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空谷幽兰1 代序5 序7
第一章隐士的天堂9
第二章月亮山25
第三章举世皆浊39
第四章访道53
第五章鹤之声85
第六章登天之道117
第七章 云中君165
第八章 朱雀山199
第九章 走过销魂桥231
第十章 暮星之家251
第十一章 访王维不遇267
第十二章 大道入廛277
序
我总是被孤独吸引。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我就很喜欢独处。那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跟其他人在一起,而是因为我发现独处有如此多的快乐。有时候,我愿意躺在树下凝视着树枝,树枝之上的云彩,以及云彩之上的天空;注视着在天空、云彩和树枝间穿越飞翔的小鸟;看着树叶从树上飘落,落到我身边的草地上。我知道我们都是这个斑斓舞蹈的一部分。而有趣的是,只有当我们独处时,我们才会更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与万物同在。
我们都需要有时间独处,有些人需要更多独处的时间。有人却能从独处中变得更有智慧、更为仁慈,这是我遇到中国隐士后让我吃惊的事。他们是我见过的最幸福、最和善的人。在美国,隐士只是那些喜欢自个儿待着的人,往往都有点神经质。但是,在中国,我发现隐士往往是社会的精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当美国人要我类比中国的隐士传统与美国社会的一些现象时,我告诉他们隐士很像研究生,他们在攻读他们精神觉醒的博士。在中国,很多人在佛教寺庵、道观、儒家书院、大学乃至家里获得他们精神觉醒的“学士”,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欲望、有能力、有精力攻读“博士”。然而,中国社会从那些获得觉醒的“博士”的人受益甚巨。过去如此,现在亦然。
我并未打算为此著书,我仅仅是一名译者。但我居住在台湾时翻译的作品恰恰是中国最伟大的隐士们的诗—《寒山诗》、《石屋山居诗》。我仅仅想知道这种生活方式在中国是否还存在。当台湾有人告诉我中国大陆不但没有人修行,隐士传统也不复存在时,我决定亲自去弄个明白。不久之后,我发现隐士传统不仅存在得很好,而且是中国社会很有活力的部分,我觉得必须把这个情况介绍给西方人。这就是我写作本书的缘由。我想让西方各种宗教的修行者知道,尽管中国大陆曾经历战争、革命,但修行人仍然坚持修持,我希望由此给西方的修行人以鼓励。他们怎会无动于衷?
本书出版后,我很惊奇地发现,在美国很多大学都能看到。无论我在哪里演讲,听众既有学院的学者,也有来自社区的普通居民。我在美国从没遇到对此不感兴趣的人。我想这是因为我们羡慕这些隐士,他们所做的是我们的梦想、希望,是我们某一天也会去做的事情。
我感到荣幸的是,尽管还有不足和缺点,《空谷幽兰》仍被译成了中文,而且这次以这么漂亮的版本出版。我希望它能像鼓励西方读者那样,鼓励中国读者追寻并找到生活中“独处”的乐趣—不是离群索居,而是因为更深的觉悟和仁慈,与大家更为和谐地共处。
比尔· 波特(赤松居士)2006 年8 月10 日于华盛顿唐森港
第一章 隐士的天堂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一直就有人愿意在山里度过他们的一生:吃得很少,穿得很破,睡的是茅屋,在高山上垦荒,说话不多,留下来的文字更少—也许只有几首诗、一两个仙方什么的。他们与时代脱节,却并不与季节脱节;他们弃平原之尘埃而取高山之烟霞;他们历史悠久,而又默默无闻—他们孕育了精神生活之根,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社会中最受尊敬的人。
中国人一直很崇敬隐士,没有人曾经对此作出过解释,也没有人要求解释。隐士就那么存在着:在城墙外,在大山里,雪后飘着几缕孤独的炊烟。从有文字记载的时候起,中国就已经有了隐士。
中国人说,他们的历史要上溯到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黄帝是目前人们所知的最早的黄河流域部落联盟的首领,后来这些部落的人民把自己称为中国人。但黄帝是从两个隐士那里,学会了怎样战胜敌人和延年益寿的。从公元前2700 年到公元前2600 年,他统治了一百年。大约与此同时,埃及建造了第一批金字塔。
黄帝乘龙回归了仙班。此后,中国新生文明的领导权又经历了几代人。大约在公元前2300 年的时候,传到了尧的手中。两千年以后,孔夫子称赞尧是最有智慧的人,因为他略过了自己家族的成员而选择了一位隐士作为继承人。公元3 世纪,皇甫谧在他的著作《高士传》中,记述了这件事情: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
许由没有接受尧的建议,为了清除这席谈话可能残留的影响,他到河边洗了耳朵。但是尧决意要找到一个品德优秀的人,于是他又去接近另一位名叫舜的隐士。舜接受了尧的禅让,后来他也去找了一位隐士来做自己的继承人。《高士传》又一次记载了这一事件:
(及尧受终之后,)舜又以天下让卷(善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从之,不赏而民劝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静,不知怨,不知喜。今子盛为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调五音之声以乱民耳,丕作皇韶之乐以愚民心,天下之乱从此始矣。吾虽为之,其何益乎?予立于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葛。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去,入深山莫知其处。
皇甫谧所记载的这两个故事,是从《庄子》以及其他公元前4 世纪或更早的著作中择取的。看起来,中国人似乎从开始记录中国文明早期领导者的轶事时起,就已经同时记载了隐士的故事。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他们一直重复着这些隐士统治者的故事—如果不竭力去仿效的话,那么他们就将其视为理想人物,珍藏于心中。当然了,密集的群山是不会像人这样做的。但是这些故事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一个隐士社会—姑且假定这是可能的—它们是针对那些行使权力的人的。它们所传达的信息是,权力的传递应该建立在美德和智慧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裙带关系。
这些故事构成了中国最早的政治批评。但是它们不仅仅是故事:真的有人更愿意选择荒野,而不是文明。这正是世界各地隐士传统的基础。而中国隐士传统与众不同之处在于,隐士在他们所遗弃的那个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我自己开始了解中国的隐士传统是在1972 年。那一年,我离开了美国,搬到了中国的岛省台湾。台湾在上海的南面,香港的北面,与福建海岸遥遥相望。到了之后没几天,我就开始了在一座佛教寺庙里的生活:天亮前就起来诵经,夜晚听钟声,一日三餐素食,一个房间,一张床,一顶蚊帐,没有钞票。如果我的腿太痛了,或者对禅垫感到“深恶痛绝”的时候,我就读书。
除了佛经之外,我也读儒家和道家的书。那些书里有很多生活在山里的中国古代隐士的故事。我非常喜爱这些故事。我能够理解为什么有的人什么都不想要,而只想过一种简单的生活:在云中,在松下,在尘廛外,靠着月光、芋头和大麻过活。除了山之外,他们所需不多:一些泥土,几把茅草,一块瓜田,数株茶树,一篱菊花,通向终南山的路风雨晦暝之时的片刻小憩。从黄帝时代算起到现在,中国一定有上百万隐士了。但是,读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很怀疑他们能不能存在于20 世纪。每当我问起台湾的和尚,他们都向我保证说,中国隐士已经不复存在了。经过一个世纪的革命、战争和压迫之后,他们怎么还能够存在呢?但是,我仍然心怀疑问。
三年后,我结束了寺院生活,自己隐居在一个名叫竹子湖的山村里。从那里可以俯瞰台北盆地。与此同时,我开始着手翻译一些中国古代隐士的著作:寒山、拾得、丰干、石屋和菩提达摩。十二年后,即1987 年冬,到中国大陆旅游的禁令解除了,岛上的人民纷纷开始探望他们长达四十年没有见过面的亲友。
1989 年春,我决定加入这股人流,不是为了探亲,而是为了寻找隐士。当一位和蔼的赞助人愿意为这趟考察旅行提供费用时,我给在美国的史蒂芬· 约翰逊打了电话。早在两年前,他曾经向我表示,如果这样的旅行能够成行的话,他愿意作为摄影师跟我一起去。他没有改变主意,于是我们约好两星期后在香港碰头。我找出自己的旧森林服务背包,让人钉上了新带子。同时我也开始仔细研究地图,尤其是那些注明人口密度的地图。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找隐士,但是我猜想,如果还有隐士,那么他们一定会在山里。但那是哪些山呢?即使我们碰巧找对了那座山,我们又怎么能找到正确的路径,更何谈那隐士的茅屋呢?而且他们会欢迎来访者吗,尤其是两个挥舞着录音机和照相机的外国人?还有,当局会不会试图阻止我们?一大堆问题。没有答案。
在中国古代,隐士群体的升降沉浮是与来自都城的“风的变化”息息相关的。我想,动身进山前,我们也可以试试风向。在香港碰头后,史蒂芬和我飞往北京。我们是在四月的最后一天到的,北京的一位德国朋友提出让我们分享他在城郊颐和园里的膳宿设备,我们高兴地接受了。
通过新形式的外贸,中国保持着持续发展的势头,它已经开始把过去的几处皇家园林出租给其公司能够承担起这笔费用的外国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的朋友恰好住在过去江青住过的那套寓所里。
第二天,我们参观了广济寺。广济寺是中国佛教协会的所在地,因此我推想,这儿可能是开始我们的考察的好地方。我问佛协的副会长周绍良,他是否知道我们可以到哪里找到几个隐士。他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这个问题,广济寺的方丈净慧法师①说,他曾经听说过西安附近的终南山里有隐士。
我对西安地区不熟悉,正想再多打听点儿消息,可是就在这时候,周绍良说话了。他说,中国已经没有任何隐士了,在终南山或其他山里漫游,不但毫无益处,而且很危险。与此相反,他建议我们去参观中国重新活跃起来的几个禅修中心。他很耐心,写下了四个这样的寺庙的地址。我谢谢他的帮助,大家道别。出去的路上,我向那位方丈问讯。他那淡淡的微笑,至今我依然记得。
两天后,史蒂芬和我参观完了城北的长城,回来了。我们的火车要去位于北京西北的古代佛教中心大同,离开车还有四个小时。
①净慧法师时任中国佛协常务理事,《法音》杂志主编。—译者注
那一天是5 月4 日,是现代中国第一次学生运动的七十周年纪念日。街上挤满了游行者,离火车站还有一英里,我们的出租车就进不去了。我们别无选择,只好下车,背上背包,开始沿着东长安街,挤出一条路来。那一天天气晴朗。我们能够听到小鸟在吱吱喳喳地叫,自行车的铃声在响。每个人都在微笑。我们陶醉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痛苦地在大同醒来。大同是最沉闷无趣的城市之一,在其城外山腰上,有一千五百年前雕刻的巨大的佛像。关于这些佛像,我所留下的唯一的印象是,它们是多么幸运,有人那么有先见之明,在岩洞附近种植了很多丁香树。丁香正在开花,靠近根部的地方有空隙,可以从下面爬过。
第二天,我们第一次冒险进入农村,去游览恒山。恒山是中国五岳中最北的一岳,也是古代隐士的家。它的风景确实是够优美的了,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地方有隐士居住的迹象。
次日,我们动身向南去五台山。五台山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的古道场,也是中国佛教徒所选定的四大圣山中最北的一座。五台山位于苍茫大野的中间,我们想,那儿可能有隐士居住。
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视野里几乎没有一棵树。我推断:没有森林,就没有枯枝;没有枯枝,就没有木柴;没有木柴,就没有茶;没有茶,就没有禅;没有禅,就没有隐士。尽管五台山上大寺庙的方丈们可能不同意我的推理,却同意我的结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寿冶长老的朋友。寿冶长老曾经是这座山上一座最大的寺庙的方丈,也是我在纽约第一次皈依佛教三宝的见证师。他们先后向我保证,
如今所有的和尚和尼师都生活在寺庙里。据他们所知,五台山上或中国其他任何山上,都没有隐士。
参观最后一座寺院的时候,我拦住了一位老和尚,他正在帮忙修复“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毁坏的一座寺庙建筑。当我向他重复我的老问题时,他说:“中国当然还有隐士。”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然后他又说:“但是当你遇到他们的时候,你认不出他们;除非他们愿意让你找到,否则你就找不到。”说完,他哈哈大笑,继续工作去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那天晚上,直到很晚我都没有睡着,一直在惶惑我们怎么能找到那些不愿意被找到的人;还有,为什么我没有早点儿想到这一点。
第二天是文殊师利圣诞,我爬上了那一千级石阶,去他的圣殿表达我的敬意,并祈求他在我们的考察过程中加持我们。很显然,我们眼下就需要帮助。香燃尽之前,我们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向南进发。我的思绪再次转向老和尚说的话上—隐士们不愿意被发现。我们到底在中国干什么呢?显然,此刻我们不得不放弃逻辑。我们是有使命的。
然而,这使命却被旅游打断了。史蒂芬和我饱览了西安的风光,感到心满意足—在西安的怀抱中,曾经有十一个朝代在此建都。我们花了几天的时间满足了自己的历史好奇心,之后去参观最后一个地方:草堂寺。一千六百年前,鸠摩罗什曾经驻锡于此寺,在此期间翻译出了大量佛经,质量超群,文辞优美。我不能放过向这位祖师表达敬意的机会,因为我自己曾经是个行者,所以我以行者的方式向他表达了敬意。
汽车在泥泞不堪、车辙纵横的路上向西安西南方向行驶了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到达了草堂寺长长的红墙之外。这些红墙被麦田包围着,看起来似乎是最近才修复的。除却这座寺庙在古时候的名声,它看起来几乎不值得我们为到这里而付出的努力。但是刚一进寺庙,我就因礼佛者数量之多而大吃一惊。大殿是如此拥挤,我几乎找不到空隙在鸠摩罗什和释迦牟尼佛像前问讯。正当我要离开的时候,一位老和尚从人群外走过来,向我点头示意—原来他就是草堂寺的方丈,而吸引了这么多信徒的眼前这一幕场景,乃是因为今天是佛诞。我怎么能忘了呢?!
