撤,遭到冯玉祥的训斥。于是,韩复榘联合石友三、马鸿逵叛冯投蒋,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军第三路讨逆总指挥、西北军总指挥,仍任河南省主席。
韩复榘虽然投靠蒋介石,但也并非死心塌地为蒋效力。同年10月,蒋冯战争爆发,他极力避免与冯玉祥交战。12月,蒋唐战争爆发,他开始拥唐反蒋。1930年3月,中原大战爆发之前,蒋介石将韩复榘调往山东,出任冀鲁豫剿匪总指挥,使他远离冯玉祥、阎锡山及石友三,而韩复榘也乐得往山东发展,避免夹在蒋、冯、阎之间。中原大战爆发后,韩复榘奉命率部在山东与晋军展开连场恶战,牵制了晋军的主力,使蒋军能够取得战争的主动权。为使韩部更加卖力作战,9月5日,蒋介石正式任命韩复榘为山东省主席。
从此,韩复榘登上了山东“土皇帝”的宝座,开始了对山东长达八年的统治。
坐拥一方的“土皇帝”
韩复榘主政山东以后,趁蒋、冯、阎还陷于中原混战之机,迅速将山东的军、政、法大权集于一身。为巩固山东地盘,保存实力,他截留地方税收,大力扩充自己的军队。韩复榘刚到山东时,他的第三路军仅剩下两万多人,韩复榘通过征兵拉夫和收编土匪,很快就将三个师扩编为五个师又一个旅。此外,他还在山东建立了五支地方民团武装,自任总指挥。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已拥兵十万,成为一个实力强大的地方军阀。为使财政不虞匮乏,他又办起了民生银行和平市官钱局,进而掌握了山东全部地方金融。
韩复榘刚登上山东省主席的宝座时,胶东地区十八个县市尚在军阀刘珍年的控制之下。刘珍年自己任命官吏,税收也不交给省里,所控制地区实际上是个独立王国。韩复榘为称霸全山东,于1932年8月挥师东进,向刘珍年部发动进攻。9月,双方在昌邑、掖县(今莱州)一带展开激战,死伤惨重。刘珍年向蒋介石求救,蒋介石电令韩复榘停止军事行动,但韩复榘并不执行。蒋介石当即调集两路大军援刘攻韩,后在张学良、丁惟汾等的干预和调解下,韩刘双方达成协议,刘珍年部移防浙江,胶东的税收由南京方面派员征收,胶东战事遂告平息。
韩复榘在将刘珍年驱逐出胶东的同时,还诱杀了企图重返山东谋求东山再起的前山东军阀张宗昌。此外,华北悍匪刘桂棠(外号“刘黑七”)率土匪两万人进入山东,攻城略地,韩复榘出动大部队进剿,将刘匪赶出山东。韩复榘也残酷镇压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枪杀了邓恩铭、刘谦和、郭隆真等著名的共产党人。
蒋介石在中原大战后期把山东地盘交给韩复榘,是出于迫不得已。中原大战结束后,韩复榘已在山东站稳了脚跟,蒋介石也无可奈何,但是他千方百计要瓦解韩复榘的统治,派亲信张苇村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监视韩复榘的行动。对此,韩复榘也有办法应付。1932年元旦,张苇村被人暗杀,经侦查,杀人凶器竟在省党部调查室主任谌峻岑家搜出,谌峻岑被捕,不久即暴死狱中,于是,“张案”就此不了了之。蒋介石安设在山东的这个情报机关被铲除,蒋介石气得牙疼病复发,却又无可奈何。韩复榘在山东的统治始终与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有一定矛盾,实际上是处在半独立的状态。
不战而逃遭枪决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韩复榘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负责津浦路北段和山东省的防务。在抗战前,韩复榘夹在蒋介石和日本人之间,为求自保,他采取了两面政策,与日本方面有所往来。抗战爆发后,韩复榘的态度有了改变,表示对日“决绝”,积极进行抗战。韩复榘还组成以何思源为团长的“战时工作团”,赴黄河以北铁路沿线及其东西各县开展工作。
9月,蒋介石命韩复榘拨出两师归华北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指挥,韩复榘极不情愿,但也无可奈何,只得勉强派曹福林的第二十九师和展书堂的第八十一师开往华北。10月,在冀、鲁战场正处于紧要关头时,蒋介石却以加强淞沪战场为名,将辅助山东防守的一个重炮旅撤走。韩复榘得知后大怒,急令展书堂连夜回撤,致使第六战区的形势由胜转败,德州、宁津等地相继失守。
11月中旬,日军逼近黄河北岸,韩部官兵一再要求出战,韩复榘被迫亲自率曹福林、李汉章、展书堂等师渡河迎战,与日军进行连日激战,伤亡惨重。其后,韩复榘拼死从济阳突围而出,下令撤退黄河北岸防线,拆毁黄河大铁桥,改在黄河南岸设防。日军很快就逼进到黄河北岸,但并未渡河,只是隔岸与韩军对峙。韩复榘也不出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再三催促亦无济于事,结果,日军在攻下南京后,对济南发起攻击。日军仅有千余人渡过黄河,而韩复榘有四个军十几万人,为保存实力竟放弃济南,向南退却,使日军长驱直进。韩复榘率部逃离济南时,手下部队奉他的命令,连日在济南市内公开抢掠银行、工厂、仓库,并放火焚烧省政府各机关、高等法院、火车站、国货商场等,名曰“焦土抗战”,给济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12月27日,日军占领济南。1938年1月1日,日军占领泰安。4日,占领曲阜、兖州。8日,占领济宁。韩复榘退到鲁西曹县一带,方才安下阵脚。
由于韩复榘对日军抵抗不力,十天之内,山东大半即沦入敌手。蒋介石与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会商后,决定严厉查办韩复榘,借此鼓励人心士气。
蒋介石诱捕韩复榘颇费了一番心机。他先是嘱李宗仁在徐州召集一个会议,然后由李宗仁将韩复榘带到开封。1938年1月7日,李宗仁直接在徐州召集第五战区军政会议,韩复榘却借故推托,让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去开会。蒋介石又假借1月11日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电召韩复榘与孙桐萱参加。韩复榘不知是计,欣然前往。在会议上,蒋介石怒斥韩复榘丢失山东,韩复榘不服而反驳道:“山东丢失,我有责任。可是南京丢失算谁的责任?”弄得蒋介石当时就无法下台,只好说:“我问的是山东,不是问的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韩复榘还想反驳,身旁的刘峙拉着韩复榘的手,假意劝他到会场外,随后过来两名宪兵把韩复榘拘捕,韩复榘这才知道上了当。韩复榘随后由戴笠押送到武汉,关押在汉口国民党“军法执行总监部”的一座二层小楼上。1938年1月19日,蒋介石组织高等军事法庭会审,以“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的罪名判处韩复榘死刑。1月24日晚,韩复榘被特务及宪兵枪杀,死时四十八岁。
韩复榘被杀后,尸体于1月25日收殓,移往武昌长春观内暂厝。以后,由其妾纪甘青等将尸体运往豫南鸡公山安葬。1954年,经人民政府批准,韩复榘的灵柩由其子女迁往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安葬。
