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时期的任弼时
来源:其他 更新时间:
2010-10-17
唐家桥新屋
1904年4月30日(清光绪三十年,农历三月十五日)我的父亲——任弼时诞生在湖南省湘阴县塾塘乡(今属汨罗市)唐家桥(今弼时镇)任氏“新屋”。这里位于湖南省北部,洞庭湖平原区的东南,汨罗江南岸,距汨罗市30 余公里,距湘阴40余公里,是典型的洞庭水乡。
“新屋”东倚葱葱茏茏的颖珠山,西望蓊蓊郁郁的明月山,脚下是片片碧绿的稻田,屋前不远即是波光贎贎的 白沙河。白沙河自北向南缓缓流淌,入捞刀河,再汇湘江。白沙河在此地原有一桥,名曰“唐家桥”,后塌坏。在 此,曾设有以“唐家桥”为名的驿站。以后驿道废弃,驿站改为邮政代办所,这一带便也沿用“唐家桥”为名。
“新屋”是很典型的湖南乡间旺族宅院的结构。
走进头门楼,最醒目的是一亩方塘和塘周亭亭玉立的秀竹、遒劲挺拔的古松。其间一株合抱粗的松树体态竟似黄山迎客松,将根深深地扎在塘边泥土中,却将全身探向水面,苍翠如盖,倒映水中,为小径环塘翠竹绕墙的清秀 平添了伟岸与凝重。
隔塘举目,即是砖木结构的“新屋”主体。青砖灰瓦,条石为基。“新屋”分三进,一进堂屋与二进堂屋之间有一较大的天井,东西各植一树;三进堂屋最大,东西各有一天井,天井中间砌有石台,常有盆花点缀其上。东西 厢房并不对称。三进堂屋的东面,另接一很大的堂屋,并另有厢房。家族的各个家庭分居各个厢房。全部住屋均有 回廊相通,檐下砖砌的排水明沟整齐有序。
父亲的诞生给时年34岁的祖父的生活注入了新的希望与活力。听奶奶说,我原有一个大伯,叫大刚,不幸儿时夭折,给祖父打击颇大。今天,又一个健健康康的儿子来到世上,那欣喜之情,自然溢于言表。按族谱,他给儿子 取名“培国”,取“培植为国人才”之意;取号“二南”,我想大约是“二男”的谐音,既纪念早亡的长子,又说 明了父亲是男孩。
其实“新屋”到父亲这一代早已不新,只因当年盖屋时称为“新屋”,以后就沿袭下来。据老人们说,我家祖上是江西吉水人,元朝初,从江西迁至湖南,先定居长沙一带,三代后又迁至湘阴县境。大约是父亲未出五服的曾 祖19世祖寄园公在唐家桥建此“新屋”。屋,是老屋;家族,也曾是“望族”。
寄园公曾作朝议大夫(从四品),后晋增资政大夫(正二品)。这些官位都只是一种表示地位身份的称号,并没有实际职掌,为“散官”。散官,“以加文武官之德声者,并不理事”。
寄园公有四子,长子早夭,只有次子星洲公同治年间曾任广西太平府知府,其他祖上多为文散官。因之家族读书氛围颇具传统。
至父亲的祖父这一代,已进19世纪中叶,清廷日渐腐败,统治已逐渐走向衰亡。但是与家族官位称号逐辈下降相反,整个家族子辈奋发求学,大步追赶社会前进的步伐却日渐加快。
祖父这一辈,五服以内除早夭者外,兄弟姐妹共20人。都是跨世纪的一代人。他们中有的赶上清末科举考试制度的尾巴,也曾参考过,但未中。随即便在废八股、兴新学的潮流中纷纷投考新式师范学校,年龄大的便插入速成 班。据不完全统计,这一代人,男子60%以上离家或赴县城,或赴省城就读,女子在省城受中等教育的也近30%。更 有不但走出了家门、县门、省门,并且走出了国门,成为享誉中华的教育家、学者、工程师。
父亲的堂叔,任企虞,辛亥革命前即参加了黄兴筹组的秘密革命组织。为启发民智,卖地兴学,用祖宅厅堂为教室,先后创办求志学堂、族学“序贤学堂”,并劝导本乡殷实人家捐助经费,设立乡学“同德学校”,以及北上 吉林省办理长春师范学校。辛亥革命后,襄助其表兄办理长沙自治女子职业学校等等。企叔公毕生献身教育事业, 不求闻达。任氏家族为子弟,更为乡里、为国家培育了大批人才。
父亲的堂叔,任凯南,曾考科举,获拔贡等功名,后以优等成绩毕业于岳麓书院。1911年,与几位友好在汉口创办《民国日报》,宣传民主革命。后公费留英,获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士学位。回国后与好友数人,创办私 立大麓中学,与私立明德、广益、周南等中学比邻。曾为湖南大学首任校长、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系主任。 他专攻“经济史”和“西方经济思想史”,在经济学界曾与马寅初齐名,有“南任北马”之称。