领我们参观了寺庙的庭院之后,方丈把我们带到他的方丈室里。我告诉他,我们正在寻找隐士。此时,他的几个弟子也涌进屋里。他看看他们,然后又看看我,最后说:“我对隐士的事情一无所知。但是既然你们远道来了,为什么不参拜一下你们拐入主路以前路过的那座山上的塔呢?那座塔里有道宣的舍利,他肯定知道他那个时代隐士的事情。”方丈把我们送到大门口,我们依依惜别。
我们回到柏油路上,几分钟后,车停在方丈提到的那座山的山脚下。起初找了几次路,都走错了,后来我们找到一位老人,他愿意给我们当向导。半路上,史蒂芬和我开始怀疑这座山有没有顶。山上的小路因为最近下了雨而特别滑,我们几次跌倒。一个小时后,我们终于爬上了山脊。
史蒂芬停下来拍摄这座山的全景,我则去爬通往那座塔的最后一道坡。我绕着这座小砖塔右行三匝,然后恭敬地向这位大师问讯—是他编撰了中国第一部佛教人物编年史。之后,我背靠着塔的正面坐下来,眼前是一望无尽的连绵起伏的山岭,白云缭绕的山峰和绿松石色的小溪。它看起来像是最完美的隐居地。但是即使借助望远镜,我也没有发现岩洞。没有茅屋,没有小径,没有炊烟。
我很失望,但是同时又因为终于置身于山中而感到振奋。我往下滑回到史蒂芬休息的地方。我们的向导建议从山后的小路下山,那样走容易一些。这正中我们的下怀,于是我们就从山后下山了。
大约十分钟后,小径绕过一座旧寺庙的泥墙。我们能够听到里面有声音,向导敲了门。门开了,五个年轻的和尚领我们穿过院子,进到一个房间里,里面有一张桌子、五只凳子。我们坐下来,他们给我们倒了两杯热水,并往里面加了一些东西,其色泽、口感都很像甜橙晶。
这种古老的待客方式使我精神一振,我又把那个必不可少的问题拿来问主人:“这些山里有什么隐士吗?”
一位和尚答道:“当然啦。你想了解哪些隐士?”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一杯接一杯地喝着热橙汁,倾听着一长串名单:有些人刚在山里过了一个冬天,还有人已经四十年没有下山了。我们发现了隐士的天堂。临走前,我问一位和尚这些山的名字。他说:“这里是终南山。这儿是真修行的出家人来的地方。”
1959 年,作家赖特在他的《中国历史上的佛教》(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 )一书中,以此观点作为结言:“我相信,中国佛教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宗教,我们正在看到的是它的最后一线光明。”当时几乎没有人会反对这种看法。在其后的岁月里,佛教似乎已经从中国人的头脑和心灵中被清除掉了。没有被烧毁或洗劫的寺院和道观都变成了学校和工厂,幸存的极少数的寺庙被用来驻扎新的寺庙工作组,过去寺庙里的大部分人都被迫还俗了。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国内和国外的观察家们都断言,这场运动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它彻底清除了人民群众的精神鸦片和迷信。大多数观察家已经把佛教视为死去的宗教。每当我跟约翰· 布洛菲尔德—他翻译了黄檗和慧海禅师的语录,这两本语录多年来一直指导着我的修行—谈起这个话题,他都会长叹一声,然后建议我们谈点儿别的事情。
当我开始考虑参观中国大陆、亲眼去看看佛教现状的时候,我断定:如果佛教在中国或其他任何地方还存在,那么它更多地会依赖于生活在茅篷或岩洞里的比丘或比丘尼,而不是依赖生活在寺庙里的那些人。回顾佛教两千五百年的历史,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位大师不是先经过一段隐居生活而开悟的。当我最终决定去参观中国大陆、看看佛教是否还存在的时候,我决心把精力集中在隐士传统上,而不是寺院传统。
当时我并不乐观。动身前两个星期,台湾“陆委会”行政秘书告诉我,共产党早就把大陆上的隐士连同真正的出家人消灭光了。我是谁呀,还敢争论?一个月后,与五个年轻和尚坐在那个小小的土坯寺庙里,看着门外绵延不尽的苍蓝的终南山,喝着热橙汁,记录着隐士们的地址,我只有微笑的份儿了。
第二章月亮山
当我头一次听说终南山的时候,我既不知道它们的位置,也不了解它们的重要性。在北京,有人告诉我们,它们在西安附近,这就是我们所得到的所有信息了。当我们第一次向山里进发的时候,在恒山和五台山,我们都没有找到隐士。于是史蒂芬和我搭上一列火车,向南进发。我们结束了与两个西安商人共享一个车厢分隔间的旅程—他们中的一个人曾经听说过终南山,说它在西安南面的某个地方,但这就是他所知道的一切了。在汉语里,名词是不变化的,因此无法区分单复数,所以我仍然不知道,终南山是指一座山,还是指一列山脉。几天以后,我发现,它既是指一座山,又是指一列山脉。回到台湾以后,我了解到,它所指的远远不仅是山脉。
在现代,有一列大得多的山脉,叫秦岭,终南山只包括秦岭最北端的那一列东西走向的山脉。“秦岭”这个词是大约两千年以前才开始使用的,即在古秦国统一中国之后的一段时间。秦国的祖先世居于秦岭以北的渭河平原上,秦国就是以那里为基础统一中国的。
今天,地理学家、气象学家、博物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认为秦岭是南北中国的分界线。自从一百万年以前这列山脉隆起以后,它对中国的温度和降雨类型一直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冬天阻止冷空气南下,夏天阻挡潮湿的空气北上。小麦、小米和玉米是秦岭以北的主要农作物。秦岭以南是水稻。
秦岭也是中国两条最大的河流的主要分水岭。秦岭北坡的溪流注入黄河的主要支流渭河,而南坡的溪流则注入长江的主要支流汉水。在古代,有旱灾的时候,这里是官员们前来祈雨的地方。
但是在“秦岭”这个词开始使用之前的一千年,中国人把这整列山脉称为“终南山”,有时候,他们又把它简称为“南山”。《诗经》一书中,在至少创作于三千年前的诗篇里,提到了它:
终南何有,
有条有梅。
终南何有,
有纪有堂。
现在人们所说的“终南山”这个词,既是指西安南面四十公里处的那座两千六百米高的山峰,又是指与之相毗邻的东西一百公里以内的山峦。但是三千年前,“终南山”是指从河南省三门峡的黄河南岸,向西沿着渭河,直到这条河的源头—位于甘肃省的鸟鼠山—为止的所有山脉,长达八百公里。
在中国更为遥远的神话传说中的过去,“终南山”所包括的范围甚至更广,远远超越了鸟鼠山。这列更大的山脉,既包括昆仑山,也包括终南山,并且延伸到了当前中国和巴基斯坦国境线上的乔戈里峰,乃至稍稍有些超过,长达三千五百公里。
在解释范围缩小得多了的“终南山”的时候,早期的中国历史学家们说,“终”的意思是“终结”,“南”的意思是“南方”,“山”的意思是“一座山”或“多座山”。这样,“终南山”就被说成是丝绸之路南面那条岔路沿线的系列山脉的东端。这个解释使得这个复合词有了意义,但是实际上,这个解释是很牵强的,在解释这些山脉对于早期中国人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方面毫无用处—早期中国人把终南山的山峰和山谷视为最有力量的天神和地的家。台湾语言学家杜而未提供了一个更为有趣的解释。他坚持认为,“终南”和“昆仑”是两个同词源的词,都来源于同一个字,这个字的意思是“月亮山”。在他的《昆仑文化与不死观念》一书中,杜教授解释道,中国最早的宗教通过“不死”的概念—这个概念是通过月亮的盈亏体现出来的—在生死之间的暗河上架起了一座桥,而昆仑-终南这列山脉,则是这个宗教的神秘中心。而且因为月亮女神住在昆仑-终南这列山脉中,于是这里就成为某些人前来试图接近月亮的神德和它的力量根源的地方。
他们不是普通的社会成员。他们也不像普通人那样进山。他们走着“禹步”(the Walk of Yu) ,像一只受伤的野兽那样,拖着一只脚,以唤起山神的同情。像大禹一样—“禹步”就是根据他的名字命名的—他们是萨满,而昆仑-终南这列山脉,是人们所知的他们最早的家。
米尔西亚· 埃利亚德在《宗教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一书关于萨满教的章节中写道:“在整个包括中亚和北亚在内的广大区域中,社会的巫术和宗教生活集中在萨满身上。”(第十三卷,202 页)埃利亚德说,在这样的社会中,出神或附体的状态被认为是最高的宗教体验,而萨满是这种宗教体验的行家里手。在出神状态中,萨满离开他的身体,穿过一系列天国,与各种各样的精灵打交道,为他所在团体的福利而搜寻和积累知识。他通过提供与精神世界的联系以及带回在那里所获取的知识,帮助他的团体抵御黑暗。但是与此同时,他又生活在他所保护的团体之外。
根据埃利亚德所说,一个被称为萨满的人,“寻求着孤独,变得心不在焉,喜欢在森林里或人迹罕至的地方漫游,有幻觉,在睡眠中唱着歌儿”(出处同上)。假如这段话不是描述萨满学徒入门时期的出神状态的话,那么它也很可以适用于遵循隐士传统的人。在古代中国,这两者是紧密联系着的。
在追寻它们的渊源的时候,有一篇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文章,它记载了夏朝皇帝、同时也是萨满的启,进入昆仑-终南这列山脉并乘双龙飞走的故事。启还从天上学得了哀歌体诗歌,以后的萨满诗人们,在诸如《楚辞》这样的著作中,一直都使用着这种体裁。
启是另外一位萨满—大禹的继承人。在大约公元前2200 年左右,禹建立夏朝的时候,他命令手下的官员们编纂了一本王国指南。其结果是《山海经》。后来,当国家的神秘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历代皇帝对它都有所增益。学者们怀疑这本书是否有那么古老,他们不愿意把这本书的任何一个章节划到公元前4 世纪以前。但是不管学者们对这本书的成书日期和它的真实性有什么看法,这本精灵地理志都是一个萨满教知识的宝库。远在这些知识被记录下来之先,它们一定已经口头流传很久了。
这部书关于西部群山的章节,始于三门峡南面的那些山,然后向西沿着终南山和昆仑山一直到达乔戈里峰,并且超过了乔戈里峰。在它们神秘的群峰中,坐落着帝(天神中之最高者)在尘世的都城,那儿还有西王母(月亮女神,长生不死药的施与者)的家。另外还有一些山,萨满们在那里收集配料,自己炼制长生不死药,并飞升上天;在那里,死得早的人也要活上八百年。在此期间,他们随心所欲,尽情享受;那里是太阳和月亮睡觉的地方;在那里,一切都是可能的;那里的动物奇形怪状,令人难以置信,无法描述。
近期的考古发现提供了更多的依据,反映出萨满教远比人们此前认识到的要重要得多,而终南山以北的丘陵和平原,则是萨满教在中国最早的家。考古学家张光启(音译)认为,萨满教派是早期中国文明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过,张还说,为了与精神世界进行交流,萨满们通常需要一点儿帮助,在这方面,性和酒很重要,还有药物。
在兰州南面,离鸟鼠山不远,有一个新石器时代的村落。在那里,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个陶罐,里面装着已经碳化了的人工栽培的大麻的芽。古植物学家李慧林认为,大麻的栽培最初起源于这一地区。在这里,它既被当做一种纺织纤维来使用,同时又被当做一种药物来使用。根据李在大卫·N· 柯特利编辑的《中华文明的起源》(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一书中所说,“北方游牧民族是萨满教的奉行者,显而易见,他们把这种植物当做一种药物来使用,并且把它向西带到中亚、西亚和印度等地区。在那些地方,它主要是被当做一种幻觉剂来使用,而不是一种纺织纤维。”(第31 ~32 页)
《楚辞· 大司命》中的四行诗显示出了这种植物对于中国早期萨满的重要性:
一阴兮一阳,众莫知兮余所为。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
在发现大麻的地方,人们做了一次放射性碳测验,测出这个遗址已有五千多年了。在同一处遗址,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把显然是用于祭祀仪式的青铜刀。它不仅说明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制品属于中国,而且反映出萨满教非常重要—它可以使用某些特殊的器具,而其他世俗的仪式或异教的仪式则不可以使用。
关于萨满教在中国的发展,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发现,这个发现在终南山的另一端。在西安东面六公里处,有一个新石器时代的半坡遗址,在该遗址所发掘出的各种文物中,有中国最早的文字形式以及萨满教艺术最早的例证:一个萨满的鱼精面具,还有一个看起来像是双龙雏形的东西—在天国旅行的过程中,中国萨满是要借助于双龙的。
