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傻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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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李泽厚
劝君免谈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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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别有用心”
李辉、余秋雨与批评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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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百家讲坛》
该认错时就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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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李泽厚
缘 起
盘点李泽厚,决非赶时髦。
李泽厚已经不时髦了。上个世纪末某日,记得那是一个冬天,李泽厚南下应邀做客一家开在大学附近的民营书店。书店老板是个做事低调的人,对此并未大事张扬,只不过在店门口贴了一张不起眼的小告示,却也引得一群青年学子注目。他们兴高采烈地指指点点奔走相告:太好了!李泽楷要来了!
李泽楷?有没有搞错?
实在地说,当我听到这个真实的“笑话”时,却有些笑不起来。没错,李泽楷与李泽厚,只不过一字之差,看走了眼也不足为奇。问题是,他们当真是看走了眼吗?未必。说白了,这些学生之所以把“李泽厚”看成“李泽楷”,只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李泽厚。
于是,在那一瞬间,我感到了世事的苍凉。
想当年,李泽厚的人气多旺啊!80年代的大学生、研究生,有几个不知道李泽厚?就连他那本其实没多少人读得懂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也是许多青年学子的架上之书枕边之物。有人甚至宣称,以77、78级本科生和78、79级研究生为代表的一拨人,是“读朦胧诗和李泽厚长大的一代”。这话也许夸张了一点,但不管怎么说,当年李泽厚的知名度,决不亚于今日之李泽楷。然而今天的大学生,已大多不知李泽厚为何许人也了。老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白云苍狗,本是当然。但,从80年代初到如今,不过二十多年光景,无乃过速乎?
我终于没敢把这个真实的故事告诉李泽厚。毕竟他是我所敬重的前辈,何况我也是所谓“读朦胧诗和李泽厚长大的一代”中之一员。面对面的,实在难以启齿。但我还是忍不住要把这个真实的故事讲出来,因为这已不是李泽厚或李泽楷个人的事。正如现在的年轻人只知道比尔 [ 比尔·盖茨 ] 不知道保尔 [ 保尔·柯察金 ] ,并非比尔或保尔个人有什么是或不是,实在是时势所使然。何况这个并不好笑的“笑话”背后,也不乏耐人琢磨的东西。
其实,就连我们这些人,现在也不怎么读李泽厚了。李泽厚出了新书,《世纪新梦》、《论语今读》、《己卯五说》等等,也买,但未必读,读也不激动,更没有当年那种如饥似渴先睹为快的感觉。我们买李泽厚的书,毋宁说是“怀旧”的成分多于“求新”。更多的,是出于对他的尊敬和怀念。是的,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李泽厚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但是,无论我们当年或现在是否赞同他的那些观点 [ 事实上也从来就没有全部同意过 ] ,我们都不能也无法否认他对我们的影响。毕竟,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李泽厚是重要的,他的影响也是抹都抹不掉的。
这样一个整整影响了一代人的人物,为什么转眼之间就成了明日黄花?是李泽厚变了,还是我们变了,或者是时代变了结果李泽厚和我们都变了?
这倒是应该也值得弄清的问题。
因此,我决定“盘点”李泽厚。为我自己,也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文化。
机 遇
所谓“盘点”,其实也就是“反思”。实际上我并不可能对李泽厚进行“全面”的盘点,顶多也就是“反思”一下而已。反思是哲学家爱说的话,爱做的事。哲学家在教会了别人反思的同时,也使自己变成了反思的对象。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情,就像历史学家也可能变成历史研究的对象一样,原本不过是他们的“宿命”。
李泽厚成为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有多方面的原因。
李泽厚成名很早。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就因一场美学的论争而崭露头角,名重京城,成为一个学派的“领袖”和“宗师”。那时,1930年出生的李泽厚也还是个“小年轻”,算起来不过现在一个博士生的年龄。想那时也真是个天真烂漫的年代。许多现在看来实属低层次的问题,却被朝气蓬勃地讨论着,并因此而人才辈出。李泽厚的美学观点 [ 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 更可谓红杏一枝,很是领了好些年的风骚。
不过,李泽厚的影响超出学科范围,真正成为一代青年学人的精神偶像,却是在80年代初;而他的崇拜者、追随者、赞同者、欣赏者和心仪者,则主要是77、78级本科生和78、79级研究生,以及他们的同龄人。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没有比这一代人更倒霉的了。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饭,长知识的时候没有书读,最该有所作为的时候去了农村 [ 据说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 ,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找回了自己的位置,其时已是“老大徒伤悲”。以后的情况也十之八九不如意。“好事”未必有份,“坏事”件件摊上:生孩子要有计划了,提职位要看文凭了,评职称要考外语了,分房子要掏钞票了。好容易熬出头来,弄不好又要下岗了。真是步步紧跟时代变化,步步赶不上趟。只有极少数“运气好”的,总算能够在已为人妻人夫甚至已为人父人母时,才又重新回到课堂。这就是77、78级本科生和78、79级研究生的主要组成部分。
然而,我们这一代人又很幸运。我们接受中等教育是在1966年前。那时学校里推行的,还不是或不完全是“应试教育”。学生的升学的压力没有现在这么大,有时间阅读大量的课外书。这是其中许多人在恢复高考后,能够以“同等学力”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后来,在运动中,在农村里,我们经风雨见世面,滚打跌爬,历尽磨难,茁壮成长。有的炼就“金刚不坏身”,有的使遍“十八般武艺”,有的已学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有的则更加是“天不怕地不怕”。反正“有妈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
更重要的是,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就在我们走进校园不久,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号召,邓小平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始了。我们这些刚刚从社会底层浮出水面的大龄学生,几乎天然地与之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一拍即合。陈旧的知识早已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陈腐的说教更让我们顿生厌恶。心有余悸战战兢兢回到讲台上的大学老师们,立马就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群“不好对付”的学生。
这时,李泽厚来了。
李泽厚来得很潇洒。
与一般意义上的专家、学者不同,李泽厚毋宁说是一位思想家。他拥有的财富不是“知识”,而是“智慧”;他从事的工作也不是“治学”,而是“思考”。他甚至没有什么“专业”。哲学、美学、社会、心理,都是他涉足的领域;历史、政治、文学、艺术,都是他研究的范围。当然,他最擅长的还是思想文化史。他的三部思想史论 [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 影响深远,《批判哲学的批判》也意义非凡。相比较而言,他的《美学四讲》、《美学论集》反倒显得单薄。在他的美学著作中,我认为只有《美的历程》是不朽的,尽管他自己更偏爱《华夏美学》。
思想家与学问家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学问家什么时候都能有,思想家却不是任何时候都能产生的。如果“生不逢时”,就算产生了也没有用,或等于没有产生。因为学问家的工作是传承知识,当然总得有人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就总要有人当学问家。思想家的任务却是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进行反思,总结过去,指导现在,设想未来。因此,思想家往往产生于社会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而20世纪80年代便正是这样一个关头。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其意义并不亚于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变革和毛泽东领导的第二次变革。这就为李泽厚这样的思想家提供了“用武之地”。李泽厚常常不无自得地说起他与邓小平的“一致”。但正如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所言,当时真正起到思想解放作用的,还是政治领导层发动的真理标准讨论以及其他宣传,李泽厚用学术词语表达的意见远非举足轻重 [ 《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 ] 。他与邓小平的“一致”,也许只能说明他“运气”很好罢了。
李泽厚的“幸运”还不止于此。作为一个思想家,他还拥有一大批能够理解和回应他的人。思想是需要回应的,而智慧也只能靠智慧去启迪。如果说我们这一代人从李泽厚那里得到的是智慧的启迪,那么,李泽厚则从我们这里得到了思想的回应。回应不等于赞同,而毋宁说是一种共鸣,一种灵魂与灵魂之间的呼唤与应答。无论是“叙齿” [ 年龄 ] 还是“排辈” [ 学历 ] ,李泽厚和我们都算“两代人”。两代人之间,是会有“代沟”的。而且,通常的情况是,下一代理解上一辈,要超过上一辈理解下一代。比方说,我们看老妈老爸,就比老妈老爸看我们清楚;儿子女儿看我们,又比我们看他们透彻。李泽厚面对“代沟”偏能“马作的卢飞快”,不能不说他运气好,因为他碰到了特殊的一代。
这实在是历史给予李泽厚的机遇。
李泽厚抓住了这个机遇。因为他是有备而来的。
诚如骆玉明教授所言,李泽厚是在那个荒唐年代 [ 1966年至1976年 ] 仍然保持着清醒的思考并且从事着文字撰述的少数知识分子之一,尽管顾准比他尖锐也比他深刻,钱锺书比他博学也比他精专。但钱锺书的著作并没有多少人真正看得懂,而顾准的著作在当时还无法面世。而且,没有前期思想解放运动的铺垫,顾准也未必能产生后来那么大的影响。不管怎么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连续地在社会中造成震动,并影响整整一代人的,也就是李泽厚一人而已。
于是,李泽厚便光芒四射地表现出他的魅力。
魅 力
也许李泽厚不知道,也许他知道了也不以为然,在80年代初那个春天那个花季,他之所以风靡了神州颠倒了众生,首先不是因为他的思想,而是因为他的文笔。
虽然已事隔二十多年,我仍然记得初读李泽厚时的那份心情。那时,李泽厚每有新作发表,朋友间都要奔走相告。我们甚至特别喜欢他的那些“小文章”。1981年,他为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散步》作序,一句“八十二岁高龄的宗白华老先生的美学结集由我来作序,实在是惶恐之至:藐予小子,何敢赞一言”,曾让我们击节不已;他在1980年为《美学丛书》所作的短序,我们则几乎能整段地背下来:“字数可多可少,范围尽量广泛,性质、题目、体裁不拘一格,中国外国咸宜,介绍论说均可,或专题,或综合,或重资料,或谈观点,或理论评述,或文艺欣赏,或高头讲章,或论文汇集。水平不求多高,只要言之有物,实而不空就好。”闲篇散章的魅力和影响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他那本《美的历程》了。
李泽厚的魅力在《美的历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被视为“中国美学史外编”的《美的历程》一书,起先曾以《关于中国古代艺术的札记》为题,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美学》 [ 第2期,1980年 ] 上发表了前三章。初刊之日,便广为传颂,纸贵洛阳。读者盼其全书,如久旱之望云霓。次年3月,该书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此后十年之内印了八次,后来又有了多种版本 [ 比如广西师大社的插图本 ] ,无疑是学术著作中最畅销的。即便现在看,它的“含金量”仍然很高。因为它不但跨越五千年历史,贯通多种艺术门类,而且“兼具历史意识、哲理深度、艺术敏感,还颇有美文气质” [ 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 ] 。这样的著作能有多少呢?凤毛麟角吧!