关于韩复榘被杀的真正原因,韩复榘的次子韩子华曾在《国家先锋历史》、《文史博览》等报刊上撰文,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在西安事变时,韩复榘发出的两封支持张学良电报,让蒋介石忌恨在心;同时韩复榘截留税款,还解散了整个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各县党部。这所有一切,激化了他与蒋介石的矛盾,蒋最终以“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的借口除掉了韩复榘。
亦文亦武非草莽
不少人认为韩复榘是一个不识字的一介武夫,实际上出身于书香门第的韩复榘的国学根底很深,他不但擅长书法,而且文章写得也很有文采。韩复榘幼时入私塾随父亲读书达七八年之久,其间就熟读十三经,能诗善文,尤以书法见长。韩复榘十几岁就能到县衙任“帖写”,以及后来投军后能受到冯玉祥的赏识当了司书,都要归功于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韩复榘曾参加过滦州起义,1937年,国民政府批准在北京西郊建立“辛亥滦州革命先烈纪念陵园”,纪念碑的碑文《辛亥滦州革命先烈衣冠冢铭并序》,就是冯玉祥安排韩复榘写的。山东省从事多年文史研究的纪慧亭老先生断言:“韩复榘决非老粗,应属于旧知识分子范畴。”济南教育学院教授、当代著名学者徐北文曾发表文章说:“韩复榘在西北军以能诗文、擅书法发迹。他在山东主政后,把一些术士、僧道统统赶出衙门,并重用何思源、梁漱溟、赵太侔等新派文人。韩与张宗昌的不同,是由于文野之分。”“笔者年幼时曾瞻望其风采,颇有老儒风范,其诗亦合平仄规律,通顺可颂。”
曾受国民政府派遣,到山东工作过一段时间的陆立之,1994年在《炎黄春秋》上著文,谈到他与韩复榘接触后的种种感受。他说第一次见到韩时,“就感觉到世人是误解了他”。又说:“凭我个人观察,根据其人待人接物的各种姿态、其谈吐表白、其心态流露,我认为韩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在当时国民党所谓‘儒将’中,还很难找到第二人。”
以上人物对于韩复榘的评价,或许有过誉之辞,但至少都能说明韩复榘确实颇具国学根底,即使可能算不上是“国民党中儒将第一人”,也绝对不是民间故事中说描写的是一介武夫,更不是“草包”。
韩复榘还是一名有勇有谋的猛将。1925年11月,国民军进攻天津,任国民军一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的韩复榘亲自率敢死队首先攻入天津,因此被升为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兼天津警备司令。1928年4月,奉军十二个师攻河南,冯玉祥任韩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韩率部击溃奉军,攻占北京南苑,成为第一支到达北京的北伐军,一时成为全国瞩目的风云人物,各报皆誉之为“飞将军”。
澄清吏治,绥靖地方
韩复榘主政山东后,很快改组了省政府,提出了“澄清吏治”、“根本清乡”、“严禁毒品”、“普及教育”四项施政计划。张绍堂、李树春、何思源等是他的主要幕僚。
在吏治方面,韩复榘规定政府人员都必须穿戴与士兵一样的布制服装,对政府人员吸食毒品惩罚很重,一旦发现,轻则革职,重则枪毙。他特别厌恶贪官污吏,专门设立了高级侦探队,对各部门和各市县进行明察暗访,定期直接向他密报。发现有贪污受贿官员立即逮捕,以军法处置,当时经常有一些贪污受贿的公安局长、县长被枪毙。韩复榘还给公务人员规定了严格的工作时间,规定省府机关每周进行三次朝会:星期一为“总理纪念周”,星期三为“勉励会”,星期五为“军事训练”。韩复榘和各厅长、省府委员轮流讲话,并常常点名,点名不到者定受惩罚。
韩复榘上任后不久,山东境内匪情严重。他先后颁布了《守城剿匪办法》以及各种剿匪奖惩办法。韩复榘亲自担任清乡督办和清乡总局局长。鲁南抱犊崮山区(今枣庄境内)是土匪活动猖獗之地,韩复榘自任总指挥亲临前线督剿,前后历时一个半月,作战数十次,斩获土匪数千人。
刘黑七乃流窜华北七省的巨匪,聚众万余,烧杀奸淫抢掠,无恶不作。韩复榘先是派兵进剿,因收效甚微,遂改剿为抚,将刘黑七部改编为山东警备军。未及半年,刘黑七不听调遣,率部窜入河北继续为匪。刘黑七经过霸县时还掘了韩复榘的祖坟,以发泄仇恨。两年后,刘黑七再度窜向鲁西,继续为匪。韩复榘率军严阵以待,亲督手枪旅赴泰安坐镇指挥。由于旷日持久未能剿灭刘匪,韩复榘曾向南京政府递送辞呈,经蒋介石再三挽留,韩复榘才打消辞意,继歼灭刘黑七之后,韩复榘又相继剿灭了山东境内的其他小股土匪。到1935年左右,山东境内的大股土匪已基本肃清。
韩复榘主鲁以后雷厉风行,禁烟禁毒。对于吸食鸦片者,韩复榘的做法是“事不过三”,第一次抓住就打一顿,第二次抓住还是打一顿,如果是第三次抓住,就二话不说直接枪毙。对于抓住的毒品贩子,则无论其叛卖毒品的数量多少,一律枪毙。韩复榘在山东杀人较多,许多人说他“杀人如麻”,动不动就杀人,其实,他杀的人绝大部分都是土匪和烟贩。
共事何思源,礼遇梁漱溟
韩复榘刚刚由河南省政府主席调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时,新省府班子基本上都是他由河南带来的原班人马,只有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与南京国民政府方面关系密切,又是蒋介石点名安排在山东的。起初,韩复榘认为何思源是蒋介石派来的人,对何思源怀有戒心,十分冷淡。
韩、何之间的第一次交锋是因省财政要削减教育经费引起的。何思源愤而面见韩复榘,态度强硬地表示:教育经费不但不能减少,以后每年还要增加。他还说:“这不是我个人的事,事关后代青年。主席要我干,就得这样,不叫我干,我就走路!”不成想,性格直爽的韩复榘非但没有被触怒,反而起身对他说:“我决不欠你的教育经费,你放心吧!”
正是不打不成交,韩复榘与何思源从此反倒成了朋友。韩复榘非常赏识何思源的耿直和勇气;何思源则发现“和韩复榘相处很容易,向韩直攻是有效的,对他要爽快些,说话不要转弯抹角。韩复榘虽然好明杀人,但他不是阴险的人”。尽管如此,韩复榘周围的人还是不能容忍何思源的存在,非要把他从山东挤走不可。韩复榘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全省政府只有何思源一个人是山东人,又是读书人,我们还不能容他?不要越做越小,那样非垮台不可!” 对教育工作,韩复榘总是放手让何思源去做,而且没有向教育界安排过一个私人,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
韩复榘十分尊崇中国传统文化,主张要重新弘扬孔教,以旧道德作新生活,启导民众走入思想的正轨,“在旧道德礼义廉耻孝悌忠信的范围内竭力实行”,他认为只有提倡旧道德,注重“四维”、“八德”,使之在人民心里潜移默化,才能使异端邪说无隙可乘,共产主义思想不禁自息,才能培养起国民千万世的精神命脉。他的这些思想,对他统治山东时在文化教育方面所采取的施政纲领也有一定的影响。