在整个公元前第五个千年内,或者说七千年以前,半坡遗址一直持续有人居住。它是中国仰韶文化最好的例证之一。仰韶文化之后,有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龙山文化。当大禹在将近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创建夏朝的时候,他和他的大臣们只能是在仰韶-龙山文化的基础上编纂了《山海经》—这部通向神圣世界的萨满指南。尽管在半坡和其他仰韶-龙山文化遗址所出土的文物不能确证什么,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据此推断:不迟于公元前第五个千年,有人要离开这个尘世的王国去与神灵的世界进行交流,而且他(她)这样做是在终南山附近。
那么萨满是怎样变成隐士的呢?直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萨满在中国新石器时期的文化中,还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但是,在公元前第三个和第二个千年中,也就是在最初的朝代国家时期,都市化和社会阶级分化成为这些朝代国家的主要特征。都市化和社会阶级分化的出现,导致了萨满这样的个体的生存危机。伴随着都市化和社会阶级分化的发展,作决策的过程变得越来越官僚主义化,而这种变化使萨满们的地位日益遭到怀疑。在《古代中国的思维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一书中,本杰明· 施瓦茨对新石器时代社会(这个社会正在进化成为一种高级文明)中的萨满的模糊角色进行了总结和概括:米尔西亚· 埃利亚德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来定义萨满的:他(她)通过出神或附体的经验而拥有使他(她)的灵魂挣脱肉体束缚的力量,以便直接与神灵进行交流。萨满也许会在神灵的世界里漫游,也许会通过类似于出神的程序忍受神灵的占有(指附体)。迈斯派罗认为—我相信他是正确的—在这漫长的过程中,萨满教不能适应中国正在形成的国家宗教。这种宗教不可能对一种独立的宗教力量(指萨满教)有好感。萨满教是直接通过出神经验来接近神灵的,而这被认为是僭越了官方所支持的与神灵进行交流的礼仪渠道。(第36 页)
萨满的影响被官僚的影响遮蔽了。通过分析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甲骨文,董作宾指出,当时对神灵的信仰一直在持续削弱,而对自然神和神话祖先的祭祀正在逐步消失。与神灵的交流仪式变得如此程式化,以致药酒刚刚被萨满喝下,就被他的官僚继承人吐出来了。这种程式化决定了萨满教在宫廷中的命运—在宫廷中,萨满教与神灵的交流过程,被礼仪性的行为举止取代了。人们认为,这些行为举止本身就是灵验的,殊不知它却已经被从它的根—萨满教上切下来了。
随着文明的发展,萨满们开始变得与群山亲密起来,而不是与城市中心。《山海经》告诉了我们这些萨满中某些人的名字,他们中最重要的人物正是住在昆仑-终南这列山脉中。这就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隐士传统的开端。
隐士传统之所以能够延续,是因为中国人一向尊重过去,而隐士则保持了那个“过去”最重要的因素—它的精神传统。随着文明的发展,这个传统既没有被遗失,也没有被遗忘。恰恰相反,在中国,隐士一直是人们最尊敬的人,因为隐士是圣贤。他们能够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听到其他人听不到的声音。
当皇帝、国王、部落首领和早期中国文化的领导者要与自然力量以及城墙外、人心中的神进行交流的时候,他们就会转向隐士。隐士能够与天对话。他们谙熟天的种种迹象,他们说着天上的语言。隐士是萨满和神、草药师和外科医生、冥阳之事的行家。他们的世界要比被墙围住了的城市世界大得多。隐士不受幻想和习俗强加于人的各种价值观念的左右,他们一直是中国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为他们承载了中国文化最古老的价值观。如果没有异议的话,他们代表着中国神话传说中的过去,而这个过去没有比在月亮山的各种面孔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了—不管它是叫昆仑山、终南山,还是只叫南山。在《诗经》中,有一篇祈祷文表达了对南山的敬意: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
第三章 举世皆浊
尽管隐士传统是中国社会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是直到公元3 世纪末,中国官员才开始费心思去传讲隐士的贡献。《后汉书》里有一章是专门讲隐士的,作者是这样开头的:
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
作者继续解释说,除了个体之间的这些差异之外,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不变的目标,那就是修道。对他们来说,道是通向尘廛之外的。虽然孔夫子同意“道不行矣”,但是他仍然待在尘廛里,因为他认为,作为一个敬道的人,说服那些当权者“为政以德”是他的责任。那些为政以德的人就好比北极星,世界会围绕着他而和谐地旋转(“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乐观的。楚狂接舆佯狂以避世自保,他曾经从孔子身边走过,作歌曰: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
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论语》第18 章
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修道意味着孤独的生活,而对另外一部分人来说,则意味着从政生涯。不管一个特定的个体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关于这两种选择之间的辩论是永无休止的。在《楚辞》里,《渔父》继续着这场辩论: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
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其糟而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鼓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屈原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他也是一位萨满。大约公元前300 年左右,他以这种身份供职于楚国宫廷。在楚国附近,有沧浪河流过。由于批评了楚王的过失,以及遭到同僚的诽谤,屈原被流放到长江南岸的沼泽地带。就在那里,当他正沿着湘江岸边行走的时候,那位渔父遇见了他。屈原对楚王的昏聩感到失望,又不可能继续从政,所以他的前途怎么样,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了。在《离骚》里,他写道:
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
但是屈原没能成为一位隐士。他也从来没有到达过昆仑-终南山一带。他拒绝了渔父的建议,就在汨罗江注入湘江入口处的东面,跳进了汨罗江。
每年的阴历五月初五,中国人仍然划着龙舟去捞救屈原。人们往水里扔粽子,好让鱼龙乱作一团,以争取时间,使龙舟能够追上屈原。但是,不管人们怎样努力,诗人依旧年年沉水—只苦了中国的江河,变得越来越混浊了。
道德和政治之间的矛盾是隐士传统的核心。如果说,屈原发现了要如自己所愿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很困难,那么应该说,他不是唯一有这种感觉的人。在屈原投江之前八百年,有一对兄弟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们的名字是伯夷和叔齐。当伯夷和叔齐听说新建立的周朝的创建者不但反叛自己的君主,而且还没有如礼安葬自己的父亲就起兵远伐的时候,他们厌恶地拂袖而去,迁居到了首阳山。他们就是这样坚持自己的原则的。
首阳山在黄河北岸,在终南山东端的对面,离舜(尧所选择的继承自己王位的人)即位前的隐居地不远。舜以忠孝闻名,而这两种品质为伯夷和叔齐所敬重。但是与舜不同,这对兄弟没有遇到欣赏他们这种品质的明君。在隐居期间,他们停止食周粟,而靠喝鹿奶和吃薇菜维生,这种做法让批评者无从置喙。最后他们饿死了。司马迁在他们的传记里提到,为了抵御饥饿,分散注意力,他们经常唱下面这首歌: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在《论语》里,孔子评论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第16 章)。孟子(约公元前371 ~公元前289 年)称伯夷为“圣之清者”。然而在称赞这对兄弟的同时,孔子和孟子告诉他们的弟子,这样的做法太死板了,不值得仿效。毫无疑问,孔子和孟子是会仕周的。
第四章 访道
当中国人开始把他们对宇宙的理解写成文字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通用的字,这个字就是“道”。“道”的意思是“道路”,它的引申意思是“生活道路”。但是最开始的时候,“道”并不是旅行家或哲学家的用武之地,而是部落萨满的专利。萨满们维持着生者和亡者之间的联系,他们认为,这种联系没有比在月亮的盈亏—也即阴阳上体现得更清楚了。
根据杜而未教授的语言学分析和文本分析,“道”这个字最初是指月相。中国最早的道教徒就是拜月的男女萨满,他们利用自己灵魂飞行的力量,去探索月亮永恒更生、亘古长存的秘密。在中国早期的萨满和他们的道教继承者们看来,太阳是永恒不变的。在变化的世界里,月亮掌握着所有的秘密。所以,探索道的秘密就是探索月亮的秘密。而要探索月亮的秘密,就要住在月亮神居住的地方,也即生活在城墙之外—因为那些城墙是人们修建起来以阻挡变化的。
将近五千年前的某一天,在中国西北的群山里,黄帝遇到了中国一位早期的道教徒,他的名字叫广成子。在他们晤谈期间,黄帝向广成子请教长生不死的秘密。广成子的回答被记载在两千年以后的《庄子》一书中:
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形,形乃长生。慎汝内,闭汝外,多知为败。
—《庄子· 在宥》第十一
黄帝从广成子和其他生活在中国早期文明边缘的人那里,学到了道家修行的秘诀。在黄帝统治的百年期间,他反过来又将道教传遍了中国北方。与此同时,他也为中国公共文化传统奠定了基础。每年四月初,在中国人专门留出来为祖先扫墓的那一天(清明节),中国西北的政府高级官员们仍然要祭拜黄帝墓,以表达他们对黄帝的敬意。因为黄帝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和道教的创始人。
尽管像道教这样一个散漫的宗教很难说有什么创建者,但是人们仍然把它归于黄帝的名下,一来是为了显示道教的古老性,二来是为了把道教的发展与中国最早的文化英雄联系起来。但是尽管道教可能在黄帝那里孕育过,可是在接下来的两千年里,它仍然保持着胚胎的形式,直到老子在终南山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由他把这个孩子交到尹喜的手上。
公元前100 年左右,当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候,以及公元100 年左右,班固编纂《汉书》的时候,他们给很多观点极其相左的军师、政治思想家、文学人物和哲学家都贴上了道教的标签。最开始的时候,道大得足以含容天下万物。在这段“大道”期间,中国最早的历史学家们将老子列于此类人物之首。
