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之旅
卷首语 敦煌前史
在酒泉
穿越嘉峪关
塞外风光
到鸣沙山
敦煌的历史
卷首语 敦煌前史
众所周知,东汉时期曾将二十八位功臣的肖像悬挂在云台(又称阁台)上以作纪念。
当时人们希望能够把功臣的形象传继到以后的千秋万代。宫里所用的材料大概是最高级的,本当可望永久保存。然而云台功臣的肖像画,却一张都没能留存下来。三国魏文帝所言“文章经国大业,不朽之盛事”,也许是意识到绘画尚有被焚毁之时,而文章则能经人代代相诵,永远流传下去。
据载,西汉时期已有宫廷画师,但由于当时距离此后蔡伦改良造纸术还有很长一段时期,他们一定仍是在建筑物的墙壁上或空间里作画。
据说有一位给宫女画像的毛姓画师,因嫌获得的贿赂少,故意将王昭君画丑一些。这位画师想必是在绢上作的画。不过由于要画的画像很多,也有可能不是在绢上而是在板上画的。
马王堆出土的帛画是中国绘画史上现存的早期作品之一。
墓中陪葬物品的清单记载在竹简上,帛画即对应于“非衣一,长丈二尺”的记述。长一丈二尺,按汉代尺的标准换算,为二八二厘米,而这幅帛画仅有二○五厘米。不过如果加上悬饰等的装饰以及下部的流苏,长度达到二八五厘米。
据说墓中所葬女子的丈夫利苍于公元前186年去世,利苍夫人则比他晚几年。她的墓室在建造时打破了其丈夫墓道的封土,这证明她确实比利苍活得更久。
“非衣”这个词语是个特殊用法,“非”大概通“飞”。据说人死了以后,给她穿上“非衣”,死者就能翩翩地飞往某个地方。
华盖之上的凤凰正准备引导死者升上天界,而华盖之下的怪物则不甚明了,也许是风神“飞廉”,其外形是长有翅膀的长毛怪物。这是在人升天时便会出现的神兽。
一般认为,敦煌第285窟的《山林仙人图》、第249窟的藻井壁画与马王堆帛画有着非常相似的气氛。《山林仙人图》和第249窟分别是西魏和北魏的作品。5至6世纪的佛教壁画竟然与公元前2世纪的非佛教的神仙画如此之相似,让人不由得惊叹不已。
我想起这幅帛画出土时,我在接受报社的采访中评论说,这可是个好机会,让想象力恢复到受儒教约束以前的那种自由奔放的状态。
中国有“诗经”式的世界和“离骚”式的世界。看到马王堆帛画,就会联想起对回归到“离骚”式世界的内心召唤。现在的中国,正是应当大谈特谈“怪力乱神”的时代。重视现实的精神与憧憬非现实世界的心情交杂在一起,大概就是中国的特质吧。
虽说从地域上看北方更为现实,南方更为虚幻,然而在长期的历史中两者已逐渐融汇交错。这种文化的二重结构,不仅体现在绘画中,而且似乎也成为文学等艺术门类丰富多彩的内涵之源泉。
说到文化的二重结构,我想起人们常常谈论的玉文化。有一种观点认为,长江流域的文化中有很多方面以玉为主题,深受这种文化影响的人可能由于洪水等而迁往北方。
而说到玉,自然而然地就会想起“金缕玉衣”。
“含蝉”是一种含在死者口中、外形像蝉的玉石,也叫“饭含”。古代的人们相信,玉具有神奇的力量,死者身上带有玉石,就能与神保持良好的关系。当时的人们大概是这么想的:既然让死者口含玉石,尸体就不会腐烂,那么给死者穿上用玉做成的衣服,就能更好地保护肉身。于是便出现了“玉衣”。
在与秦始皇关系非同寻常的吕不韦所主编的《吕氏春秋》中,有“含珠鳞施”的说法。
这个词语指的是,让死者口含珠玉,身披像鱼鳞一样紧密排列的玉片,形容富贵人家的厚葬。
自汉代以后,人们将玉片用金属丝编缀而成玉衣,穿在死者身上。
解放后已有十件以上的玉衣出土,其中最有名的是中山王刘胜所穿的玉衣。据文献记载,皇帝穿金缕玉衣,诸侯王穿银缕玉衣。
编缀玉片时,只有皇帝才能用金丝,而其他人只能用银丝。因此中山王的玉衣本应使用银缕,而出土之物却是与皇帝同等规格的金缕玉衣。中山王卒于公元前113年,当时的皇帝是其同父异母的弟弟汉武帝。中山王夫妇同葬一墓,两人穿的都是金缕玉衣。
皇帝的兄弟看来享受了与皇帝同等的待遇。这位中山王热衷于生儿育女,据说他的儿子多达一百二十人。《三国志》里的刘备自称是中山王之后,而他出生于中山王死后的二百七十多年之后,不管他属于中山王一百二十个儿子中的哪一支,似乎都说不上有多么稀奇。
宠臣死后也会获赐玉衣,例如霍光。虽然不可能是金缕玉衣,但却有可能是东园的专供品。东园是汉代专为宫廷制造丧葬器物的机构。
西汉第十三代皇帝汉哀帝于公元前6年即位,公元前1年卒,年仅二十六岁。他因同性恋而出名,喜爱美少年董贤。相传有一天两人午睡,哀帝先醒来,正要起身,却发现董贤枕着自己的衣袖,睡得正酣。哀帝不忍惊扰,割断了袖子方才起床。从此,后人就将同性恋称为“断袖”。
哀帝生前就在自己的陵墓旁为董贤建造了墓地,并赐予“东园秘器,珠襦玉柙”。玉衣分成上下两部分,上衣为襦,下部为柙。
哀帝先去世,太后(哀帝之妻)以“侍奉不恭”为由弹劾董贤,让董贤与其妻(董贤已婚)一同自尽。
因丧葬用品原已备好,董贤的父亲急忙埋葬了董贤,却因坟墓僭上再遭弹劾,同时由于下葬太快引人生疑,有人指称董贤其实还活着。后来他的坟墓被人掘开,身上穿的皇帝生前所赐的玉衣也被剥下,一世美少年最终衣不遮体地被草草埋葬。
由于哀帝把所有一切都奉献给了“爱人同志”,被人批为“国家为空虚”。
董家的全部财产被变卖,共计得钱四十三亿。至于曾一度陪葬的玉衣是否一并卖掉,并没有留下记录。玉衣是专门根据各人的体型度身定做的,换了人就不能穿了。恐怕只能将玉衣拆成玉片出卖。据载,中山王的玉衣共有玉片两千四百九十八片。
玉衣也会赐赠给外夷的王室。据《三国志·东夷传》记载:
汉时,夫余王葬用玉匣。常豫以付玄菟郡,王死则迎取以葬。
夫余国在今天长春、哈尔滨一带(不同于百济的扶余)。玉衣无法马上就做好,因此要提前制作,并存放在临近夫余国的玄菟郡。一旦夫余国的国王去世,就可告知他们玉衣已备好,可以来取走。
这种玉衣制度只延续到东汉。除了玉衣制度以外,厚葬之风在东汉也基本上结束了。
厚葬制度在三国时代告终,其中的一大原因在于,当时出现了曹操等一批现实主义者。在曹操的军队中,设置有发丘中郎将(掘墓将军)、摸金校尉(探找黄金的军官)等职衔。
一旦军费紧缺,这些人就公然盗掘陵墓,毫不客气地以皇陵、富豪之墓为目标。陪葬有许多值钱东西的棺材被撬开,遗骸被拖出抛弃在外。看多了这些情形,他们就会觉得厚葬实在是非常愚蠢的做法。
用金银财宝陪葬,就免不了被人盗墓,落得尸骨抛野的凄惨下场。既然这样,就应当改用瓦器陪葬。魏文帝曹丕(曹操之子)留下了这样的遗言:
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骨无痛痒之知,冢非栖神之宅。
除此之外,曹丕还将玉衣制度斥为愚俗而严令禁止。此言不假,穿玉衣下葬倒真是一种愚蠢的习俗。自此以后,金缕玉衣和银缕玉衣再也没有出现过。
从这个时代起,很多墓室便采用壁画作为装饰。题材多为墓主人携部下一同出游的情景。敦煌的有些壁画也继承了这种传统。敦煌壁画第156窟中的《张议潮出行图》是9世纪下半叶的作品,它并不是佛教壁画,而可以说是与上述传统一脉相传的画作。
敦煌建造石窟寺的时间是前秦苻坚建元二年,即366年。但是初期的作品并没有保存下来。
敦煌壁画应该与敦煌以前魏晋时代的壁画有所联系。我们通过鉴赏魏晋壁画,也许可以追寻到人们内心中对美的憧憬和追求所形成的一条精妙完整的演变轨迹。
魏晋墓的壁画、画像石和彩画砖大多以被葬者的日常生活为题材。大概是希冀到了另一个世界以后,也能过上同样的生活吧。
从敦煌回来的路上,我参观了甘肃省博物馆,看到了迁移到博物馆内的魏晋墓。对此我在别的文章中另有介绍。1985年再去参观的时候,发现增加了五胡十六国墓的模型。
“胡”字被认为带有歧视的意思,近年来人们似乎去掉了“五胡”,只说“十六国时期”。
十六国时期的酒泉丁家闸的壁画墓,内容丰富多彩,其复制品在博物馆展示。
这是一段非常微妙的时期,适逢佛、道两教大行其道。不过这幅壁画却丝毫没有佛教的色彩。
图中画有并排拉犁的两头牛,由后面的一个男子拿鞭驱赶着。其复制品也曾在日本展出过。画工粗糙,虽然手法远不及敦煌壁画,却倒也显得自由奔放。
敦煌原本有寺庙,敦煌壁画是画给很多人看的,因此画得精致仔细。而墓室中的壁画一旦封土后,便不再示人。皇族的墓另当别论。地方豪族墓中的壁画笔法粗糙,不过却都是信笔画来,有趣的地方处处可见。
在十六国时期的画中,可看到三足乌和九尾狐等侍奉在西王母旁边的图样。九尾狐并没有九条尾巴,而是长着一条长长的呈锯齿状的尾巴,数数正好有九个锯齿。
另外还有裸身耕地的人,此人为黄帝之女,名叫“魃”,相传是引起旱灾的鬼怪。有一棵大树,树上停着像猫一样的动物和像鸽子一样的鸟。据说这是专门捕杀凶兆的十二神之一。除此以外,还画有一个正一边观看杂耍,一边喝着酒的人。这个人想必就是墓主人吧。
从神话到现实生活,十六国时期的壁画主题内涵丰富。虽然画在陵墓中,却感觉不到幽暗与沉重。现实生活多半画的都是汉族的场景,神话题材亦然,描画的是《山海经》的世界。
十六国时期是指从前赵(304)起到北凉灭亡(439)为止的135年的时间。敦煌发祥于366年,正好处于十六国时期的中期。
尽管这段期间涌现了如佛图澄、道安、鸠摩罗什等一批高僧,但在敦煌的壁画中,却浓墨重彩地留下了西王母等《山海经》的世界。不过,我们却丝毫感觉不到这两种主题之间有什么不协调的地方。我想,当时的善男善女们恐怕也有同感吧。
提起敦煌,我们知道最有名的是第17窟,即藏经洞。而用墙壁将洞窟封起来并饰以壁画的原因,我原来指出其中之一是为了防备西夏的入侵。不过,后来学界中另一种观点渐占上风,即认为西夏(该政权也笃信佛教)以西的黑汗王朝对敦煌的威胁更大。因此,在这里我也加以补充说明。
黑汗王朝属于中亚地区操突厥语的政权。这个政权并不热衷于文字记录,因此现在人们对其情况知之甚少。只知道999年黑汗灭了萨曼王朝,此后向东扩张,将于阗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因此,黑汗的东扩与藏经洞的封闭从年代上来看是相符的。而且黑汗王朝(又称伊利汗朝)笃信伊斯兰教,对其控制下的地盘实施了强制的改宗政策。因此,毁坏佛寺和佛像之事屡有发生。原属佛教国的于阗突然改为皈依伊斯兰世界,正是发生在黑汗王朝占领之后。不过,也有持不同意见的人指出,于阗与敦煌之间相距甚远,黑汗不可能对敦煌构成威胁。但鉴于黑汗王朝属于马背上的民族,这样的距离在他们看来,也许并不算远。毁寺灭宗的传言,一定让敦煌倍感震慑。由于敦煌地处丝绸之路的要塞,黑汗东侵的消息并不需要多长时间便能通过商队传到敦煌。不过这也只是很有说服力的推理而已,并没有文献记录作为佐证。
对于敦煌人而言,信仰伊斯兰教的黑汗王朝确实比信奉佛教的西夏政权更具有威胁。
不过黑汗在竭尽全力侵入于阗之后,便再无东扩的举动。由于记录太少,确切的情况我们不甚清楚,只知道他们在11世纪初占领了于阗之后,内部矛盾爆发,继而造成分裂。
据记载,1041年黑汗王朝以锡尔河为界,分裂成东西两个政权。而敦煌被西夏所占领,则是1036年的事。由于自身内部的分裂,黑汗王朝丧失了从于阗东进的力量,于是敦煌得以保全在佛教圈的势力范围内。
黑汗王朝分裂成东西两个政权之后,西黑汗定都于八剌沙衮,东黑汗则以喀什为首都。距离现在的喀什十多公里以外的地方,还残存有一点遗迹。1069年,在喀什皈依穆斯林世界之后用回鹘文写成的首部大型文学作品《福乐智慧》(Kutadgu Bilig)便是在这里成书的。作者乃是御前侍优素甫(Yusuf),该书名可直译为“带来幸福的知识”。
第17窟画着两个供养人,或是两个看上去像是随从的人物,中间则是空白。我在原书稿中猜得没错:“两棵树中间的空白,大概原本是为了在前面摆放塑像而留的。”
敦煌的石窟中,常常摆放着菩萨像和供养人像。其中当地僧人洪辩的塑像,无论从形制大小还是年代来看,都与第17窟所留的空白非常吻合。第16窟空间相当大,而第17窟则像是其耳房(即如同耳朵一样挂在正房侧面的房间)。第17窟正是第16窟的开山堂,是为了纪念建立第16窟的人而开凿的洞窟。
851年,归义军通过武力从吐蕃手中夺回被占领的敦煌。洪辩令其弟子到长安向朝廷报告这一消息。唐王朝授予洪辩“河西都僧统摄沙州政法律三学教主”这一名称长长的官职。
为防西夏和黑汗王朝的侵扰,洪辩的塑像被转移到其他的洞窟中,历经将近千年的时间,从未被弃诸窟外。我在写《敦煌之旅》时,对洪辩的事迹并不了解,后来即使听说了,也并未对之进行考证。因此,像我这样的一介游人,当时不能妄下评论。
在《敦煌之旅》发表之后我所获得的新发现,或所得出的有说服力的推理,在此一并补记。以后或许还会有新的追补。
一九九五年八月
在酒泉
1
去往敦煌的旅途,始于酒泉。
虽然敦煌仍在路的前方,然而人一到酒泉,却分明有一种终于抵达的感觉。
此前,我曾多次梦见酒泉,每一次都让我的心湖泛起微澜。我仿佛望见,在灰蒙蒙的沙漠中,不知从哪里飘来的一片鲜艳的桃花瓣,缓缓地、柔柔地落在酒泉的土地上。对这片从未踏足的土地,为何产生如此想象?只能说确实有些神奇了。
也许是因为,酒泉是丝绸之路沿线的重镇,不免带有一种浪漫的色彩。无论如何,酒泉这个地名本身实在是妙极了!