以十几万字的篇幅来完成这样一个“美的历程”,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且能做到该细密处细密,该留连处留连,丝丝入扣,顺理成章,在看似漫不经心的巡礼中触摸到文明古国的心灵历史,诚非大手笔而不能为。但最初打动我们的却不是这些,而是它的气势和情调。这就像是欣赏艺术品。当我们刚刚接触到一件雕塑、一幅绘画、一个青铜器或一首乐曲时,我们是来不及仔细琢磨它的。我们很难一下子体会到它的深刻含义,也不可能马上把它的形式结构看清楚。所有这些,都是以后的事,而且也许需要反复欣赏、反复体验、反复品尝、反复咀嚼,才能“品出味来”。而在当初,在与艺术品猝然相遇又怦然心动的那一刻,我们总是“一下子”就被感动和震撼了。我们分明感到有某种“说不清”的东西在吸引和呼唤着我们。《美的历程》便正是这样。甚至我们还可以说,它的魅力,正在于它的“说不清”。
的确,这是一部说不清该算什么的著作。专论?通史?散文?札记?都是,又都不是。它是一个鸭嘴兽,是兽也是禽;它是一个猫头鹰,像猫也像鹰。你还可以说它是个“四不像”,非驴非马,不伦不类。但你无法否认一点──它是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
与众不同,正是《美的历程》使我们心仪之处,也正是李泽厚使我们心仪之处。
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到“与众不同”的。它需要胆,需要识,还需要才。有胆才敢做,有识才能做,有才,才做得出、做得好。李泽厚恰恰正是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人。《美的历程》一书真是写得英姿勃发,才气逼人。单是标题,便气度不凡,龙飞凤舞、青铜饕餮、魏晋风度、盛唐之音,更不用说每过几页就有一段华彩乐章了。实际上,《美的历程》是可以当作艺术品来看待的。它充分地表现着李泽厚的艺术魅力。
但更重要的还是胆与识。
我在《闲话中国人》等多部著作中说过,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而要求“大家一样,人人有份”则几乎是中国人的“集体文化无意识”。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标新立异,与众不同,乃是做人的大忌。只有历史上数得着的那几个顶尖级的大英雄大人物,才敢如此。但即便是这些大英雄,一开始也要受排挤、遭非议。直到后来,他们成了众望所归公认的领袖,与众不同才不再成为问题。
大英雄可以与众不同,不等于别人也可以。恰恰相反,到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六亿人民就连衣服都穿得一模一样了,何况写文章?那更是必须一个模式一个腔调,否则就是大逆不道。他李泽厚是什么人,也敢与众不同?显然,这就必须有足够的人格精神和人格力量来支持。不少人指责他的一些结论过于武断。但武断的背后,又何尝不是自信,以及敢做敢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武断”也不容易呢!就是借给你一个胆子,只怕也不敢。正是在这里,在“武断”和“狂妄”的背后,我们感受到了李泽厚的人格魅力。
但仅仅如此显然不够。时间毕竟已进入80年代,敢于标新立异的人多起来了。社会上的那些“问题青年”,就胆敢身着“奇装异服”,穿喇叭裤,戴蛤蟆镜,提收录机招摇过市,能说他们也有“魅力”?真正具有人格魅力的人,背后必定有理想和信念来支持。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就更是如此。事实上李泽厚之所以会把他的文章著作写得与众不同,从根本上讲就因为他的思想是与众不同的。就在1981年,李泽厚在回忆起自己的读书生涯时,便夫子自道,说他“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东西,不喜欢空洞、繁琐的东西,比较注意书籍、文章中的新看法、新发现,比较注意科学上的争辩讨论” [ 《走我自己的路》 ] 。这其实也就是李泽厚文章著作的特点:决无陈词滥调,决不人云亦云,新意时见,新说迭出,充满新鲜气息。唯其如此,他才在表现出人格魅力的同时,也表现出思想的魅力。
这实在是很不容易的,甚至要冒很大的风险。果不其然,他那篇《走我自己的路》刊出后,“一位标榜人道主义的善良领导”便紧张兮兮地跑到他家里对他妻子说:“怎么能用这种标题?这还了得?”
是了不得,因为年轻人听进去了。五年以后,这句马克思最喜欢的格言也成了年轻人最喜欢的格言,到处出现,谁不说谁不够“品位”。就连小品节目中的人都会说,只不过被说成了“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去吧”,或被改成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打的去吧”。
是啊,人生其实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要么走别人的路,那就只能让自己去说了。李泽厚不愿意让自己去说,他选择了走自己的路。
李泽厚是一个先行者,他走在了前面。
跟在后面的,是崛起的新一代。
劝君免谈陈寅恪
不该热的热了起来
已故历史学家陈寅恪在辞世多年后,忽然成了文化新闻的热点人物,似乎是一件没什么道理的事情。
史学不是显学,陈先生也不是文化明星、大众情人。没错,这些年文坛银屏上是有不少“历史”,而且上演得轰轰烈烈,风头十足,好像全国人民都有历史癖,也没患过健忘症似的。然而最走红的“历史小说”和“历史剧”又是什么呢?《还珠格格》和《雍正王朝》。前者已自己坦言是“戏说”,后者则被史学界斥为“歪说”。历史在文艺作品中能不能“戏说”或“歪说”,这是另一个问题 [ 比如《西游记》就是戏说,《三国演义》则是歪说,或不乏歪说成分 ] 。但戏说、歪说不等于实说、正说,总归是一个事实。它们与陈先生以及陈先生所治之史八杆子打不着,也是一个事实。所以,历史小说和历史剧走红,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也会走红,也该走红,何况那历史小说和历史剧还是戏说和歪说?事实上历史学家无论生前身后,多半都是很寂寞的。唐长孺先生曾自撰墓志铭曰,“生于吴,殁于楚,勤著述,终无补”,说的大抵是实话。一个历史学家可能会因其学术成就而成为文化名人,却很难因此而成为热点人物。如果成了,那就一定有别的原因,比如吴晗。
陈寅恪也不同于其他一些文化人。他不是金庸,不曾写过从政治家、科学家到打工者都人见人爱的新派武侠小说,也没那么多门徒和拥趸。他的著作,选题既很专门,文字也很古奥,感兴趣的人不多,看得懂的人也不多,感兴趣又看得懂的更是凤毛麟角,哪里会弄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他也不是余秋雨,不曾炮制过“香喷喷甜津津有点嚼头,完了还能吹个泡泡”的“文化口香糖”,亦不曾发表过声讨盗版集团的《告全国人民书》。他的著作才不会被盗版呢!没有哪个小女生或小男生会去买《元白诗笺证稿》或《柳如是别传》。柳如是?柳如是是谁?是王菲吗?还是田震?陈寅恪又是谁?是汪国真、赵忠祥吗?
陈寅恪还不同于吴晗、梁漱溟。他不曾被指控为“文艺黑帮”的头子,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国上下口诛笔伐的对象。他也不曾在建国之初公然向伟大领袖叫板,以后又在“批林批孔”时公然对抗,宣称“只批林,不批孔”。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基本上是冷清寂寞默默无闻的。他甚至不同于钱锺书。钱先生和陈先生一样,也是学贯中西博通今古,也是淡泊名利不事张扬。他的《管锥编》、《谈艺录》,也没多少人看得懂。但钱先生毕竟写过《围城》呀!还被拍成了电视连续剧,还拍得挺成功。这就举国皆知,人人趋之若鹜了。那么,陈先生可曾与大众传媒缔结过良缘呢?没有。
所以,我赞同骆玉明教授的说法:“陈寅恪最不应该成为公众人物。”
然而,“最不应该成为”的最终还是“成为”了。而且,还弄到了人人都拿他来附庸风雅,谁不说陈寅恪谁就狼心狗肺缺心眼儿的程度。至于这些说词究竟有多少符合历史事实,又有多少最得逝者之心,那就只有天晓得了。正所谓: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冷和热。最不该热的热了起来,就一定有原因。
事出有因
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比如国内民众的关心,便多半带有好奇心理。的确,像陈寅恪这样可以公然不参加政治学习,不接受思想改造,不宗奉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在五六十年代还真没几个。然而陈先生不但做到了,还基本上安然无恙。他这颗“刺儿头”不但没被剃掉,反倒是中共高层还对他关怀备至,礼遇有加。就连饮食起居这类生活小事,也有劳身为“封疆大吏”的陶铸亲予过问,又是送牛奶,又是派护士。在那个就连陈毅元帅都吃不到苹果的“三年困难时期”,陈家居然“鸡鱼等肴馔甚美甚丰”,让前来探视的老友吴宓感慨不已。这才真是怪了!于是人们就很想知道,陈寅恪这“瞎老头”受此优待,究竟凭的是什么?