与传说中的道教创始人黄帝的情形一样,老子无疑也是在传播着过去曾经由其他人表述过的智慧。比方说,老子的观点常常被用“无为”这个词来概括。但是两千年前,在黄帝消失于云间之后不久,据说舜帝仅仅通过面南就实现了他对中国北方各部落的统治。不过,将这种智慧用语言表达出来,这个荣誉还是应该归于老子—尽管连老子自己都承认,这种语言实际上无法表达出道的玄之又玄。当然,把老子当做自己始祖的道教徒们宣称,老子所教导的远远不止于无为,他还教给人们修行的秘诀。这种秘诀向来都是通过师父的口头指点以及借助晦涩难懂的经文传授给弟子的。那些经文如果不经过师父的指点,人们根本就看不懂。
根据最早的老子传记,他出生于公元前604 年,一生下来就已经须发皓白了。后来他供职于东周都城洛阳,为周王室做守藏室的史官。老子学识渊博,他所掌握的学问中,有一门不寻常的学问就是“礼”。但是对于精神上与萨满一脉相承的人来说,这门学问也并非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老子八十八岁的时候,年轻的孔子为了增长古代礼仪方面的学识,特地从鲁国赶到洛阳来拜访他。在《史记》里,司马迁记下了老子对来客的忠告:
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老子与孔子会面的故事,还分别以不同的形式记载在《庄子》和其他早期的道教经典里。除此之外,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老子的唯一一个另外的信息,就是老子消失在终南山的故事。
周朝迁都,从渭河平原向东迁到黄河平原边缘,标志着历史学家所称谓的东周的开始,以及周王朝权力的衰落。随着周王朝统治权力的衰落,它的统治者们相应地也显示出了道德品质的日益败坏。此时他们名义上还是各诸侯国的主人—那些小国的诸侯们同样缺乏懿德,却在争先恐后地试图建立新的霸权。与孔子会面之后不久,老子决定遵行宿愿,悄然骑上青牛,远走隐退。
几天后,老子到达函谷关。在那里,他受到尹喜的欢迎。尹喜也是一个修道者。在此以前,尹喜在终南山的望台上,看到一朵紫色的云在天空中从东向西飘来(紫气东来)。他根据自己的天象知识推断,不久将有一位圣人从这一带经过。而后他就谋得了看守函谷关的职位—从东方来的行人一般都要经过函谷关。他认出了老子,认为老子就是他正在等候的那位圣人。老子到了以后,他马上辞去了自己的新工作,邀请这位圣人与他一起,到他在楼观台的望台上去。尽管楼观台在函谷关西面二百五十公里处,但它与老子所走的路是同一个方向,所以这两个人就一起到那儿去了。
关于他们的会面与旅行,我们再也不可能知道更多了。只知道最后,老子把《道德经》交到了尹喜的手上。《道德经》是道教最早的经典,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种对“道”的解释能够超过它。二十年前,当我刚刚开始学习古汉语的时候,《道德经》是我最喜欢的篇章之一。当我得知它是在终南山里写出来的时候,我决定追随它的作者的足迹。
我们租了一辆车,雇了一位司机,开始在函谷关狭窄的道路上行进。这条路从黄河和灵宝镇(音译)附近终南山东端之间的黄土丘陵中穿过。路面很窄,仅能容下一辆手推车或者一头牛。于是我们不得不使用南面几公里外新铺的那条路。从函谷关开始,我们沿着老子走过的路线,向西经过陡峻的华山之巅和骊山温泉,追随着圣人,出了西安的西大门。经过一次警察检查以后,我们在三桥镇拐向西南方。
中国的警察就像北欧神话中的巨人。不管在哪里,警察检查一次,一般都要花上二十元到一百元人民币—一百元人民币相当于二十美元。交多少钱取决于哪些证件出了问题。幸运的是,我们司机的所有五套证件都没有问题。
又被警察检查过三次之后,我们到了一个叫马王镇的村庄,走上了村右的一条路。这条路经过一个大门,门里锁着几座1955 年出土的皇陵。这一带是周朝的两个都城丰和镐的所在地。直到公元前8 世纪,二都被入侵者毁灭,而为洛阳所取代。两百年后,在老子去楼观台的路上,当他经过丰都和镐都的遗址时,他一定曾经想起了人类这短暂的辉煌。在《道德经》里,他写道:
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大门上有一行手写的字迹:“游人止步。未经许可,不得擅入。”大门没有锁,于是我们就进去了。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但是我们毫不费力就找到了要找的建筑物。那座建筑物里面有一个大深坑,坑里有两辆考古学家撂在那里的战车。这两辆战车是陪葬品,是为周王室死后的生活服务的。门锁着,但是透过窗户,我们可以看到战车的轮子和车体仍然留在原地,与六匹马的遗骸在一起。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御者的蛛丝马迹。从另外两座建筑物的窗户望进去,除了空空如也的展柜,我们什么也没有看见。我想起了十二年前在台湾见到的几百件走私的周代陶器,当时它们正通过一位与我关系较好的朋友的手,流向外国买主。几件完好无损的、有三千年历史的周代陶器,仅售一百美元。不幸的是,那些日子我正住在寺庙里,手上连一百美元也没有。
我们离开了丰都和镐都被埋葬了的遗址,继续向西进发。在大王镇,我们掉头向南,停下来接受又一次警察检查,最后到达户县县城。在县城中心附近的一条侧街上,我们停在一座展览馆前。1958 年,中央政府开始鼓励农民从事艺术创作和手工艺制作。从那时起,户县农民就成为中国最有名的画家中的一个族群。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农活儿不太忙,他们就会骑上自行车,来到当地的艺术中心。中心给他们提供纸、画笔、海报画和少得不能再少的指导。
春播还没有开始。在展厅里,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位艺术家。他的名字叫洛志俭,他把他的作品拿给我们看,这些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问他是否画过终南山,他说没有,于是我请他试试。四个月后,一位台湾朋友在户县逗留,拿到了那幅已经完成了的画作—蓝色的天空滋润着蓝色的群山,一条蓝色的河流从群山中流泻而出。
第五章 鹤之声
如道教徒所宣称的,道教的历史形态可能起源于终南山西端的楼观台。可是它的史前形式,却远在很早以前,就已在终南山东端的华山上兴盛了。对于道教徒来说,华山的意义甚至要超出史前时期,一直回溯到万物创始的时候。
太初时,混沌分化成阴和阳。阴阳再次分化,成为老阴、老阳和少阴、少阳。这四种力量交互作用,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其中第一个生命就是盘古。盘古一生下来,就拾起一把锤子和一只凿子,用他毕生的精力去开天辟地—也就是如今我们大家居住于其中的这个空间。他不是花了七天,而是花了一万八千年。当他终于倒在地上死去的时候,他的躯体化做了五岳:他的头化做东岳,他的胳膊化做北岳和南岳,他的腹部化做中岳,他的脚化做了西岳。
经过几千年的风化之后,盘古的脚逐渐变得像一朵石头叶子上开出的花,因此早期的中国人把西岳称为“华山”—花山。它开在中国最早的部落文明的中心地带,直到现在,中国人仍然喜欢称自己为“华人”。这一称呼表明了这座山对于他们的祖先曾经有过多么重大的意义。
华山有一股特殊的力量,从而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它的外形在群山中是独一无二的。要攀登它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巨大的欲望—不是肉体的欲望,而是精神的欲望。因为华山是中国最早的精神中心之一,是萨满们来寻梦的地方。黄帝就是这样一位萨满,他爬过几次华山,去与神人们交谈。公元前2600 年左右,黄帝乘龙回归仙班,他在尘世间作为中国北方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力,传到了白帝的手中。
尽管白帝把他的宫廷远远地建到了黄河冲积平原的东部,但是他的后裔中的一支,还是迁移到了华山附近,而且开始定期祭祀过去在这里的、他们受人尊敬的祖先。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圣人皇帝尧、舜、禹都曾经游览过华山。《庄子》中记载了公元前2400 年左右尧的一次行幸。在这次行幸中,祭祀中心的管理人员(封人)讽劝这位圣人皇帝,不要因为自己为他祈祷多子、多寿、多财而担忧:
始也,我以汝为圣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万民,必授之职。多男子而授之职,则何惧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则何事之有?夫圣人,鹑居而食,鸟行而无彰,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
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三患莫至,身常无殃,则何辱之有?
—《庄子· 天地》第十二
这位管理者—这位华山道人,讽谏尧的地方,叫做“华峰”,就在今日的华阴县城东面的大约三公里处。不幸的是,这座过去的祭祀中心的最后一批文物,毁于1958 年大跃进运动。从那时起,这里又发掘出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现在这个地方就以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而闻名了。另外还有两座祠堂,也销声匿迹了。一座建于周朝初期,在华阴的南面,现在已经变成了华山高中;另外一座则建于汉代早期,本在附近的黄甫谷的入口处,已在几个世纪以前被洪水冲走了。
第四座祠堂、也是最后一座祠堂,建于公元160 年左右,就在华阴的东面。它以西岳庙而知名。别人告诉我,它是中国建筑工艺的一座气势宏伟的纪念碑。正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它的主厅里供奉着白帝。四千五百年前的某个时候,白帝的后人成为华山的守护者。除了很多建筑物之外,院子里还有一片香柏林。据说早在最初的西岳庙修建之前,它们就已经种在这里了。整座庙被一道围墙围住了,不允许外国人入内。过去的几十年中,它一直被当成军营来使用,这大概就是它躲过红卫兵这一劫的原因吧。
此时正是八月中旬,雨季的中间。在西安等天放晴等了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决定抓住这个机会。经过四小时,走了一百二十公里之后,我们看见一条泥泞的山路,向华山延伸而去。在这里,我们能够看见蓝天。
我们把衣服扔在一个廉价旅馆里,动身去探险。经过两排旅游工艺品店的“夹击轰炸”之后,我们进入了玉泉院的主门。玉泉院是一座道观,建于11 世纪中期,是为了纪念陈抟而修建的。10 世纪的时候,陈抟曾经在这里隐居。他的无极图曾经激发了早期理学家们的灵感,除此而外,他还修习道教禅定,能够连续数月保持一种类似于睡眠的入定状态,并因此而名重一时。道观西面的一座小山洞里,至今还供奉着一尊陈抟卧像。我们只捐了一点点钱,看管大殿的老太太就让我们进去了。我们伸手抚摸着陈抟的石头塑像—自从公元1103 年被雕成以后,不知道有多少只手曾经触摸过它,以至于现在它看起来、摸起来都像一块抛过光的黑玉。
附近有一座亭子,是陈抟建在一块石头顶上的。在这块石头前面,陈抟曾经扦插了四棵佛陀出生于其下的那种树的枝条—根据一个道教故事所说,老子回归帝乡以后,又转生为释迦牟尼—现在只剩一棵还孤独地活着。很显然,当年红卫兵们以为他们已经彻底清除了这四棵树,可是眼下它们多瘤的残干上,又冒出了新芽。
就在主殿入口处的外面,一块雕刻着华山图景的石碑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它的中间断开了,但是我们竭尽全力仔细地去研究它,就仿佛我们能够越过保护栏、看透它表面上的浮尘似的。如果这座山真的如图中所绘,那么史蒂芬和我都要减肥了。
在院基的东面,我们又一次在一块石碑前停下来,这块石碑紧挨着另一块石头。这儿是诸多的华佗墓之一。华佗是中国最伟大的医学天才,卒于公元207 年,享年九十七岁。华佗曾经在华山的一个岩洞里生活了很多年。而且他还在这里采集药草—直到今天,华山还因为这些药草而著名。采用针灸技术和利用以大麻为基础的麻醉剂来进行外科手术,是华佗诸多成就中的两项。此外,人们还把五禽戏的创建归于他的名下,后来五禽戏奠定了中国武术的基本风格。尽管华佗一再谢绝官职,他还是被迫去给曹操治疗慢性头疼病(曹操在汉代末年篡位)。当他拒绝继续治疗的时候,曹操命人杀死了他,以防华佗向自己的众多敌人泄露他的健康状况。
第六章 登天之道