韩复榘主政期间,加强了对学校教育的控制,对学生实行严密的训育制度,利用各种机会向学生宣讲三民主义理论,攻击共产主义思想,灌输“礼义廉耻”、“忠孝仁爱和平”的封建伦理道德,“藉以匡正其思想言论行动”。他积极倡导“尊孔读经”的文化复古运动,发起修复孔庙活动,在济南主持祀孔大会并成立“文化建设协会山东分会”,自任名誉干事长。1934年韩复榘发起成立“山东孔教会”(1937年改称“山东孔学会”),提倡“倡孔教”、“正人心”。
韩复榘治鲁期间十分重视教育。他曾说过:“近来我国社会愈趋愈下,最大原因为教育落后而不普及,凡事皆不知其所以然。”在他就任之初,就将“普及教育”列为四项“政治计划”之一,制定了《山东省各县强迫儿童入学办法》,勒令学龄儿童必须入学,经劝告不听者受罚。韩复榘治鲁七年,不但从来没有拖欠过教育经费,而且教育经费逐年增加。据当时的教育厅报告,省教育经费,1932年之前每年是二百多万元,1933年之后每年则增至三百多万元;县教育经费(地方)1930年是三百多万元,1931年之后每年则增至四百多万元,1935年后更增至五百多万元,使得山东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
韩复榘主政之初,全省只有初级中学十三所和后期师范六所。韩复榘鼓励各区县办学,将教育工作的好坏作为考核县长政绩的主要内容之一。韩复榘在学校教育方面推行义务教育,所谓义务教育即在全省一百零八个县开办两千多所短期小学,每年拨付经费在二三百万元,自1935年起开办。在以后的几年中,山东省除原有学校大大增加了班次以外,又增设了许多中小学,还增设一所医学专科学校、八所乡村师范和四所职业学校。
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设立国立青岛大学,次年改名山东大学。山东大学名为国立,其实大部分经费由山东省库支付。以韩复榘为首的山东省政府大力支持该校的创办,每年协款三十六万元,占该校全部经费来源的百分之六十。韩复榘还令省、县两级政府每年拨款几十万元,通过民众教育馆进行社会教育。韩复榘除进行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外,鉴于“乡村教育落后,农村破产”,又特别强调乡村教育,以便“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双轨进行”。
韩复榘在山东期间另一项可称道的是,大力支持并推行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计划”。韩复榘在听了北京大学教授、“中国乡村建设派”的创始人梁漱溟的讲学后,对他的道德学问很是仰慕,后来便在山东鼎力支持并推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计划”,旨在以此推进政治及行政改革。韩复榘说:“中国紊乱至此,非从农村整理入手不可,余个人对此迷信甚深。在济南曾办‘村治学院’,现在山东又办有邹平之‘乡村建设研究院’。”又说:“我学识浅陋,而有学识的即‘乡村建设研究院’。因为它是集合知识能力分子在救济农村,一方(面)培养农民知识,一方(面)把农村组织起来,有组织才有力量。”他还说:“军队需要整理,不整理早晚要垮;政治也需要改革,不改革也是早晚要垮的。”他呼吁:“我不会改革,请梁先生帮我们改革吧!”韩复榘对梁漱溟非常尊重,当面称之为“梁先生”。凡梁漱溟所提建议,韩复榘大多采纳。梁漱溟也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经费主要是靠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河南靠冯玉祥,在山东靠韩复榘。”
起初,韩复榘划出邹平、菏泽、济宁三个县为乡村建设实验区,以后扩展到两个专区(菏泽、济宁)共十九个县,所有专员、县长和保安司令都由“乡建”派人士担任。仅菏泽几个县就训练出约五万人的地方自卫武装。由于“乡村建设研究院”掌握了地方军政大权,当时人们称其为“第二省政府”。 在那个军阀混战的时代,韩复榘作为一个地方军阀,能有这样的胸襟和雅量,确实十分难得。
梁漱溟以后评价韩复榘说:“韩复榘作战英勇,又比较有文化,方深得冯玉祥的重用和信任,一步步提拔,而成为冯手下的一员大将。后来他离冯投蒋,去山东主政八年,曾试图做出一些政绩,直到抗战爆发,被蒋介石杀头。”“他对儒家哲学极为赞赏,且读过一些孔孟理学之作,并非完全一介武夫。”
1938年,韩复榘在开封被蒋介石诱捕后,蒋介石为搜罗韩复榘的罪名,曾召见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开口先问:“韩复榘欠你多少教育经费?”“韩复榘是怎样卖鸦片的?”性格耿直的何思源不肯落井下石,实事求是地回答说:“韩复榘从未欠过教育经费,也并不出卖鸦片。”
身为省主席,不改草莽本色
何思源回忆的几件事,颇能反映韩复榘的性格。
1933年至1935年,黄河三次决口,山东受灾,南京政府派卫生部长刘祥恒前往山东视察灾情,却没有带来分文救灾款。韩复榘听说后就对何思源说:“你去招待他,对他说,中央来山东视察的人已有几起,我们连招待费都花不起了,如果刘祥恒不拿救灾现款来,就别来见我。”韩复榘还曾经组织灾民到铁路上拦截火车,凡不交款者就不许通过,并派兵保护灾民,告诉士兵谁敢动灾民一下,就向谁开枪。韩复榘还曾经将鲁西三十多万名灾民,分别送到鲁东及胶济津浦两铁路沿线未受灾地区“代养”一个冬季,韩复榘对各县县长说:“灾民是我请来的客人,你们要好好招待。”
韩复榘曾多次对人说:“我决不喝兵血。”他每月的薪俸是六百多元,特别办公费一千元,特别开支两万元,这些都在预算内。特别开支包括顾问及应酬开支,如冯玉祥带着一营卫兵在泰安居住两三年,就由此款供给。再加上其他各种收入,韩复榘每个月的个人可动用款也不超过三万元,比起贪婪无厌的大军阀来,这在当时可谓小巫见大巫了。
韩复榘的生活是比较朴素的,穿衣和士兵一样,不过比较整齐清洁,对于吃的也不甚讲究。有一年冬天到了,他的姨太太纪甘青穿上皮大衣准备外出,韩复榘见了追到二堂口,揪着头发把她拉了回来,骂道:“我的兵还没穿上棉衣,你敢穿皮的出去!”
韩复榘的发迹是和冯玉祥联系在一起的。以后他虽叛冯投蒋,但后来冯玉祥两次去他治下的泰山,都是他安排一切食宿。中原大战失败后,冯玉祥去了泰山隐居。当时蒋介石还在通缉冯玉祥,但韩复榘还是把冯玉祥当老父亲一样看待,不仅安排了冯玉祥个人的生活,还安排了冯带来的一个营的卫兵的生活。第二次是冯玉祥在张家口搞察哈尔抗日,失败后又去泰山隐居,自己及其所带卫兵所需生活费用均由韩复榘安排供给。从这一点上来看,韩复榘还是比较讲义气的。
草菅人命的“青天”
韩复榘在治鲁期间,自订法律,确也不乏草菅人命。韩复榘喜欢升堂断案,自诩为“韩青天”,经常以山东省主席和第三路军总指挥的名义干预司法,亲自坐堂审案。起先,他审讯的范围也仅限于盗匪一类的案件,到了后来,便发展到刑事案件、民事诉讼、民事纠纷等无所不包。他经常亲自坐堂审案,随心所欲地判决,有时他又微服私访,遇有讼狱即升堂审断,如同儿戏,致使怨声载道。韩复榘之所以被一些人称为“青天草包”,也正是源自于此。