疑团很快就因史料的披露而冰释。原来这陈寅恪并非等闲人物。他的祖父陈宝箴,未出道时就为曾国藩所器重,后来官居湖南巡抚,是戊戌变法时推行新政的风云人物。父亲陈三立 [ 散原先生 ] ,早年和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一起,号称“晚清四公子”,晚岁则以诗文著称,被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评价为鲁迅之前中国近代文学成就最高者。在一个重血缘、重门第、重承传、重渊源的国度里,这已经足够让人肃然起敬了。何况陈寅恪本人也十分了得。他十二岁时就东渡日本,以后又游历欧美十数年,回国后与赫赫有名的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而1925年吴宓举荐他任此教席时他才三十五岁。他学问大得吓人,据说外语就懂十几门 [ 也有说二三十种的 ] 。名气也大得吓人,据说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还专门问起。英国女王也曾来电问其健康。这些都让人啧啧称奇,哎呀连声。如此之多的光环加之于身,被推介给大众也就不足为奇。
但这些显然不是我们关心的。
海外学人的关注则难免带有政治色彩。他们看到的是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生活的另一面:衰老病残,冷清寂寞,心情郁闷,晚景凄凉,最后被迫害致死,死不瞑目。对此,他们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极大的愤慨和深深的惋惜,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一样么!然而海外某些先生 [ 如被李敖称之为“国民党同路人”的余英时 ] ,硬要有意无意地要把陈寅恪塑造成国民党政权的“前朝遗老”,认为他留居大陆后不久就后悔自己的选择,甚至对自己的“晚节”感到愧耻,为“没有投奔台湾而悔恨终身”,便未免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有些想当然甚至自作多情了。反倒是身为台湾当局“国防部长”的俞大维,由于对陈寅恪知之甚深,其悼念文章便丝毫不从政治取向上着墨,因为原本不必“多此一举”么!
没错,陈寅恪在1949年以后是不怎么积极合作,更不要说“靠拢组织”。他身为全国政协常委却从不进京,对思想改造之类的运动更是语多讥讽,能不理睬就一概不予理睬。但这只是他的“独立立场”使然,与他对国共两党的爱憎好恶毫不相干。他要当真喜欢国民党,当初怎么不跟着到台湾去?事实上陈寅恪的心思是很明白的,那就是“不论哪一个政府我也没有关系,只要是能够继续让研究古物”。这话虽然是冼玉清说的,却很能代表陈寅恪的心声。早在谈到王国维之死时,陈寅恪即有“非所论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的说法,他自己当然也不会囿于“一党之恩怨,一府之兴亡”。看来,准确的说法是:陈寅恪和国共两党都没有关系,也不想有什么关系。他只想作为一个独立的学人,进行自己独立的学术研究。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违背先生的心愿,把他扯进政治斗争中来。事实上正如《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作者陆键东所言,政治这个范畴“已难以覆盖陈寅恪的文化意蕴,也无法盛得下陈寅恪的人文世界”。
那么学术呢?陈寅恪在学术上的意义又如何?他的学问、学识、学养、学术水平和学术成就无疑是顶尖级和超一流的,要不怎么被称作“教授中的教授” [ 郑天挺语 ] ,公认为史学大师、文化巨匠、旷世奇才?早在20世纪中叶,陈寅恪便已“站在一个旁人难以企及的学术境界”,其学术成就则涵盖了历史、宗教、语言、文化、文学诸领域,被视为一座丰富的文化矿藏。但学问大不等于成就大,成就大也不等于意义大。陈寅恪的学术意义究竟有多大,我可没有资格来妄说,而且也认为并不重要。因为陈先生的学术意义再大,也不是他成为热点人物的原因。史学毕竟不是显学么!对柳如是、再生缘感兴趣的人想必也不会太多。这些课题,跟我们又有什么相干,犯得着大家都来过问?
陈寅恪如果有意义,那意义一定是超学科甚至超学术的。上海学者夏中义就持这种观点。他认为陈寅恪的意义不在具体的学问、学术,而在学统。所谓“学统”,也就是“一种把学术作为生命意义来追求的学人传统”。这玩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先天便很缺失,直到乾嘉学派那里才算有了点眉目,再到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时才算理清了思路。但“竖看百年中国学术史,从晚清、民国到共和国,能真正自觉地用生命去践履”,并“使自身化为学统之链所以历代未绝的悲怆一环者”,那真是舍陈寅恪而其谁 [ 《九谒先哲书》 ] !也就是说,正是由于陈寅恪认准了这一条道儿走到黑,那个来之不易又命若游丝的“现代学统”,才总算没有断了香火。
这当然比只谈学问深刻多了,但仍然可疑。可疑之处就在于,如果那“学统”并无意义或失去了意义,还要不要坚持?如果我们有了意义更为重大的事情,这“学统”可不可以放弃?依我看,那个“学统”既然是乾嘉学派和梁启超他们搞出来的,又只有百把年历史,不坚持也罢,天塌不下来;而陈寅恪的一些弟子门生 [ 比如汪篯 ] 之所以和先生分手,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建设新中国,解放全人类,显然比坚持什么“学统”意义重大得多。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谈陈寅恪?
孤傲怪僻之谜
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常常会有倒吸一口冷气的感觉。
尽管陈寅恪的故事在那个时代,远不是最触目惊心的;也尽管该书作者陆键东,尽量用了一种平实的史笔来讲述那发生的一切,但还是看得我惊心动魄。其中,印象最深者,除陈寅恪的清高自负外,就是他的孤傲与倔强,骨气与胆量。
他真敢!1953年,中共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 [ 上古、中古、近代 ] ,拟请陈寅恪任二所 [ 中古所 ] 所长。他开出的条件,居然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而且,“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这还不算。他还要毛泽东或刘少奇给他开证明,“以作挡箭牌”。其实,如果只是他陈寅恪一个人或中古所,要搞点“特殊化”,倒也罢了。陈寅恪居然还说“最高当局也应该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这就实际上是要全国学术界都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了,岂非存心“逆历史潮流而动”?以草间布衣一介书生,而公然要求“最高当局”也听他的话,从他之说,此等“狂妄”,岂非空前绝后胆大包天?
他也真做得出!系里组织拜年,被他拒之门外;北国政要来访,也被多次挡驾。拒人千里之外,已是悖乎常情,何况被拒者竟是赫赫有名炙手可热的康生康大人?虽然对康生的拒绝是“有礼貌”的,理由也还说得过去:陈先生病了,正在卧床休息。但当真愿意一见,也还是可以见一见的,至少可以在病榻上敷衍一下。然而无论学校办公室的人如何动员,陈寅恪就是不见!不见康生,也不见别的人。不见也就罢了,他还要赋诗云:“闭户高眼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直弄到“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的地步。
是陈寅恪不喜交往不近人情吗?不是。陈寅恪也是有交往的。他交往的人,不但有校长 [ 如陈序经 ] 、教授 [ 如冼玉清 ] ,还有护士、伶人、工友。被一般人认为“不好接触脾气大”的陈寅恪,对老校工梁彬却十分客气热情,信任有加,不但称他为“彬叔”,还让他参与一些家事。陈寅恪并不是性格乖僻之人。
那么,是陈寅恪讨厌政治,或如董每戡所言,是“书生都有嶙嶒骨,最重交情最厌官”吗?好像也不是。陈寅恪也不是所有的官都不见,所有的官都不交。他和傅斯年的关系就很好,跟胡适的关系也不错,而胡适可是做过“官”的,傅斯年更是一生效忠国民党,且“死而后已”。这里也无关乎国共两党之争。因为陈寅恪也和许多共产党高级干部有交往甚至有交情,或在内心深处敬重他们,比如陈毅、陶铸、杜国庠、冯乃超。
也许,陈夫人唐筼对冯乃超的评价,多少能透露出一点消息。唐筼说:“冯副校长虽是个老党员,但倒是个念书的。”也就是说,是不是党员或官员,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不要紧,要紧的是读不读书,或是不是读书人。胡适是,傅斯年是,郭沫若、胡乔木、周扬也是,游走于国共官学之间的章士钊当然更是。陈毅和陶铸虽然不是学人或严格意义上的读书人,却也是有知识有文化有学问有才华的“儒将”,而且尊重知识和学术。由是之故,他们也得到了陈寅恪的尊重。
但分寸还是有所不同。除身为“一方父母”的陶铸外,共产党这边,最受陈寅恪欢迎敬重的是陈毅。陈毅得到的情感回报是“肃然起敬”。次为杜国庠。他得到的回报是“道不同然相知高谊仍在”。胡乔木也不错。他得到了“中国传统为师者的那一份慈爱”。郭沫若的情况比较微妙。毕竟双方都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人,也都不是等闲之辈。然而一个是“马列主义史学”的代表,一个是“资产阶级史学”的重镇,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又都风流儒雅德高望重,也就只能寒暄多于交流,在谈笑风生的背后仍是格格不入。郭对此其实也有清醒的认识,谓之“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虽是笑话,却有深意存焉。
不过郭沫若这个“戏言”的水平之高,却也不能不令人叹服。郭属龙,陈属虎,两人又观点相左,当然是“龙虎斗”。郭耳聋,陈目盲,两人又立场不同,当然是“马牛风”。但如此之巧对、工对、绝对,大约也只有郭沫若才想得出。故龙争虎斗唇枪舌剑之余,也未尝没有惺惺相惜。尽管十年以后,郭沫若还是在其新著《李白与杜甫》中,对早已含冤去世并无还手之力的陈寅恪,杀了个回马枪。
最惨的是康生,他吃了闭门羹。康生其实也应该算是“读书人”的。他是毛泽东身边的“大秀才”,读过很多书,文笔极好,书画俱佳,艺术品位也很高,而他的大奸大恶在当时还尚未暴露无遗,或不为外人所知。无论从哪方面 [ 政治地位或文化修养 ] 讲,他都应该见得着陈寅恪的,却被拒之门外。1949年以后,康生哪碰过这种软钉子?于是他就来了个“软着陆”,只用轻飘飘两句话,就让《论再生缘》的出版,几乎成了永无期日的事情。
比康生待遇稍好一点的是周扬。周扬本来也是要吃闭门羹的,只是因为看陈序经的面子,不想让陈序经太为难,陈寅恪才勉强答应见周扬。但周扬在中山大学东南区1号二楼上,显然没吃到什么好果子。“陈寅恪的态度是挑战式的”,而一向辩才无碍的周扬则显得底气不足,几无招架之功。尽管如此,回到招待所,周扬仍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因为他总算见了陈寅恪一面。当然,他对陈寅恪的感觉也和许多人一样:“有点怪。”
比康生更惨的是某些学人,他们遭到了陈寅恪的讥讽甚至痛骂。早在1952年,陈寅恪就写诗讽刺他的那些北国同仁,还特地把这首诗寄给北京大学教授邓之诚:“八股文章试帖诗,尊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这显然是讽刺从1949年到1952年短短三年间,学人们纷纷“弃旧迎新”、“弃暗投明”,放弃轻车熟路的旧研究方法,生吞活剥马列主义,炮制新八股。其中,便不乏年事甚高者,比如辅仁大学校长、历史学家陈垣,1949年时六十九岁,当然是“白头学究”了。1953年底,陈寅恪又当着汪篯的面,连续两天怒骂那些加入了民主党派的朋友,称之为“无气节”、“可耻”,喻之为“自投罗网”。据说,陈寅恪大动肝火,“恣意评点人物,怒说前因后果,极其痛快淋漓”。
看来,陈寅恪对所谓“时尚”,所谓“新学”,已是积怨甚深。对那些一心想要“眉样入时”的“读书人”,也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
这就决不只是什么个性孤傲、性格怪僻了。
中集
我就是“别有用心”
在批评或质疑了李辉先生和余秋雨先生之后,我自己也毫无悬念地遭到了质疑。这实在是再正常不过。我一贯认为,作为公众人物,必须随时准备接受公众的质疑。同时也认为,这种质疑,应该是尊重人权和充分说理的。因此,我的原则是:人身攻击的,不予理睬;泼妇骂街的,不予理睬;胡搅蛮缠的,不予理睬;空口无凭的,不予理睬。如果是观念之争,一时半会又说不清,可以从长计议,慢慢再说。但如果事关原则和底线,则应尽快作答。至于有人又会批我“说个没完”,就顾不上了。
为什么质疑余秋雨
说实话,余秋雨捐款这事,我原本真不想管。犯不着,也没好处,只会被认为是文人相轻、没事找事、趁机炒作等等。那又为什么管了?实在看不下去。起先我只是觉得,作为公众人物,不可以这样蔑视公众。你想嘛,出示一下收据,有多难呢?就不肯做。我同意作家阎延文的观点,读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不能待之以傲慢的态度。不过,如果仅仅如此,我并不打算说什么。毕竟,说与不说,是他的自由,只要不撒谎就好。
可惜,事情发展到后来,撒谎的可能性越来越明显。余秋雨自己说得很明确,他“给四川捐款一次就高达二十万元”。他的代言人黄育海更是信誓旦旦,声称这二十万元善款“当然到账了”,但“不知道当地教育部门如何运作这笔捐款”。这就与媒体调查的结果,几乎完全对不上茬──多个可能接受捐款的单位,账户上都没有查到捐赠记录。
这问题就严重了。在我看来,捐不捐款,是每个人的自由。面对质疑,也有权保持沉默。但一旦开口,就不能撒谎。实际上,余秋雨的问题,不在捐没捐款,而在撒没撒谎。这就必须质疑,必须追问。这种质疑和追问,既是对公众负责,也是对余秋雨本人负责。于是我问了三个问题:到哪个账了?怎么到的?啥时候到的?如果余秋雨或黄育海明确回答,他们就解脱了,公众也就放心了,岂非你好我好大家都好?