任理卿,是只比父亲大9岁的小叔公。毕业于美国罗威尔纺织学院。后又获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硕士学位,成为我国一代知名纺织工业专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纺织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第一届全国理事会 常务理事会副理事长等职。
……
我祖父辈名裕道,名思度、扬烈,字振声。自幼读书,考秀才未中,即在族中开设蒙学“时中馆”,被亲朋视为“名师”。
19世纪末,谭嗣同等为推动变法维新运动,培养学通中外、体用兼赅的新人才,筹办新学“时务学堂”,为湖南的教育带来时代气息,刺激了各府县的开明士绅,纷纷改革书院章程,并有计划地创办新的学堂。
1902年清政府亦下诏,改变学校制度,将省城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为扩大学校教育,急需大批师资。各师范学校纷纷开设速成师范班。
祖父本就是一个较为开明的乡村教师,在这一形势下,也赶往湘阴师范速成班学习。毕业归来,正值祖宅创设求志学堂,即被礼聘,任国文教员。从此,祖父一直在家乡作民小学、族学序贤小学等校任教,安于清贫的教书生 涯,终其一生。
随父课读
父亲3岁多,月姑出生了。此后不久,祖父即开始了对儿子的文化启蒙。听奶奶讲,父亲4岁时,爷爷开始教他描红写字。他人小,个矮,登上小竹椅才勉强够到桌面。再大一点就教他临帖,抄古文名篇:诸葛亮的《前出师表 》,韩愈的《送董邵南序》《原道》等。尽管当时尚不能完全解其意,甚至许多字都不认识,但幼时练字这是必要 的一课,对陶冶父亲的沉毅性格,启迪父亲内在的绘画、音乐等素质,其影响是深远的。
5岁那年,爷爷到离家10余公里的湖南省公立作民两等小学堂任教。因路途较远,每日往返不便,只得寄宿校中。但又唯恐儿子因缺乏指点、督促而耽误了学业,于是,爷爷便将父亲带到作民小学同住。白天,爷爷进课堂, 父亲也随着进教室。爷爷讲什么,他也跟着学什么;课下,一张办公桌,爷爷批改学生作业,父亲围前围后,描红 习字,爷爷从旁指点;夜晚,一张木床,父子同眠。
毕竟父亲还太小,闲时,祖父也常带领父亲到田畴小径、竹下河边散步嬉戏,游水捉鱼。当然讲故事,背诵名诗名句,自是少不了的,屈子悲投汨罗江,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就发生在故乡周围的历史上,而朗朗上口的《 木兰辞》,直到父亲晚年重病之中还伏案抄录。
就这样,父亲7岁该当正式入小学一年级读书时,却已获得了作民小学颁发的修业文凭。文凭记载着对父亲的评语:
湖南省公立作民两等小学堂为发给修业文凭事 照得本学堂现届初等第四班第三学年考试完毕 学生任培国本学年总平均分数八十四分一厘七毫 列入最优等 相应发给修业文凭 须至文凭者 本学生现年七岁 系长沙府湘 阴县人 曾祖宣甲祖兆均父思度
右给学生任培国
堂长
黄帝纪元四六零九年十二月初十日飨
1914年,父亲正式入作民小学读书又两年。时族学序贤学校扩建完工,爷爷被族人再聘到族学任教。父亲又随爷爷来到序贤,铭鼎叔1985年回忆道:“弼时到序贤来读书的时候,叫二南,又名培国。1914年上期,他父亲振声 一叔来序贤任教,带他一同来读书的。这我还比较记得清楚。我们是全校师生排队站在新教学楼前,迎接他的父亲 。”
父亲在序贤一直读到初小毕业。
序贤学校,原名“序贤学堂”,占任氏宗祠一间屋作教室,只一位先生,40名学生,规模很小。任氏祠堂以前叫佛同寺。宗堂左右两隔壁的房子都是佛菩萨和观音菩萨,大大小小的木偶像很多。
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封建皇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通过各种媒介逐渐传播,破除迷信,争取民权,办实业,兴科学,成为时尚。塾塘乡间最突出的就是改革教育,大办新式学校,启发民智,培养人才。
在绍霖堂叔公的号召下,召开全族大会,经一致赞同,1912年下半年开始毁菩萨,挖地基,扩建校舍。那年冬天“同学们烤火取暖是劈菩萨烧”,漆烧起来出油,有同学说:“烧得菩萨出汗”。扩建后的序贤,教室增多,新 添了膳堂、宿舍和事务室,扩大招生,增聘教师。为筹措办校资金族内多年停止了“一年一小祭,三年一大祭”, 把相当多的宗祠及支祠收入的租谷改作办学基金,加之族中殷实人家个人捐资,致使序贤虽为族学,但保持了相当 的教学经费开支。序贤学堂从此改名“序贤学校”。教材及教学内容全部改新书新学。