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的时候,汉武帝将现甘肃省西部的四个主要绿洲城市设为直辖郡,作为经略西域的根据地。这条由汉朝的腹地通往西域的路线,被比作连通两地的一条长长的走廊,因此也称为“河西走廊”。按从东向西的顺序,河西四郡分别为:武威、张掖、酒泉、敦煌。
“武威”这个名字,完完全全是一种直白的军事基地的命名。那么“张掖”是什么意思呢?据说是取“断匈奴之臂,张中国之掖”之意,看来也并非什么温和敦厚的称谓。
关于敦煌地名的由来,虽然存在各种不同的说法,不过都不外乎“大、盛”之意,总之带有一种气势逼人的感觉。
河西四郡中,唯有酒泉一郡的名字,既无征战之喧嚣,也无示威之傲慢,而展现出一种极为优雅的姿态。若叫一个具有浪漫情怀的人从河西四郡中选出一个梦幻城市来,他一定会心仪酒泉的。
其实两年以前,在我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搭乘飞机前往兰州时,曾途中经停酒泉大约半个小时。那时我还想,如果可能的话我要到酒泉市区看一看,不过听说从机场到酒泉市区单程就要半个多小时,只好作罢。
我内心自我安慰道:“心中憧憬的如梦幻般的这片土地,还是不要见的好……”
两年过后,我踏上了酒泉的土地。终于还是来了——这样的感慨顿时涌上心头。
前一天的下午,我和夫人、儿子、女儿一家四口人从北京机场出发,坐上了经停西安、飞往兰州的民航客机。加上旅行社的一位女导游从北京一路陪同,我们一行共有五个人。虽然从北京也可以搭乘飞往乌鲁木齐的飞机(经停酒泉),不过我们决定先到兰州。
像调查户口一样查查敦煌的“身份”,其全称是:甘肃省酒泉地区敦煌县。
中国的县是比较基层的单位,这跟日本的情况有所不同。日本是县下面设市,而中国则是市下辖县,日本人经常容易搞混。
翻开在北京购买的地图,我看到概况下面的记述:甘肃省下辖二自治州、八地区、四市、六十六县、六自治县及二旗。行政单位前加“自治”的,表明那里是少数民族的居住地。甘肃省的两个大自治州分别是临夏回族自治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除此以外,与“市”同一级别的是“地区”,六十六个县都归属于“地区”管辖。“旗”则是蒙古族的特别行政区划,大体与“县”相当。
酒泉地区下辖包括酒泉县、敦煌县在内的八个县。
甘肃省的省会设在兰州,因此从顺序上说,先到兰州也是当然的。省委方面特地为我们派了两个向导,即外事办的刘吉顺先生和文化局的女干部刘静修。由于两人都姓刘,我们就把个头高大、三十多岁的刘先生称作“老刘”,把身材娇小、看上去很年轻的刘女士称作“小刘”。对于这样的叫法是否准确,我心存疑问。之后我们逐渐熟悉,聊了各种话题。我了解到她年纪三十出头,有一个孩子。中国的女子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年轻,而如果说不化妆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那实在是太有讽刺意味了。
虽然觉得“老刘”、“小刘”地这么叫并不很恰当,但要改口已经来不及了。而且,中国人说的“老”,并不一定是上了年纪的意思,它可以用来表示关系亲近。例如,“老朋友”并不是高龄的朋友,而是指以前的朋友,即使是指年轻人,也没有问题。
加上兰州的两位刘姓朋友,我们就变成了七人行。
我们在回程中安排好在兰州住三晚,于是当天只是吃吃饭,看看电影,等到晚上乘坐夜行火车前往酒泉。我们所搭乘的从上海开往乌鲁木齐的夜行列车,于凌晨1点19分准点发车,驶离兰州站。
从兰州到酒泉,路上需要18个小时。
我们一家四口人独占一个包厢。中国铁路是宽轨,车内空间比日本的卧铺车感觉更宽敞一些。列车经过武威时,我正酣睡梦中。在张掖站停车时,由于时间较长,我便下车到站台上溜达溜达。两年前我去乌鲁木齐时,也曾在张掖站的站台上散过步。
就这样,火车便载着我们沿着河西走廊奔向酒泉。
1975年8月30日下午六时,列车驶进酒泉站,同样准点到达。我们坐上接我们的吉普车,前往酒泉地区的招待所。
坐在吉普车里,我的内心在不断地重复默念着:
终于抵达了。
2
据说汉代郭弘嗜酒如命,有一次皇帝问其志愿,他回答说:“得封酒泉,实出望外。”因为如果当上了酒泉的大老爷,就能尽情地把酒喝个痛快。这个回答真够潇洒的。
无独有偶,唐代大诗人杜甫(712—770)在《饮中八仙歌》这首诗中如此形容当时因饮酒海量而名满天下的汝阳王(唐玄宗之侄)——恨不移封向酒泉。
一提到酒泉,人们大概都会想起这些逸闻趣事吧。
只要听到这个地名,就会心口发热,想要饮酒。拥有这样一个地名,实在是酒泉这片土地的福禄。说起来,酒泉郡的中心区域从汉代到三国时期,曾被称作“禄福县”,而到了南北朝时期,又将两字顺序颠倒,改称“福禄县”。
酒泉这个地名的由来,据《甘肃通志》的记载:
福禄城谢艾筑新城,下有金泉,其味如酒,故名酒泉。
直到现在,酒泉郊外仍有一眼用石块围起的方形泉水,相传这就是古时酒泉的遗迹。
当地人笑嘻嘻地告诉我说:“不过,现在泉水已经完全没有酒的味道了,都过去两千多年了。”日本有一挂名为养老的瀑布,现在也是酒味全无。原来中国的酒泉也是如此。
前面提到,两年前我曾在酒泉机场休息了半个小时。当时机场的女服务员向旅客介绍酒泉的概况,不过她所说的地名来历,跟上面《甘肃通志》的记载有很大的区别:
相传汉代大将军李广征战至此,当地的父老乡亲献上美酒。将军说,既无一人独饮之理,但分给数千个部下共饮,数量又不够。于是下令将酒倒入城下的泉水中,酒经过水稀释之后,就够全军将士一起分享了……为了纪念将军这种以酒入泉、对部下的体恤之情,人们便将这个地方的名字改为“酒泉”。
李广将军乃是著名的悲剧将军李陵的祖父,在其六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先后与匈奴作战达七十多次。李广所处的年代是在河西四郡设立以前,从时间上看,他出现在酒泉得名的传说中,也并不奇怪。
回到现实。到酒泉站来迎接我们的,是酒泉地区办公室的周主任,并有三辆吉普车同行。在我们的敦煌之旅中,这三辆吉普车全程陪伴,三位司机付喜德、李德福和吴仁卿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现在写下他们的名字时,三人的音容笑貌便逐一浮现在眼前。
三人当中,付喜德看上去年纪最长。我在此后的旅途中,都是乘坐他所驾驶的吉普车。他年龄约莫五十岁,个子很高,驾车时长长的双腿弯曲着,座位空间稍显局促。
“付师傅是酒泉人吗?”
“是的,土生土长的酒泉人。”
“那你知道马仲英吧?”
“怎么不知道!当时我还小呢。”
1933年,回教徒青年将军马仲英在酒泉起兵,率军攻打新疆。马仲英似乎有点妄自尊大,自称为拿破仑再世,据说他的梦想是在中亚建立一个大帝国。仓促草率之下,与当时新疆当局对战,一败涂地,从南疆逃到苏联境内,消失了踪影。在逃走的途中,他征用了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的汽车。赫定在其著作《马仲英逃亡记》(Big Horse’s Flight)中对此事有详细的描写。
我还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曾反复翻看小野忍氏的译本,对马仲英战争之事留有很深刻的印象,因此才会向付师傅打听这件事情。
付师傅身材魁梧,要不是当时他还是小孩子,恐怕会被马仲英抓去当兵。从体格上来看,兰州那边的人并没有那么显眼,而到了酒泉,却发现这里的人体格显然都很好。许多人长得都比较魁梧,大骨架且肌肉结实,毫不臃肿肥胖。
鸦片战争(1840—1842)中清朝战败,在最后的阶段曾经从甘肃征调军队。不过,还没等到甘肃兵赶到战场,清朝便举手投降,签订了《南京条约》。总之,甘肃兵在清朝时期被誉为最强的军队,几乎被视作最后的军事防线。我一看到付师傅的身材,立刻就明白了,传闻确实不假。
酒泉人虽然身体强健,却绝不粗野。《甘肃通志》如此描述酒泉的风俗:
风土淳厚。气习刚勇。好骑射,循礼让。
也就是说,酒泉人属于性情温和、身强力壮的类型。我从司机付师傅身上,依稀看到了这种典型。
3
从学生时代起,我就很喜欢阅读游记,特别是关于西域地区的游记。为了准备这次旅行,我在出发前就读了好几本。其中有的是第一次看的,而更多的则是看过重看的,既有出自外国探险家之手的,也有中国人写的。
古往今来,有各种各样的人到过此地。汉代的时候,将士们被迫与自己的爱人离别,身披威风凛凛的铠甲,在这条路上来来复往往。三国之后,求法僧沿着河西走廊,急急地赶路前往天竺(印度)。4世纪末,为到印度求取戒律,东晋高僧法显途经这里。众多高僧当中,最有名的当数三藏法师玄奘。据记载,玄奘于贞观元年(627)从长安出发,顺着河西走廊,“昼伏夜行”。
唐太宗时期,禁止人民私越国境。玄奘知道自己违反国家禁令,于是不敢在白天行动,只好在夜晚加快赶路步伐。亦或许他想避开酷热,在白天休息而在凉爽的夜晚前行。
失意的人也从这里经过。鸦片战争的中方主帅林则徐被反复无常的道光帝贬职流放到新疆,途中必定经过河西走廊。
清代和唐代一样,更习惯于使用州名而非郡名。武威即凉州,张掖为甘州,酒泉是肃州,敦煌乃沙州。顺便说一下,甘肃省这一行政区划以甘州和肃州各取一字而得名。
据林则徐日记的记载,他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九月在肃州即酒泉住了两个晚上。九月五日那天,他探访了该处“酒泉”的遗迹。他在日记中写道:
今泉不甚甘。则所传者未必足信也。
当天相当于阳历的十月八日,正好是《南京条约》签订之后的第四十天。考虑到当时的通信条件,林则徐大概尚未详细知悉自己曾作为主角的鸦片战争的结果。
进入20世纪,1907年(明治四十年)1月,日本陆军少佐日野强接到有关方面发出的前往新疆考察的密令,西行途中经过河西走廊。他看到拥有五千户人口的酒泉竟然连一间学校都没有,不由得感慨道:
犹觉文教之不振。
自此十二年以后,1919年中国政府交通部的测量队员林竞,将他考察西北地区时所记下的日记,整理成《西北丛编》一书。1919年是重要的年份,此时距清王朝灭亡已有八年,同年爆发了“五四运动”。
林竞在《西北丛编》“三月十六日”项下,作了如下的记录:
肃州人口全县计九万余。十人之中,足有七人吸鸦片……大约七人之中,妇女居其三,男子居四……
全部人口中吸食鸦片的竟然占了七成!