两千年前,当佛教刚刚传到中国的时候,它已经是半中国化的了。直到那时候为止,中国所有可以被称为宗教的主要思想体系和修行体系,都建立在对道的理解的基础之上。既然道无所不包,能够生发万物,那么就没有理由认为另外一种体系不能从它的子宫中衍生出来。至少在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一百年内,它没有给中国人造成多少观念上的问题。
中国与佛法—佛教对于真理的看法—的最初遭遇,最迟发生在公元前1 世纪。其时汉朝已经把它的影响沿着一串绿洲一直扩展到了印度西北的各个王国中。在那里,大乘佛教刚刚涌现。汉印之间最初的接触是外交上的。本来外交上的接触是永远也不可能导致佛法的传播的,除非是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珍品来介绍给对方。是商业贸易把佛法带到了中国。当时,各国商队来到中国,他们用香料、珠宝和彩色玻璃来换取中国丝绸。早在公元1 世纪,中亚的商队就已聚居在中国政治中心的城墙之外。与他们住在一起的,还有从印度来的和尚。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细节,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历史记载和文物只告诉我们,没过多长时间,佛就被当做另一尊神,被发展中的道教接纳了—道教当时包括了诸如黄巾起义这样一些不切实际的行动。公元2 世纪左右,佛不仅在老子的旁边受到礼拜,还因为某些道教徒认为他就是老子本人,而变得相当普及起来。据说老子离开楼观台以后到了西方,一本公元2 世纪出现的书,记叙了这位圣人从中国消失,然后又以佛的形象重新出现在印度的故事。在亨利· 迈斯派罗《关于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的道教的随笔》(Essay on Tao-ism in the First Centuries A.D. )一文中,他解释了道教徒为什么这么愿意相信此类故事,以及他们欢迎觉者到中国来的原因:
佛教被认为是道教的一个特殊的宗派,是各宗派中最严谨的,比黄巾还要和谐,还要有理性。再者,它能够阻止炼金术继续发展,使道教成为一种纯粹道德的、冥想的长生不老术。这一点使它与道教其他宗派区分开来,并给了它一种荣耀—本来它的信徒为数很少,又有异国色彩,是没有希望获得此种荣耀的。这个新的宗派与道教古老的神秘的大师诸如老子和庄子联系起来了,而且从某个角度来说,它比当时的道教还要更接近于老庄。(第411 页)。
但是这样的密切关系没有持续下去。中国人对于来自西域的这种“道教”不断增长的兴趣,很快就导致了公元2 世纪末的佛经的翻译,它们显示出了佛、道两教在教纲和修行上的基本差异。道教徒寻求的是修成一个长生不死之身,而佛教徒寻求的是摆脱一切身相。涅槃看起来结果与道教长生不死的目标也不一样。禅修也有差异。
道教徒把他们的呼吸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且专心致志于体内气息的循环和变化;而佛教徒则强调呼吸调柔,要舍弃对身体的执著和修炼。还有,佛教徒有一套普遍遵守的规则,或者叫戒律,他们据此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而大部分道教徒则按照道德的标准行事,或者各纵其天性。公元3 世纪左右,佛教独立了,于是道教徒们要么改变了信仰,要么排斥这种现在打上了外国烙印的信仰。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佛教不仅在新环境下繁盛起来,而且变得非常成熟,发展出了新的思想流派和修行宗派,它们进一步向中国人散发着感染力。像道教一样,终南山又成为这种新宗教传统出现和发展的背景。在中国出现的八大佛教宗派中,有七个宗派是在终南山里或其附近开出它们的第一片花瓣的。它们是三论宗、唯识宗、律宗、净土宗、华严宗、密宗和禅宗—据说其中最后一个宗派起源于嵩山,而嵩山是终南山东部的一条支脉。第八个主要宗派是天台宗,它起源于中国南部的衡山和东部的天台山。
在这八种观察佛法的方法(八大宗派)中,在影响力和信众数量方面,没有哪一个宗派比净土宗更重要了。净土宗不是教人们单靠自力解脱,而是教人们要相信阿弥陀佛的力量,他会把信众带到他的极乐世界里去,人们在那里比在这个五浊①恶世中更容易证得解脱。净土宗仰仗佛力的方法,包括持念阿弥陀佛的圣号,观想他的极乐世界,以及发愿要往生到净土去。
净土宗教纲在中国的建立,以及上述修行方法的普及,要归功于善导。将近二十年前,我到台湾的时候,第一次听说了这个名字。我在岛上的第一年,是在一座佛教寺庙里度过的。那里的出家人请我翻译一部佛经,或者说佛陀的讲法。尽管我对这些经典的语言很生疏,但是出于我对他们免费为我提供食宿的感激,我决定勉力一试。
出于好奇,我捡起了一部净土宗的主要经典——《观无量寿佛经》。在这部经典中,佛陀连续向韦提希王后介绍了十六种观想方法,开始是观想西方地平线上沉落的夕阳,然后是观想一大片水,水变成了一块琉璃地,琉璃地上出现了一片国土,中有宫殿园林、亭台楼阁,楼阁上装饰着彩灯和珠宝。这片国土里所有的音声,包括鸟声、树声和水声,都在演唱“苦”、“空”、“无常”和“无我”。这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净土,也即阿弥陀佛—无量光和无量寿佛的国土。韦提希王后最终生于净土中佛前的一朵莲花上。佛陀告诉韦提希王后,任何能够观想这片国土和阿弥陀佛的人,都是人中的白莲花,定能往生到极乐世界去。
公元631 年,善导出家之后不久,就读了这部经典。他深为信服,于是从中国东部搬到了终南山,在终南山里修习了几年这些观想。尽管他很精进,但是他仍然对这种修行的基础有所怀疑。公元641 年,他向北行脚到了太原附近的玄中寺,去向道绰学习。昙鸾是玄中寺较早的一位住持,而道绰则是他的法嗣。那时候,道绰已经赢得了净土宗修行大师的称誉。他说服了善导,使他相信了持念阿弥陀佛圣号的重要性;他说,这样的修行本身就足以保证善导往生到净土中去。
公元645 年,道绰往生后,善导回到了终南山悟真寺。悟真寺建于大约此前五十年,包括两个建筑群,一个在悟真山谷的入口处,另一个则在山谷内大约两公里处。公元811 年,当诗人官员白居易搬到这一地区为他的母亲守孝三年的时候,他写了一首二百六十行的诗,题目叫《游悟真寺》。这首诗谈到了四周群山的雄伟和寺庙建筑的富丽堂皇。当时悟真寺里住着一千多出家人。
史蒂芬和我想看看,昔日的辉煌如今还剩下些什么。于是我们雇了一辆车和一位司机,从西安起程,向东南开了五十公里,来到蓝田。从蓝田市再向东五公里后,我们掉头向南,开到了一条肮脏破烂的路上,很快就来到了水陆庵灰色的新围墙前。水陆庵比悟真寺要早建一两个世纪,后来被当成了悟真寺的一部分。顾名思义,它曾经是一个比丘尼道场。西安外事局的人曾经告诉过我们,悟真寺不准进入;但是他们拿不定主意,水陆庵可不可以进。
我们很快就发现,这个地方是由党的干部们管理着。开始,他们坚持外国人不能入内。但是经过陪同我们的和尚的多次劝说之后,他们终于同意放我们进去快速地浏览一遍。大殿里的塑像是一个惊人的展览,包括几千件陶塑,其中大部分是13 世纪早期塑成的,它们是我们在中国各地所见到的最有震撼力的艺术作品之一。但是几分钟后,管理员就开始变得紧张起来,催着我们赶快出去。
当史蒂芬收拾摄影器材的时候,我跟寺庙门口的两位老太太攀谈起来。她们正在卖灵芝。灵芝是一种真菌,生长在树和山崖的阴面。道教中大多数关于长生不死的仙方里都有它。既然灵芝意味着长生不死,而长生不死意味着隐士,于是我就问那两个老太太,这一带有没有什么修道者。其中的一位不假思索地立即回答说,在王顺山方圆一天的路程之内,住着七十多位修道人。王顺山高两千三百米。过了这条山谷的终端,向东南一直绵延出十公里。尽管她们的外貌显得很苍老,可是老太太们却说,她们一周要爬好几次王顺山和附近的其他山峰,去采草药。
我正要打听一下王顺山附近的隐士和路线情况,可是管理寺庙的那个人却坚持要我们马上离开。当我们驱车离开的时候,司机让我们把自己隐蔽起来。原来在这条山谷的入口处有一座铀矿,外国人不许入内。史蒂芬拍了几幅全景照,很显然,寺庙的管理人员以为他把铀矿拍进去了。我们蹲下身去,进入蓝田以后,才重新坐上来。对此我们只好一笑了之。在古代,蓝田地区以产玉—道教徒们追求长生不死的过程中所使用的一种矿物—而著名。现在变成铀了。两种不同的矿物,都能把人送上天堂。
听了五年悟真河①的讲法之后,善导离开了蓝田地区,搬到了长安近郊。在那里,他弘扬净土,绘制净土经变图,度过了余生的大部分时光。
公元681 年,他离开人世,到净土去了。他的弟子们在长安城南起了一座塔,以安置他的舍利。那儿很快就发展成了一座寺院,并且成为新净土宗的第一个中心。它被称为香积寺。在日本,他们的净土宗信徒号称有五千多万人,直到今天,学童们仍然还在背诵8 世纪时王维写的一首诗: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第七章 云中君
长安是古代中国的中心,是十一个朝代的都城,是一个北起朝鲜、南至越南,东起太平洋、西至波斯的大帝国的中心。直到后来,它的光辉才被洛阳、开封、杭州和北京这样的城市所遮蔽。公元七、八世纪,在长安的巅峰时期,它是当时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也是移民最多的城市。它是“大海”,中国所有的文化潮流和经济潮流都汇入其中,它也是中国最大的市场。长安位于丝绸之路的东端,也是中国第一个国际性的城市。公元前200 年,长安刚一建好,就已经成为一个旅行者的城市。
西安是长安的现代化身,我对西安最持久的印象就是:成千上万的人戴着白帽子走来走去,就像朵朵白云,飘浮着,打着旋涡,流淌过街道。这个城市人口的很大一部分比例源自中亚,而白帽子就是在所有伊斯兰教文化中常见的头巾的另一种形式。这里还有规模很大的满族人、蒙古人和西藏人的团体。一本旅游手册中列出了三十八个少数民族。1990 年,这个城市的人口是三百万。而六十年前则是不到二十万。
西安现在仍然是一个旅行者的城市,与此相协调的,它的城市标志是一只大雁。这是这个城市最著名的旅行家玄奘的遗泽。玄奘对佛陀“世界唯心”的教义心存疑惑,为了解决这个疑问,公元629 年,玄奘离开长安,动身去印度。两年后,玄奘到达印度,开始向瑜伽宗最后一批大师学习唯识的教义。十五年后,即公元645 年,玄奘回到长安,唐太宗用专门欢迎得胜还朝的将军的盛典,欢迎玄奘归来。
唐太宗想知道玄奘在旅途中见闻的所有事情,于是玄奘别无选择,只好满足太宗的好奇心。结果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两人之间的一份独一无二的友谊。随着时间的推移,玄奘的记述被演绎成了《西游记》—《西游记》是中国最著名、最受人喜爱的小说之一。然而,玄奘对写小说或编撰旅游地名词典不感兴趣,他急着动手翻译从印度带回来的佛经。公元648 年,太子邀请他在都城的慈恩寺建起了一个译经中心—慈恩寺是太子为了纪念他的母亲而修建的。
玄奘搬进去之后不久,他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火灾或风暴有可能会毁掉他花了那么长时间收集的无价之宝—佛经。他请求太宗同意建一座塔,用来储藏佛经,太宗恩准了。后宫的嫔妃们把自己的珠宝首饰布施出来,用以支付建这座塔的费用。公元652 年,它竣工了。
这座塔建起来之后不久,进士们就开始在塔的高层拱廊附近签上自己的名字—从拱廊那里可以眺望四面八方的风光。这些名字排列在一起,使人们联想到雁阵,于是人们开始把这座建筑物称做“大雁塔”。公元752 年,杜甫和其他人一起到那里去签名,他写了一首诗,以纪念此事。在此诗的结尾,杜甫写道:
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
这个名字被叫开了,从那以后,这座塔就一直被称做大雁塔。现在它仍然在城市的东南角—方圆六十四米。但是雁群已经不见了。我所能找到的唯一的名字,都不早于两百年前:清朝的信笔涂鸦。在外面,我停住脚,去读门两侧的两块石碑,石碑上是玄奘译经的序言。这两篇序言是太宗和太子拟制、褚遂良书写的。褚遂良是中国最伟大的书法家之一。我练习书法的时候,有好几年,都是用这两篇碑文做临摹的范本。在这里看到它们,就好像遇见了一位昔日的老师。
在唐朝,这座寺庙还因为牡丹而闻名。牡丹四五月份开花。现在,在大殿的下面,沿路排列着几十丛牡丹。一位和尚告诉我,花期的时候,这些牡丹仍然能吸引到很多游人—尽管寺庙的庙基已经缩小到过去的十分之一,尽管住在那里的三十位和尚看起来像一座纪念馆的管理人员。其中一位和尚告诉我,玄奘的舍利在终南山附近的另外一座寺庙里。于是我雇了一辆车和一个司机,向山里开去。
路从慈恩寺北开始,我们沿着这条路向东南方向开去。一公里后,我们路过一个名叫曲江池的村庄—在古代,曲江池是长安最著名的风景名胜地。