根据一些当事人回忆以及有关资料记载,韩复榘审案一般在每周三、周六和周日上午,地点常设在省府大堂前(现在的济南珍珠泉院内,山东省人大常委会机关驻地)。正中放四扇屏风,前面放两层台子。韩复榘总是站或坐在第二层台子上。审问时两名法官各抱案卷,分列韩复榘的左右,韩复榘的前面则是荷枪实弹的执法队,地下放一大捆绳子和七八条军棍。
审问开始,所有犯人都被带到堂前,由司法科长和军法处长分别唱簿子,手指堂下犯人,姓甚名谁,案情如何等。韩复榘有时追问几句,有时一句也不问,高兴时,常回头过问站在一旁的记者:“我问得如何?”记者只能回答:“主席问得好。”韩复榘听完一个案情介绍,便举手加在额上闭目沉思片刻,然后他的手由上而下一抹,手如果往左摆,执法队就明白,这是表示开释的意思,随后就给犯人松绑,并令其站在左边。如果他的手是急剧地往右一摆,执法队即明白,这是主席要将此人枪毙的意思,就会命令其站在右边。
韩复榘的审案以速审速决出名,几十人乃至上百人的案件,他用不了多久就能审讯完毕。判决也非常简单:要么释放,要么杀掉,很少有进行再审的。
审讯完毕,韩复榘走下座位,用手指向左边的说:“开释!”指向右边的说:“枪毙!”被开释者连连向韩复榘磕头,称颂韩复榘为“韩青天”。被处死的人则大呼冤枉,哭叫连天,随后便被拖上卡车运向刑场执行枪决。韩复榘就在这一片喧闹声中退了堂,然后得意洋洋地骑着自行车在大堂上绕上几周,表示快意。
胡适的家教
魏邦良
早在就读于上海中国公学时,年轻的胡适就写过一篇《论家庭教育》,此文发表于1908年9月6日的《竞业旬报》上,其中说道:
什么叫做家庭教育呢?就是一个人小的时候在家中所受的教训。列位看官你们不听见俗语中有一句话么:“山树条,从小弯”(这是我们徽州的俗语);又说道:“三岁定八十”,可见一个人小的时候,最是要紧。将来成就大圣大贤大英雄大豪杰,或是成就一个大奸大盗小窃偷儿,都在这“家庭教育”四个字上分别出来。儿子孙子将来或是荣宗耀祖,或是玷辱祖宗也都在这“家庭教育”四个字上分别出来。看官要晓得这少年时代,便是一个人最要紧的关头。这家庭教育便是过这关头的令箭,所以我今天便详详细细的说一番。
列位且听我道来。我们中国古时候,最注重这家庭教育。儿子还在母亲怀中没有生下来,便要行那胎教。做母亲的,席不正不坐;行步不敢不正;不听非礼之音;不说非礼之言,这便叫做胎教。儿子生下地来,便要拣一个好的保姆,好好的教导他。六岁教他什么,七岁教他什么,八岁九岁教什么,到了十岁才出来从师读书。十岁以内,便都是父母的教训,这便叫做家庭教育。
看官须记清,我中国古时的人,都是受过家庭教育来的了。看官要晓得,这家庭教育最重要的便是母亲。因为做父亲的,断不能不出外干事,断不能常常住在家中,所以这教儿子的事情,便是那做母亲的专责了。……现在要改良家庭教育,第一步便要开办女学堂。
在文中,胡适强调“这家庭教育最重要的便是母亲”,所以,“现在要改良家庭教育,第一步便要开办女学堂”。遗憾的是,胡适后来的妻子江冬秀没有进过学堂,按胡适的观点,她是无法成为一个称职的母亲的。
胡适关于家庭教育的观点终身未变,晚年,他曾对秘书说过这样一番话:“娶太太,一定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太太,就是别的方面有缺点,但对子女一定会好好管理教养的。母亲有耐心,孩子没有教不好的;孩子教不好,那是做母亲的没有耐心的关系。”
胡适和江冬秀育有三个子女。长子胡祖望虽接受了高等教育,但远远未能达到胡适对他的期望,胡祖望取得的成绩与他的“名父之子”的身份是不相称的。小儿子胡思杜就完全不成器了,读了两个大学都未能毕业,还染上不少坏习气,最终被美国当局驱赶回国。女儿素斐五岁那年患病,救治不当,夭折。
胡适公务繁忙,无暇照顾、管教孩子,而他的太太江冬秀因没有接受教育,对孩子,无论是养育还是管教,都不甚得法。所以,胡适晚年对秘书说的这番话充满了苦涩,充满了无言之痛。
1927年2月5日,远在美国纽约的胡适给江冬秀写了封信,信中谈到夭折的女儿。
冬秀:
我今天哭了女儿一场,你说奇怪不奇怪。
我这几天睡少了,今天下午无事,睡了半点钟。梦里忽然看见素斐,脸上都是病容。一会儿就醒了。醒来时,我很难过,眼泪流了一枕头;起来写了一首诗,一面写一面哭。忍了一年半,今天才得哭她一场,真想不到。
我想我很对不住她。如果我早点请好的医生给她医治,也许不会死。我把她糟掉了,真有点罪过。我太不疼孩子了,太不留心他们的事,所以有这样的事。今天我哭她,也只是怪我自己对她不住。我把这首诗写给你看看。
……
在这封信里,胡适虽然只是自责,但既然他认为,女儿是因为治疗不当被“糟掉”的,父亲难辞其咎,做母亲的,难道就没有责任?
胡适强调做母亲一定要有耐心,而江冬秀因为文化程度不高,耐心自然有限。从下面这封写给胡祖望的信中,我们或可对江冬秀的教子之方略知一二。
祖望:
你还不写信来给我,快写信来,你好好的读书,不听话我回来要打你呢。我出来带好东西给你。
妈妈
胡适对长子胡祖望的期望原本是很高的,1929年8月26日胡适给长子胡祖望去了封信,当时,胡祖望即将去苏州读书。
祖望:
你这么小小年纪,就离开家庭,你妈和我都很难过。但我们为你想,离开家庭是最好办法。第一使你操练独立的生活;第二使你操练合群的生活;第三使你自己感觉用功的必要。
自己能照料自己,服侍自己,这是独立的生活。饮食要自己照管,冷暖要自己知道。最要紧的是做事要自己负责任。你功课做的好,是你自己的光荣;你做错了事,学堂记你的过,惩罚你,是你自己的羞耻。做的好,是你自己负责任。做的不好,也是你自己负责任。这是你自己独立做人的第一天,你要凡事小心。
你现在要和几百人同学了,不能不想想怎么样才可以同别人合得来。人同人相处,这是合群的生活。你要做自己的事,但不可妨害别人的事。你要爱护自己,但不可妨害别人。能帮助别人,须要尽力帮助人,但不可帮助别人做坏事。如帮人作弊,帮人犯规则,都是帮人作坏事,千万不可做。
合群有一条基本规则,就是时时要替别人想想,时时要想想:“假使我做了他,我应该怎样?”“我受不了的,他受得了吗?我不愿意的,他愿意吗?”你能这样想,便是好孩子。
你不是笨人,功课应该做得好。但你要知道世上比你聪明的人多的很。你若不用功,成绩一定落后。功课及格,那算什么?在一班要赶在一班的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赶在一校的最高一排。功课要考最优等,品行要列最优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但志气要放在心里,要放在功夫里,千万不可放在嘴上,千万不可摆在脸上。无论你志气怎样高,对人切不可骄傲。无论你成绩怎么好,待人总要谦虚和气。你越谦虚和气,人家越敬你爱你。你越骄傲,人家越恨你,越瞧不起你。
儿子,你不在家中,我们时时想念你,你自己要保重身体。你是徽州人,要记得“徽州朝奉,自己保重”……
……
儿子,不要忘记我们,我们不会忘记你,努力做一个好孩子。
可胡祖望毕竟是个孩子,贪玩,没把胡适的教诲放在心里。一段时间,他的成绩很不好。对此,胡适相当失望。
胡适做人修养极佳,常告诫他人“不要给人看一张生气的脸”,对“容忍”推崇备至。可他也说过这样的话,什么都可以容忍,就是不能容忍愚蠢。由于他对子女期望过高,所以当胡祖望的考试分数不理想时,胡适也会因为急躁而失去了耐心。他曾给长子胡祖望写过这样的信:
祖望:
今天接到学校报告你的成绩,说你“成绩欠佳”,要你在暑期学校补课。
你的成绩有八个“4”,这是最坏的成绩。你不觉得可耻吗?你自己看看那这表。
你在学校里干的什么事?你这样的功课还不要补课吗?