十五年后的1934年,上海滩大报《申报》记者陈赓雅到西北采访,并在报纸上进行连载(《西北边疆视察记》)。这些系列文章也被译成日语,武田泰淳是译者之一。在文中的酒泉项下,作者记述了如下情况:
……女尽缠足(缠足之风,至少尚达百分之八十),犹可痛恨。
从酒泉火车站到地区招待所,吉普车大约走了二十分钟。一路上,我一直向窗外张望,并没有看到有哪个女子是缠足的。
现在距离《申报》的报道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了,何况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成立二十六年。
老妇人中也许还有人缠足,不过至少走在街上的那些更年轻的女性身上,已不见缠足的陋习。吸食鸦片的恶癖,也早已不复存在。
不用多说,中国已完全解决了缠足和鸦片的问题。
在中国,稍具规模的城市以前都建有高高的外城墙。酒泉城的外围原来也有长4.5公里、高11米的城墙。据记载,城墙外面还围着壕沟,宽25米,深6米。
城墙自然原是为了防御外敌入侵而建造的,而到了现在则变成了无用之物。战争的方式与过去完全不同了。
既是无用之物,本可弃之不管,但城墙却成了城市现代化的障碍。从城市的发展,尤其是交通方面来看,不得不说城墙确实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建筑物。
中国解放后,许多城市积极拆除城墙。首都北京也不例外,正阳门(前门)的城墙拆除之后,只留下楼门作为纪念。
现在的酒泉也已经看不到城墙了,就像人一样,束缚在身上的绳子被解开了,手脚便得以自由伸展。透过吉普车的车窗,我看到了留作纪念的、类似楼门一样的建筑。
这座建筑物显得端庄优雅。按说城门大概都兼有威吓的效果,会建得格外威严肃穆。而我眼前所见的这座建筑,却没有丝毫的虚张声势,反倒让人感到有种母亲般的慈祥。也许我这么说是对酒泉失敬了。
我们正经过城门进入城里……
招待所就在附近。对于招待所的位置,我作出如此推测:如果在古代,一进入城门,很快就能来到这里。
在此次旅途中,我一直以为看到的是酒泉的城门。然而,在我回到日本之后,再次翻阅《甘肃通志》时,忽然看到书里有一页《肃州城图》,那是一张清代酒泉城的简略平面图。
我发现,原来鼓楼就在城中央!我当时看到的并不是城门,而是用于击鼓报时的鼓楼。
原来我的判断有误。四十年前陈赓雅在其报道中如此描述鼓楼:
城之中央,建四层高楼,垣梯腐朽,勉可登游……
鼓楼的四面应挂有四块匾额,分别写着:
东迎华岳
南望祁连
西达伊吾
北通朔漠
时近傍晚,我想着光线不足,便没有拍照,实在遗憾。
4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这是一首收录在《唐诗选》中极为有名的七言绝句,题为《凉州词》。凉州广义上指的是河西四郡,凉州词则是为流行于这一地区的民歌曲子所配的唱词。
关于“夜光杯”,一说是指玉杯,也有认为是指当时非常珍稀的玻璃杯。我记得以前曾看过日文的资料,把“夜光杯”翻译成“材质像金刚石一样的玻璃杯”。
“去夜光杯工厂看看吧。工厂很小,不用半个小时就能参观完。”当老刘提出这个建议时,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反问道:“什么?夜光杯?就是唐诗里的夜光杯吗?”
我当时只记得诗句,却想不起诗名及其作者王翰。诗人王翰(约687—约726)只有这首《凉州词》收录到《唐诗选》中。仿佛他就是为了留下这首佳作而生的。
“对!王翰的《凉州词》。”老刘回答道,并吟出结尾的一句,“古来征战几人回。”
王翰本人并不太有名,而《凉州词》却几乎妇孺皆知。我想,这大概也是因为尾句打动人心吧。唐代以来发生了不知多少场战争,而军人想必都会在出征前喝酒壮行,不知不觉吟道:“古来征战几人回。”
诗的起句也令人难忘。葡萄酿造的美酒,在当时是极具异国情调的。把葡萄美酒斟入夜光杯中——酒杯发出的光该是多么迷人啊!在我的脑海里,实在很难将诗中的“夜光杯”和工厂联系在一起。
我不由得提了一个傻问题:“夜光杯是在工厂里生产出来的吗?”
“是的。夜光杯是在酒泉生产的。”
老刘肯定而又骄傲地回答道。
小刘是陕西人,而老刘则是地道的甘肃人。他说话时流露出对自己家乡物产的热爱和自豪之情。
据老刘介绍,夜光杯用的原料是当地南山所产的夜光玉。当地人有时候也把夜光玉简称为“玉”或“玉石”。无论如何,百闻不如一见。于是我回答说:“那一定得去看看。”
到了招待所,稍作休整,吃完晚饭后,天就已经全黑了,哪儿都去不了。中国人有早睡早起的习惯,这也是过去传统的沿袭。在政治领域自古便采用早朝的制度,于是议政的地方称为“朝廷”,而施政议政则称为“朝政”。
酒泉并没有可供人消遣至深夜的热闹场所。因此要逛酒泉的话,只好等到白天了。不过,第二天我们就要动身前往敦煌,必须九点左右从酒泉出发,才能在傍晚的时候到达敦煌。
既然人都来到酒泉了,如果只能坐在吉普车内望望窗外,说声“也罢,再会了”,那岂不是太没劲了。倒不如早点起床,赶在九点以前,争取到某个地方走走,实际体验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我们正是抱着这样的希望。
于是,大家决定前去参观夜光杯的工厂。
第二天一早,大家六点半起床,七点到食堂吃早饭,赶在七点半出发。
外面正下着小雨。据介绍,酒泉地区每年七八月的降水量占了全年的一半以上。
酒泉夜光杯厂与招待所之间的距离并不远。地方上派了干部李玉辉和刘延旭做我们参观工厂的向导。他们介绍说:“酒泉还有更大的工厂。因为各位到时会去兰州参观大工厂,今天就安排大家参观小规模的传统工艺作坊。”
那是一幢普通的二层楼民宅,给人的感觉与其说是工厂,不如说是作坊。楼上楼下加在一起,工人似乎连五十人都不到。
据夜光杯厂的主任石生珍、副主任于加辉的穿插介绍,夜光杯厂的制造技术,新中国成立前夕几乎濒临失传。
从南山开采玉石的技术原本就很难掌握,接下来的运输环节也并不简单。用南山采得的玉石做成杯、碗或雕刻成装饰工艺品,并不能进行大批量生产。因此,单靠这项手艺很难养家糊口。原本专门研习这项工艺的匠人,有的中途改行,有的做不下去。当时他们这样做也无可厚非。
尽管有人大声疾呼要延续传统工艺,然而手工艺者如果无法以此过活,这样的呼声确实是软弱无力的。
石主任摇着头说:“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能做夜光杯的人只有三个。”
据介绍,新中国成立后,传统工艺因受国家的重视而得到保护和发展。从那以后,手工艺人的生活问题得到了解决,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有意思的是,经过这么一番改变,这个行业也扭亏为盈了。
夜光杯的原料玉石有各种各样的颜色,从浅到深,种类繁多。共通之处在于,每种玉石都有透明之处,就像瓷器的窑变那样。在黑暗的地方,其透明的部分在灯光或月光的照射下,会反射出绚丽的光芒。
石主任拿起一个做成葡萄酒杯形状的墨绿色的夜光杯,把它对着窗外举起来,说道:“唐代的人可是用这样的酒杯喝葡萄酒的!”
不管《凉州词》的注释家多么极力主张夜光杯是玻璃做成的,但,酒泉人,不,甘肃人大概都会认为夜光杯就是南山的玉石做成的,他们对此深信不疑。
“南山”这个简单的叫法到底是笼统地指河西走廊南面的山峦,还是指某一座特定的山?我们不得而知。“南山”也出现在《史记》中:
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
南山大概是在河西走廊南面的祁连山脉中的一座山吧。祁连山脉的主峰祁连山位于酒泉以南,高5564米。
跟石主任说的玉石产自南山不同,于副主任则说玉石产地在祁连山。白玉和带有白纹的碧玉采自红水坝,黑玉则采自马蹄河。虽然完全搞不清楚这些详细的地名具体在哪里,但从酒泉城里往远处看,南面的山峦相当遥远,可以想见,单是玉石的采挖和运输也够辛苦的。
“酒泉用上电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情了。”石主任的一句说明,就让人明白了为什么会做夜光杯的匠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只剩下三个。过去连原石的研磨也都需要手工进行。坚守孤垒的三位手工艺人,手把手地将原石的切割法、研磨法、塑形法和雕刻的手法逐一传授给年轻的一代。于是这种传统工艺才得以流传下来。
我们一边观摩工坊师傅的操作,一边观看夜光杯成品,不知不觉中九点快到了。
好了,该出发返程了。
穿越嘉峪关
1
在夜光杯工厂参观的时候,外面的雨敲打在窗上,噼啪作响。等上午九点我们准备出发时,很幸运,雨势已经渐小了。
正在学习初级日语的旅行社的女导游结结巴巴地用日语开了句玩笑。家住北京的她,想说的是“雨下小了真好”。而当地的老刘和各位司机师傅,也用一口甘肃口音说道:“太好了,太好了!”我想了一下,才明白他们的意思。他们指的是,雨下了又停,太好了。下雨也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儿。
我们乘坐吉普车,从酒泉城北出发,一路向西开去。出城之后,只见一片漫无边际的戈壁。我们沿着甘新公路向前开。虽然沥青路面平坦,但由于四周都是沙漠,路面也不免蒙上了一层沙土。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为什么说下雨好了吧。公路被雨打湿了,汽车行驶时就不会扬起尘土。
不久,嘉峪关城便映入眼帘。
嘉峪关城位于万里长城的最西端,距离酒泉有30多公里,这么快就能看到,颇感意外。不过,这座城楼从全无遮挡物的沙漠平地上拔地而起,高高耸立,自然从很远的地方就能望见。
两年前我在乘坐火车前往乌鲁木齐途中,也见到过嘉峪关城,这次我们是再度相逢。
秦始皇建造的长城,其最西端位于兰州南面的临洮,此后历代逐渐向西延长。现在的嘉峪关城,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
到北京旅游的人几乎都要去看的八达岭长城是用青砖砌成的,非常坚固。然而,到了长城的西端,则是土墙相连。土墙,即先将泥打成土砖风干之后,再用土砖垒成的城墙。采用这种材料跟当地干旱少雨不无关系,不过与烧制过的青砖相比,土砖更易损毁,崩塌的残垣断壁随处可见。用烧制过的青砖建成的雄伟的嘉峪关城楼,仿佛率领着破败的土墙,巍然耸立在荒凉的沙漠上。
司机付师傅从早先时候起,就不断自言自语地说着“mosaren, mosaren”,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听到我询问,他还是回答“mosaren”。从他的语气可以听出来,他对自己的判断颇为得意。老刘在一旁笑着解释道,这是酒泉地区的方言,意思是“没人”。
“用文字怎么写?”我打开记事本,把圆珠笔递给老刘。老刘略微想了一下,在本子上写下“没啥人”三个字。
确实,这附近除了我们之外,不见有别的人影。
即使对于中国这个人们习惯早睡早起的国度而言,西北地区的九点多却仍是大清早。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中国全国统一使用北京时间,但由于国土广阔,有些地方难免存在较大的时差。酒泉地区的时间比北京时间要早一个半小时,北京时间九点,实际上感觉只有七点半的样子。
由于要急着赶路,我们决定只在路上远远眺望嘉峪关城楼。
据介绍,嘉峪关城墙是双层构造,外城用青砖砌成,内城则是厚厚的土墙。城楼结构非常复杂,共有三座,每座都是三层。
我们停下吉普车,走到沙漠上,用照相机对着嘉峪关拍照。城楼耸立在空旷无人的荒野中。望着城楼,我们却丝毫没有“无人”之感。风景中,隐隐地显露出人类活动的气息。
原来是电线杆的缘故。电线杆成排竖立在沙漠之中,上有电线相连。电线杆、电线都是跟人类生活息息相关之物,因此不免透露出人类活动的迹象。
在沙漠中延伸的柏油公路,也沾染着人类活动的气息。虽然看不清人影,但甘新公路上却不时有“车影”掠过。于是虽然沙漠显得荒凉,却不至于没有人迹。听到我们不经意地使用着“沙漠”这个词,老刘纠正说:“这里不是沙漠,是戈壁。”
沙漠是指沙粒很小的沙丘状地表。而像这里附近多含小石子的沙砾荒原,则称为“戈壁”。由于有“戈壁沙漠”这样的名称,我们还误以为“戈壁”是个专有名词,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戈壁只是一种泛指。
当地人把这种地貌称为“戈壁滩”。没有海却有滩,说起来似乎有点奇怪,但想想在此赶路的人们那种孤寂而不安的心理,便会恍然大悟,戈壁跟海不也有相似之处吗?
2
沿途并非尽是沙砾,也有少量的草丛星星点点地散落在戈壁滩上。距离绿洲越近,草丛就越多,反之则越稀疏。
嘉峪关附近,草丛似乎相对较多。
“这里可不是不毛之地,也长有能吃的东西……你看,那儿就有,这儿也有……”
司机李德福手指戈壁远方,跑了过去。他在草丛前弯腰采摘些什么。
“嗬,你在摘什么?”
我说着,朝他走去。
“沙葱。”
李师傅的手掌托着几片小百花瓣。
“沙葱是什么味道?”
对于我这个问题,李师傅用一个字回答:
“鲜!”
