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心”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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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17
鲁迅著作中“心”字的用法,《科学史教篇》为一转折——此前偶见,皆沿袭旧习,泛指人心而无特殊规定,如“异哉!王何心乎?”(《斯巴达之魂》),“抚心愁叹……不觉生敬爱忧惧种种心”(《中国地质略论》),“笃守旧说,得新见无所动其心”(《人之历史》),或为科学上专有名词如“地心”(《中国地质略论》)、“求心力”、“离心力”、“心房”(《人之历史》)——至是篇,始明确赋予文化根基及个体生命自觉二义,并进一步将“心”区分为“神思”与“学”两端:“盖神思一端,虽古之胜今,非无前例,而学则构思验定,必与时代之进而俱升。”不仅于此,“科学发见,常受超科学之力,易语以释之,亦可谓非科学的理想之感动……盖事业者,成于手,亦赖以心者也”,也就是说,“神思”之心比“学”之心更重要,“学”或“学”的延长即“手”,“非本柢而特葩叶耳”,其“深无底极”的“根源”与“本”,则是“神思”之心,或日“理想”、“圣觉”。鲁迅抱怨对欧洲近世文明,“举国惟枝叶之求,而无一二士寻其本”,《科学史教篇》即所以寻科学之本也。这以后,鲁迅干脆用“心”字专指“神思”之心,而于“学”之心废弃不讲,直呼曰“学”、“学说”。
随着鲁迅对“心”的理解逐渐明朗化,短暂的科学时代结束了,“心学”时代揭幕。时值1907—1908年间。
“心”既分为“神思”之心和“学”之心,与“科学”一同让位的,尚有“学说”。《科学史教篇》对一切“学”的价值的贬低,已如上述。稍后,《摩罗诗力说》更以“冰之喻”形象说明文学与“学说”功能之不同。他说,要告诉生活在热带的人冰是什么,种种“学说”的解释都间接而无力,惟把冰块直接贴在热带人脸上,才是最好的解释。文学对人生的描绘,即与此相似。鲁迅用这个比喻说明,“与人生即会”、“直语其事实法则”、“实利离尽,究理弗存”的文学,价值不仅高于“科学”,也高于“学说”。“心学”时代的揭幕,是文学家鲁迅告别科学家鲁迅之始,也为日后文学家鲁迅告别学者鲁迅埋下了伏笔。
鲁迅的“心学”和他的“文学”一同开始,“心学”就是“文学”。作为文化根基与个体生命自觉,有别于科学与学说的神思之“心”的“心声”、“内曜”,在鲁迅看来,就是源初的文学(诗)。
20世纪中国文学又称“新文学”,以别于传统旧文学,这原本不成问题。但各人有各人之所谓“新”,把鲁迅归入“新文学”,固可彰显其个性(相对于形形色色的“旧”),也会淹没其个性(混同于人人皆有的“新”),故不能停留于“新”,应撩开“新”的面纱,“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在鲁迅,“新文学”首先乃是“心文学”。“心”是本体,“新”则系本体一现象。“新”而无“心”,只剩一副空壳。“新文学”须植根于新的“心”,而非别的什么“新”。判断何为真正的“新”,只能用“心”衡量,不能反过来用“新”衡量“心”。这是鲁迅一生文学/思想最吃紧处。
一般认为,鲁迅早期思想核心在“立人”,这又大致包含相互支持的两面:“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然而,《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三篇大文,基本概念都非“人”,而是“心”;含义相同或相近的还有“自心”、“自性”、“我性”、“此我”、“精神”、“神气”、“本原”、“本根”、“根柢”、“精神生活”、“内部之生活(主观之内面生活)”、“仁义之途,是非之端”、“神明”、“神思”、“人心(近世人心)”、“神思新宗(新神思宗)”、“反观诸己(内省诸己)”、“性灵”、“理想”、“情意”、“情操”、“情感”、“主观”、“主观性”、“主观倾向”、“主观意力”、“内”、“渊思冥想”、“自省抒情”、“内曜”、“自有之主观世界”、“心灵”、“神”、“旨趣”、“大本”、“灵明”、“灵府”、“中心”、“初”、“所宅”……这些概念极其庞杂,有《周易》、老庄语,孔子、孟子、陆、王语,《文心雕龙》语,佛家语,以及意译西哲语,汗漫无际,但如果抓往基本概念“心”,其立论逻辑还是有序可寻——
首先,凡所议论,皆集矢于“辁才小慧之徒”所表现的“近世人心”之“危”,并非单纯从学理上绍述中国传统心性之学所言之“心”(虽然沿用了它的术语),亦非单纯译介西方19世纪末“神思新宗”(尽管奉为主要参照),而是紧紧抓住在中西古今“迫拶”中无路可走的“近世人心”,进行现实的逼问。
其次,主张一切文化,根柢在“自性”、“自心”,余皆“末”与“荣华”,因此文化的危机本质上是“心”的危机,是“本根剥丧,神气旁皇”,“心夺于人,信不繇己”。
再次,文化改造,根本须是“心”的改造,改造的策略,须是立足于“己心”,扩大“内部生活”,这样才能“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储能于初,始长久耳”。
最后,确立“心声”——文学(“诗”)——为一生事业之本,“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心声”(广义的诗)为一国家一文化之根本所系。
这四者,层层递进,自成体系。
显然,此一体系并不到“立人”为止。人之为人,贵在有“心”。“立人”,必须先立其人之“心”,否则立无所立。
鲁迅的“立人”思想,一向被认为来自西方话语背景,然而如果着眼于早期著作中“立人”和“立心”之不可分割的关系,则似乎更应该考虑其“立人”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渊源。实际上,“立人”、“立心”既是纯正的汉语,也是纯正的中国哲学的概念(特别是宋儒的口头禅)。魏晋时期,“人”即普遍被视为“五行之秀”、“天地之心”(刘勰《文心雕龙·原道》),宋儒干脆说“立人”就是“为天地立心”(《张子语录》),这也诚如后人解释的,“天地是没有心的,但人生于其间,人是有心的,人的心也就是天地的心了”①。“立人”,在根本上就是“立心”。人生天地间,倘无以自立,就好比天地无心。天地无心,整个世界就失去意义,而这正是青年鲁迅最大的忧患。用他的话说,就是“寂寞为政,天地闭矣”。天地缘何而闭?因为“华国”之子孙“本根剥丧,神气旁皇”,“心夺于人,信不繇己”,其所生存的两间“恶声”四溢,一片“扰攘”。处在这样的时代,诗人何为?哲士何为?当然是要“为天地立心”了。
文章摘自《鲁迅六讲(增订本)》 作者:郜元宝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