可惜直到现在,余、黄二人,还是不说。我们只是从受赠方那里得知,第一,他们与余秋雨之间是“君子协定”,也就是既没有合同,也没有收据。第二,余秋雨捐的是“图书馆”。第三,所谓“捐图书馆”,也不是盖房子,是“捐出图书”,但仍命名为“秋雨图书馆”,尽管盖这图书馆,没花余秋雨一分钱。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捐款已到都江堰、归教育局运作”的事情。那二十万善款在哪里呢?大约也只有天知道!
看来,确如著名作家阎延文女士在她的博文中所说,余秋雨先生不要说是不是“文化大师”,就连是不是“合格的文化商人”,恐怕也还是一个悬疑。不过我也懒得说了。再说,岂非“不可与言而与之言”?那可真是“失言”。
为什么批评李辉
我很清楚,这比前一件事更让很多人想不通。因为余秋雨毕竟有“造假嫌疑”,李辉先生却无疑是在“打假”。涉嫌造假的你质疑,出来打假的你也批评,天底下哪有这样离谱的?你这不是存心闹事吗?
理解!理解!大家的怀疑有道理!之前,确实没有这么做的。但是,正因为以前没有,现在就应该做。做什么?讲清楚一个道理──“批评必须有,规则不能无。”这道理,相信大家都能同意。但可惜,空对空地讲,只怕没人听。这就要有案例。质疑余秋雨,可以说明“批评必须有” [ 何况他本有可疑之点 ] ;批评李辉,可以说明“规则不能无” [ 何况他本有不足之处 ] 。这样好的案例,岂能不“借题发挥”?哈,这就是我的“别有用心”!
这当然又会遭到痛批:你怎么可以这样“居心险恶”?尤其是,在这个造假成风的时候,怎么可以拿打假的人来说事?是的,你们的批评有道理。但我愿意告诉诸位,正因为李辉先生是好人,他的动机也是好的,我才要批评他。我批评他,就是想说明又一个道理──“动机并不重要,好人也能批评。”为什么?很简单:如果好人是不能批评的,那就意味着一旦被批评,就“有罪推定”地成了“坏人”。这对被批评者是不公平的。所以,只有确立“好人也能批评”的原则,并且实打实地做那么几次,批评才会真有自由。那么,动机为什么不重要?这个问题,我将另文阐述。在此文中,我将提出“批评三不问”的原则,其中第一个,就是“不问动机”。这篇文章已经写好,将择日发表,敬请关注!
实际上,无论是质疑余秋雨,还是批评李辉,我都一直希望能够超越事件本身,趁机讨论一些原则性和深层次的问题。我同意刘敏先生的观点──比李辉或易中天是否“飙车”更重要、更有价值的,是“道德质疑底线问题被鲜明地提了出来” [ 2009年6月12日《长江商报》 ] 。有责任感的读者,是不是可以多关心一下这个呢?
是不是“双重标准”
这一点,可能也是不少人的疑惑。比如广州市作协主席张欣女士,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 2009年6月20日《广州日报》 ] 。张欣女士的文章,是那样的理性而平和,又对我多有肯定,尚且有此一问,可见真是问题。这就必须反躬自省,认真想想。但想来想去,是没有。因为我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在进行道德批评的时候,必须遵循“证据确凿,立场公正,保护隐私,尊重人格”的“四项基本原则” [ 请参看拙撰《道德批评的原则和底线》,2009年6月18日《南方周末》,责任编辑马莉 ] 。
我的质疑余秋雨,就是这样做的。比方说,我使用的证据,全部都由余秋雨方面公开提供。给四川捐款一次就高达二十万元,是余秋雨在自己的博客中说的。款已到账和当地在用,是余秋雨的代言人黄育海对《现代快报》和《东方早报》记者说的。他们自己,总不会“捏造”对自己不利的证据吧?捐的是书不是钱,是都江堰教育局对《成都商报》记者说的。接受捐赠的单位,也不会“捏造”吧?这就没有“立场不够公正”的问题。因为对他们的“辩护权”,已经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如果他们自己的证据打起架来,就不能怪别人。他们不能自圆其说,被人穷追猛打,也不能怪别人。
其实,如果余秋雨先生一开始就说是捐书,没有人会有意见。就算后来改为捐书,只要公开说明,也没什么问题。这时,如果还有人揪住不放,我会替他说话。问题是直到6月18日,余秋雨还在自己的博文中,自称“以一个人的力量独资为灾区捐建三所图书馆”。这就太过分了!捐三万册书,就算“独资捐建三所图书馆”?难道那图书馆,是纸糊的?如此视公众为弱智,想宽容,怕也难。当然,如果谁发现我的质疑,有违背上述“四项基本原则”之嫌,可以一条一款地指出来。只要是事实,我一定承认错误、公开道歉!
至于我为什么不质疑文怀沙,对不起,这个问题不能有。比如有人说,余秋雨“造假嫌疑”更重,李辉为什么不质疑?我就认为不能问。那好,既然我们不能问李辉“为什么不质疑余秋雨”,那么,诸位也不能问易中天“为什么不质疑文怀沙”。在这里,没有“双重标准”,只有“一重标准”。这个标准,就叫“批评不问对象”,也将在择日发表的文章中阐述。
附记:原载2009年6月23日《南方都市报》B15版,责任编辑刘炜茗。
李辉、余秋雨与批评的自由
2009年6月26日的《南方都市报》,发表了作家阎延文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余秋雨离大众有多远》。在这篇文章中,阎延文女士谈到,在中国,正常的批评之所以那么难,原因之一,是只要有人进行批评,就会有人说这是“文人相轻”,或者说他“借名人上位”,或者问他“你是道德家吗”。正是这三大“文化路障”,使“敢说真话的批评家成为稀缺产品”。她认为,这是“比捐款门更令我们深思的问题”。
我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我们这个时代,迫切需要批评,包括道德批评,也包括文艺批评和学术批评。而且我还认为,这种批评应该是自由的。只不过同时认为,它又应该是有规则的。可以说,自由而有序,就是我对批评的理想。在《道德批评的原则与底线》 [ 2009年6月18日《南方周末》 ] 一文中,我谈了“批评的规则”;在这篇文章里,我要谈“批评的自由”。我认为,这种自由,可以概括为“三不问”,即不问动机,不问资格,不问对象。下面,就以李辉先生的质疑,和余秋雨公民的被质疑为例,展开来说说。
批评不能问动机
批评问动机,原本是一件十分可笑的事。动机,有什么意义呢?比方说,被双规的贪官为了保命,把别的贪官也供了出来,难道纪检委能够因为“举报动机不纯”,就不查了?又比方说,一个人在街上随地吐痰,被批评了,他却反问:你什么动机?故意找茬是不是?就你干净是不是?告诉你,少来!这样的事情,大家不觉得可笑吗?
遗憾的是,这种可笑的事情,几乎天天发生。李辉先生质疑文怀沙老人的时候,就曾经有人问:有“过节”吧?“受人指使”吧?后来我说话,又马上有人问:他想干什么?没事找事吧?闲得无聊吧?趁机炒作吧?吸引眼球吧?把我肚子都笑疼了。
这也并不奇怪。因为一事当前,先问动机,是中国人最为惯常的思维方式。正因为中国人吃这一套,所以,被批评者便可以拿它来做挡箭牌。比如余秋雨公民就是。早年他就把对他的批评,说成是“文化杀手”与“盗版集团”的合谋。后来又把“忏悔问题”,也跟盗版挂起钩来。看他如此荒唐,当时我就忍不住写了一篇文章。我问:如果全国各地都齐声颂扬余秋雨,媒体上铺天盖地都是歌功颂德的文章,盗版集团难道就不趁机捞一把了?苟如此,余先生是不是也要对同志们的赞扬,表示愤怒或烦恼呢?