也就是味道鲜美,不过李师傅说沙葱不能生吃,必须煮过才能食用。既可以包在饺子馅里,也可以腌泡。
“能腌制成很好吃的泡菜呢!”
老刘在一旁作证。
被比作海的戈壁,却长有可供人类食用的草。这可是了不得的野草呀!沙葱植株不高,开白色小花,散布生长在戈壁的草丛中。对于饥渴交迫的过路客来说,这些小小的沙葱可谓救命之草。
白草,生命之草——我这么想着,忽然忆起在以西域为题材的古诗中,常常可见到“白草”这个词。甚至可以说,这个词出现的频率之高,实在是有些过分了。
在我想到的诗作中,列举一些与大家一起鉴赏。首先是唐代诗人岑参(约715—770)的诗。岑参曾任北庭都护府和安西节度判官,有丰富的西域生活经验。在他的诗中,“白草”多次出现。
例如,在《白雪歌》中,有: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在《发临洮将赴北庭留别》中,有:
白草通疏勒,青山过武威。
在《玉门关与盖将军歌》中,有:
黄沙万里白草枯。
在《过燕支寄杜位》诗中,有:
燕支山西酒泉道,北风吹沙卷白草。
此外,还有王昌龄(?—约756)的《出塞行》:
白草原头望京师,黄河水流无尽时。
刘长卿(?—约789)的《送南特进赴归行营》:
虏云连白草,汉月到黄沙。
王维(701?—761)的《出塞作》:
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
张籍(约767—约830)的《凉州词》:
凤林关里水东流,白草黄榆六十秋。
在吟咏河西或西域的诗歌中,出现有“白草”一词的可谓不胜枚举。
读着这样的诗句,我的脑海中涌现出荒凉的风景。即使长草,也不可能是绿油油的一片。这些诗歌的作者,一定是以这种景象为背景,将“白草”咏进了诗句之中。然而,当我看到这些开着小白花的沙葱时,却觉得也许情况并非如此。沙葱的小白花点缀着砂砾地表——更何况,沙葱含有水分,它还能食用!在戈壁上跋涉的旅人,该从这些白白沙葱身上得到多少慰藉呀!忽然,我的心头掠过一个想法:白草是否有可能就是沙葱。
《汉书·西域传》的“鄯善”(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鄯善县)项下,有“国,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的记载。唐人颜师古(581—645)注曰:“白草似莠而细,无芒。其干熟时正白色,牛马所嗜也。”
补注中还介绍说,白草高三四尺(约一米),质地坚硬,由此可见,白草显然不是沙葱。沙葱高不足二十厘米,长在草丛中。
我对白草似乎过分执著了。回到日本之后,我还翻阅了《本草纲目》,得知俗称“白草”的植物有“白英”和“白蔹”。不过就其插图所示,两者都不是沙葱。不免感到有些沮丧。
3
采摘完沙葱,我们回到各自的吉普车上,继续向西进发。
战后,有数位日本人曾经走过这条路。最后经过这里的,是1957年的考古学访中考察团,其成员包括驹井和爱、樋口隆康、冈崎敬等。距今已有十八年了。我从日本出发前,读了他们十八年前所写的游记,还跟樋口先生直接交谈过。我想看看这十八年间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也是我此次来访的目的之一。
据樋口先生的讲述,当时这条公路宽十米,路面铺的是碎石,用压路机压平。不过,现在这条公路已经铺上沥青了。另外,樋口一行当年乘坐的是英国制造的路虎越野车,而我们乘坐的则是中国国产的“北京”牌吉普车。
嘉峪关城在吉普车的右边,我们正沿着丝绸之路向前行。
我知道,如今世界上有许多丝绸之路的发烧友,其狂热之情近乎中毒。我也是被丝绸之路所吸引而到此一游的其中一人。不过,我觉得自己与普通的丝绸之路发烧友相比,症状有些不同。
一般所说的丝绸之路,主要是指从唐都长安到罗马之间的带有历史浪漫色彩的陆上通道。在以此为对象的世界里,人的思绪被带回遥远的过去。由于过于久远,人的气息早已消失,只剩下单纯的浪漫。往好的方面说,这是纯粹的境界,而说得不好听的话,这条丝绸之路是后人臆造的,宛如盆景一般,漂亮却做作。浪漫主义必然造就了这样一条丝绸之路,因为其本质即在于超越现实。
我也对唐代进行了一番想象。不,我的脑海里浮现的还包括更早的汉代,卫青、霍去病、李陵等名将的故事。然而,由于更晚近的时代在我们想象中留下了更生动的场景和时代风貌,我们就更不容易感受到更久远时代的气息了。
嘉峪关城在我们身后渐渐变小。这座嘉峪关城除了引发我关于唐诗中“白草”的联想之外,继而被贬的林则徐路经此地的身影又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时距离唐代也过去了一千多年,而距今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百三十年。
道光二十二年(1842)九月七日,林则徐在嘉峪关城外的驿站住宿,次日经过关口向西而去。他将灵魂深处所迸发而出的情感,表现在诗作之中。其著作《云左山房诗钞》中,收录了他此时所作的四首七言律诗,题为《出嘉峪关感赋》,其中有两句:
一骑才过即闭关,中原回首泪痕潸。
当年我读到这两句诗时,曾感动得几欲落泪。
为了除去鸦片对中国的毒害,林则徐果断采取了措施。然而却被摇摆不定的皇帝及其内阁呵责,随后被流放新疆。
林则徐在经过嘉峪关时,也许已经听闻了《南京条约》的大概。他出于自身的信念,发动了一场正义之战,不料最终却是如此惨痛的结果,心中必定悲愤难平。
这首律诗的最后两句为:
我来别有征途感,不为衰龄盼赐环。
“赐环”是指赦免罪罚。古时候,皇帝要赦免流放重臣时,会赐给该重臣一个玉环以作象征。“环”与“还”同音,“赐环”就相当于发出了“准许归还”的信号。
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说,林则徐正在赶往流放地的途中。他气概凛然,悲壮地认为自己此行并非凄惨的流放之旅,而是“征途”——正在奔赴新的战场。为此,绝不以年老体衰为由,祈求赦免。此时,林则徐五十八岁,而且在出发前往新疆以前,还在西安卧病一月有余。
我在写作小说《鸦片战争》时,多次反复翻阅林则徐的日记和诗集。每每读到此处,总是不得不放下手中的钢笔,强抑住眼中泪水。
啊,想当年林则徐满腔悲壮之情,向上仰望的正是这座城楼!——这样的感慨,想必是普通的丝路发烧友所很难有的。
我恋恋不舍,从吉普车车窗中探出头来,回首遥望,直到嘉峪关城消失在视野中。
此时,雨已经完全停了,戈壁的上方露出一片朗朗晴空。
“那边是清泉乡。”
老刘手指着远处,告诉我说。
“清泉……很美的一个名字!”
“这是新改的。以前叫火烧沟,名字让人热得慌。”
“啊,火烧沟呀……”
林则徐在出嘉峪关城的次日,换马的地方正是火烧沟。这一地名记载在他的日记中。单是听到“火烧沟”这三个字,你是否就会莫名地感到一阵燥热?
据老刘的介绍,以前火烧沟这个地方的确名副其实,夏天奇热无比,就像底下生火的锅一样,农作物自然很难生长。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引来了地下水,成功地将如地狱般炎热的这片土地变成了丰饶的粮仓。当地人歌颂道:“昔日火烧沟,今日清泉流。”
于是有人建议说,“火烧”已经是过去时,应该改用新的名字,就叫“清泉”吧!于是便有了现在的“清泉乡”。
“前面白山的附近,是赤金乡。”
老刘介绍说,赤金乡也从较远的昌马河引水,从而旧貌换新颜。昌马河即疏勒河。由于流经昌马镇,附近的人就把疏勒河叫做昌马河。
火烧沟改名了,不过赤金则保留原名。在林则徐的日记中,也出现有“赤金湖”的地名。
他在日记中写道,这里并没有湖,地名中却带“湖”,或许是过去曾经有湖吧。不是湖却用“湖”作地名的,并不仅限于此。甘肃河西地区,也有西湖、东湖等,而实际上并没有湖。
以前我曾经读过这样一种解释:但凡稍有绿洲模样的、潮湿的地方,地名一概毫不客气地冠以“湖”字。
说说我个人的一种推理。当地海市蜃楼的现象频出不穷,这大概就是地名中大多带有“湖”、“沟”等字眼的原因吧。海市蜃楼是一种幻景。在沙漠地区,炙热的地面使得空气密度产生极端的变化,引起光线的折射现象,远方便出现有水面的幻影。
在当地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故事:备受干渴折磨的旅人,忽然发现前方有湖面,不禁欢欣鼓舞,于是向前狂奔,然而走近之后,湖面却顿时消失,人们实在不堪承受疲惫和绝望的双重打击。
一百三十年前,林则徐在没有湖的赤金湖用过餐,在日记中写下对其休息场所的称赞:“小而清洁。”
这顿菜肴是玉门县知事特意吩咐年轻伙计敬送给林则徐的。虽然获罪徙边,但林则徐却受到了沿途官民的热烈欢迎和欢送。他在鸦片战争中所展现出的勇气和行为,一定深深地打动了全国各地的人民。据林则徐日记的记载,在他抵达酒泉时,镇(驻屯部队的统领)、道(地方长官)以下,众人皆到城外关帝庙列队,送别这位民族英雄。
4
上午十一点,我们一行来到了玉门镇。
河西一带,有多处冠以“玉门”的地名,如玉门市、玉门镇、玉门关。单就玉门关遗址而言,便有相距甚远的汉代玉门关与唐代玉门关。玉门市是一座因石油开采而发展起来的工业城市,包括近郊居民在内,人口达二十多万。而我们稍作休息之处——玉门镇,是一个乡村小镇,人口只有六千。
玉门市与玉门镇相距七十公里,这两处地方均在过去的玉门县境内,而知事所派驻的玉门县城,就是现在的玉门镇。现在的玉门市以前称作老君庙,原是一片穷山恶水,自从发现了油田,这里便繁荣起来。现在如果只说玉门,指的就是玉门市这座石油城。
离开酒泉之后,我们在吉普车上坐了有两个小时了,于是大家决定在玉门镇稍作休息。
“来,下车活动活动,好好歇一歇。接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司机师傅对我说道。玉门镇是一座宁静的小城,确实适合途中小憩。据了解,19世纪60、70年代,周边地区一片兵荒马乱,稍具规模的城镇大都毁于战火,唯独这座玉门县城逃过一劫。前面引用过的在《申报》上连载的《西北边疆视察记》中,也有关于这座小城的记载,说这里物产丰富,居民穿着入时,女子体格秀美。
我们在玉门镇大约休息了二十分钟。一边吃着镇里的茶点招待,一边在附近随处走走看看。几只大肥猪慵懒地躺在路旁,悠闲自在地过活着,好一派令人忍俊不禁的田园风光!
林则徐出嘉峪关两天之后,进入玉门县城。而我们只花了两个小时。两年前我去新疆旅行时也有同感:在这种地方赶路,如今一个小时的车程,竟抵得上过去一日的行程。这种判断大致是准确的。
小憩之后,我们回到吉普车上,继续前行。玉门镇附近树木繁茂,绿意盎然,然而吉普车开出仅十来分钟,周遭又变成了戈壁滩的世界。
忽然,我看到前方的山麓下,闪着白色的光。无论怎么调整观看角度,所能看到的都只是一片水面。
我问老刘:“那该不会就是旱海吧?”
当地人把海市蜃楼中所看到的水面称为“旱海”或“旱湖”。
老刘开心地笑着回答道:“哈哈,那正是旱海,戈壁的旱海。”
我揉了揉眼睛,问道:“那又是什么?”
司机付师傅也抿嘴笑起来。
不一会儿,付师傅一边将车速减慢,一边说:“旱海每天都有,不过今天我们看到了比较稀奇的东西。”
我朝着付师傅所指的方向望去,在远远的那一头,升起了一道白烟状的物体。
旱海是横向的线,而现在我看到的是纵向的线。
“你是说那条像烟一样的东西吗?”
“那不是烟,那是龙卷风。明白吗?龙卷风……龙柱。”
“哦……”
我点点头。
戈壁的龙卷风,卷挟着沙子在空中飞行。
我的妻子惴惴不安地问道:“如果龙卷风从你身边经过,会怎么样?”
“那会被卷到半空中。”
“呀!半空中?……那,可就没命了。”
“那是肯定的。”
“那,如果不小心从靠近了龙卷风……”
“龙卷风还没起来的时候,人们就知道了。当地人知道什么地方会刮龙卷风,就不会跑到那里去。”
“原来这样……今天我们走的这条路上,不会有龙卷风吧?”