开始的时候很简单,那是在秦朝和汉朝,那时候曲江池只是一个由一眼天然泉供水的池塘,周边种满了树木花草。在此后的朝代里,这个池塘被扩浚得规模很大。公元七、八世纪期间,它变成了一条曲曲折折的水路,包括瀑布、河流和池塘等各种水文景观,东西占地两公里,南北四公里。为了保证曲江池的水源供应,人们修建了一条水渠,把水从终南山一直引到这儿来。沿岸亭台别墅林立。春天,皇室成员都到这里聚会,来观赏西岸的杏花。夏天,他们来观赏沿着东岸盛开的荷花。
一个饮酒游戏(曲水流觞)也是在这里起源的。玩这个游戏要依赖水和风的变化。游戏开头是用一壶酒放在一个木头器皿(觞)上,然后让它沿着水池漂流,一直漂到某位参加者的面前,这位参加者就得给自己斟一杯酒,在一卷准备好的条幅上匆匆题上一行诗,然后把那个木头器皿(觞)再推出去。当所有的人都醉得题不成诗,或者酒喝光了的时候,这个游戏就结束了。当水枯竭了的时候,这个游戏则永远地结束了。10 世纪到过长安的旅行者们说,那些亭台楼阁已沦为废墟,曲江池已经种上了庄稼。但是记忆还存留着,人们仍然把这个地方称做长安八景之一。
刚刚经过这座村庄,我们拐上一条土路。一分钟后,这条土路在一个叫寒窑的地方终止了。寒窑是一条沟,向黄土高原深处蜿蜒几百米。王宝钏就是在这里等待她丈夫的,一等就是十八年。
王宝钏是唐朝一位丞相最小的女儿。这位丞相急着要给她安排一桩政治婚姻。宝钏拒绝嫁给她父亲提议的任何人,于是她被迫去爬大雁塔,向下面扔绣球。谁抓到那个绣球,她就得嫁给谁。前一天夜里,她曾经见过一位贫穷的流浪者,当她看到他的时候,就把绣球扔给了他,他抓住了它。他的名字是薛平贵。然而,宝钏的父亲拒绝承认薛平贵,把他打发走了。宝钏却不肯接受父亲的决定,于是她也被赶走了。年轻的夫妇无处安身,只好搬进一座废弃的窑洞里,这座窑洞的黄土墙上刻着“寒窑”二字。
之后不久,唐朝与北方的游牧民族东胡之间爆发了战争,薛平贵从军了。很不幸,军队是由王丞相的一位女婿所领导的。他给薛平贵设了一个圈套,导致薛平贵被敌人俘虏了。
尽管有人向宝钏报告了薛平贵的死讯,可是她还是继续待在寒窑里,忠贞不渝地等待丈夫的归来。十八年后,唐朝与东胡和解了,薛平贵被释放了。当他回到长安的时候,他在他们的窑洞外面发现了自己的妻子,她正在采摘一种叫荠菜的野菜—荠菜又被称做“羊倌的钱包”。薛平贵不在的这些年里,她一直靠它维生。
参观了宝钏的窑洞之后,我们停在寒窑这条沟入口处的一个小食摊前,早早地吃了午饭—煮饺子。饺子馅儿是新摘的“羊倌的钱包”,味道有点儿辣。我想象着,至少王宝钏没觉得它单调乏味。
我们回到主路上,再次向东南进发。但是没有开多久。一分钟后,我们向右拐上一条土路,这条土路穿过长满了粟苗和谷子的田野,经过两座砖窑,向上经过凤栖原的土坡,来到胡亥长满了刺藤的小坟墓前。
胡亥是秦始皇的儿子。公元前210 年,秦始皇驾崩了。作为第二个皇帝,胡亥统治了三年。这三年都是按照太监赵高的意愿行事的。有一次,赵高把一头鹿带到年轻的皇帝面前,说它是一匹马。没有人敢驳斥这个太监,于是皇帝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两个星期后,赵高安排了另一次“幻觉”事件,他命令士兵们装扮成强盗,“袭击”宫殿。皇帝迅速地自杀了,被另一位傀儡所取代。
毫无疑问,尽管盗墓者们做了他们该做的工作,但是胡亥的坟墓一直没有被掘开,而且也很少有游客参观。它位于一度是曲江池的那个盆地的南端。我仍然能够辨认出坟墓下面的那一块高地,在那里,皇帝们在紫云楼款待进士。御宴后,进士们会沿着曲江池岸,缓步徐行到大雁塔,签上他们的名字,然后变成大雁。
回到主路上,我们沿着古代黄渠的路线,继续向南行进。黄渠曾经给曲江渠供过水,将来也许会再次这样做的。胡亥墓的一位管理人员告诉我,政府已经拟定了计划,要修复曲江渠,建一座大型的公园。他说,为了这一目的,人们已经在终南山的大峪入口处修建了一座堤坝。
过了胡亥墓四公里,我们又一次停下来,恰巧停在东伍村前。我们的左方杜陵原上,坟冢累累。其中的一座离路不到二百米,于是我们穿过脚踝高的粟苗地,去考察那个地方。它包括一座中心坟墓,左右两侧是两座小坟墓,还有一条丹墀,两侧排列着十二座马和官员的石雕,欢迎着来访者。它们都是用整块的花岗岩雕凿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明显处于良好状态。同样引人注目的是,这个地方被撂给当地村民管理。我拾起一片屋瓦,把它给一个农民看。他说,历史学家们曾经来过这个地方,但是,不能断定这是谁的坟墓。后来,我找到了一张老地图,上面注明这是献帝墓。献帝是汉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公元220 年驾崩。
从献帝墓向东走不远,有一座大得多的陵墓,它比这片平原至少要高出一百米。那个农民和那张老地图的说法是一致的,他们说这是宣帝陵—宣帝卒于公元前49 年。我用望远镜浏览了一下周围的平原。到处都是坟墓。
我们回到汽车里,向东南开了十五公里,来到一个集镇—引镇。从这里开始,我们脚下的路和昔日的黄渠水道都向南延伸了六公里,一直通到大峪入口处的新大坝前。过了大峪是嘉五台,从唐朝起,嘉五台就因为山峰险峻、环境清幽而在佛教徒中享有盛名。我已经跟史蒂芬一起游览过两次嘉五台了,现在我想再爬一次。
第八章朱雀山
在中国古代,每个方向都有自己的神:东方青龙,北方玄武,西方白虎,南方朱雀。
我能够找到的最早使用这些字眼的书是《山海经》。在《山海经》中,“朱雀”这两个字被拼在一起,组成一个字,这个字的意思是指一种巨大的红翅人面的猫头鹰。尽管这些名字的来源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早在两千年前的汉朝,它们就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后来又扩展到那些与它们各自的方向有关的事物身上。
在六百年后的唐朝,朝南的窗户被称做“朱雀窗”,朝南的门被称做“朱雀门”。在长安,皇宫的朱雀门,面对着一座二百万人的城市,朝向二十五公里外的苍蓝的终南山岭。向往林泉的云游者们从朱雀门出发,沿着朱雀街向前行进。朱雀街是长安城最主要的南北大街,街两边住着很多长安最富有、最有权势的家族。它也是长安城一些最著名的风景名胜的所在地,其中第一个就是小雁塔。这座塔在朱雀门南面的一千五百米处,它是长安第二位最著名的旅行家义净的遗惠。
在玄奘去印度五十年之后,义净也去了印度。公元671 年,义净三十六岁的时候,离开了长安。但是与玄奘不一样,玄奘走的是丝绸之路,义净则取海道。还有一点不同之处在于,玄奘去印度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佛教哲学,而义净则对戒律和修行更感兴趣。
二十四年后,即公元695 年,他回到新都洛阳,受到太后武则天的欢迎。公元705 年,当宫廷迁回长安的时候,义净也搬回了长安,住在朱雀街西侧的荐福寺。
像玄奘在他之前已经做过的那样,义净也修了一座塔,以保护他带回来的经书。公元706 年,他在荐福寺南面的那个区,建了一座四十五米高的塔,从那以后,这座塔就一直屹立在那里。1965 年,为了确定这座塔是否有足够的支撑,工人们掘开了塔基,他们发现了它能够安然度过地震的奥秘(那些地震将周围的建筑物夷为平地):它被建得像一个圆底的玩具,地震的时候滚出去,地震过了又滚回来,回归原位。但是尽管这座塔幸存下来了,它作为宗教场所的功能却没有幸存下来。现在是政府官员在管理,我只待了一会儿,在寺庙里那棵有一千三百年树龄的老槐树下喘了口气,就回到朱雀街那些地方去了。
从小雁塔向南再走一公里,我把自行车停在大兴善寺的大门外。大兴善寺建于公元3 世纪末,是中国修建的最早的一批佛寺之一。公元7 世纪,隋文帝把它扩建成了都城四十多座寺庙中最大的一座—占据了整整一个区。一个世纪后,就是在大兴善寺,密宗首次出现在中国。这里是外国和尚住得最多的地方。公元8 世纪,印度和尚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都把大兴善寺当成了他们自己的家。这三个人都曾经是唐朝历代皇帝的宗教导师。不空的一位学生还教授了日本僧人空海,后来空海在日本创建了密宗。
密宗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能曾经是新的;但是就个体的修行而言,它与当时很多已经在流行的修行方法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诸如重复神秘的仪轨、传送超自然的力量、观想法界的图像、普通的气功方法之外的男女双修,以及神通的修炼,等等。很显然,密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早期密宗大师的神通力,而不是取决于它的技巧和教义。因此,当这些早期的大师们入灭以后,宫廷的兴趣又重新回到了道教和佛教的其他宗派身上。
今天,大兴善寺的密宗历史几乎被遗忘了,而它作为修行场所的功能也被其他功能所掩蔽—它被当做云游僧的旅店,以及陕西省佛教协会的驻地。有一次参观大兴善寺的时候,我与陕西省佛教协会的会长许力工居士作了交谈。许力工曾经出家几十年,但是“文革”期间被迫还俗。尽管政府的新政策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但是许力工仍然保持着居士身份。
通过一位中间人,我们约好在寺庙会面。但是在最后一分钟,我改变了主意。后来他的助手告诉我,在原来的约定时间,三个安全局的工作人员到了许力工的门口,在外面站了好几个小时,直到确定我不会来了才走。几天后,我通过更迂回的方式,又安排了一次约会,我们在他的房间里见面了,没有任何外来干扰。我问他陕西省住着多少出家人。
许:我不知道。出家人可以随意来去,哪儿有地方就在哪儿待着。我们没有统计。如果我们统计,每一个和尚大概会被统计四五次。还有,现在的年轻和尚可能会在寺庙里住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家住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到寺庙。有时候很难说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和尚。现在进寺庙的人,没有多少人抱定终身住寺庙的主意。
问:隐士怎么样?据我所知,终南山里有好多出家人,把他们一生中的一部分时光用来自己修行。
许:我也不知道有多少隐士。终南山里有隐士,至少已经三千年了。但是隐士有几种:道教隐士、佛教隐士和知识分子隐士。当然,我对佛教隐士更熟悉一些。但是即使在佛教里,也有不同类型的隐士。比方说净土宗隐士,通常终生隐居在山里。而禅宗隐士,可能会只隐居几年或几个月。禅宗隐士只在山里待到见道为止,然后他们就下山了。
但是在出家人成为隐士之前,他们通常要在寺庙里待上几年。比方说,很多和尚去扬州的高寺,在那里修行三四年。当他们终于在修行中找到入手处的时候,他们就去山里住茅篷。再住上三四年,迟早会开悟的。有些人花的时间要比别人长些。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住在寺庙里学习。你必须学习,然后才能知道怎样修行。
在佛教寺庙里,我们还有一个风俗,叫做“闭关”。比如说印光,他就在普陀岛上的一个关房里住了几十年。(印光大师在20 世纪复兴了净土法门。)有几十年他没有见任何人。每天寺庙里的和尚把饭和水从他门上的窄缝里塞进去,然后倒掉他的便盆。他所做的一切就是坐禅和阅读经典。想修行,你不一定要去山里。还有知识分子隐士。为了学习或写作,他们喜欢安静和孤独。已经有很多人隐居在终南山里,有些是出于社会原因,有些是宗教原因,有些则是出于做学问的原因。
问:如果一个出家人想在本省隐居,他们要向协会登记或者征得其同意吗?
许:不,任何想当隐士的人都可以自由地这样做。他们不必告诉我们或者政府。他们想住哪儿就住哪儿。
问:协会起什么作用?
许:在处理与政府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代表本省的寺庙。我们也给出家人提建议,诸如怎样组织宗教活动,哪些活动是允许的,以及在什么地方可以举办这样的活动,等等。中国自古就有佛教协会,还有道教协会。每一个县和每一个省都有一座特殊的寺庙或道观,负责管理宗教事务,全国也有一座这样的寺庙或道观。只不过现在我们使用“协会”这个词罢了,但是它的功能没有变化。我们料理由单独一座寺庙无法独力完成的宗教事务,或者帮助解决发生的其他问题。
问:这些寺庙属于谁?
许:它们属于管理它们的委员会。一个寺庙委员会可能包括二三人或二三百人不等。委员会决定怎样筹集资金和分配资金,是否维修寺庙或者买新毯子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任何住在寺庙里的人,都是委员会的一员。每一座寺庙管理自己的事务。协会不介入,除非我们受邀帮助解决某个问题。
问:学校里上佛教课吗?