可惜,这样的意见,他一句也听不进去。这一回又故伎重演,把对捐款问题的质疑,说成是“咬余专业户”所为。哈哈!这个逻辑如果成立,则所谓“咬余专业户”,恐怕就不止四个了。后来,他又发表博文,暗示还是“盗版者”所为。这就更搞笑了。余先生的意思,总不会是要盗版集团替他掏那二十万吧?大家想想,拿动机说事,行吗?
批评不能问资格
如果说拿动机说事,是余秋雨公民对付批评的第一招;那么,他的第二招就是问资格。在《不准继续侮辱中国人》一文中,余秋雨公民斩钉截铁地说:“我可以断定,这些人 [ 指批评他的人 ] 一定没有捐款,没有默哀,没有到过灾区,家人亲族中也没有人参加过灾区援救队和志愿者队伍。”这意思很清楚,如果没有捐款,没有默哀,没有到过灾区,家人亲族中也没有人是援救队和志愿者,就没资格批评他或质疑他。
我不知道这个“准入门槛”的“立法依据”是什么,也不知道他开出的那几个条件,是必须全部满足呢,还是有一个就行?倘若有一个就行 [ 比如默哀 ] ,那人数可就多了,这门槛不设也罢。倘若“一个都不能少”,则余秋雨公民自己,都未必能够“达标”。因为他的家人亲族中,也未必有援救队呀!这样一来,这个门槛,岂非等于“不准批评”?
由此可见,批评是不能设门槛,也是不能问资格的。李辉先生的文章发表后,曾经有人说“指责文怀沙之前请先照照镜子”。这话我也不同意。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每个人都有问题,每个人都有缺点。如果都要“指责之前先照镜子”,那就没人能够行使批评权了。甚至,我们还可以把话说得更透彻一点:有道德问题或道德缺陷的人,也可以批评别人。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就是贪官也可以揭发贪官,批评贪腐,尽管这比较可笑。但可笑归可笑,只要他说的是事实,也得承认。
批评不能问对象
批评不问资格,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批评别人;批评不问对象,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被人批评,包括文怀沙老人、余秋雨公民、李辉先生,还有我,都不例外。不过,人生七十古来稀。对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措词最好客气一点,以示我们民族尊老爱幼的美德。但可以批评,则没有疑问。总之,只要是十八岁以上具有民事责任能力的公民,都可以成为批评的对象。像某人那样,说什么批评他就是“侮辱中国人”,就未免太把自己当干粮了!
同样,对李辉先生,也可以批评。为什么有人认为不能批评?无非因为他“打假”,动机是好的。这就又是“问动机”了。既然我们不能从动机出发,反对李辉的质疑;那么,也不能从动机出发,肯定李辉的质疑。否则就不公平,就是“双重标准”。要肯定李辉,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检视他的质疑本身。方法和结果全对,就全面肯定;方法对结果不对,或结果对方法不对,就部分肯定;方法和结果都不对,就全面否定。动机,是没意义的。
批评不问对象,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批评谁,是批评者自己的事,别人不能干预。李辉先生质疑文怀沙的时候,曾经有人说,李辉作为《人民日报》记者,应当去揭露官员假年龄、假学历和私生活。还有人说,某某某“涉嫌造假”,比文怀沙严重多了,你怎么不管?这些话,我都不同意。我同意刘洪波先生的观点,李辉该做什么,他自己是可以选择的。你认为李辉应该做这做那,这是你的意志,你不能把你的意志强加于李辉。
李辉的自由,也是我们的自由。所以,我们不能问李辉:你为什么只质疑文怀沙,不质疑余秋雨?同样,也不能反过来问我:你为什么只质疑余秋雨,不质疑文怀沙?当然,如果有人批评我,我也不能问:你为什么批评我?你有什么资格批评我?你为什么只批评我,不批评李辉?批评的自由,是每个人的自由。李辉有,我也有,大家都有。
正因为批评的自由,是一切人的,所以不能没有“游戏规则”。这些规则,就包括“证据确凿,立场公正,保护隐私,尊重人格”。其中,证据确凿和立场公正,是“真的原则”;保护隐私和尊重人格,是“善的原则”。这就是“四原则”,也就是批评的“操作原则”。本文说的“三不问” [ 不问动机,不问资格,不问对象 ] ,则是批评的“前提原则”。有此“三不问”和“四原则”,我们的批评,就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了。此论当否,敬请批评!
附记:原载2009年6月30日《南方都市报》B15版,责任编辑刘炜茗。
下集 看法
我看《百家讲坛》
谁是最受欢迎的主讲人
马瑞芳教授这本书,是写《百家讲坛》主讲人的。在一般人看来,主讲人写主讲人,大约不过小菜一碟,其实不然。因为《百家讲坛》这个栏目下面,分若干编导组。每组有一个组长 [ 也叫“执行主编” ] ,若干编导,都归制片人万卫管。具体地说,就是万卫管组长,组长管编导,编导管我们。主讲人的“归属”,原则上是固定的。一开始归哪个组,以后也归哪个组,算是不成文的约定俗成。不同组的主讲人,虽非“老死不相往来”,却也见面不多,更谈不上熟悉。不同组的编导,也只熟悉自己组里的人。所有主讲人都熟悉都了解的,除了制片人万卫,制片吴林,恐怕就只有总策划解如光。解如光这个总策划可是非同一般。他不但管选题,还管寻找和发现主讲人,实际上是《百家讲坛》“猎头公司”的“总经理”。要写这本书,他最有资格。可惜此公闲云野鹤高深莫测。你要问他这些事,保证王顾左右笑而不答,一脸的谦虚谨慎。结果便“便宜”了马瑞芳。
那么,马瑞芳怎么就熟悉这么多主讲人呢?这和她的性格有关。她的性格,我认为就是三条:直、爽、好玩。记得那是一个晚上,吃过饭,当时的编导组长魏学来介绍我们两个认识。因为那时我刚到《百家讲坛》,两眼一抹黑,属于“生瓜蛋子”,很需要这位“驾轻就熟”的老大姐“传帮带”。结果刚一落座,她就侃侃而谈,口无遮拦,也不考察一下对面这个人可靠不可靠,这叫“直”。后来交往多了,她给我提意见,我也给她提意见。她觉得对,马上就接受,痛痛快快,这叫“爽”。再后来,她写文章,说她帮助我是“照顾智障儿童”,把我肚子笑疼,这叫“好玩”。直、爽、好玩,这三条都是讨人喜欢的。所以马瑞芳和许多主讲人的关系都非常好。这种关系,说得好听,叫“惺惺相惜”;说得难听,叫“臭味相投”。其实“臭味相投”也并非贬义。因为这里的“臭”,原本读如“嗅”。“臭味”就是“气味”,“相投”不过“合得来”。换个文雅的说法,就叫“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也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百家讲坛》的主讲人,大体上就是这么一个意气相投的松散群体。直、爽、好玩的马瑞芳,则是其中最有人缘的一个。所以她能写这本书。
其实,有着这样性格的人,不但在一个群体中会有好人缘,上了电视也多半会有“观众缘”。看《百家讲坛》的观众喜欢什么样的主讲人?或者说,一个主讲人受到观众欢迎,靠的是什么?依我看是三条:学问、见解、个性。《百家讲坛》毕竟是“讲坛”,一点学问都没有的讲不了。当然,学问大得像陈寅恪、钱锺书,也不必。究竟多少合适,就靠各人掌握了,反正不能完全没有。这是第一点。
第二就是要有见解。作为一档“有一定学术含量”的电视节目,或者说,作为“传承文明传播文化的平台”,《百家讲坛》不但要传播知识,还要传播思想、传播文化。观众也不但要听你“说什么”,还要看你“怎么说”。这个“怎么说”有时比“说什么”还重要。我讲《汉代风云人物》时,讲到“鸿门宴”,三言两语一笔带过。制片人万卫问我为什么不细讲。我说,“鸿门宴”谁不知道呀?万卫说,正因为大家都知道,才要听您讲。观众不是要听“鸿门宴”,而是要听您怎么看待这段历史,要听“易中天版的《鸿门宴解读》”。这事让我一下子就明白了《百家讲坛》是怎么回事。是的,《百家讲坛》“要讲故事”,但不能“只讲故事”。不明白这一点,就弄不懂这个栏目。它的主讲人也“要有学问”,但不能“只有学问”。不明白这一点,就当不了主讲人。
有学问,又有见解,在中央电视台的这个讲坛上,大体上就站得住脚了。但是,你要让观众喜欢,而且是发自内心的“极其喜欢”,光有这两条还不行,还得要有个性。实际上《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也都是有个性的,只不过有的鲜明有的不鲜明,有的张扬有的不张扬而已。有媒体问我,《百家讲坛》挑主讲人,有形象方面的要求没有?我说有啊,越丑越好。众人皆笑,以为我又在调侃。其实这话背后的意思,是要有个性。个性与长相有什么关系呢?难道长得漂亮就没个性了?话当然不能这么说。不过,一个主讲人,一个靠学问和见解吸引观众的主讲人,如果太漂亮,脸蛋也好,身材也好,普通话还特标准,站在台上光彩照人就像“青春偶像”,说起话来字正腔圆就像《新闻联播》,那个性就不容易彰显了。话说清楚,不是“没有个性”,只是“不易彰显”而已。此外,女主讲人另当别论。女主讲人漂亮,似乎并不妨碍她们彰显个性,照样大受欢迎。
那么,越有个性就越好吗?也未必,还要看是什么个性。孤僻、傲慢、阴阳怪气,怕是没人喜欢。直、爽、好玩,却肯定招人爱。不少观众喜欢马瑞芳,我想原因之一就在这里。当然,还得加上学问和见解。有学问,有见解,有个性,她的《说聊斋》就成功了。
其实并不单是马瑞芳,别的人也一样。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如果有学问,有见解,有个性,就会受到观众欢迎。当然,他 [ 或她 ] 还得会讲课。有学问,有见解,有个性,会讲课,这就是《百家讲坛》选择主讲人的标准。会讲课是最起码的,既会讲课又有学问就算合格,既会讲课又有学问还有见解就能成功。如果他 [ 或她 ] 同时还有鲜明的、突出的、招人喜爱的个性,那就能大获成功,成为最受观众欢迎的《百家讲坛》主讲人。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观众喜欢?有这必要吗?