我的这句问话,听起来让人觉得不安。
“没事没事,请放心吧。”
付师傅说着,重新把车速提上去。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条细长的白色纵线,看了半晌。
龙卷风逐渐消失在视野之中,四周又是单调的戈壁在延绵。
林则徐在出嘉峪关时曾作诗言志,而当他来到这里时,应该也会留下诗作的。《云左山房诗钞》中收录了数首题为《塞外杂咏》的七言绝句,大概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写成的吧。我把这几首诗都抄录在手边的记事本中。
我打开记事本,找到林则徐的《塞外杂咏》。已经有些老花眼了,在车上看不清字。不过,只要打开记事本就可以了。这几首诗都记在我的心里。
其中,我最喜欢的一首是:
天山万笏耸琼瑶,导我西行伴寂寥。
我与山灵相对笑,满头晴雪共难消。
我们现在坐在车上,看到南面是祁连山脉,当地人称之为“天山”。因此,林则徐诗中出现的天山,未必一定是指新疆的天山山脉。
“笏”是天子、公卿手执或插在腰带的板,用木、象牙或玉做成。白皑皑的山峦使林则徐联想到了笏,而笏本身又是官职的证明。尽管他身处左迁途中,沿途许多官员却都列队为他送行。林则徐或许也在诗中暗指这种场景。
“琼瑶”是指美玉,用于形容山的外形。
山顶之上堆积着皑皑白雪,五十八岁而被贬边疆的他则满头银发。林则徐与山灵相对而笑:你头顶上的白雪和我头顶上的白发,都是难以消去的呀!哈哈哈……我仿佛听见,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林则徐朗朗的笑声。
我也来了诗性。借着林则徐这首《塞外杂咏》之韵,和诗一首,以博林公一笑。
关山一雨洗琼瑶,缥缈祁连自豁寥。
觅得沙葱西域路,忽生龙柱旱湖消。
“关山”是指关城附近的山。走出关城,一般即意味着踏上漫漫路程。因此,这个词语包含有特殊的寓意,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把它用在诗题中,例如李白的《关山月》。
我们从吉普车窗往外看到的祁连山脉,在嘉峪关附近的部分也可称为关山吧。晨雨初歇,山峦清晰可见,宛如洗过的美玉一般。不过玉门镇今天并没有下雨。自此向西,我们就进入了雨量极为稀少的地带。
南边可以望见缥缈的祁连山脉,其北边延伸着这一片广漠的戈壁,反而衬托出祁连山脉的寂寥。在这样的荒漠环境中,竟然长有白色的沙葱,让人的心情该有多振奋啊!在丝绸之路上,忽然远处出现了龙卷风,海市蜃楼的湖面则在须臾之间消失了。
玉门镇的旁边有疏勒河流过。我们坐在吉普车上,越过疏勒河,继续西行。
西域之感越来越浓了。
塞外风光
1
当年三藏法师玄奘曾走过这条路,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了。而一百三十多年前,曾在鸦片战争中抗击侵略的林则徐,也沿着这条路踏上了前往新疆的流放之旅。
四十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部分红军,也途经此路西进。但却在辉煌的“长征”记忆中,留下了悲壮的一页。
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主席取得了领导权,明确提出了“北上抗日”的目标,并对此前所犯下的逃跑主义进行了批判。
然而,指挥第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并不打算承认遵义会议的决定。他准备带领队伍退到国民党军势力薄弱的地方,即与苏联接壤的边境地带。
张国焘以一己之私,提出了“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的口号,并谎称此为党中央的方针,向第四方面军各部队传达。
抵抗日本的侵略,乃是当时中华民族的最高使命。日本侵略者扶持了傀儡“满洲国”,从东边不断渗透。然而,张国焘却企图向西退缩。这正是遵义会议所批判的逃跑主义。
无论是在戈壁上作战,抑或创建根据地,都需要有强大的骑兵队。而此前据守山地、游击作战经验丰富的红军,显然不善于开展骑兵战。而张国焘却执意带着红四方面军二万一千五百人,朝着河西地区进发。
在除了绿洲以外全无树木的戈壁上行军,队伍只能排成长蛇阵,全军毫无遮挡,暴露在外,完全成了国民党骑兵队的猎物。敌人可以肆意斩断长蛇队列,各个包围歼灭。
红军连日进行了数番恶战。对于红军战士而言,当时的河西走廊简直就是人间地狱。第四方面军的两万多将士,历尽千辛万苦,等到他们最终抵达当时独立于南京政府统治的新疆地区时,仅剩下区区几百人。李先念便是为数不多的残部当中的一人。
而且,第四方面军中还有从军的两千名女战士。这些人当中,从鬼门关死里逃生的只有张珍珠和张冠兰两人。
由于领导者的错误指挥,造成了如此惨重的损失,白流了多少宝贵的鲜血!实在是令人痛心疾首呀!
远远近近的历史往事,都在这条道上交织隐藏。
既然在玉门镇小憩,接下来的休息则要停留更长的时间,包括吃中饭和午休。预定到安西才停车。
我原本是个路痴,不过坐在吉普车里行进在这空旷的戈壁上,由于祁连山脉始终相伴,我勉强能够认清方向。宛如未经打磨的玉石般的祁连山脉各座高峰所处的方位,应该就是南面。
于是,我知道我们的吉普车正在一路向西进发。
我们所行走的甘新公路,在经过玉门镇之后,稍稍北偏地划了一道弧线,向西延伸开去。这条公路恰好沿着疏勒河的北岸。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在玉门镇附近跨过了疏勒河,之后在抵达安西以前,并没有再次经过铺设有桥梁的路段。
虽说是沿着河边走,但公路与河道之间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因此我们也很少能直接在窗外的景色中,看到疏勒河的踪影。不过,除了戈壁之外,鲜有其他风景。
2
老刘告诉我说:“远处有村落。”不过,在这茫茫戈壁上,“远处”到底是指哪里,实在无从判断。虽然老刘用手给我指出了方向,但村落距离的远近仍无法确定。
“距离这里有多远呢?”我索性直接问道。
“二十多公里。”
在这么远的距离之外,即便是有村落,我们也不可能看到房子的轮廓。
“那里叫什么?”
“桥湾乡。那个地方有一座古城的旧址。”
老刘给我讲了关于桥湾城的一段趣事。
清朝乾隆皇帝(1736—1795在位)曾梦见一座名城,便向大臣讲述了梦中名城的样子,并下令按照他所叙述的情形实际建造一座城。于是就有了这么一座桥湾城。
凡人做梦时岂能留下如设计图纸一般翔实的记忆?
梦境一般都是模糊恍惚的,历历清晰的梦反而令人毛骨悚然。
按梦索物的做法,在更早前的唐代即有类似的故事。
唐玄宗(712—756在位)曾在梦中得到豪侠的救助,便向画家吴道子描述了这位豪侠的容貌,并让他画出来。这就是“钟馗”的故事。相传唐玄宗染上疟疾,浑身发热,梦见自己的宝贝玉笛和杨贵妃的香囊被一个小鬼偷走。这时只见一个豪侠出现,将偷盗小鬼生吞,为唐玄宗追回了失窃之物。玄宗问其姓名,答曰“钟馗”。
钟馗的容貌似乎没什么清晰的细节,五官几乎被满面的大胡子所遮盖,夸张地说,他的相貌被埋没在胡子里,可以说全无人样。
不管梦中的细节有多清晰,一旦一觉醒来,记忆就会变得模模糊糊。唐玄宗所能对吴道子说的,肯定也不外是如此程度的描述:面目狰狞,长满胡子。吴道子听到皇帝说钟馗脸上长满胡子之时,想必会长舒一口气。因为五官是可以用胡子遮盖的。
乾隆皇帝觉得梦中所见名城甚好,于是下令在现实世界中建造一座。但为什么不把这么一座绝妙的城池建在皇帝自己能亲身前往之地,而偏偏选在河西的戈壁上呢?这实在令人费解。这里可是乾隆皇帝绝对不会亲临的地方呀。
即使他极力回想梦中的细节,一定也无法再让梦境清晰重现。虽然道出了大致轮廓,但乾隆皇帝自己也并不是那么自信。于是让人在迢迢戈壁深处建造这么一座城池,不让自己亲眼看到,以免失望。
描绘人的容貌,可以用胡子一遮了事,而梦中之城,也可以建在戈壁荒野中蒙混过关。但凡像梦一样不可查证的东西,难保不被人钻空子。
老刘说道:“奉命建造梦中之城的大臣,不断收取营建商的贿赂,中饱私囊,最终事情败露,被处以死刑。”
“贪污受贿就得判死刑呀。看来古代的刑罚也很严厉。”
“这可不算什么,还没完呢。”老刘摇着头说:“皇帝觉得死刑还不足以惩治贪官污吏。他令人将那位大臣的皮剥下来,做成一面鼓,悬挂在桥湾城的箭楼上,每天早晚敲打。死后还要让他受击打之苦,皇帝这才觉得解气。”
被处死后还要遭受鼓槌的击打,实在令人难以承受。当时的官民肯定都被这种酷刑吓得缩紧了脑袋。
虽然梦境总是模糊不清的,但人在感情上对梦却又非常看重。尤其是有所感发的梦,更是希望能够一辈子珍藏。大概是因为如此宝贵的情感竟然受到玷污,这才使得皇帝勃然大怒。皇帝因其地位有时候不得不超越人之常情,变得狠心残酷。于是残忍无比的乾隆皇帝冷冷地下令道:“剥了他的皮,做成大鼓。”
需要谨记在心的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无情地破坏和玷污他人的美梦。
桥湾渐渐远离我们的视线,稍往前行,老刘告诉我说,远远的那一边是布隆吉乡。桥湾在疏勒河的北岸,布隆吉则在疏勒河的南岸。
据说,在林则徐的时代,从玉门镇出来,一般是经由疏勒河的南岸,因此不会经过桥湾,而是直接到达布隆吉,留宿一晚。
据十八年前考古学访中考察团的报告,吉普车的里程计显示从酒泉到安西的距离为二百八十二公里。
即使道路和交通方式变了,但距离却是几百年几千年都不会变的。从路牌上看,酒泉到玉门镇是一百四十七公里,玉门镇到安西之间是一百三十五公里,加起来正好是二百八十二公里。
不过,现在不用看汽车的里程计也能知道距离,因为在甘新公路上,每隔一公里都立有石制的里程碑。
3
过了布隆吉,就到了双塔堡。双塔堡也是远离公路,但实际上,双塔堡附近正是唐代玉门关的遗址。而汉代的玉门关则更为边远,在敦煌的西北。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玉门、阳关都在敦煌郡龙勒县境内。龙勒到了唐代改为寿昌县。《隋书·西突厥传》中记载道,自东向西依次“至玉门关、晋昌城”,可见玉门关应该位于晋昌城以东。晋昌县属瓜州管辖,瓜州则正是现在的安西。听说现在关城的遗迹早就不复存在了,据考证,其位置大概就在双塔堡附近。
原本位于敦煌西北的玉门关,为什么会大范围迁移到敦煌东北方向的双塔堡呢?从地图上看,是一种后退收缩的感觉。但据研究,实际上这是丝绸之路的路线发生了变化的结果。《周书·高昌传》末尾有一段叙述,大意是:
自敦煌到高昌沿途,大多是沙碛之地,并无固定的道路,只有循着人畜的骸骨或马、骆驼的粪便前行,而兼有妖怪之类出没,于是商旅往来便大多取道伊吾之路。
伊吾是现在的哈密,高昌则是吐鲁番。
也就是说,经由敦煌的道路荒废了,或者应该说,勉强像路的道路不存在了,于是行人便改为经过哈密,往来赶路。所谓“伊吾之路”,大概跟现在的铁路走向相一致吧。
关所是特地以旅客为对象而设立的,因此旅客的行走路线倘若有变,关所自然也就随之而转移了。
《周书》、《北史》中都载有“伊吾之路”,于是可以推测,玉门关的迁移大概发生于六朝时期。唐代的玉门关,不用说理应也是设置于双塔堡附近。
李白的《关山月》一诗中,开头的几句是: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从故乡方向吹来的长长的风,飞越遥远的距离,吹到了最边远之地——玉门关。
不只是出征的军人在玉门关这里怀念故乡,留在都城长安的军人的一家老小也在思念着玉门关的亲人。李白的另一首有名的《子夜吴歌》,真切地描绘了妻子对出征在外的丈夫的思念之情: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