许:小学和中学里没有,但是有几个大学有佛教课程。过去我们也上课,但是被迫中止了。最近很多人要求我重新开课。我们一筹集够买书本材料的资金,就准备开课。几乎每个省都有某种形式的佛学院。我想现在有二十多所了。我们陕西省还一所也没有,但是我们希望将来能有。
我与许力工的会面是在1989 年的秋天。第二年三月下旬,我又一次拜访了大兴善寺。我走过几树迟开的杏花,一大片连翘和一棵已经准备好迎接夏天的古老的葡萄树,来到后面的大殿。在大殿里面,我遇见了寺庙的方丈慧玉(音译)。他七十八岁,自从四十年前从河南省过来以后,就一直住在这座寺庙里,已经出家五十年了。尽管他对自己的坏膝盖作了让步,拄了一根拐杖,但是他仍然精力充沛,几乎用不着陪护左右的那几位弟子。他说,寺庙里的常住和尚有二十位,不过加上云游僧,常常达到一百人。
慧玉的眼睛总是半闭着,这说明他花大量的时间打坐,而且他特别爱笑。我想他可能是一个禅宗和尚,可是他却谈起了净土宗的修行。他说,中国仍然有开悟的大师,只不过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很不巧,他要出席一个会议,因此我们的谈话很简短。但是在弟子们催他离开以前,他建议我去拜访南五台的隐士。在古代,南五台通常是朱雀街上那些向往林泉的云游者们落脚的地方。我谢过了他,向大门口走去。
第九章 走过销魂桥
在中国古代,人们走得最多的路,是那条连接着西都丰、镐、咸阳、长安和东都洛阳及中原之间的路。这条路当时被称做洛阳路。它从终南山脚下绕过,也是很多想当隐士的人决定永远离开长安时所走的路。
我租了一辆车,从西安东门出发,沿着这条路向东开了十公里,来到灞河。在古代,灞河是旅行者所遇到的第一个主要障碍。春天的时候,灞河能变得有一里地宽。尽管据说早在公元前7 世纪时期,就已经有军队渡过了灞河,可是直到公元前3 世纪,当秦始皇来这儿为他的一位将军送行的时候,历史记载中才第一次提到了一座桥。
在古代,任何有时间的人,都可以来灞桥为他们东行的朋友或同僚送行。很多个世纪以来,它也以“销魂桥”而闻名—它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送别地点,也是一百万首涉及柳树的诗的背景地。
直到当代,在灞河两岸,向南北各延伸出几公里,还一直种着垂柳。晚春时节,柳絮像雪一样在空中飞舞,成为长安八景中的又一景。在汉语里,“柳”这个字与“留”字同音,因此那些留下来的人就折一枝柳条送给那些离开的人。它是最有意义的临别赠物了,也是每个人都出得起的礼物。现在那些柳树都不见了。几十年前,在一项治洪工程中,它们被砍掉了。
那座桥,或者至少是它的一个近代版本,却幸存了下来。它建于1834 年,就建在自公元6 世纪末以来人们一直使用的同一地点。今天,它是交通车辆进西安的通道。至于东行出西安的小汽车、公共汽车、卡车和驴车,则走南面两公里处的一座新桥。
在古代,很多寻求幽居的人就在这里停下来。他们不过灞桥,而是在灞桥和南面的白鹿原之间的灞陵安顿下来。
这些小山最初是因为汉文帝而出名的—汉文帝选择了它们作为墓地。汉文帝是一位很罕见的国君,他只想过得像隐士一样快活。他对于俭朴的热爱几乎是传奇性的。他在宫廷里穿草鞋。他在遗嘱中提到,与他同时代的人花巨款修建精致的坟墓,因此他要求自己下葬的时候,只带最少量的陪葬品,而且坟墓中不能有任何比陶器更贵重的东西。按照他的愿望,公元前157 年,他被葬于灞陵。
就在灞桥前,我们掉转车头,向文帝陵开去。行驶六公里后,我们停下来。从路上望过去,白鹿原像两只展开的翅膀,延伸到一个鸟嘴形的小山处,那座小山正指向天空。文帝陵就在那鸟嘴形的小山下面。一位农夫给我带路。
山下是过去的祠堂所在地。九块最近出土的明清两代的石碑标明了地点。农夫说,红卫兵来这儿之前,这儿有四十多块石碑。他们还砍倒了一棵柏树,那是汉文帝下葬的时候人们种的。农夫回忆起小时候爬这棵柏树的情景。陵墓本身在石碑上方的一座小山上,距灞河大约有五百米。我来的时候正是三月中旬,山坡上种了几百棵杏树—杏树象征着长寿—洁白的落英在地面上铺了一层。
回到路上后,我们驱车往回向灞桥开去。路上经过一个队伍:几十位村民排成一列走着。白布孝带缠在头上,从后背拖下来。这是一个送葬队伍。这正是汉文帝所欣赏的那种葬礼。
回灞桥的半路上,在毛窑院村附近,我注意到,在离路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有一列凿在黄土高原里的六个窑洞。其中的两个已经安了门。西安地区的农舍门通常是黑色的,镶着细红木边儿。这些门整个是红色的。我们停下来,我用望远镜观察那六个窑洞。我看到每一扇门上都贴着“南无阿弥陀佛”和佛教吉祥标志的横幅。在附近的一块农田里,我问一位农夫那里是不是有人住。他说,几年前,有两位比丘尼和十几位女居士搬进了那些窑洞里。她们把她们的住地叫做老洞庙。
两千年来,灞陵地区一直吸引着渴望隐居的人。梁鸿就是这样一个人。公元1 世纪,他曾经住在这里。他过去一直在终南山麓放猪,有一天,他的篝火失去了控制,烧掉了另一个人的财产。为了赔偿损失,梁鸿把他的猪给了那个人。
关于梁鸿诚实的故事传遍了这一带,于是有几个富裕家庭表示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梁鸿婉拒了,说他更愿意一个人生活。不过,当地有一家人,他们的女儿长得异乎寻常的难看:又胖、又丑、又黑。她也很强壮,强壮得能举起一盘石磨。这最后一项美德吸引了几位求婚者,可是她都拒绝了。她说,她只愿意嫁给像梁鸿一样的贤者。梁鸿听说这件事之后,马上娶了她,带着她一起住进灞陵的山里。在那里,他们靠耕织为生。闲暇时间,梁鸿以弹琴作诗自娱。他曾经写过一系列二十四首的组诗,咏历史上的隐士(已佚)。
几年后,梁鸿和他的妻子迫切地想搬家。他们渡过销魂桥,向中原走去。当他们经过北邙的时候—北邙是洛阳著名的北山墓地—梁鸿作了下面这支歌儿:
陟彼北芒兮噫,
顾览帝京兮噫,
宫室崔嵬兮噫,
人之劬劳兮噫,
辽辽未央兮噫。
另外一位曾经住在灞陵的隐士是韩康。公元2 世纪,韩康住在这里,靠采草药为生。他在长安卖草药,言不二价。他这样做了三十多年,直到有一天,一位年轻姑娘来向他买草药,韩康拒绝讨价还价,姑娘火了。她说:“言不二价,你以为你是谁,韩康?!”韩康叹息道:“我一直想保持默默无闻,但是现在连年轻姑娘都知道我的名字。卖草药还有什么用呢?”他回到灞陵,再也不去长安了。但是人们却没有忘记他。桓帝听说了他的诚实,派了一位特使,带了一辆安车①,来请他去都城洛阳。皇室的宣召是很难拒绝的,于是韩康就同意去了。但是第二天一大早,当特使还在睡觉的时候,韩康就驾着他的牛车离开了,消失在终南山中。在那里,他隐姓埋名,度过了余生。
我们追随着韩康和另外一千位隐士的足迹,渡过了灞桥。三公里后,我们经过邵平店村。邵平店是一个公共汽车站,是以东陵侯邵平的名字命名的。东陵是秦国对灞河以东那些小山的称呼。公元前362 年,当秦国国君迁都咸阳的时候,他们选择了东陵这一带作为王室墓地。这样一来,它就成为比较重要的封地之一,因此东陵侯也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一百四十年后,秦国统一了全中国,创建了秦朝,咸阳成为帝国的都城,而邵平则当了东陵侯。不到二十年,秦朝结束了,咸阳沦为废墟,邵平也成了平民。面对命运的变化,邵平泰然处之,他开始种瓜,并因此变得更有名了—从那以后,瓜就成为这一地区的一种特产。但是现在是三月上旬,于是我们继续向前走。
经过邵平昔日的瓜田四公里,就在斜口村前,我们离开主路,掉头向南。又行进了四公里,就在韩峪村前,我们走上另一条通向西南的岔路。这条路几乎就只是两条车辙,那是驴车从附近的一座砖窑里拉砖轧出来的。大约两公里后,它在洪庆堡村终止了。在村子的南面,我找到了我一直在寻找的地方:坑儒谷。当地人叫它“鬼沟”。
秦朝的时候,基于对历史的不同诠释,在国家政策方面,学者们各执己见,为此秦始皇很恼火。他的解决办法是,公元前211 年,几乎烧掉了帝国所有的书,并把四百六十名学者一起活埋了。一些当代学者怀疑这次集体活埋事件是否真的发生过,但是它在接下来的朝代历史里有记载,而且至少早在唐宋两朝,人们就已经在坑儒谷里建了祠堂,以纪念这一事件。
这里没有什么可看的。在村子昔日的西门附近,有两棵巨大的槐树,标志着那座祠堂的位置—可是就连村子里的老年人,对那座祠堂也都没有印象了。他们所能记得的只是一些年前,有一队历史学家来了,发掘出了一尊学者像。那尊学者像后来被他们搬到临潼县博物馆去了。
村子南面有一个长五百米、宽一百米的盆地,上面长满了麦苗。村民们说,这个盆地过去是一个沟,后来被填满了。尽管了解当代学者的观点,我还是上了一些香。回主路的路上,司机告诉我说,“文革”期间,红卫兵们很喜欢提示知识分子坑儒谷的存在。
回到高速公路上,我们继续向东开去。又行了六公里,来到骊山脚下的临潼县城。骊山是终南山的一条孤脉,从西向东延伸大约有十公里。这座山不大,包括两座山岭,最高处仅达一千三百米。但是它恰好坐落在一条路附近,而这条路联系着渭河平原和黄河平原上的都城,因此它也是中国最早的风景名胜地之一。
我在山脚下订了一个房间。因为太阳还很高,所以我继续进行考察活动。从临潼向东走五公里,我下了车,爬到秦始皇陵的顶上。陵墓上长满了柿子树,它们还在等待着春天的到来。下面的一个地方就是那有史以来最豪华的坟墓。据说修建这座坟墓花了七十万民夫三十八年的时间才竣工。它的围墙周长有六公里多。它的各种建筑中现存的东西包括一支地下军队,士兵是用黏土做的,分布面积达五十多平方公里。尽管已经挖了几个考察用的大坑,但是秦始皇陵(公元前209 年,秦始皇被安葬于其中)仍然完好无损—对于盗墓者来说,它太深了。
这座陵墓除了是铜铸的以外,它完全是一座宫殿的复制品。它的天花板上镶满了珍珠,象征着星空。河流湖海是水银做的,不停地流动着。这种构思代表着道教仙境,它是秦始皇一直在苦苦寻求却从来也没有找到过的。
这样浩大的建筑工程是不可能受到人们的欢迎的,人民为它们付出了血汗。秦始皇驾崩之后几年,爆发了起义。不久,有两支起义军打败了朝廷的军队。公元前207 年,这两支起义军的领袖项羽和刘邦达成协议,要分割秦帝国。
他们在秦始皇地宫北面三公里处一个叫鸿门的地方会面了。鸿门是一条峡谷的名字,它深深地嵌在黄土高原里。项羽在能够俯瞰这条峡谷的黄土高原边缘驻扎好了军队,然后邀请他的对手赴宴,他计划在这次宴会上通过舞剑①干掉他。刘邦的一位谋士—我们的老朋友张良—得知了这个阴谋,说服了他的主人,让他装傻。当项羽看到刘邦如此软弱的时候,他拒绝发出信号让人干掉他。后来,刘邦借口上厕所,逃回了他在销魂桥的军营。他从终南山撤了出去,但是最终又回来了,打败了项羽,创建了汉朝。
这次宴会的地点因此变得很著名,虽然几乎没有人来参观。那里有一个展厅,里面有一个出色的当地地志展览,但是再也没有其他东西了。我是三月份来的,当年刘邦逃跑的山坡上,如今长满了茵陈的幼苗。茵陈是一种苦艾,春天里,人们吃它以减少体内冬天储积的热量。我的司机采了一些茵陈,足够做一盘菜的。回到骊山以后,我们把它作为自己的宴会上的一道菜,分享了它。
第十章 暮星之家
西安西南一百二十公里处,有一片由花岗岩和松树构成的广阔区域,面积达五万四千公顷,这就是太白山。西安官方的人告诉我,对外国人来说,即使带着向导,在太白山四处漫游也还是太危险了。
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说的危险是指什么。但是即使他们让我去了,爬太白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史志上说,太白山上有很多登山者的残骸;曾经爬上过顶峰的中国人说,太白山比华山危险多了。不过,隐士们在太白山上已经住了几千年了,时至今日,他们仍然在山上寻找幽居之地。在太白山比较著名的近代隐士中,有虚云老和尚。他在嘉五台入定之后,因“厌于酬答”,于1903 年春,搬到了太白山。陕西省道教协会的会长告诉我说,他知道有两位道教隐士住在太白山上,其他的出家人说,他们还知道好几十位。
太白山海拔三千七百六十七米,是终南山的最高峰。除了台湾的几座山峰以外,在太白山以东的中国其他地区,再没有比它更高的山峰了。它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仍然生长着大片原始森林的山脉之一,也是世界上拥有最重要、最丰富的植物群和动物群的山脉之一。科学家们把太白山称为“中国植物园”,并且已经成功地把顶峰和西侧的一大片区域宣布为自然保护区。植物学家们说,太白山上没有草,只有宝。
到目前为止,在太白山上发现的一千七百种植物中,有六百多种具有医用价值。登山者在太白山的低坡上首先遇到的金钟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柏叶可以做止血药,种子可以做镇静剂。登山者向顶峰攀登的途中,他们会依次穿过华山松、楝树、白桦和冷杉等林带,最后,在顶峰附近,是矮小的蓝松、枇杷和杜鹃。所有这些植物,都能在采药人的背包里找到。