为什么必须观众喜欢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楚《百家讲坛》是干什么的。
《百家讲坛》是干什么的?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文化的。按照一般人的想法,你传播的既然是知识、思想、文化,那么,你的主讲人当然必须有知识,有思想,有文化,而且越是有知识,有思想,有文化,就越好。至于传播,那是电视台的事。电视台就是干这个的。何况是中央电视台,还能不懂传播?懂传播会传播的中央电视台,和那些有知识、有思想、有文化的主讲人一起来做这事,还不是“黄金搭档”?
早期的《百家讲坛》就是这么想的,因此所请多为大腕、大师、泰斗级的人物。结果怎么样呢?不幸得很,收视率极低,栏目也面临末位淘汰。有人说,你们不能这么势利,不能只看收视率,你们要有使命感!这话只能让人苦笑。是的,《百家讲坛》是要有使命感,也不能片面追求收视率。但是,起码也得保底才行吧?再说那收视率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它至少能够告诉大家,我们要传播的东西传到了没有。如果没有传到,岂非无效劳动?这就好比医生治病,药是最好的,可惜病人吃不进去,或者输不到血液里,也就白搭。又好比运送货物,货再好,送不到,也等于零。
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在“传播某某”这个词组中,“传播”二字,未必比它后面的那个“某某”次要!准确地说是这样:进行决策时,“传播什么”比“怎样传播”重要。这时要有使命感。具体操作时,“怎样传播”比“传播什么”重要。这时要有现实感。这和“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是一个道理。
因此必须研究传播规律,打通传播渠道。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传播方式和传播平台。不同的方式和平台,对传播者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通过电视传播和通过图书传播,就两样。我曾经发现《百家讲坛》的某些主讲人,学问很好,文笔也好。写出来的讲稿,编导看了也满意。然而那节目,弄不好就创了收视率的“新低”。为什么呢?就因为有学问不等于会写作,会写作不等于会上课,会上课不等于会做电视。这里面差别大了。
那么,电视传播的规律是什么?
首先第一条,电视是给人看的,同时也听,其接收方式是视听综合。这是它与图书的不同。第二,电视观众是松散的、游移的、有一搭没一搭随时都可能转换频道的。这是它与电影的不同。第三,电视观众在观看节目时,没有任何责任、义务,也没有任何人能强迫他们收看。这是它与上课的不同。明白了这三条,我们就不难理解,“抓住观众”这四个字对于电视来说,是何等重要。同时,我们也不难理解,《百家讲坛》对主讲人为什么会有特殊的要求。因为在这档节目中,只有他一个人出现在屏幕上。他如果抓不住观众,请问谁抓得住?如果抓不住,岂不就得下课?
这样一来,《百家讲坛》在选择主讲人时,就不能只考虑学问多少、名气大小、水平高低、权威与否。不是“不考虑”,是不能“只考虑”,甚至不能“首先考虑”。首先要考虑的,还是他有没有“观众缘”。有“观众缘”,其他方面达标合格,本人也愿意,他就有可能走上讲坛,甚至成为“坛主”。没有“观众缘”,学问再好,水平再高,名气再大,也可能与讲坛失之交臂,因为他原本“无缘”。
我说的这一点,被不少研究和批评《百家讲坛》的人忽略、轻视、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百家讲坛》既然是一档“文化类节目”,那么,你就只能靠节目的内容,靠节目当中的思想、文化、学术含量及其自身的魅力来吸引人。如果还要强调主讲人的“观众缘”,岂非把自己混同于“娱乐节目”?你们这个节目,岂非将学术和历史“娱乐化”?岂非“娱人子弟”或“愚人子弟”甚至“误人子弟”?
依我看,说这些话的人八成不懂电视!实际上,不管你对《百家讲坛》如何定位,“学术”的,“泛学术”的,“有一定学术含量”的,它都首先是一档电视节目。是电视节目,就得让观众喜欢。不但要喜欢你的内容,还得喜欢你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电视与图书不同。书是读的,电视是看的。读书的人看不见作者,也没有必要看。看《百家讲坛》的却看得见主讲人,而且非看不可。即便看不见,也听得见。总而言之,《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是活生生地出现在他们面前,给他们以有声有色的感受。请问,这种感受能不重要吗?何况我们所说的“观众缘”,并非娱乐节目要求的青春靓丽光彩照人,不过“有学问,有见解,有个性,会讲课”而已,怎么就“娱乐化”了呢?难道只有娱乐明星是有个人魅力的,科学家、学问家、思想家就该刻板、古怪、讨人嫌?请问这是什么逻辑?
更有趣的是,我们还听到了刚好相反的批评。这类批评是主张要有性格,要有个人魅力的。但他们认为《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没有个性,所有人都是“一个腔调”,因为都是按照统一模式打造出来的。也有人把某些节目的不太受欢迎,归咎于编导、策划和制片人的“修理”。由于修理过分,所以个性全无。不是有个说法,叫做“《百家讲坛》是张‘魔鬼的床’”吗?于是我就要问:是这样吗?如果是,问题在哪里?如果不是,原因又在哪里?
《百家讲坛》是不是“魔鬼的床”
先说“魔鬼的床”。
这个说法的“著作权”是属于马瑞芳的,其“论证”之文就收在本书。但读过这篇文章的人只要不算弱智,谁都看得出马老师是在调侃。她的态度,则是“抱怨并快乐着”。实际上这篇文章要讲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学者怎样上电视。或者说,一个学者,怎样才能从“做学问的”变成“做电视的”,从“学术人”变成“电视人”。
这可是一个并不简单的过程。
马瑞芳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这一过程,并把它称之为“艰苦而有趣的”。说艰苦,是因为在她那里,有好几道过不去的坎,绕不过的弯。说有趣,则因为终于迈过去、绕过来了。不但如此,她还看见了一片新天地,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岂非“不亦乐乎”?
尽管事后说起来眉飞色舞,我相信马老师在上那“魔鬼的床”之前,一定是“满脑门子官司”;而她遇到的问题,也是所有走上讲坛之学者的共同问题。比方说,不能全面、系统、完整,行吗?不能按部就班、引经据典、追根溯源,行吗?不能像平时上课那样,讲人物按生平,讲历史按年代,行吗?甚至一个技术性问题,也能把人难死。比方说,按照学术惯例和职业道德,引用他人观点是要把出处注出来的。要求严格一点,还必须注明版次、页码。但在《百家讲坛》,至少后面这点做不到,引用过多也成问题。别以为这是小事。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他所做的这件事有没有学术性,也意味着他还是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古人有云,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学问,是每个学者的“安身立命之本”。丢了学问,就和“失节”差不太多了,岂能随意?难怪魏学来告诉马瑞芳应该怎么讲时,她的第一反应就是:“照你说的这样讲,还有学问吗?”
这样看,《百家讲坛》还真是“魔鬼的床”。
然而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事实上,学问、学术、学术性,与格式、规范之类并不打等号。格式中规中矩,出处、版次、页码、关键词都注得清清楚楚的“学术泡沫”和“学术垃圾”,我们见得还少吗?反过来,没有这些玩意的作品,语言优美文采飞扬的作品,也未必就没有学术性。这一点,读读古人的论文就知道,用不着我多说。问题是,《百家讲坛》与学术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它是“学术”的呢?还是“非学术”的呢?甚至“反学术”的呢?换句话说,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栏目?
我们必须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问。
第一个问题:《百家讲坛》是学术论坛吗?我的回答很直接:不是。《百家讲坛》不是学者发表最新研究成果的论坛。电视不是干这个的,学者发表最新研究成果,也用不着上电视,开会写论文就好。所以,批评节目中没有最新研究成果的,算是打错了靶子。
这就有了第二个问题:《百家讲坛》既然不是学术论坛,那么,是说评书的吗?我的回答也很直接:不是。《百家讲坛》如果是评书讲坛,那他们干脆聘请评书演员好了,效果肯定比请学者好得多。
接下来就会有人问第三个问题了: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百家讲坛》到底是什么?难道非驴非马不成?
恭喜你,这回说对了。《百家讲坛》的特点,正在于“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是什么?是二者之间的“第三者”,是两极之间的“第三极”。不要以为世界上只有两极。实际情况是,两极之间有着广阔的中间地带。而且,这个中间地带,往往比两极更适合生存。我们人类,不就生活在地球南北两极之间的中间地带吗?同样,在学术与非学术之间,也存在着一个“中间地带”。如果一定要定位,要命名,无妨姑且称之为“半学术”。这个“半学术”的“中间地带”也许并不广阔,甚至还疑云重重不被承认,但它应该存在,必须存在,有理由存在!现在,《百家讲坛》把这个“中间地带”展示出来了,而且大受欢迎,这正是这个栏目的贡献。
那么,在学术与非学术之间,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中间地带”呢?因为学术原本就有两种类型,或者两种任务,这就是研究与传播。质疑《百家讲坛》学术性的人,其实是把学术单一化了,即把学术等同于研究,忽视了传播。或者说得重一点,是根本就不承认传播。实际上,研究与传播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严格地说,没有哪个人是完全不做研究就可以做传播的。比如阎崇年先生,没研究过清史吗?马瑞芳教授,没研究过聊斋吗?当然,同为研究,深浅不一。闻道有先后,水平有高低,学问有大小,方法有对错,这都是事实。但要说毫无研究也能上去讲,怕是小看了传播,也低估了观众。事实上,那些人云亦云照本宣科的讲座,从来就不会受欢迎;而不受欢迎的讲座,则其实不是传播。
同样,做研究的人也没有一个不传播。否则,他的论文为什么要发表,他的著作为什么要出版?显然,没有传播不传播的问题,只有向谁传播、怎样传播和在什么范围传播之别。一般学者是向小众传播,向同行传播,用论文著作在学术界传播;《百家讲坛》则是向大众传播,向外行传播,用电视媒体在全社会传播。这才是区别所在。
于是我们便又有了一个问题:这样一种对象、方式、范围的传播,有必要吗?