我那一天赶到学堂里来警告你,叫你用功做功课。你记得吗?你这样不用功,这样不肯听话,不必去外国丢我的脸了。
今天请你拿这信和报告单去给倪先生看,叫他准你退出旅行团,退回已缴各费,即日搬回家来,七月二日再去进暑期学校补课。
这不是我改变宗旨,只是你自己不争气,怪不得我们。
爸爸
尽管胡适相当克制,但他的失望与气恼还是从字里行间泄露无遗。
1938年,江冬秀带着小儿子思杜在上海避难。期间,胡思杜沉迷于赌博和京戏中,挥霍无度,手头紧就将家中物品偷出去卖。远在国外的胡适听到消息后,十分不安,忍不住在信里对妻子指教了一番:
冬秀:
我盼望你不要多打牌。第一,因为打牌最伤神,你的身体并不是那么结实,不要打牌太多。第二,我盼望你能有多一点时候在家照管儿子;小儿子有一些坏习气,我颇不放心,所以要你多在家照管照管儿子。第三,这个时候究竟不是整天打牌的时候,虽然不能做什么事,也应该买点书看看,写写字,多做点修养的事。
胡适毕竟是胡适,随着年岁的增长,他越来越意识到宽容的重要性,对于孩子的成长,他也知道,鼓励比批评更重要。
1939年,胡祖望在美国留学,江冬秀给胡适去了封信要他转交给儿子,胡适阅后觉得不妥,就扣下这封信,并在回信中委婉地批评了妻子:
冬秀,你对儿子总是责怪,这是错的。我现在老了,稍稍明白了,所以劝你以后不要总是骂他。你想想看,谁爱读这种责怪的信?所以我把你信上关于他的朋友李君的事告诉他了,原信留在我这里。
我和你两个人都对不住两个儿子。现在回想,真想补报,只怕来不及了。以后我和你都得改变态度,都应该把儿子看作朋友。他们都大了,不是骂得好的了。
因为担心思杜在上海继续学坏,胡适后来还是设法安排他去美国留学。遗憾的是,胡思杜在美求学期间,依旧热衷赌博,成绩一直很差,父子关系非常僵硬。胡适的特别护士(也是他的秘密恋人)哈德门小姐曾写信给胡适,劝他对儿子的态度要和缓一些:
……思杜十四号开始上课,所以你或许会希望他能路过去那儿看你。当然,他来看你的目的,是希望在你回国以前能跟你见个面。你们的交谈,还有他的信可以说明一切。他在纽约的时候,会住在我们这儿,我希望你会要他在回学校以前去看你。我推测他非常渴望能得到你的认可和建议。我觉得现在时机已经成熟,是他饥渴地想要跟你有真正的沟通的时候。这也将有助于他在攀援人生的阶梯当中找到一个歇脚之处。自从我认识他以来,他在这一个迷失的阶段里,可以说是成熟最多。如果你能够做到不要让他对你望而生畏,你见到他的时候,气氛就会比从前好多了。……思杜很失望,在他日趋成熟的当下,你和他连好好相聚一下的余暇都没有。……
此信使胡适意识到,儿子的不成器,身为家长的他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他对小儿子的态度因此有了很大的改变。1946年6月16日,胡适在日记里写下这样的文字:
昨夜太热,在床上看书,到半夜后两点,还不能睡。忽然记起小三今天毕业,今天又是美国人的“father’s Day”(父亲日),我很惭愧我对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死了),都没有尽我能够尽的责任!
两点起来,写一电报给小三:Congratulation! Whatever happens today ,my love Father.(不管今天发生什么事,恭喜你!爱你的父亲。)
胡适晚年,仍常常想到小儿子思杜。1961年5月14日,胡适对秘书谈起了自己的小儿子,说:
1946年父亲节那天,我想起我的第二个儿子思杜,我打了一个电报给他。他在印第安纳大学读书的。谁知他那个学期根本没去上课,他把我汇给他的钱全部跑马跑光了,还欠了一身的债。结果为了两张支票的事,险些儿被警察找去了,后来由我的一位朋友把他救出来。他的两个衣袋里全是当票,一张是我给他的一架打字机的当票。这个儿子五尺七寸高,比我高一寸,比大儿子高两寸,肩膀很阔,背也厚--孟真的肩膀很阔,所以孟真特别喜欢他。
尽管思杜念书不成,被赶回国,胡适失望归失望,但还是很宽容地对待了儿子,他说:“后来他回来了,我也没有责备他。”
雏凤清于老凤声-也谈赵叔雍
蔡登山
2009年1月13日的《上海书评》26期有星桦《谈赵叔雍》,文中说:“谈起赵叔雍,内地的出版物所记都很简略,连生卒年也多有出入。前读《颜惠庆日记》,提及他的地方均错译成‘赵叔荣’。《上海近百年诗词选》将他的生卒年定为(1902-1960),而2008年12月28日《上海书评》刊曹其敏《话说‘梅党’》一文作(1900-?),都错了。”而张晖在《赵叔雍其人及其他》文中亦说:“赵叔雍的生平行迹在大陆沉晦已久,各类辞典都对他的卒年付之阙如。”但从赵氏《高梧轩诗全集》末附其女儿赵文漪跋可得知,赵氏是卒于丁巳(1965)年“七月三日丑时”。虽是如此,但其行迹还是简略,笔者查考当年与他有过交往的人士,梳理出一些线索,或可拾遗补阙也。
赵叔雍(1898-1965)名尊岳,斋名高梧轩、珍重阁,江苏武进人。他的父亲赵凤昌(字竹君),是张之洞的重要幕僚,在清末民初政坛上很有影响力。略微知道一些近代史的人,即使不知道赵本人,但对于“两江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昌”这句“谑而虐”的刻薄讽刺,总是有些耳闻的。根据姚崧龄所写的《民国人物小传》云:“赵凤昌(1856-1938)少时家贫,失学,入钱庄习贾。嗣以挂欠,被斥退。富户朱某鉴其聪明伶俐,为纳资报捐杂职,分省广东候补,时年甫二十。旋入粤藩姚觐元(彦侍)署中,任书启。光绪十年(1884),张之洞任两广总督,凤昌夤缘充督署文巡捕(侍从)。日久受之洞赏识,升充文案,参预机要。光绪十五年(1889),之洞移督两湖,遂随赴武昌,益见信任,升充总文案。凤昌读书虽少,而记忆力强,且富忍耐性,工于迎合揣摩。与之洞朝夕相处,久而久之,极能了解之洞心性,悉其癖好,居然能代拟公牍,符合旨意,摹仿其书法,几可乱真。光绪十九年(1893),大理寺卿徐致祥奏劾之洞辜恩负职,涉及凤昌。查办结果,之洞免议,凤昌则革职永不叙用,勒令回籍。时官已保至直隶州知州矣。之洞对凤昌所受处分,不免抱屈,特于武昌电报局给予挂名干薪差使,常川驻沪,为其耳目。凤昌于是与盛宣怀、张謇、何嗣、沈瑜庆、陈三立、汤寿潜、施炳等人结识。庚子拳乱,与诸人谋议,劝导张之洞参加东南互保。光绪末年,对于君宪运动,暗中复多鼓吹。时与主办《时报》之狄葆贤(楚青),及江浙名流多所往还,互通声气。辛亥革命,南北议和,北方代表唐绍仪抵沪后,即挽凤昌约晤张謇,暗示袁世凯如能被推为总统,则不难迫使清廷退位。凤昌原与绍仪熟识,所居上海公共租界南阳路惜阴堂遂变为南北代表与同盟会要人黄兴等幕后商洽条件之所。迨孙中山先生返国,亦尝与诸人相见于惜阴堂。而凤昌则面陈沪汉情势,及建国理财诸要端,颇蒙采纳。关于当时争执最烈之第一任内阁总理,必须由同盟会会员担任一问题,竟然经凤昌从旁建议由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即以会员资格当选充任,获得中山先生同意,而告解决。盖与会诸人认为办法如此,双方兼顾,绍仪可作孙、袁两临时总统新旧交替之桥梁,使南北统一,早日实现。凤昌以此,亦遂被誉为‘民国诞生之助产婆’云。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际,汉冶萍(煤铁)总公司主持人盛宣怀逃避日本,政府因即指派凤昌代表官股出任该公司董事长。嗣以不同意以公司产权押借日款而辞职。寻与张謇、章炳麟、汤寿潜、熊希龄及江浙地方人士,于同盟会之外,组织‘统一党’,由张謇任理事长,章炳麟任秘书长,凤昌任基金监。临时政府北迁后,凤昌反对‘统一党’党部随之北移,遂辞去基金监职,不问党务。从此息影沪滨,以迄寿终。”