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提起唐代的玉门关,我们总会不由得想起三藏法师玄奘。怀着满腔求法的热情,玄奘“昼伏夜行”,来到了瓜州(安西)。然而唐代的律法禁止国人出境。倘若无论如何都执意要前往印度的话,除了偷越国境之外,别无他途。一旦走上这条路,便再也不能回头了。玄奘探求真理的决心从未有过丝毫的动摇。如此看来,玄奘所应当采取的方式只能是暗潜出境了,而玉门关就是挡在前面的一道障碍。
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有人告诉玄奘,在瓜州的北面有一条河叫瓠芦河,“下广上狭,洄波甚急,深不可渡”,是一处艰险之地,而唯一能够渡河的地点,却设置了玉门关。
由此可知,当时玉门关设置于河边上。现在的双塔堡一旁,有疏勒河流过,可推断这便是过去的瓠芦河。
由于是偷渡国境,玄奘不能光明正大地通过玉门关。他在一个名叫石盘陀的胡人的指引下,从玉门关沿河上溯十里(约5.6公里),断然由此渡河。
瓠芦河尽管上游狭窄,河面宽不过四米,然而下游却水深流急,是欲渡不能的国境河。正因为有这样的天险,才在此设置了关卡。石盘陀把玄奘带到一处长有梧桐林的地方。渡过天险的诀窍,便是这片梧桐林。
尽管水深流急,然而河面狭窄之处,却是瓠芦河天险的弱点。砍下梧桐树,架设在河两岸上,便能渡过河流。按说单是人走,架设一两根木头便足矣。但由于玄奘需要穿越戈壁,就不得不带上马匹同行。这样一来,过河的桥也得建得更宽一些。玄奘把几根梧桐木架在河的两岸,木头之间的空隙塞入土和草,使桥面平整,供马通过。砍树造桥的工程全部都必须在夜里完成,不能在白天明目张胆地进行。
就这样,玄奘顺利地通过了玉门关,成功偷渡出境。接下来玄奘所走的路线,自然是“伊吾之路”了。
经过唐代玉门关时,除了玄奘以外,我还想到另外一个人。
被流放到新疆的林则徐的身影,也不断在我的脑海里涌现。
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被派遣到广州,致力于禁绝鸦片的事业,与当时派驻广州的两广总督邓廷桢一起并肩作战。后来二人同获罪责,被贬新疆。林则徐在戍遣新疆之前受命负责东河的修复工程,邓廷桢则先行一步,前往新疆。
在抵达玉门关时,林则徐收到了先期到达新疆的邓廷桢写给他的一封信。具体内容我们不得而知,大概也会说到“欣闻林公将至,我在此恭候”之类的话吧。
林则徐给邓廷桢写了回信,并赋诗两首随信附上。这两首七言律诗表现了林则徐独有的风格,虽略显刻板却对仗工整。其中有一句表达了对再次会面的期盼之情:“绝塞仍期促膝谈。”
这句诗的意思是说,虽说我们身处边远的流放地,知己之间的促膝长谈却也能有慰藉之乐。然而林则徐并没有只是停留在这种喜悦上,诗的最后一句是:“只愁烽火照江南。”
“烽火照江南”,不用说自然是指英国的舰队沿着长江进犯。
三年前,林则徐没收了英国商人二万多箱鸦片,并在虎门销烟,从而引发了鸦片战争。这三年以来的种种经历,不断地在林则徐的脑海中浮现,隐去,重又浮现。
英国舰队逼近京口(今镇江),清政府与英国已经在江宁(今南京)被迫签订了屈辱的条约。我们不难体会,林则徐在经过玉门关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慨。
在收到邓廷桢的信时,他写了两首七言绝句,另一首诗最后两句是:
中原果得销金革,两叟何妨老戍边。
“金革”是指刀枪、铠甲等,借指战争。“销金革”就是结束战争,迎来和平。
“戍边”是指守卫国境,我马上联想到杜甫《兵车行》中的诗句:“归来白头还戍边。”
林则徐这两句诗的意思是,如果中原果真能够实现和平,我们两个老朽即使守卫在国境上终老一生,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当时邓廷桢已年近七旬,而林则徐则年近花甲。
4
虽说戈壁上一望千里,不过一路上远远地可以望见北边的马鬃山和南边的祁连山,心里说不出有多踏实。假若没有山影做伴,戈壁的荒凉感恐怕令人难以忍受。
不管我们走到哪里,祁连山总是一路相伴。
祁连山由火成岩形成,是坚硬的石质山。岩石表面在秋日的照射下呈现金黄色,或闪着银光。有些地方看上去,就像表面长有苔藓一般。
戈壁是一片夹杂着灰色的黄色视界,有些地方则呈现黑色,那是长着植物的地带。远远看去是黑色或淡墨色,走到近处就变成了绿色。
我们的吉普车在疏勒河北边行驶,而渡过瓠芦河偷越国境的玄奘法师,想必也曾在这一带艰难前行。虽然石盘陀随着他一起偷渡出境,但这个胡人意识到前路的危险,感到害怕,便掉头返回了。这时陪伴着玄奘的,只剩下一匹赤马,而且瘦骨嶙峋,显得羸弱不堪。
唐代设有关外五烽,即设置于玉门关外的五座烽火台。一旦有敌情,便燃起狼烟,通过烽火台之间的传递,将信息迅速报到关内。在第一烽,玄奘受到了守将王祥的优待。
“越境约八十里”——《三藏法师传》中对第一烽的位置作如此记录。唐代的“里”相当于五百六十米,因此八十里大约为四十四公里。这个距离并不算近,不过在一望千里的戈壁中,在烽火台的瞭望楼上,大概能够很早就看到远处的人影吧。
烽火台除了传递狼烟信号的功能以外,想必还兼具有取缔非法出境行为的作用。因此,对于偷渡出境的玄奘而言,那可是避之唯恐不及的。然而,在渺无人烟的戈壁中,象征着人类势力的烽火台肯定又是一处壮胆的景象。
一般而言,戈壁的地势是平坦的,不过平缓的沙丘状地势也都随处可见,还有隆起的地貌。在斯文·赫定的著作中经常出现的“雅丹”、“台地”等,指的就是这种地貌。雅丹是在风力的作用下形成的具有独特形状的黏土丘,而台地则是指后期第三纪的堆积经大规模侵蚀后所留下的残骸。
然而,除了雅丹、台地之外,还有非自然形成的、由人类所建造的堡垒的残骸,零星地在戈壁中孤立高耸着。建造这种堡垒时就地取材,将泥土踩踏夯实,自然风干做成土砖。据介绍,土砖并没有什么特点,因此很难通过这种建筑材料推断堡垒残骸的年代。
“有可能是唐代的,也有可能是清代的。”
听人这么一说,我可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唐代和清代,中间隔了一千年呢!
1919年,途经这里的测量队员林竞在日记中写道:“双塔堡以北有苜蓿峰。”他说这是关外五峰(烽)之一。
我睁大双眼远眺,到处可见堡垒的断壁残垣。不过至于何处是苜蓿烽,后人竟不得而知。
苜蓿即三叶草。如今这种植物分布范围遍及中国各地,而据《史记》记载,苜蓿是从西域大宛传来的。大宛即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费尔干纳。因此我们不得不说,苜蓿烽这座烽火台的命名极具西域特色。
在《三藏法师传》中,只用数字编号指称烽火台,如第一、第二、第三烽。要说别名,则只有双塔堡附近的这座苜蓿烽,即善待玄奘的守将王祥所驻扎的第一烽。
之所以能下这个判断,是因为苜蓿烽之名,曾出现在唐诗中,而且诗句中表明,苜蓿烽即在瓠芦河(疏勒河)畔。
这首唐诗为岑参所作,并收录在《唐诗选》中。
苜蓿烽边逢立春,瓠芦河上泪沾巾。
闺中只是空相忆,不见沙场愁杀人。
诗人岑参曾跟随封常清将军出征西域。封常清是个矬子,而且有一只脚行动不便,可谓其貌不扬。然而他却在西域与吐蕃军的战斗中立下战功,后来因镇压安禄山叛军失利,最后被处死。
话说回来,岑参的诗并非单凭想象创作出来的。这首诗的意思是,我亲自跨上军马,来到玉门关外,在立春这一天,站在远处眺望着苜蓿烽。身边有瓠芦河流过,回首望乡,思念之情涌起,泪湿罗巾。在我的家中,妻子空守春闺,她一定也是在思念着我这个出征的郎君吧!不过,即使是妻子,大概也很难理解我在沙漠中所体会到的烦闷心情,是如此难以言表,深深地愁杀人!
诗中用了“不见”这两个字,强调的是只有经历过沙场征战的人才能明白诗人的心情,非亲眼所见,无法想象。
明代文艺评论家谭元春给这首诗的评语是“不堪读”。
谭元春的意思并不是说诗写得很糟糕让人无法品读,而是指诗中情境太悲了,让人无法读下去。
5
透过吉普车车窗所看到的堡垒的断壁残垣,也许并非唐代就有的年代久远的废墟,也可能充其量不过是更晚近的清代遗址,这就出乎人们意料了。
据被贬戍边的林则徐沿途所写的日记,双塔堡建有城堡,驻扎着一百名士兵。在常态下,这种规模的驻军想必足矣。
1937年即抗日战争爆发这一年的年初,尽管在前一年12月“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的态势已基本形成,但是在西北地区,红军西路军仍然与国民党政府军继续进行着艰苦战斗。如前所述,张国焘违背了党中央的方针,擅自带领第四方面军向河西走廊进发。他们被军力强大的国民党政府军所分割,濒于被全歼的境地。后来,红四方面军分成右翼支队和左翼支队,转为展开游击战,而左右翼支队的人数分别只有九百人和四百人。
为避免在戈壁中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两支队都进入了祁连山脉。右翼支队在海拔三千米的牛毛山且战且退,队伍化整为零,分成小分队力图强渡黄河,向陕北即延安方向突围。严冬时节的高山地带非常寒冷,气温达到零下四十度。没有粮食,士兵们只有啃雪硬战,最后几乎无人生还。左翼支队则向西转移,在祁连山里彷徨了四十三天。
但是,在祁连山中这么彷徨下去并不是办法。因为那样就意味着要么饿死,要么冻死,意味着全军覆没。活路只有一条:打下山去,冲出包围。
红军西路军的参谋是德国人奥托·布劳恩(中国名为李德)。他是中国共产党当时的留苏派王明、秦邦宪等人所聘请的军事顾问,原是德国一所学校的教师,只不过曾在莫斯科接受过几年的军事训练而已。既不熟悉中国的地理,也不懂得中国的国情。
奇怪的是,国民党政府军中指挥对共产党作战的军事顾问冯·塞克特将军同样也是德国人。
李德决定,指挥左翼支队从祁连山出发,向安西进发,突破敌军封锁线,杀出一条通向新疆的血路。
国民党在安西布兵很少——这是李德在很早以前得到的情报,他据此判断,九百人的左翼支队能够突破安西线。然而,后来他们从当地居民口中得知,国民党军队在安西附近驻屯有两个旅的兵力!
不料李德竟然不相信,认为国民党不可能派驻这么多军力,强令左翼支队从安西突破。
我们的吉普车开过了双塔堡,经过小宛,朝安西驶去。小宛就是林则徐日记中所记的“小湾”,他曾在这里停宿一晚。过了小宛,就快到安西了。1937年4月中旬,红军西路军左翼支队九百名士兵,毅然决然地向一万多人的国民党政府军封锁线发起殊死突击。其地点正好就在小宛附近。
一接近绿洲,戈壁上的绿色就逐渐增多了。远远望去是黑黑的一片,红军便朝着这些黑线向前冲。
当时,这个地方由五家马姓军阀所控制,安西地区则属于其中一家马步芳的势力范围。马步芳为了与红军作战,纠集了能够调动的所有军队,在此处布防。
那是一场惨烈的战役。陷入包围圈的红军经过一整天的激战,突破了敌军包围,向北逃离,走的正是“伊吾之路”。马步芳麾下的两个旅,主力是善于骑马作战的回教徒骑兵,在白墩子附近追上了红军。红军为甩开他们的追击,数次通过肉搏战突破包围,向沙漠深处行进。
马步芳的骑兵队深知沙漠之凶险,便不再穷追不舍。割据一方的军阀,只要将红军赶出自己的地盘,也就完成任务了。更何况,红军已经进入到戈壁深处,那就由他们去吧。
虽然摆脱了国民党政府军的追击,红军却继而陷入了与口渴的悲壮斗争中。他们用桶接了军马的尿液,只供疲劳的士兵饮用。然而,马迟早也会连一滴小便都排不出来的。
除了口渴难耐之外,红军还要忍受大风的吹袭。疾风卷带着沙土,天地因此一片昏暗。红军依靠指南针往西北方向前进,全员无不感到口干舌燥。不,不仅仅是口舌,众人浑身内外就像被火烤一样燥热不堪,嘴唇干裂,流出血来。将士们舔着自己的血,继续前进。
据说士兵们倒下的时候,嘴里都哼着要水喝。
只得采取最迫不得已的手段了。红军决定杀掉军马,让濒死的士兵喝马血。
有人反对说:“太可怜了。这一路上马都和我们并行战斗,它们是我们的好伙伴。”
对此,向导带着一种让人感到异常悲痛的声音反问道:“到底是马重要,还是人的生命重要?”