学术为什么要向大众传播
这就要说到根本上了。这个“根本”,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有学术,尤其是要有文史哲这样“百无一用”的学术?
我的回答是:为了人的幸福。
文史哲这三门学问,通常被称之为“人文学科”。它们表现出来的精神,叫“人文关怀”。为什么要有“人文关怀”呢?因为人与动物不同。动物只要能够存活就行了,人却还要活得幸福,活得像个人样。这就要有专门的学问和学科,来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所谓“人文学科”,就是用来干这个的。
这样一说,也就清楚了。人文学科的目的既然是人的幸福,那么,这里说的“人”,包括不包括现在就活着的人,包括不包括我们的人民大众呢?不会有人说不包括吧?那好,既然你这个学科的研究,是为了人的幸福,其中就包括我们这些现在就活着的人民大众,那么,你的研究成果该不该告诉大家,以便大家分享呢?不会有人说不该吧?既然应该,那么,不传播,不向大众传播,行吗?不行吧?
所以,“学术”一词,必须包括两个内容:研究与传播。所谓“学者”,也应该包括两种人:研究者与传播者。当然,这里可以有一个分工,比如一部分人做研究,一部分人做传播。也可以有一个比例,比如做研究的多一点,做传播的人少一点。他们甚至还可以交叉,重叠,比如做研究的也做传播,做传播的也做研究;或者一段时间做研究,一段时间做传播,就像“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一样。至于那比例是三七开、四六开、二八开,倒无所谓。反正不能没有研究,也不能没有传播。以研究压传播,认为只有做研究才是真学者,做传播就低人一等,要打入另册,不但违背学术的初衷,而且简直就“没有良心”。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除了极少数“民间学者”外,我们大多数的学者、教授、研究员,都是靠工资、津贴和课题费过日子、做研究的。这些工资、津贴和课题费,说起来是国家给的,其实是纳税人的钱。也就是说,我们是靠人民大众养活的。且不说还有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商店营业员等等许许多多的人,在为我们提供各种服务和保障。那么,我们这个“学术界”,该不该有一部分人 [ 哪怕是一小部分人 ] 来为他们提供服务,作为我们对社会、对人民的回报?应该吧?既然应该,那么,当有人出来这样做的时候,你不支持倒也罢了,还要说人家不该做,还要横挑鼻子竖挑眼,风言风语,冷嘲热讽,请问有良心吗?
良心告诉我们:学术必须向大众传播!
学术也告诉我们:它需要向大众传播!
要传播,就要有渠道,有平台。《百家讲坛》就是这样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干什么的?对接。谁和谁对接?传统与现代、学者与大众、学术与传媒。这就是我说的“三个对接”。既然是“对接”,就得接得上。所以,作为对接的平台,《百家讲坛》不能没有学术性,又不能只有学术性;不能不看收视率,又不能只看收视率。这就好比一个接头,要把圆的管子和方的管子接起来,它自己就得不圆不方,又圆又方,一头圆一头方。这种“不三不四,非驴非马”,恰恰正是“中间地带”的特点。
现在可以回答前面那个问题了:《百家讲坛》究竟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一档“有一定学术含量”的“教育文化类”电视节目。它的任务,是向广大人民群众 [ 包括非本专业的高级知识分子 ] 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文化。由于它传播的是知识、思想、文化,所以原则上必须由学者担任主讲人;由于它的任务是传播,所以必须遵循传播规律。
也就是说,主讲人必须懂传播。
这就给这个栏目的编导、策划、制片人出了一个大难题。出于众所周知的种种原因,我国的学者大多不懂传播,而懂传播的又多半不是学者。有学问的不会说,会说的没学问,既有学问也会说的又未必适合上电视,就算适合他还不一定肯来,就算来了那么一两个又不够用。《百家讲坛》是一个日播节目,每天都要推出新的一期。也就是说,它需要一大批既有学问又懂传播还能上电视的主讲人。这可上哪儿找去?
也只有一个办法:修理。
这就有了前面说的那个“痛并快乐着”的过程。其实,并非所有主讲人都像马瑞芳老师那样“先苦后乐”,也有“一痛到底”的,还有终于“无法修理”、白痛苦了一把的。所谓“魔鬼的床”,并非一两个人的抱怨。
这其实很正常。传播,毕竟不是所有学者想做的事情,也不是所有学者该做的事情,更不是所有学者都能做的事情。按照传统观念,学者的“本分”还是研究。因此,不能要求他们都能“修理”。也因此,这不是我要关心的问题。我关心的是:现在这些被“修理”过的主讲人,是按照统一模式打造出来的吗?如果他们不能成功,是因为被编导、策划、制片人“修理”过,因而没有了个性吗?
回答也很肯定:不是。比如我和于丹,就不是“一个腔调”。马瑞芳老师和隋丽娟老师,也不是。孙立群、王立群这两个“立群”也大相径庭,阎崇年和刘心武两位先生,就更是“两个腔调”。所以,说《百家讲坛》按照统一模式打造主讲人,弄得大家都没了个性,怕是不通的。那么,问题又究竟在哪里呢?
我们应该怎样走上讲坛
事情其实很简单。
前面说过,所谓“修理”,所谓“魔鬼的床”,说白了,不过是帮助一部分愿意上讲坛的学者,从“做学问的”变成“做电视的”,从“学术人”变成“电视人”。这个弯,转得可不小。前面也说过,有学问不等于会写作,会写作不等于会上课,会上课不等于会做电视。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不会做电视,不做就是。他还可以上课、写作、做点别的,比如古籍整理、校注点评之类。按照传统观念,这还是“主流”。我要问的是:一个愿意在研究之余也做点传播,而且被栏目组看好,认为可以上《百家讲坛》的学者,为什么会“不能修理”,或者在“修理”之后仍然不尽人意?我认为,就因为大家的头上,都悬着一柄随时可能掉下来的利剑。这就是马瑞芳问魏学来的那句话:“照你说的这样讲,还有学问吗?”
学问,是学者上电视的最大障碍。
这是一个悖论,也是这个栏目及其主讲人的困境所在。作为一档“有一定学术含量”的“教育文化类”电视节目,《百家讲坛》不能“不讲学问”,又不能“只讲学问”。“只讲学问”,就不是电视节目;“不讲学问”,就不是《百家讲坛》。因此,它的主讲人,就既不能“没有学问”,又不能“太有学问”。或者说得透彻一点,就是你即便“满腹经纶”,也不能表现出来。这就太难了。因为一个学者之所以成为学者,就在于他有学问。有学问而不表现出来,则等于没有。没有了学问,那他还是学者吗?不是学者,上《百家讲坛》干什么?到《欢乐世界》去吧!大家想想,这是不是一个悖论?
所以,不少初上电视的学者,差不多都会有一种心理,就是“生怕别人说自己没学问”。因此,当他们面对摄像机的时候,几乎都会不由自主地大谈学问。什么前三皇后五帝,孔孟老庄音韵训诂,海德格尔弗洛伊德,范式模式主张主义,谁都听不懂的词儿满天飞。说的人眉飞色舞,听的人一头雾水,编导和制片人哭笑不得。这叫什么呢?没有“电视意识”。这些可尊敬的先生们不知道,电视和课堂是不同的场所,上课和上电视则是两个概念。当你在课堂上,面对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这样讲时,你赢得的是“尊敬”,因为你在“传道授业”。但是搬到电视上,面对的是大众,给人的感觉就是“夸夸其谈”,就是“卖弄学问”了。大众的心理很有趣。没有学问,他看不起你。卖弄学问,他更看不起你。岂止是“看不起”,他还有更绝的一招,就是拿起遥控器调台。
那么,我们又该如之何呢?
简单得很,暂时先把你那些宝贝学问扔到九霄云外去!请注意,我说的是“暂时”。暂时先扔了,回头再说。也就是说,一个学者,如果愿意上电视,愿意上《百家讲坛》的话 [ 不愿意另当别论 ] ,就必须先完成一个观念和心理的转变,即由“生怕别人说自己没学问”变成“不怕别人说自己没学问”。其实一个人如果真有学问,是不怕别人说“没有”的。你看那些真正的大富豪,怕别人说自己没钱吗?摆阔摆谱的,十有八九是赚了些小钱的暴发户。他们以前穷怕了,现在发了起来,就要嚷嚷得满世界都知道。同样,你如果真的“学富五车,才高八斗”,非得“地球人都知道”吗?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话用在这里正合适。
从“生怕”到“不怕”,是关键的一步。其目的,是解除障碍丢掉包袱。一旦丢掉这个包袱,你在摄像机面前就自由了,也自在了,自如了。最近我看毛佩琦先生的《七解中庸》,那个举重若轻,那个从容不迫,那个长袖善舞,那个游刃有余,实在让人拍案叫绝。我就想,为什么会这样?原因之一,恐怕就因为毛先生这回讲的不是本行。讲本行,怕同行挑剔,难免“生怕别人说自己没学问”。不讲本专业,反正是外行,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了。这就丢掉了包袱,解放了思想。思想一解放,心灵就自由了,于是灵感突现,文思泉涌,妙语连珠。当然,有个前提,就是得不怕别人说自己“公鸡下蛋”才行。其实“公鸡下蛋”问题不少 [ 比如不够专业,难免硬伤 ] ,同时也好处多多。好处之一,就是没有思想负担。实际上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短处往往也是长处。人们都说“隔行如隔山”,却不知道这种“隔”,恰恰又是不“隔”。和谁不“隔”?和观众、读者、大众不“隔”。外行最知道外行想要什么,也最知道外行不懂什么,需求在哪里,障碍又在哪里。这就比较容易设身处地,替观众着想;而替观众着想,恰恰是学术传播最需要的,也是《百家讲坛》最需要的。
能够“不怕别人说自己没学问”,就解除了负担;站在观众的立场替他们着想,就争取了主动。这时,你的学问就派得上用场了。因为你已经知道观众要什么。剩下的事情,就是把握一个“度”。什么“度”?既不能“一点没有”,又不能“全是学问”。全是学问,讲成学术报告了,观众就会调台;一点没有,人家不如去听评书,看《百家讲坛》干什么?不过这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在你把握了这个“度”以后,还能够做到天衣无缝,没人看得出来。这就需要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怕别人说自己有学问”。这是电视讲坛“三部曲”中的第三步,也是做一个“电视学人”的最高境界。
问题当然也就来了:为什么呀?是不是因为“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只有“就怕说有”,才能“不怕说无”?有这个意思。前面说过,一个学者,最怕的就是别人说自己没学问。因此说是“不怕”,其实还是“生怕”。这时,就只能由“怕有”来战胜和克服“怕无”,算是“以毒攻毒”。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观众到底想要什么。
观众想在《百家讲坛》那里看到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回到本文的开头:谁是《百家讲坛》最受欢迎的主讲人?或者说,一个主讲人受到观众欢迎,原因是什么?答案是早就有了的,那就是“有学问,有见解,有个性,会讲课”。其中,“有学问,有见解,会讲课”好理解。因为《百家讲坛》的任务,是传播知识、思想和文化。但有此三条,也就够了,为什么还要“有个性”呢?