其中关于赵凤昌的被革职永不叙用一事,学者孔祥吉在《评一代奇人赵凤昌及其藏札》中认为,刘禺生在《世载堂杂忆》所记含混不清,大多是沿袭胡钧所编《张文襄公年谱》所载,不排除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可能。而当时曾派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瀚章按照徐致祥所参各节,查明据实具奏。李瀚章居官圆滑,不愿得罪人,因此称赵凤昌非但无干预公事,反而“曾将洋行例送茶金,呈缴充公”。但刘坤一的调查报告说赵凤昌“其人工于心计,张之洞颇信用之。该员虽无为人营谋差缺实据,而与通省寅僚结纳最宽,其门如市,迹近招摇,以致物议沸腾,声名狼藉。……不恤人言,罔知自爱,似应请旨即予革职,并勒令回籍,以肃官方”。这些评语不能说不严厉,正是导致赵凤昌的被革职的主因。
根据钱听涛的资料说,赵凤昌元配夫人洪元,生一女名汝欢,又名志仁,适苏州潘一山。继配夫人周南,广东人,生女汝和,又名志道。早年就读上海中西女塾,辛亥革命时到武汉参加救护队,支持民军,以后留美,与杨杏佛结婚。据《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书称,杨杏佛遇刺时他们已离异,但仍去吊唁送挽联。她一直活到1976年才以八十七岁高龄在上海去世。她和杨杏佛生有儿子杨小佛,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一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
周夫人生子赵尊岳,原名汝乐,字叔雍。赵叔雍可算是“名父之子”。在上海南洋公学毕业后,周夫人不愿他随姊赴美留学,遂从清末民初四大词人之一的况周颐(蕙风)填词。据况蕙风的女婿陈巨来在《安持人物琐记》中说:“赵老乃求朱(疆村)介绍,以叔雍执贽侍函丈焉,每年奉束修一千元(其后又有潮州巨驵之子陈蒙安[运彰]为弟子,年奉五百元)。时叔雍只十八岁,专以填词为主,蒙安亦如之。当时况公为二人所改削之词稿,几润饰十之八九也。余乙丑冬为况氏东床后,盖屡见不鲜也。叔雍自列况门之后,将况公所著之《蕙风词》二册、《蕙风词话》四册、《证壁集》二卷等四五种之多,均由叔雍独资付扬州姜文卿刻字店刊木版印成行世者,而他自己亦有《和晏小山词》一册附之于后。此和词,据况公告我云:因感其刊印之功,故为之大改大润者云云。”
赵叔雍对词学有很深的造诣,撰写了许多词学方面的研究文章。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赵叔雍辑《明词汇刊》(又称《惜阴堂汇刻明词》、《惜阴堂明词丛书》),汇集明词二百六十八种,是迄今明词辑刻规模最大的丛书。赵氏搜辑明词,始于1924年。他早岁师从况蕙风,蕙风辑《历代词人考鉴》已至元代,因明词无多,难以继续。赵氏承蕙风之业,遂立意于明词之辑刻。至1936年,得词林同道赵万里、唐圭璋和著名藏家董康、徐乃昌、叶恭绰等相助,汇集当时即已罕见之本,“随得随刊,将三百家,各集均撰短跋为记”,即今《明词汇刊》本。唐圭璋先生为之撰写跋语评价说:“叔雍方汇刻明词,逾二百家,珍本秘籍重见人间,寻三百年前词人之坠绪,集朱明一代文苑之大观。”而赵叔雍也自认为:“执此以观,则明词非不繁富。惟因多附见诗文集,且有清一代,绝少搜辑之者,故未易获其全豹。即此不图,后更无及。充愚公移山之愿,竟精卫填海之功,亦谈兹道者所谬许乎。”可以说,赵叔雍对保存明词原貌与全面搜罗明词做了扎实的工作,为《全明词》的编纂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陈巨来又说:“据闻叔雍为南洋公学毕业者,赵以《申报》大股东,故叔雍得为该报总秘书名义,能指挥一切者(一说,只监察员名义云)。”对于此事,当时同在报界的金雄白说:“因为史量才从我乡席子佩先生手里接办了《申报》,因‘申报’两字没有在契约中规定一并让渡,而史量才于接盘后仍以《申报》名义出版,为席子佩控于上海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俗称新衙门),至被出票拘提。要了事,就得要钱,而那时的史量才,还是蚕桑学校教书的穷措大,接盘《申报》,还都仗罗掘与别人的帮忙,忽有意外巨款的支付,自出于他能力之外。幸叔雍的尊人竹君先生与南通张季直出而援手,商之于苏省当道(似为程德全),以省款支援,而事始得解。叔雍的进入《申报》服务,且甚得史量才的倚畀,是爱他的才气,也所以报其先人的相助之德也。”
当年上海《商报》记者胡憨珠后来在《申报与史量才》一书中说:“终因《申报》在起初组织时期,以赵竹君与应季中两人的主张最坚,出力最大,而出钱投资也最多,始得实现向席子佩手中,把《申报》接盘过来,从而使史量才获遂主持办理出版报纸的心愿。如今他争取得全部主权,拥有统一局面的《申报》以后可说是有志竟成,不过总算他吃饭尚未忘记种田人,于是他就把赵竹君的儿子赵尊岳(叔雍)与应季中的儿子朱应鹏(案:应季中娶杭州朱御史之女,当说亲时,议定系兼祧朱应两姓,凡头生之子必须为朱氏香火的继祀人,此即应季中长子命名朱应鹏的原由),全被汲引进入《申报》编辑部做事。他们两人都是所谓名父之子,亦各才华清茂,文采斐然。惟赵叔雍的赋性则聪颖敏慧,行为却冲和灵活,而朱应鹏恰恰反之,他的生性则朴实无华,脾气却固执不化。是以史量才对此两个故人之子,稍稍存有一点爱憎的偏见观念。便也因此,他对赵、应两家那笔立据的借款,赵叔雍需要用款时,立索即可立得如数。朱应鹏需要用款时,则屡索无着,故他常为此事感觉气恼而在编辑室中,大发脾气。”
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举国愤慨,当时外交部长王正廷,以日人蛮横无理,惨绝人寰,亟欲将日人之暴行,昭告于全世界,于是暗中策动上海新闻界发起组织国际新闻记者调查团,前往济南实地调查,揭露日军凶残真相。当时记者调查团的成员为:上海四大报代表--《新闻报》的严独鹤,《申报》的康通一,《时报》的金雄白,《时事新报》的赵叔雍;外国记者有英文《密勒士评论报》的鲍威尔,法文报女记者艳奴,及一名美国福斯影片公司的摄影师,一行七人。金雄白就是在此次的调查行动中与赵叔雍订交的。据金雄白说赵叔雍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十足的名士派。他说:“大连丸从上海出发,一路波平如镜,我们总在傍晚时分,群聚在甲板上,欣赏灿烂的晚霞,享受袭袂的凉风。一天,正在倚栏闲谈,而奇景出现了,表演这一幕奇景的就是叔雍。他整整齐齐的穿着一袭中国绸大褂,因为刚浴罢,竟然里面未加寸缕,上海人称外有长袍,而内无亵衣的叫做‘鸡笼罩’。这名词说穿了不太雅驯,但是不失为最适当的妙喻。意思是长袍覆盖于外,正如鸡笼那样的空自笼罩,其实内无他物,仅一白鸟鹤鹤而已。不料叔雍的随便,而海风狡狯,却故意弄人,一阵狂飙吹来,把他的长袍飘卷,于是须眉毕现,无所遁形,别人倒也罢了,艳奴目睹到这一幕奇景,无心中看到了东方的白鹤,为之前仰后合,捧腹大笑。此后数十年中,我们还常常以鸡笼罩来对他作为取笑的话柄。在我所写《黄埔江的浊浪》一书中,曾述其经过,叔雍读后,寄我诗云:碧海青天卅四年,艳奴踪迹渺如烟。依前老我鸡笼罩,每说风情尚惘然!后加小注云:‘雄白兄叙近代史事,涉及旧游,弥滋怅触,作绝句贻之,用志鸿爪。’叔雍那一份毫无造作而饶有风趣的名士派,在在处处都会自然流露。”