海市蜃楼让口渴难忍的红军更加痛苦。在持续三天经历了地狱般的口渴折磨之后,红军终于看到了真正的水。
士兵们大口大口地狂喝不已,直到肚子胀得像西瓜。
终于死里逃生了。只要过了星星峡这个地方,前面就是蒋介石的势力所不能到达的新疆了。左翼支队九百人的部队中,人员损失过半。由于右翼支队几乎全军覆没,西路军全军二万多人,只有这四百人幸存下来。
5月1日劳动节这一天,中共中央派来陈云等人,用飞机将他们接回延安。
抗日战争在两个月之后爆发。
唐代的岑参吟作了令人不堪卒读的“愁杀人”的诗歌,而20世纪的红军,则在途经同一个地方时,连创作愤恨痛苦的诗歌的时间都没有。那个时候,他们唯一所能做的,便是用自己的鲜血将历史书写在戈壁上。
三十八年过去了。
逝者如斯。戈壁上的血字我们虽然用肉眼看不见,却可以用心读。
吉普车沿着甘新公路前行,不久便向左拐。
“嘿嘿,我们进入安敦公路了。”
老刘说着,将身子探出窗外。
在我们前面延伸出去的这条公路并不比甘新公路差,路面宽阔,铺着沥青。安敦公路,顾名思义,即连接安西和敦煌之间的公路。
如果不拐入安敦公路而沿着甘新公路继续向前的话,就会先后经过红军陷入包围的白墩子、红柳园、星星峡等地,进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我们的吉普车进入安西,缓缓驶入了一个绿洲的世界。绿色映入眼帘,使习惯了戈壁景象的双眼简直有些生疼。
公路旁有一条水流,大概是从疏勒河引过来的水渠,清澈的流水潺潺。
到鸣沙山
1
我们刚才在玉门镇稍作休息,而到了安西,休息的时间较长。抵达安西时是下午两点,正如前面讲过的,这里和北京时间存在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的时差,正好是吃午饭的时间。
我们被接到安西县招待所。
我急着想去敦煌,心想半个小时吃饭也就够了,赶快出发吧。不过,按中国人的习惯,吃完午饭后一定得午睡。不管是在北京、上海,还是在丝绸之路,这个习惯都是一样的。
安西县县长张玉明露出笑脸,亲切地说道:“四点出发,有两个小时的时间,请您好好休息。”
听着张县长非常热情的话,我实在无法说出急赶路的扫兴话了。
很快饭菜就端了上来。我在备忘录里写下“九菜一汤”。
啤酒很好喝。毕竟是到了干旱地区,人的身体也想多补水吧。
张县长和卜正福先生给我们介绍了安西各方面的情况。我们也了解到,我们这次的“运气”有多好。安西以风出名,两天前还刮起了强风。这风可不是寻常的风。我又想起了红军西路军左翼支队在此处附近遭遇狂风,沙尘遮天蔽日,他们只得依靠指南针辨认方向的往事。说起风就会想起安西,说起安西就会想起风。
俗话说,“安西一场风”。
另外还有“关外三绝”的说法,是指玉门关(或嘉峪关)外面有关内所无法想象的三种可怕的东西,即吐鲁番的热、镇西的冷以及安西的风。吐鲁番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低地,最低处海拔为负154米,夏季气温经常超过四十度。德国探险队曾留下吐鲁番气温超过五十度的记录。两年前我去新疆旅游时,已经是九月天了,可吐鲁番当时的温度仍然有三十四度。而当地的人竟然还说:“太好了,太好了,今天真凉快。”镇西是位于哈密西北的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据说那里冬天冷得简直让人难以想象。
安西的风能够与这两者相提并论,可见得有多吓人。如此说来,在安西县城里果然没有看到什么高一点的建筑物,全部都是平房,看上去很坚固。大概在建造的时候,就已考虑到风的威力了。
当然大风也并非总是刮个不断,而是刮刮停停的。两天前就刮过一场很强烈的大风。
实际上,由于北京飞往兰州的航班没有空座了,我们出发的时间推迟了两天。如果按预定计划出行,我们就会跟这场大风撞个正着。
上次去吐鲁番的时候,我虽然因为避开了传说中的炎热天气而感到庆幸,却又觉得错过了体验一下高达五十度酷暑的机会,稍微有些遗憾。
这次来到安西也颇有同感。一方面因错开了狂风的风头感到宽慰,另一方面却又暗想:真想亲历一下在沙尘漫天飞扬、遮天蔽日的天气中开车穿越戈壁的感觉。人类真是不容易伺候的主儿啊。
为了防风,安西的建筑物建得很低,整个县城占地很大。
县招待所的院子里,开着各种各样的花。司机付师傅摘了一些,说要插在驾驶座位的边上,真是颇有情趣之人。沿着院子通道种着向日葵,成排的金灿灿的花盘,非常漂亮。
2
安西过去隶属于敦煌郡,汉代称冥安县,后称常德县,唐武德五年(622)改称瓜州,并在此设都督府。由于酒泉郡称肃州、敦煌郡称沙州,安西改称瓜州,这就意味着安西终于成为能与河西四郡相提并论的要地了。大概是“伊吾之路”开通的缘故吧。
为什么安西会被命名为“瓜州”呢?据说跟这里盛产瓜类有关,这恐怕绝非毫无根据的市井之言。到了安西,无论去哪里,主人都会拿出瓜果和葡萄招待。
在安西招待所里,饭后端上来的水果除了葡萄、西瓜之外,还有像铅球一般大小的黑皮瓜。问瓜的名字,答曰:“铁胆瓜”。
“哦,原来如此……”
这种瓜外形果然就像铁胆一样,名字起得真妙。
来到中国,就不能太着急。大陆有大陆的生活节奏,不管我多么着急想早点到达敦煌,也不能破坏人家午饭后睡午觉的习惯。入乡随俗,更何况午睡对身体也有好处。好像有不少人到中国旅行,因为没有遵从午睡的作息习惯,就会觉得很疲惫。不一定非得睡着,躺在床上稍作休息,身体就会自然从疲劳中恢复。
我们都在招待所的房间里躺下休息了一会儿。
墙壁和天花板都很白,真的让人觉得非常干净。我不由得想起安西县城里的建筑,几乎都刷得白白的。招待所前有一栋挂着“安西县水利局”牌子的房子,也是完全雪白的建筑。
我并没有午睡的习惯,所以睡不着。就这样要在床上躺一个半小时,确实也挺无聊的。于是我便起了身,到附近转转。适逢午休时间,街上少有人影。
我心想:感觉好像有点奇怪……
在此前出版的游记中所描绘的安西,跟我眼前所见的景象截然不同。例如,六十三年前到过这里的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写道:
城墙大半荒废了,埋在沙子里。
斯文·赫定在1934年的游记中记录道:
安西是一处绿洲,地方很小,贫穷凄惨。
他说安西的城墙上留有枪眼,游记中还附有城墙的照片。从照片上看,确实存在有破损非常严重的城墙。
然而,现在城墙连个影儿都没有。我四处张望,还是没看到城墙。在中国,各地接二连三地拆除了妨碍城市建设和交通发展的城墙。酒泉就是一个例子,我猜想安西城墙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吧。
“过去破败的城墙都被拆掉了吧!”
我问县里的人。对方摇头说:
“不,这里本来就没有什么城墙。因为我们把安西城搬到这里来了。”
毕竟这里地广人稀啊。与其拆掉城墙改造城镇,不如另起炉灶,将县城整体搬迁到另一个地方,这种做法一定更简单。
说到这儿,我想起刚才距离安西还有大约一公里时,司机付师傅告诉我说:
“这里是安西古城。”
听到是古城,我还以为那里是唐代或者明代的老城遗址呢。
从古城到新城附近之间的地带,似乎还有人居住。
“哦。那么古城现在怎么处置?”
“用作仓库。”老刘回答说。
怪不得安西县城都是一片新白,完全是一派新城新面貌。马路很宽,井然有序,一切都是重新规划的,自然会是这个样子。
据载,原来的古城城墙建于雍正六年(1728),已经过去了二百五十多年,差不多也该寿终正寝了。
1916年,来到安西的测量队成员在报告中写道,县政府门前挂有如下一副对联:
一千户寥落生息,疏勒不流,渊泉不润;
数百里凄凉戈壁,南山多雪,北山多风。
右联的意思是,这里住着的一千户人家,冷冷清清地过着日子,疏勒河断流了,渊泉的水也不充沛。“疏勒不流”,倒不是说疏勒河再也没有水了,而是形容水量非常稀少。“渊泉”是指安西旧城鼓楼下的一眼泉,因此安西以前也曾被称为“渊泉县”。“渊泉不润”,是对作为绿洲命脉的渊泉水量不足的感叹。
左联的大意是,县城周围数百里地都是荒凉的戈壁,南面的山积雪很多,北面的山则总是刮风。
左右两联合在一起,描写了安西自然环境的恶劣,字里行间表达了人们的满腹牢骚。
根据当时测量队员的报告,安西只有数百户人家。对联说有一千户,实际上没那么多。
1936年到过此地的旅行者说,安西附近的居民由于不堪苛捐杂税的重负,纷纷逃亡他乡。据《申报》的那位记者报道,村民一旦逃亡,其税赋就会落到村长头上,因此村长常把种子、耕牛借给村民,想方设法把他们留住。尽管如此,村民还是要逃走。麦子留在地里顾不上收割,家具什物放在家里来不及收拾,就这样逃走,因此别人都不知道。
逃亡生活必然非常艰辛,但是辛苦劳累一年下来,收入全被作为税收征走,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大概只有背井离乡,另寻活路了。苛政猛于虎呀!
当然,现在安西可谓面貌一新了。当我问安西县有多少人口时,回答说有七万多人。不用说,户数超过了一万。
“回来的时候,请您再来好好看一下。”
张县长屡次强调说。他热情地邀请我仔细参观一下重获新生的安西。
于是我回答说:
“好的,我想看看焕然一新的安西县变化最大的地方。”
张县长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许诺说:
“好!我在这里等您回来。”
3
下午四点,我们坐车离开安西。同时也跟甘新公路作别,接下来走的便是安敦公路了。如果沿着甘新公路一直向前走,就会进入“伊吾之路”。
林则徐也是经过“伊吾之路”入疆的。在这趟路途中,在我的内心深处,林则徐陪着我一路走来,在此我要跟他告别了。红军第四方面军左翼支队的各位将士们,在此也要跟你们告别了。
在安西的戈壁中逃散的红军将士们,在鸦片战争中遭受屈辱的林则徐们,我真希望你们能够看到如今安西的新面貌;当时的安西州知州黄啸村,也希望你能够看到如今安西的新面貌。
黄啸村是条豪爽的汉子,愤慨于英人的侵略,他认为中国之所以遭受外国的侮辱,是因为武器装备不如人,于是自己研制了一种“飞枪火箭”,并向林则徐展示了这件武器。
这件飞枪火箭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林则徐的日记中,并没有详细的描述。林则徐曾在广州亲眼见识了英国新式兵器,在他看来,飞枪火箭想必也不会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吧。不过,黄啸村满腔赤忱的爱国热情,却让林则徐非常感动。黄啸村还将前一年冬天上表北京朝廷的从军请愿书的草稿拿给林则徐看。国家受到侵略,堂堂男儿岂能坐视不管!
林则徐在其日记中,对黄啸村作出如是评价:
亦有志之士也。
林则徐离开安西后,当天到达白墩子,在此停宿。而黄啸村更是一路尾追,来到白墩子与林则徐共进晚餐。可见他对林则徐是多么的尊崇和敬仰。
这一天,林则徐在日记中写道:
碎沙之下实有石底,车行戛戛有声。
在他的诗集《塞外杂咏》中有如下一首诗,想必也是在这个时候写成的吧。
沙砾当途太不平,劳薪顽铁日交争。
车厢簸似箕中粟,愁听隆隆乱石声。
“伊吾之路”既然称之为路,大概是将大块的石头清除掉,然后建成的一条相对平整的道路。尽管如此,由于这里是闻名的强风地带,狂风一来,便将卵石刮起,道路难免不被沙石所埋。路面因沙砾铺道而凹凸不平。林则徐坐在马车里,行走在这样的道路上。
“劳薪”是指将老旧的木轮车解体之后用作薪柴,在诗中指的是驱驰多年疲惫不堪的车体木制部分。而“顽铁”则是指车体的金属部分,已成了又旧又脏的硬铁,不再崭新光鲜。马车破旧的木架和铁身,嘎达嘎达作响,犹如相互对骂一般。
“簸”是指颠动摇晃。坐在车厢里颠簸摇晃,就像簸箕中的栗子一样。前途漫漫路难行,要走到什么时候才是头?更何况,林则徐的这趟旅行实在不是什么好事,他要前往流放地。
在广州令英国鸦片商胆战心惊的林则徐,想到自己的这段人生旅途,一路上心情沉重,加上又听到车轮和乱石不停地碰撞所发出的刺耳声响,不免愁闷满怀。
林则徐离开安西,朝西北方向而去;我们坐着吉普车,沿着平坦舒适的安敦公路向西南前进。
在车里,我对林则徐旅途的辛苦颇有体会——这种辛苦并不是完全无法想象的。满是沙砾的戈壁从铺着柏油的安敦公路两旁延伸开去。让林则徐当年发愁的沙砾,其实就在我们的眼前。
我想,行走在这样的路面上,一定够难受的。
不,单靠想象是不行的。得试着在戈壁上走走看——也许真是天意,在不远的前方,道路正在施工,有标志提示车辆绕行。说是标志,其实不过就是在公路上用土堆成一道障碍,使车辆无法通过。由于这里是一望千里(请允许我总是用这个方便好用的词语)的戈壁,一眼就能看到施工的路段范围,几乎连标志都不需要。
无论如何,正如我所愿,吉普车只好开到沙砾遍地的戈壁上。这时,我确实感觉到自己就像簸箕里的栗子一样,摇晃得厉害。
吉普车全身都是“顽铁”,没有“劳薪”,不像19世纪的马车那样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让我们感到难受的不是摇晃,而是沙尘。
最潇洒的是领头的吉普车。它跑在前面,卷起的沙尘都留在身后,自己完全不受影响。我坐的是第二辆吉普车,顶着第一辆车后的滚滚沙尘,离得太近的话,能见度几乎等于零。吉普车开到戈壁上以后,后两辆车便降低速度,以便与前一辆车尽量保持距离。在前面的车所扬起的沙尘飘散之后,才从后面通过。
就这样走了大约十分钟,吉普车又重新回到公路上。大家长舒一口气。
安敦公路每隔两公里就会出现一块石制里程碑,上面标示有数字。到敦煌还有数十公里。里程碑上的数字越大,表明到敦煌距离就越近。
一路上听人说:
走完了石头山,到了有沙山的地方,就是敦煌了。
绿色越来越多,就说明距离敦煌的绿洲越来越近了。
不过,还是看着里程碑上的数字最准确。当数字变成九十多的时候,绿色就逐渐增多了,沙山也开始出现在眼前。
然而,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并非敦煌县城。前面为了方便才笼统地说要去敦煌,其实准确地说,我们的目的地是——位于敦煌境内的莫高窟。尽管敦煌只是一个县,但面积很大。要问到底有多大,将近四万平方公里。虽然基本上都是戈壁,但仅就面积而论,敦煌几乎与台湾省相当。
敦煌县人民政府所在地位于敦煌。俗称“千佛洞”的石窟寺群“莫高窟”,则位于敦煌县城东南二十公里处。因此,我们并没有沿着安敦公路一直开到终点,而是在快到县城之前,转到支线公路上。
支线公路果然不一样,路面没有铺柏油。吉普车开在上面摇摇晃晃的,但还是沙尘更烦人。话虽这么说,这样的不快与对敦煌莫高窟的期待相比,根本不值一提。期待在我心中不断膨胀,似乎眼看就要撑破一样。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我不停地摆动着双肩。
“那就是鸣沙山。”
听到付师傅这句话,我原本激动的心情益发变得更厉害。
“啊,是吗!”