答案也很简单:观众喜欢。
这就奇怪了!《百家讲坛》的任务,不就是学术传播吗?观众从这个节目当中,获得了知识、思想、文化,不就够了吗?为什么还要要求主讲人有个性呢?换句话说,他们为什么不满足于节目内容,还要喜欢主讲人、要求主讲人可爱呢?
看来,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这个栏目。实际上,仅仅把《百家讲坛》定位为一档“有一定学术含量的教育文化类电视节目”是不够的。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主讲人制”。什么是“主讲人制”?我认为略似于电影中的“明星制”,即都是靠某个人或某几个人来吸引观众,创造品牌,形成凝聚力。这个制度的形成,在《百家讲坛》也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其直接起因,则是阎崇年先生的《清十二帝疑案》。我们知道,此前的《百家讲坛》,一个主讲人往往只讲一集,结果是栏目面临末位淘汰。但阎先生的系列节目一出,情况便大为改观。《百家讲坛》起死回生,阎老先生备受追捧,观众媒体纷纷关注。尝到了甜头的栏目组决定再接再厉,彻底改变制作方式。从此,不但一个主讲人可以讲多次、讲多集,有的还一讲就是一年,形成类似于电视连续剧的大型系列节目。《百家讲坛》脱胎换骨。
与此同时,一个始料未及的现象出现了,那就是某些主讲人开始受到“明星般”的待遇。曾经不断有媒体问我:你们这些《百家讲坛》最红的主讲人,究竟是“学术明星”还是“电视明星”?我一直没有回答,也不肯回答,因为怎么回答都不对。叫“学术明星”是不对的。学术不需要明星。学术界顶尖级的人物也不叫“明星”,叫“大师”,叫“泰斗”。可惜我们多半不是,至少我不是。叫“电视明星”也不通。我们并非电视从业人员,也没有上岗证。我甚至连“北京市外来务工人员暂住证”都没有。因此,如果“明星”这头衔实在甩不掉,姑且叫“学术传播明星”吧,多少靠谱。
废除了一人一讲的做法,也有了“学术传播明星”,“主讲人制”就逐步形成了。这有关系吗?有。以前,一人一讲的时候,观众的选择标准是“讲什么”。有了“主讲人制”,他的选择标准就有可能变成了“谁来讲”。这个时候,主讲人的个性就变得重要起来。如果你是没有个性的,或者不鲜明,不可爱,那么,观众就很可能因为不喜欢你这个人,而不看你的节目。其结果,是一段时间收视率的连续下滑。这是第一点:观众的收视习惯变了。
第二,观众的收视需求也变了。一人一讲的时候,因为反正只有“一面之交”,观众对主讲人是不会产生兴趣的。现在,一个人在讲坛上一讲好几天,观众就不免产生崇敬感,也不免产生好奇心,想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做学问的。再加上《百家讲坛》所讲,多为文学和历史,与社会生活关系密切。于是观众又想知道,这些主讲人自己是怎么生活怎么做人的,是不是和书上讲的一样。也就是说,由于实行了“主讲人制”,观众希望在《百家讲坛》那里看到的,已不仅仅是知识、思想、文化,还有人格,尤其是主讲人如何做人。难怪各路媒体要对我们“穷追猛打,深挖细找”了。观众有这个需求么!
媒体的做法可以理解,但不宜提倡。《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毕竟不是“娱乐明星”,打探他们的逸闻趣事、婚恋家庭干什么?没品位嘛!观众想知道什么,看节目就行了。实际上,文如其人。看一个人怎么做讲座,有时也能看出他怎么做人。观众在某个领域的学问或许没有主讲人多,但不等于他们不会看人,不等于他们没有感觉,不等于他们没有鉴赏力和鉴别力。他们的眼睛其实是雪亮的。比方说,卖弄学问的人,他们就不会喜欢。言之无物的讲座,他们也不会喜欢。卖弄学问为什么讨人嫌?因为他不是为了传播,而是为了炫耀。言之无物为什么没观众?因为他居然“以其昏昏”来“使人昭昭”。两者都是不把观众放在心上,放在眼里。这其实与学问多少无关,说到底还是做人问题。
卖弄学问讨人嫌,言之无物没观众,“就怕别人说自己有学问”怎么样呢?会受到最大的欢迎和尊重,因为他“豁出去”了。你想啊,学问对于学者意味着什么?命根子。现在,为了更好地传播学术,为了更好地满足观众的需求,他连这个“命根子”都不要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胸襟和情怀?实际上,一个学者,一个以学问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人,只有把学问忘到“就怕别人说有”的程度,才能忘掉自己的身份。这个时候,他才能真正与观众同一,与传媒同一,与学术传播的事业同一。与此同时,他的另一面,即作为活生生的个体的人的一面,则会空前地、充分地、毫无羁绊地展示出来。要知道,学问这东西,也有两面性。它能使人丰富,也能使人异化。僵硬的学术体制和研究模式,就更是害人不浅。它制造的是“死学问”,消磨的是“活灵魂”。许多学者的个性,其实就是被它们弄没的。那才叫“破坏性修理”呐!因此只有彻底忘记,忘掉那个“假我”,才能重新找到“真我”。找到“真我”,才能回归“本真”。这就叫“忘我,则与道同一”。
但如此一来,讲座的学术含量是不是就会没有了?不会。因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他的学问和他的生命是融为一体的。真正属于他自己的知识和思想,怎么也丢不掉。丢掉的一定不属于他自己,那又弃之何惜?因此,当他以一种“就怕别人说自己有学问”的心态走上讲坛,率性而作时,他讲出来的将是真学问、真思想,大家看到的也将是真学者,以及他的真性情。这才是观众最想看到的,也才是我们最应该展现的。
说到这里,与马瑞芳教授这本书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了。其实关系也是有的。刚才不是说了吗,现在的观众,对《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本身,是有兴趣的。这种兴趣,媒体往往满足不了,或者失真。马老师这本书,却能解决这个问题。马瑞芳是一位“作家型学者”,与《百家讲坛》这个栏目又有长期的合作,可谓既是局中人,又是局外人。要写这个题目,没有比她更合适的。她笔下的人物,也一个个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展现着自己的真面目和真性情,读完让人捧腹大笑又回味无穷。不过这些捧场的话,我也不宜多说。好看不好看,读者说了算。就此打住!
附记:本文系马瑞芳《〈百家讲坛〉这张“魔鬼的床”》一书的序言,2007年7月6日写于厦门。
该认错时就认错
2008年《咬文嚼字》的合订本,编辑部要我来作序,深感惶恐。众所周知,此书历年的序作者,不是文史大家,就是领导干部,只有我是“咬嚼对象”,还很被“咬”出了几处。因此这事给人的感觉,就像落马贪官做反腐报告,有点“反面教员”的意思。
想想也是活该,谁让你有错,又被逮住了呢?
逮住了怎么办?我以为只能做三件事:认账、道歉、致谢。认什么账?认出错的账。我曾经说过,没有谁喜欢犯错误,也没有谁故意要犯错误。犯错误总会有各种原因,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错误也有种种,有可以避免的,有无法避免的。但不管什么情况,错了就是错了。出了错,难道还赖账不成?不用担心咱认了错,就会有人咬住不放。我相信大多数读者都是厚道人。只要咱知错就改,都会谅解。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道理大家都懂。也不要担心咱认了错,就会被认为是没学问。有没有学问,不在这一两个字。有没有人品,却没准真在这一两个字。学问事小,人品事大。所以,该认错时就认错,这是一。
第二,咱的书出了错,给读者带来了不便,甚至有“误人子弟”之虞,该不该道歉?我看该。其实,向读者道歉,对咱们自己,也是有好处的。什么好处?提醒。说实话,就我自己的经验而言,我们的许多错误,都是“无心之过”,是没注意,或者不小心。没注意,就要注意;不小心,就要小心。但是,如果自己都不当回事,那么,弄不好下回还不注意,还不小心,这错岂非犯个没完?相反,如果发现一次错误,就向读者诚恳道歉一次,难道下回还会再错?没那么不长记性的吧?于人于己都有好处的事,何乐不为?
第三,咱们能有这样的长进,全因为有人帮咱们挑错。尤其是《咬文嚼字》的作者和编辑,每次都是摆事实,讲道理,把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出处依据都讲清楚了,等于免费给咱们上课。咱就算不交学费 [ 当然他们也不要 ] ,道个谢,总是应该的。事实上,能够认真负责,很严谨、很学术地挑错,并不容易。那是要有功底的,正所谓“一字十年功”。编辑部能给的稿费,却不过区区百元,很不成比例。其实人家图啥?也就图个心安理得。咱们说声谢谢,虽于事无补,至少也是起码的礼貌。所以,被人家指出了错误,该做能做的,我看也就三件事:认账、道歉、致谢。
以上,就是我作为“反面教员”的一点心得体会。用来做本书的序,不知是否合格。有没有错,也不知道。
就这么着吧!是为序。
附记:本文为《咬文嚼字》2008年合订本序,写于2009年1 月3日,新浪博客点击188755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