1931年春,史量才为进行《申报》的全面革新,先行实现了黄炎培所献的“组设申报总管理处”之策。该处的组织成员,除史量才自任总理以外,基干人员六人,计为总编辑张蕴和,经理马荫良,中文秘书赵叔雍,英文秘书钱伯明,以及被邀来新入《申报》的黄炎培与陈彬。
1934年11月13日下午,沪杭道上--浙江海宁翁家埠,史量才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有预谋的暗杀,终年五十四岁。14日,《申报》以醒目大标题刊出《本报总理史量才先生噩耗》及遗像,另赵叔雍撰写《哀悼史量才先生》代替《申报》社论。如所众知,赵叔雍自有其清茂博硕的才华,对于这篇讣告文字,他以清丽绝俗的优美词藻,构撰成如晋代文人雅士所作的小品文,从而写出史量才的死因真相。胡憨珠认为该文虽未说明“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一点内情,但帷灯匣剑,蛛丝马迹,已尽其隐约可见的影痕索迹之妙。才人笔墨,非常人可及。所以一般人说赵叔雍自史量才接盘《申报》之日起即已追随史氏左右,他在《申报》馆二十三年的年月里,只是吃喝玩乐,并无有若何的特殊成绩之可言,但凭此次史氏遇难之后,是他撰写《哀悼史量才先生》的一篇《申报》社论,与革新史氏死后讣告文字的广告设计两事,已足以酬报馆的慷慨养士之德了。
史量才死后,赵叔雍依然在《申报》。史量才之子史咏赓在陈彬的怂恿之下,雄心万丈,1938年3月1日,在香港发刊《申报》香港版。马荫良与赵叔雍等老臣都到香港指挥办报,赵叔雍还拟就编辑部和经理部的名单,他以陈陶遗为总编辑,特别拍出急电到上海,调来孙恩霖与邝笑庵两人来港。使各人负责主编一版的任务,而后再配以自动前来投效的冯烈山与柯舞韶,以及陈彬所举荐的汤建勋、王显廷、陈赓雅等人组成编辑部。当港版《申报》正式出版以后的一个多月,赵叔雍眼看经编两部工作人员,都已上了轨道。于是,把编辑部交还给史咏赓和马荫良,才赋归上海。
对于赵叔雍,朱朴(省斋)说得极好,他说:“珍重阁为词学名家,梅党健将,宦游南北,三十余载,上自光宣遗老,下迄当代巨公,无不亲炙交游,文酒往还,因能熟悉掌故,言之有物……文笔绮丽,一时无两,深为读者所赞叹云。”对于“梅党健将”,金雄白就说:“大约在民国十三四年间,梅兰芳到上海演戏,刚好《新闻报》的文公达也是个梅迷。……梅兰芳一到,这《申报》与《新闻报》的两支健笔,就排日在副刊上大捧特捧,剧评而外,兼及梅之起居注,为捧角文字中前所未有之盛。”金雄白又说:“以后,在战时,中国银行在沪复业,董事中有冯耿光(幼伟),有吴震修,有叔雍,也有我,他们这三位,不仅是捧梅的健将,而且是梅的死党。冯耿光人称冯二爷,在他于民初任中国银行总裁时起,就以梅的保护人自居,靡日不相见,无事不代劳,以致人们有不慊于梅者,说他是‘背上驼个冯耿光,胸前抱个福芝芳’(案:福为梅之继室),虽不免有失忠厚,但可见两人关系之深之密。中国银行银行董事会中,有着如此三位的捧梅人物,对于行务倒像是虚应故事。形式上讨论告一段落之后,就是你一句、我一声的畹华如何如何,与小玖儿(案:为梅之子葆玖)的如何如何了。他们谈得吐沫横飞,赞不绝口,叔雍更往往杂以笑语,兴会淋漓。这个行务会议,也无异于变成了梅兰芳的座谈会,我看到他们的痴态可掬,也发现了他们都不失为是性情中人。”
1961年8月8日凌晨,梅兰芳在北京辞世。当时远在新加坡的赵叔雍在得知消息的第二天,用苏东坡赠息轩道士韵写了一首古诗悼念他,诗云:“投老隐炎陬,为欢忆少日。乌衣识风度,壮齿未二十。朝朝会文酒,夜夜巾车出。我甫欲南征,细语别楼隙。凡兹不胜纪,一掷拼今昔。忍哀对遗影,犹似虱歌席。成连嗟入海,风雨徒四壁。”赵叔雍在《世界艺人梅兰芳评传》文中,还说:“我以前写过不少梅先生的记载,很多是他的身边琐事,爱看的人,说写得很有趣味,不爱的人,便说不谈梅先生的剧艺,只谈他的生活,无聊之至。他们又哪里懂得我的用意,原在列举各种材料,供给人家研究梅先生的修养的用处呢。我敢再说一句,凡是治现代史的人,对于研究对象的重心人物,实在应该这样做去,才有成绩。不要尽凭大人物有些‘违心之论’的演说和开会演说时‘装腔作势’的镜头,来下批评,在他们,那些根本是一部分的业务,正和梅氏的舞台演出一样而已。”
赵叔雍在抗战中附逆是他一生中的一个污点,有论者指出,杨杏佛(铨)和赵叔雍是郎舅至亲,杨被刺身死,叔雍颇受刺激,因而他于抗日期中竟参加了汪记伪府。对此金雄白认为:“叔雍的参加汪政权,我也不以为是为了受他的姊丈杨杏佛受刺的剌激。沦陷区的惨状是他目击的,汪先生与竹君先生是故知,而与他又为吟友,公谊私情,又以他不羁的性格,遂以‘社会上负有重望之人士’的身份而参与此历史上悲剧的一幕。最初,汪先生在上海的机关报《中华日报》复刊时,他列名于评论委员之内,以后陈公博出任上海市长,由他登任秘书长,书生从政,应付上有时会欠于圆滑,有人所求不遂,曾出之以中伤之举。事实上他的出佐公博,秘书长的职务不过是表面的,公博建立电台联络军人,以与重庆暗通声气,知之而又助之者即为叔雍,所以公博在狱中所写《八年来的回忆》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述:‘军事方面已和顾墨三(按为顾祝同)和何柱国取得联络,大概今年五六月间(按指一九四五年),有一位姓杨的湘人,名字我也忘记,可以问赵尊岳(叔雍名),奉陶广军长之命来见我商量,军事合作,共同剿共。’云云,足证叔雍之参加汪政府,并不是由于私人的意气。”
金雄白又说:“叔雍于一九四四年冬,继林柏生之后而出任宣传部部长。那时汪氏已病逝日本,公博继任主席,宣传部在汪府中是一个重要的机构,大约经公博与佛海共同商量而始决定任命的。那时我正在上海主持《平报》社务,有一天晚上,我到佛海上海居尔典路的沪寓,不料高朋满座,陈公博、梅思平、岑心叔、罗君强与叔雍等都在,佛海忽然笑着对我说:‘叔雍将主管各报社而出任宣传部长,你们是老友,你要不要向他表示欢迎道贺之意?’我听到了这一消息,觉得有些突然,而且我以为以词人而担负行政工作也并不相宜,因自恃为故交,我过去拉了他一下袖角,拖他到无人的屋角,轻声的对他说:‘不久将酒阑人散了,你又何苦于此时再来赴席?’叔雍却还是他那一副吊儿郎当的习性,他却笑笑说:‘你比喻得并不当,我是一向坐在桌边在看人家打麻雀,此时八圈已毕,有人兴犹未阑,而有人起身欲去,我作壁上观久矣,三缺一,未免有伤阴骘,何苦败人之兴,就索性入局,以待终场。’他的一生行事,不论巨细,也总是显出他游戏人间的名士行径。”