我努力抑制住内心的兴奋,朝前面望去。在薄薄的沙尘幕中,金黄色的山峦渐次映入眼帘……
敦煌的历史
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上述文字见于《史记·大宛列传》,这大概是提及“敦煌”这个地名的最早文献记录之一。
这段话的大意是,最初月氏这个民族居住在敦煌和祁连山之间,即河西地区。后来被匈奴打败,经过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费尔干纳),降服西面的大夏(位于阿富汗北部的部族)在妫水以北定都称王。其余没有逃出来的小部族,占领了祁连山羌族的土地,称为小月氏。
那么,原本是敦煌主人的月氏,是什么时候被匈奴赶走的呢?
关于战国时代的匈奴,《史记》中有如下记载:
东胡强而月氏盛。
不胜秦,北徙。
这说明当时的匈奴并不怎么强大。秦朝灭亡时,中国内地大乱,秦朝的守军撤走,匈奴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
从冒顿单于的时代起,匈奴才变得强盛起来。单于是匈奴王的称呼,冒顿是头曼单于的长子,也是太子。头曼单于宠爱爱妃所生之子,将冒顿送到月氏当人质。人质基本上是由较弱的一方向较强的一方送出,作为服从的证据。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当时月氏比匈奴强大。
头曼单于将冒顿送到月氏当人质,却又对月氏发动了攻击。这表明,即使对方将太子杀死也在所不惜——不,也许头曼其实是想借刀杀人。因为如果要把爱妃的儿子扶正,必须先将太子铲除。
勇敢的冒顿偷了月氏的名马,逃了回来,然后弑父自立。冒顿单于首先向东出兵,击败东胡之后,又攻击西边的月氏,使其大败而逃。
汉文帝四年(前176),冒顿单于送书至汉,开头之语句咄咄逼人:
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
信中还叙述了匈奴的近况:
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
信中提到了败退月氏,既然是近况描述,大概是近几年的事情。
就这样,在公元前176年前后,敦煌附近一带都成了匈奴的地盘。
关于月氏被匈奴赶走、逃到今阿富汗境内的事,存在两种说法。一说是月氏败走以后,进入了他国领土;另一说则认为,月氏只是迁移到了本国领土的西部。根据后一种说法,月氏所占据的版图很大,包括了河西地区到丝绸之路全境。
后一种说法的其中一个根据是,月氏既然强大到能将匈奴单于的太子作为人质,那么应该不只是占有敦煌及河西地区。也就是说,由于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地区是公认的“贫瘠之地”,只是占有这片土地的政权,不可能有多强大。
敦煌原来也是这么不受重视的地方。
于是,在公元前176年前后,这里便成了匈奴的领土。而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才将匈奴从这里赶跑。汉武帝的时代人才辈出,卫青、霍去病、李陵等名将在征讨匈奴的战场上大显身手。
击退匈奴之后,汉朝设立了河西四郡,作为经略西域、对匈奴作战的基地。
据《汉书·武帝本纪》记载,元狩二年(前121),匈奴的浑邪王降汉,汉朝在千里河西设置武威、酒泉两郡;元鼎六年(前111),在此基础上又分设张掖、敦煌二郡。而《汉书·地理志》中的记载略有不同,张掖、酒泉两郡为太初元年(前104)所设,武威郡为太初四年(前101)所设,敦煌则在后元元年(前88)从酒泉分离出来单独设郡。
总之,从公元前1世纪左右起,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地区纳入了汉朝版图。
2
自西汉武帝控制了河西地区之后,到东汉、三国、西晋中期大约四百年间,这里都归属中央政府管辖。
4世纪初,中国北部进入了被称作“五胡十六国”的短命政权频繁更迭的时代。敦煌也脱离了中央政府的统治。不,也许应当这么说,由于可称为中央政府的政权并不存在,呈现出地方割据的状态。
被西晋正式任命为凉州刺史的张轨割据姑臧(即武威)。据《晋书·列传》的记载,张轨是汉常山景王第十七代孙,乃名门之后,世代治授儒学,闻名于世。一般人总是希望留在中央谋求高官厚禄,而唯独张轨与众不同,他在朝廷四处活动,谋求到地方赴任,最终得到允许。
他预见到天下大乱将至,于是选择到边境避难,此后更庇护了因动乱而逃难至此的读书人。
虽然张轨不得已割据河西,但他并不打算背叛晋王朝,采用的仍然是晋朝的年号。
张轨死后,其子张寔、张茂先后即位,到第四代的张骏时,始称“凉王”。这个小王朝事实上的创立者是张轨,实际独立的年份是313年。后于377年被前秦所灭。
这一时期称作“凉”的短命政权有五个,统称“五凉”。为了区别,人们将最初的张氏政权称为“前凉”。
前凉为前秦所灭。前秦君主苻坚在淝水被东晋所败,听到这个消息,前秦的将军吕光在河西宣布独立,人们将其政权称作“后凉”。当时是386年。
后凉是氐人建立的政权,氐族属于吐蕃的一支。
后凉政权以武威为都,鲜卑族(通古斯族)秃发乌孤所建的“南凉”以乐都为据点,匈奴系的沮渠蒙逊所建的“北凉”割据于张掖。后凉受南凉、北凉的压迫,降于后秦。不久,南凉、北凉鹬蚌相争,均为后秦所灭,成为其属藩。
第五个“凉”王朝是汉人所建的“西凉”。西凉是从北凉独立的割据王朝,以敦煌为都,不久为北凉所破。西凉独立时,恰好是400年,被灭亡时为421年。攻陷了敦煌的北凉也难逃亡国的命运,439年为北魏所灭。
总之,这些政权都是短命弱小的王朝,它们能有多大的控制力,实在令人怀疑。汉人建立的西凉政权,其君主李嵩就是敦煌地区各豪族所拥立的,很可能只是这些豪门望族联盟的代表而已。顺便提一句,此后大唐帝国的创建人李渊,便自称是李嵩的七世孙。
吕光在创立后凉前,听到主公苻坚战败的消息,急匆匆从西域东归。因此,他并不太清楚淝水之战以后的实际情况。吕光在回武威的路上,敦煌大概是必经之地,而其时的敦煌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呢?
写到这里,我本人也觉得要把事情交代清楚非常麻烦。总之,虽然有欠准确,姑且将张轨割据河西之后大约一百年的时间里错综复杂的各个时代整理如下:(略)
这就是敦煌历史中最复杂时代的概观。
北魏是鲜卑族拓跋氏所建立的王朝,并非像“五凉”那样弱小的地方政权,它是南北朝时期北方的统治者。虽然不是全国统一的政权,却也掌控了中国北部的半壁江山,势力非常强大。
535年,宇文泰弑孝武帝,北魏由此分裂成东西两部分。敦煌属于西魏。
不久,东魏被北齐所取代,西魏也被宇文泰之子所篡夺,于557年改国号为“周”,即历史上所称的“北周”。
北周也难逃同样的命运,被外戚杨氏夺取了政权。杨氏创建的王朝国号为“隋”,后灭南朝的“陈”,重新统一了天下。
创立隋朝的杨坚原被北周封为“随国公”,在取得天下之后,以其封地之名为王朝国号。这是自秦以来中国的惯例。
然而,仔细看“随”字,中间有个走之旁,是从“走”字演变而来,国号中有这层含义,岂不有种短命的预感?
于是,杨坚下令:“随(隨)”字其意不祥,将走之旁去掉,以“隋”为国号。
不管多么讲究吉利不吉利,也不管在选择国号时如何改动文字,人算毕竟不如天算。奢侈无度的隋炀帝登基后,隋朝便一步步走向灭亡。这个王朝延续的时间不满四十年,是个短命政权。取而代之夺得天下的,是持续时间很长且强大的唐王朝。
在这几百年时间里,敦煌历经了北魏、西魏、北周、隋、唐等朝代更迭,如下所示:(略)
3
唐朝是个长命王朝,延续了将近三百年,当然其国力也有消长起伏的时候。玄宗皇帝宠爱杨贵妃,造成了安禄山等人的叛乱,几乎使国将不国。
远在边境的敦煌,受中央政府势力变化的影响,自身的命运也发生很大的变化。
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从755年开始,到763年正月史朝议自杀而结束。在此期间,朝廷无暇顾及边境。趁唐内乱之际,吐蕃(即藏族)的势力发展起来了。
史朝议自杀后,唐朝刚松了一口气。不料当年九月,吐蕃军队疾风般地进击首都长安,并曾一度占领了长安,不过很快就退走了,因为他们真正图谋的是河西地区。吐蕃给长安一击,使唐朝感到心惊胆寒,然后吐蕃便出兵河西走廊,自东向西,逐一攻陷各个绿洲城市。
早在突袭长安后的第二年即764年,吐蕃便占领了武威。唐代的河西四郡以州名称呼,武威即凉州。
两年后即766年,甘州(张掖)陷落,肃州(酒泉)也随后被吐蕃占领。
十年后,776年瓜州(安西)落入吐蕃手中。
在此期间,敦煌竭力死守。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沙州(敦煌)于建中二年(781)陷落。我们乘坐吉普车走了两小时的这段区域,敦煌面对吐蕃军队的侵犯,在没有中央政府援助的情况下,坚守了五年时间。
就这样,敦煌被纳入了吐蕃的版图。过了六十年以后,吐蕃内部发生军事政变,信奉苯教而排斥佛教的赞普朗达玛被杀,吐蕃由此陷入大乱。
看到本土动荡不安,控制河西地区的藏人不用说也就开始动摇了。被统治的民众了解到西藏的局势后,自然得出这样的判断:趁现在起义,吐蕃本土不可能派来援兵。
于是河西豪族张议潮毅然起兵,将吐蕃势力从该地区驱逐出去。
唐宣宗大中五年(851)正月,张议潮派高僧洪辩的弟子作为使者,到长安呈递河西收复的报告。这么看来,可以认为这个时候张议潮已经清除了河西地区的藏人势力。朝廷任命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并在同年十一月,在敦煌设置“归义军”。
“归义”是指尽管一度被吐蕃占领,但如今回归报效祖国。这时,除了沙州以外,张议潮还为唐朝夺回了瓜州、伊州、西州、甘州、肃州、兰州、鄯州、河州、岷州、廓州,共计十一个州。中央政府为了表彰其功绩,任命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又授“十一州观察使”。
张议潮没有借助中央政府的丝毫力量,便夺回了十一个州。朝廷也不能厚着脸皮照单全收。这些地方虽然名义上全部纳入唐朝的版图,但其行政、军事方面的各项事宜,则全权委托给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
也就是说,随着朝廷实力的式微,早已无力控制河西地区,不得不承认这十一个州处于半独立的状态。
于是张议潮的政权在敦煌诞生了。他任命自己的左膀右臂曹义金为“归义军长史”。
唐朝灭亡之后,由于长期与附近回鹘人作战,张氏的敦煌政权受到削弱。
唐后是五代时期。这时曹义金后族的一支取代了张氏,成为统治敦煌的家族,他们主张与回鹘人交好。
唐朝灭亡之后,曹家与新兴势力、五代的梁朝等保持适度的友好关系,从而维持了他们在敦煌的政权。由张氏、曹氏等地方豪族统治敦煌的时期,可统称为“归义军时期”。
11世纪初,曹氏家族迎来了西夏这个强大的敌人。西夏是党项族建立的政权,他们侵占了河西地区。据史载,1036年该地区几乎全部落入西夏手中。
因此,在宋朝统治中国的中央区域时,敦煌地区则处于西夏的控制之下。西夏后来被新兴的草原民族蒙古所灭,1227年,敦煌被纳入元朝的版图。到此为止,敦煌在将近二百年的时间里,都是属于西夏的领土。
下面是对从唐代到元代这段时间里,敦煌政权的更迭所作的归纳。
4
离酒泉只有短短一段车程的嘉峪关,建造于明代。在这里建造关城,也即意味着放弃了关城以西的土地。明朝政府将敦煌的居民迁移到酒泉,并于嘉靖三年(1524)封闭嘉峪关。
明王朝对西域的态度并不积极。此后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吐鲁番的伊斯兰教政权占领了敦煌。
这次政权交替的年代也不明确,姑且算在1524年。中央政权再次夺回敦煌,已是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
从宗教来看,作为佛教城市的敦煌受伊斯兰教政权吐鲁番的控制,大约经过了两百年。元以后敦煌政权的更迭,我们姑且总结如下:
上表中,从明到吐鲁番这段时期内所发生事情极为含糊不清。另外,希望大家记住的是,从清末到民国初年,有不少欧美人来到敦煌探险。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大致了解了从很早以前到现代为止,以敦煌为中心的政权更迭情况。
摇摇晃晃的吉普车走在安敦公路的支线上,我用身心感受着敦煌厚重的历史,朝着鸣沙山而去。
“鸣沙山”这个名字,听起来便不是安详恬静的感觉。沙在哭泣,沙在夜晚哭泣。沙到底因何而哭泣呢?
“这就是鸣沙山。”老刘不动声色地说出了这个名字。
我们准备要去参观的石窟寺,便开凿在鸣沙山的断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