父亲随爷爷入序贤学校,插入小学三年级。此时,星姑也已三岁,可父亲和爷爷除年节假日才回新屋去与奶奶及姑姑们全家团聚外,平时,仍寄宿在校中,刻苦读书。
在序贤读书的两年,是父亲以全部稚童之心,接受启蒙灌输之时。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勤俭、团结、爱国、自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扬的文化与文明,点点滴滴滋润着父亲幼稚的心灵,这可从如今保存完好的作文中看 到。
他在作文《民生在勤》中写道:
欲为士,必宜发愤求学,广谋智识以著书立说;为农,必宜勤劳树艺,以望收获之利;为工,必宜勤劳造货,以供世用;为商,必宜勤劳转运,以保本国利源不使外溢;为兵,必宜时常熟练,以御外防内。
父亲也许是从小看到奶奶以江南劳动妇女特有的勤劳与贤惠,仅凭爷爷微薄的薪俸和30石族田租谷的收入,竟然把五口之家调理得平安清顺之故,勤俭的意识深植于父亲的思想之中。他在作文《家风尚勤俭》中写道:
吾常见能勤俭者可以致富,不勤俭者亦贫。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则亦难矣。
更为难得的是,他将“勤俭持家”推及到勤俭救国。他接着写道:
近日吾国国势日弱,人民日艰,而外侮因之以起,各学校或城市中多设有储金救国会。吾人凡妄费用之钱辄储之以救国,此两利之益也。
在没有读到父亲儿时作文之前,在同他的共同生活中我已经深深感到他是个很讲团结的人,在处理儿时我们兄弟姐妹的关系中,特别是他在分配给弟弟、妹妹学习用品之类的东西时,总是不辞辛苦地先做思想工作。有一年, 为让年仅8岁的弟弟远远将自己的旧自行车让给小姐姐远芳骑,他在莫斯科养病期间,不远万里付信叮咛。这些, 我原以为只是父亲对待子女的做法,看了父亲11岁时的作文,我才知道,“合群”观念自少年时代即深植父亲的思 想。他认为:
国由人民而成,必赖人民以强。欲强之道,莫如合群。士、农、工、商皆能合群则必能富,富者强之。中国有四万万之同胞而不能胜少数之小国者,咎在不能合群也。
父亲视团结为富民之根,强国之本,认为中国之所以不能战胜日本,其根本原因在于不团结。不能说这没有一定的道理。
父亲读序贤时,正值他祖父的小弟弟鼎筵公在家乡任教,很喜欢这个侄孙子,常给他讲述历代英雄故事。鼎筵公青年时代曾随清代名将左宗棠远离江南水乡西征新疆,讨伐中亚浩罕国阿古柏匪帮,穿过漫漫千里黄沙路,大破 匪帮,立下军功。鼎筵公文武兼资,文学功底很深,左宗棠很器重,此后几年留在身边做文书。中法战争爆发后, 鼎筵公又随军血战广西镇南关和越南谅山,荣立战功而获御匾《光照壁水》。这御匾曾高悬在“新屋”正厅门额上 。身边生动的爱国故事,潜移默化于父亲的幼小心灵。他在作文中写道:
凡人之生宜有爱国之心……有战事宜以勇敢之心御之,勿徒多以自谋口腹自得安居而已。
那么,无战事时又何以爱国呢?父亲认为“现今吾国与外国交涉宜提倡国货,不用外货,亦爱国之一法”,“吾国若一日不买日货,则彼有匮乏之虞。”今天看来,父亲当时的想法未免幼稚,但对从小生活在乡间,活动视野 不过唐家桥方圆几十公里之地的不满10岁的学童,也称难能可贵了。
由于从小随爷爷离家在外,父亲不可能享受到像其他同龄人在母亲身边生活那样的细微照料,但却培养了他自己照顾自己的能力,更有益于他自强自立信念的确立。在作文中他清楚地写道:
农夫播种五谷,吾得而食之;工人作器具,吾得而用之;建筑屋宇,吾得而居之,我享其成,即宜自立。……世上之人皆以自立为要,吾国四万万同胞欲保国家非自立不可,吾人年幼之时不尤宜自振乎?
正是在这种自立、自强的信念主导下,父亲很小就面对独自在外的求学生活。
1915年夏,父亲在序贤初小毕业。是留在乡间的高等小学继续求学,还是到县城或省城视野更开阔的学校去读 书呢?面对家庭经济日渐拮据的状况,祖父曾举棋不定,但最终还是渴望儿子尽快成才,决定送儿子去省城长沙投 考“名誉优良、规模宏大”的湖南第一师范附属高等小学。
文章摘自:《我的父亲任弼时》 作者:任远志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