抗战胜利后,赵叔雍沦为阶下囚,他和严家炽、汪曼云、俞绍瀛、张韬及其婿谭仲将等均羁在上海南市车站路看守所,后来移到提篮桥监狱,家产惜阴堂也给没收了。在监狱时,那些牢友总是愁眉相对,他却能不怨天、不尤人,还是轻轻松松的那副老脾气。他和梁鸿志还在监狱里作诗,梁鸿志进提篮桥后的第一首诗就是给赵叔雍的,因为他们诗酒往还关系太深了。赵叔雍和梁鸿志隔室联吟,用宫体诗十余律,把阴森的监狱,描摹得恍惚成为红墙碧瓦、雕栏画栋般的皇宫。
服刑三年后出狱,他于1948年寄迹香江,阮囊不裕,先为中华书局海外编译局的编辑,后又执鞭糊口,于香港文商专科学校任教。然而家庭变故接踵而至,先是他的儿子典尧1950年在广州病逝。其夫人王季淑,系出福州望族(是当今文物大家王世襄的姑母),其曾祖父王雁汀(废云)遍历中外,是清季名臣,父旭庄(仁东)光绪丙子举人,著有《完巢诗稿》。因此季淑也工诗善书法,名士才媛当年在惜阴堂唱和,以赵明诚、李清照自况。伉俪之情本笃,不意为流言所伤,晚年竟至失和。不久,由其女儿文漪接往新加坡奉养,他不甘坐食,应了马来亚大学之聘,在中文系担任词章教授,他写给亲友信中,有“寄迹南荒,索居苦寂,临老作嫁,为饥而驱”之语。他常往来香港、新加坡之间,与饶选堂、曾履川多有唱酬。章士钊每次来香港,都与之会聚。1956年章士钊南来,所撰诗结集为《章孤桐先生南游吟草》,叔雍为之经营出版,并撰文介绍了章诗的特色,还对章士钊南来的意图有所披露,是值得玩味的文字。
1962年他的老友齐如山在台病故,赵叔雍写了一首挽诗,题曰“得如山大隐之耗,旬日始奉遣书,益增涕泪,题诗志挽”,诗云:“验封滴滴墨痕新,雪涕天涯已古人。著作平生戡伪体,多能一艺重斯文。旧游深巷投门客,细字潜声去国身。知更谁能倡绝学,不堪沧海几扬尘。”以斯文骨肉之情,写朋旧凋零之感,既伤逝者,行亦自念,其怆痛可知。
赵叔雍老去颓唐,客中寂寞,犹须呕心与粉笔毛锥为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因得黄疸病,延医已迟,终至不起。他口占请友人代书的《绝笔诗》云:“病魔斗药事如何?万苦千辛备一茹!夜拥重衾犹觳觫,晨看疏雨待朝苏。危时掷命寻常事,垂老珍生是至愚。大好头颅吾付汝,此中颇有未完书。”其女儿文漪注云:“先父病笃时曾欲捐眼睛头颅赠医院,时家人无在侧者,为朋辈所阻。此为当时口占友人代书之绝笔诗,足见先父伟大之人格与豁达之天性。”至于“未完书”云云,应该是他一直想写而未能写的《词学源流》等书。
一位十级干部的住房报告
筱 毓
1972年6月2日,时任民盟中央常委、副秘书长的李文宜,向所在单位的党支部和军代表呈递了一份报告,反映自己的住房和供暖问题,对所谓“十级干部不能单独住有暖气设备的房屋”的规定提出质疑,并希望组织上能想办法解决自己的取暖费用。
党支部并转军代表:
关于我的住房和取暖问题,发生一些困难。现将情况汇报一下,请予研究指示!
自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党委任命我为中央劳动部办公厅副主任,劳动保护司司长,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务,定为行政十级。我原住西城区德内大街延年胡同五号劳动部高干宿舍的一个独院,住房连厨房厕所等大小共十间,有卫生设备和暖气,房金每月十三元,每月交暖气约八元左右。
一九五七年七月,党组织调我到民盟中央参加反右斗争工作,其后不久就担任民盟专职工作。(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中全会改选领导机构,被任副秘书长,自一九五六年二月民盟二代大会继续被选为中常委。从(一九)六零年起曾先后共两年被任为代秘书长和三年代组织部长等职务。我调职民盟后,仍住劳动部宿舍。后因该部新添干部急需用房,屡次催我搬迁。而民盟又找不到合适的房屋。直到一九六五年才找到我现在的住处--西城区复内大街大沙果胡同三十二号。我于同年九月搬来居住已七年多了。
迁居以前是经过考虑的。从政治方面,这住所在解放初期邓初民同志住过五年,他那时也是民盟中常委,此房屋为民盟中央的宿舍,房管局的材料写明由民盟使用。邓迁出系张云川居住了十多年。(一九)五七年张划为右派,归到农工民主党。一九六五年春,张云川病故,其家属人少,由民盟另拨三不老胡同宿舍居住,让我搬进去住。我想,我也是民盟的中常委兼副秘书长,住邓、张等人住过的房屋不为过分。第二,从经济方面,此屋连厨房厕所在内共八间,另有一小间锅炉房,也有暖气设备和卫生间。与我原来住劳动部宿舍条件差不多。只是院子略较宽敞,房金十四元。比原来住房只多了一元。所以住进来后也很合适,交通也较便利。可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的级别低。
问题是从暖气用煤上提出来的。张云川居住时,每年冬季由农工民主党机关供给取暖用煤。我住进后一九六五年冬民盟中央机关供给取暖用煤……一九六八年民盟机关群众团体劳务组负责人苏××、梁××通知我说:“为了改革不合理制度,机关停止了你的暖气用煤供给,已请示政协军代表。政协军代表说,十级干部不应住进有暖气的房屋。”
……为了冬季取暖,我每年需要开支两百元。这项开支对我来说负担不轻。要减轻负担只有换房。但换房也不简单,和我共同生活的两位老姐姐体弱多病,不能住楼房。我自己也已七十,侄儿工厂没有宿舍,只有住在一起,可以互相照应,换房条件是很困难的。最后还是不搬家为好。
为什么说需要二百多元开支呢?以一九七一年冬为例,列表如下:
煤建公司的煤 买三吨半 煤费九十一元
卡车运输 十元五角
人工搬运费 两元一吨计(搬进大门) 七元
另买煤球烧火炉取暖三千三百斤 三十九元六角
工人住房无暖气设备,蜂煤炉 十七元
锅炉工人津贴每月十五元 四个月 共六十元
工人毛巾肥皂等费用 共五元五角六分
总计二百三十元五角六分
最后,我不知政协军代表是哪位说的“十级干部不能单独住有暖气设备的房屋”?也不知这一条是否有规章制度明文规定?也希望具体查明。如确有此项规定,当另想办法解决我的问题。
此致
敬礼
李文宜一九七二年六月二日
(附单据)
李文宜曾是中共早期领导人罗亦农烈士的第三任妻子,1926年加入中共。1928年4月罗亦农在上海被捕并遭杀害后,李文宜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两年后回国,辗转在上海、武汉等地从事妇女运动。1943年,李文宜跟随丈夫周新民到了昆明。周新民到昆明系受党组织的委派,联络民主政团(即后来的民主同盟),开展统战工作,从此,李文宜也逐步成为民盟的一名重要干部。“文革”以后,李文宜还先后担任过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1997年,李文宜以九十四岁高龄在北京去世。
李文宜作为大革命时期的党员,虽然已算得上是老资格,但写这份报告的时候,她还只是一名司局级干部,地位不上不下,在生活待遇方面自然面临着诸多尴尬。事实上,生活待遇从来就不是小事情,所谓贵贱之分、等级之别,往往就是通过住房、取暖、用车等等这些大量的细枝末节体现出来的。因此,李文宜所争取的虽然只是每年冬季取暖的二百多元补助,却也不得不字斟句酌,婉转陈情。
在报告里,李文宜还详细列举了家庭取暖的各项开支,从吨煤价、汽车运输费、人工搬运费、锅炉工津贴以至肥皂毛巾的价格等等,巨细无遗,为那个年代的生活史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