除了植物,太白山还以其动物而闻名。在山上,动物学家们已经发现了二百三十种鸟类,其中包括一些珍稀品种,诸如不会飞的大鸨。金色的锦鸡和红冠的朱鹮(这种鸟全世界过去只有四只,都在日本。最近,在太白山麓又发现了几对)①。四十多种哺乳动物也在太白山安了家,其中包括大熊猫、扭角羚(长着螺旋形角的山羊)和金丝猴。
在西安,我与一位动物学家进行了交谈。他每年都要深入到终南山最偏僻的地方,去采集标本。最近几年,他去了太白山东南侧板房子附近的几个与世隔绝的山村。他说,直到现在,因为这一地区一直交通闭塞,结果导致村民们患有几种遗传性疾病。据他判断,一半的村民是低能儿,或者是有智力缺陷。
他说,太白山上的生活也是危险的。虎跑谷村有一家,儿子少了半边儿脸。那是被一头熊撕掉的。另外一头熊则咬掉了男孩父亲的半个屁股。在这位动物学家去这一家的前一天晚上,男孩的母亲在厕所附近,用带铁尖的扁担,捅死了一头豹子。不过,主要的危险还不是熊或豹子,而是野猪。野猪常常成群活动,有时多达一百头。它们会把任何闯到它们路上的东西或人践踏得粉碎。但是,尽管有这些危险,村里的男人们还是只要有机会,就捕猎野猪。而村里的女人们仍然用野猪鬃梳头和装饰头发。
这位动物学家还告诉我,村民们怎样领着他和一支科学考察队,爬到太白山上,捕获了一对金丝猴。为了这对金丝猴,莫斯科给北京提供了两辆卡车和两笔奖学金。科学家们给了村民们一百块钱,大约相当于二十美元,来完成这个任务。在整个秦岭海拔较高的枇杷林中,还能找到蓝脸金毛的金丝猴。这位动物学家描述了村民们怎样首先确定了金丝猴群在太白山顶峰附近的位置,然后匍匐前进,尽可能地接近金丝猴,之后突然开始猛敲锡制的平底锅。有几只金丝猴出于恐惧,就那么乖乖地闭上了眼睛,很快就被抓住了。
这位动物学家说,就他所知,进山是不受限制的,但是找一个向导是绝对必要的。他建议我要么加入他未来的某次考察活动,要么在板房子雇一个向导。我婉言谢绝了这两个建议。
“太白山”的意思是“大白山”。但是它还有其他的名字。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它被称做“大时山”。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期间,当早期的中国神话开始演变成哲学的时候,它被称做“太乙山”—创造万物的大神之山。在它所创造的万物当中,有它自己的白色岩峰,因此,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末,人们开始叫它“太白山”。
第十一章 访王维不遇
在中国古代,选择隐居生活并不总是意味着艰苦的生活。除了宗教苦行者和正直的穷人之外,还有一些富有的隐士,他们的艺术感受力促使他们走出城市,走进附近的山里。住在离长安一日行程之内的清贫的终南山隐士们偶尔会发现,他们正在与中国最有教养的人们分享自己的茅篷—为了寻求宁静和安慰,这些人也转向了终南山。
那些走世间成功道路的人,虽然也能得到快乐和荣誉,但是总有一些人中途转了方向:厌倦了宫廷生活的贵族,没能通过考试的未来的官员,不愿意放弃自己原则的学者,精疲力竭的官僚,遭到放逐的大臣,比刽子手抢先一步的罪犯,等等。在每一个朝代,那些有教养的隐士的住宅,都散见于乡村各地。在那里,它们的主人花费时间去学习遗忘。
有时候,这些有教养的隐士把他们原来在城市所享受的豪华,也带到乡村的家里来了。但是一般情况下,他们更愿意(或者被迫)把豪华置之脑后,而去追求俭朴生活的快乐。这样的人在中国的山里生活了几千年了。尽管他们在乡村所逗留的时间,从短暂的拜访到终身的居留不等,但是在盛衰之时,他们的存在会变得格外地引人注目。
在《中国诗歌的伟大时代:盛唐》(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 )一书中,史蒂芬· 欧文解释说:“公元8 世纪,在高官和隐士之间,开始真正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在整个传统的中华文明的余下的很多个世纪中,以多种形式得到了延续。”(第27 页)实际上那个时候,这种关系已经很古老了。但是8 世纪的时候,这种关系确实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那就是有意识地把隐居在乡村作为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手段。唐朝的时候,这种吸引朝廷注意、从而弄到一个官位的方法变得如此流行,以致人们称它为“终南捷径”。8 世纪期间,终南山上的茅篷和别墅,大概比此前或此后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多。看起来似乎每一位重要人物,以及每一位想成为重要人物的人,都有一座终南别墅。
在这些隐居在终南山的有教养的隐士中,有一个人不是在寻求通向都城的捷径,这个人就是王维。王维选择了终南山作为出世的捷径,而不是入世。就是在这里,在辋川别墅的相对的隐居生活中,他把生活和艺术用这样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方式融合到了一起,以至于创造了一种标准,从那以后,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一直受到这个标准的吸引。王维是一位无与伦比的有教养的隐士。他认真地对待自己的隐居生活,把隐居变成了艺术,又把艺术融入了隐居生活。
公元699 年,王维出生在太原的南面—太原是今天中国北方省份山西的省城—出生在帝国最有权势的两大家族中。他的童年时代都花在为一份与他的家庭背景相适应的职业做准备上面了。唐史说,九岁的时候,他开始写诗。公元761 年,王维去世了,时年六十二岁。他被唐代宗誉为当时最伟大的诗人—而当时是中国历史上诗歌艺术的鼎盛期。随后第二年,李白也去世了,时年六十一岁。八年后,杜甫也与世长辞,年仅五十八岁。
在王维去世以后的很多个世纪里,他的诗名并没有衰减,虽然他不再排在李白和杜甫的前面。这很难说是一种轻视。王维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位诗人,而认为自己是一位艺术家。而作为一位艺术家,他是无与伦比的。诗歌只是他所擅长的几项艺术中的一项而已。他也精通音乐。关于他的音乐才能的故事有很多:有一次,一支箫由于无法承受为他的琵琶伴奏的张力而崩裂了;还有一次,人们把一幅壁画指给他看,上面画着一队乐人,他能够说出壁画上正在演奏的是哪一首曲子的哪个音符。实际上,王维年仅二十一岁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大唐帝国的最高学位,他的第一个官职是在朝廷的音乐机构里做太乐丞。但是他的音乐才能比不上他的诗歌,而他的诗歌又比不上他的绘画。他告诉我们:
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
十九岁的时候,他恢复了自己前生的爱好。尽管王维的画作没有保存下来,但是有几幅早期的摹本,为他的绘画才能提供了充足的证据。宋朝诗人苏东坡称他为“中国唯一真正伟大的山水画家”。明代书法家董其昌总结了他的同事们的评价:“右丞以前作者,无所不工,独山水神情传写,犹隔一尘。”
在长安,王维为孟浩然这样的诗人朋友画肖像,也画古代的佛教人物,诸如维摩诘等—维摩诘的名字他取来作了字。但是他厌倦了朝廷里的生活,尤其是在经历了几段时期的流放之后。因为政治过错,他先是被流放到山东,后来又被流放到西北边境。在他四十岁生日以后的某个时间,他买下了初唐诗人宋之问昔日的乡村别墅,它坐落在长安东南六十公里处的辋川岸边。接下来的二十多年,他经常回到都城,以维持从政的表象。最后,他做到了副丞相的位置。但是他却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待在乡间别墅里,致力于山水画和诗歌的创作。经常与王维会面的朋友中,有一位叫裴迪。王维为了给他的著名画作《辋川图》配诗,与裴迪一起创作了一系列诗歌,描写了他的隐居地附近的风光。
当王维接近老年的时候,他对佛教的兴趣越来越多地主宰了他的生活。他花很多时间坐禅。同时代的人说,他越来越像他自己过去所画的那些瘦骨嶙峋的隐士中的一位了。在他去世以前的很长时间里,他似乎就已经消失在自己的一幅画作或诗作中了: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我去台湾之后不久,就开始读王维的诗。我在一座佛寺里住了两年,每天我都要去爬佛寺后面的小山。爬山的时候,我就背王维的诗。我喜欢它们所唤起的心境。每记了一首之后,我就会坐下来,在一座坟墓上打坐。从那里,从山的边缘望出去,能够看到台北这座飘浮着的城市。有一天,当我正想放平腿脚时,我发现一条有花纹的环蛇正盘在我旁边—环蛇是世界上最致命的毒蛇的一种。我极其缓慢地站起来—从那以后,在我待在那座佛寺的余下的时间里,我再也没有背过任何王维的诗。不过,我对于这个人的兴趣却一直保持着。十五年后,当史蒂芬和我来中国内地寻找隐士的时候,我想起了王维。
我在香港买的一本书上说,在王维昔日的隐居地,他手植的一棵银杏树仍然活得很好。一个阴雨天,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好干的,我们决定去看看王维的树。我们雇了一辆车,沿着灞河向东南开去。行驶五十公里后,我们在蓝田掉头向南,然后沿着辋川穿过终南山的一个山口。昔日当王维去辋川别墅的时候,他要在这里下车,然后剩下的路都坐船。过去这里没有山路,更不要说大路了。直到20 世纪50 年代,政府才在山谷的东部边缘炸出了一条路。
半路上,一道滑坡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工人们说,他们希望几天内能把这条路清理出来。我手脚并用,爬上那道滑坡,停下来去看一些蓝色的雏菊—原来它们是我的老朋友了。在我在台湾的家附近的路边,我的妻子常常摘它们的叶子做晚餐。我很惊讶在这么远的北方看到了它们。在滑坡的另一面,史蒂芬和我与六个当地人一起,坐上了一辆三轮摩托车。
当我们把小汽车和滑坡甩在后面的时候,山谷很快变得开阔起来,四周环绕着云雾缭绕的青翠的山峰。其他的乘客在阎村和官上村下车了。在官上村的东面,我找了找孟城坳,它是宋之问原来的居处,也是王维初次来这儿所住的地方。他的关于辋川的组诗,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但是这个地方现在是辋川高中的家了。我们继续向东南行去。
过了白鸦坪村,路分岔了。右边的那条路通向王维的银杏树和他昔日的鹿苑隐居处,距此地大概还有一公里左右。司机却建议我们往左走,先去看看一个山洞。从那里,我们可以饱览这一带的风光。
我们经过了一个检查点。但是天正在下雨,负责的人肯定躲在里面了。几分钟后,我注意到一辆警车远远地尾随在后面。我们继续往前走。大路变成了土路,土路变成了岩石,当岩石变成了鹅卵石的时候,我们下了车,开始爬山。
几分钟后,我们爬到了一个平台上,从那里可以俯瞰周围的群山。一位管理人员从一间小房子里走出来,为我们打开了观音洞的大门的锁。观音洞里有普通的钟乳石和石笋,造型像大悲观世音菩萨。我们更喜欢洞外的风光,于是站在平台上,看着那些山峰消失,然后又重新出现,就仿佛王维的画卷被展开在我们面前,一会儿一景。当毛毛细雨开始变成大雨的时候,我们下山往回走。透过乌云的缝隙,我注意到几个警察站在我们的三轮车旁边。我让史蒂芬换了胶卷,把曝了光的胶卷塞进他的袜子里。当我们来到大路上的时候,警察通知我们,我们被捕了。他们一直把我们“护送”到那道滑坡处。在那里,我们被押上了另外一辆警车。它一路鸣着警笛,拉着我们回到了西安外事局的所在地。在那里,我们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尽管我们没能去到那么远,但是王维当年在他的鹿苑隐居地手植的那棵银杏树,现在在一家工厂里。很显然,杜甫也有过相似的经历:
何为西庄王给事,柴门空闭锁松筠?
第十二章 大道入廛
在《楞伽经》中,佛陀说:“悲生于智。”在过去的五千年里,中国寻求智慧的个体们—不管他们把它称之为“法”还是“道”—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寻找着它,有时候,他们在山里发现了它。但是迟早,智慧会生起慈悲。迟早,道会来到世间。
把道带入世间的佛教徒被称做菩萨,道教徒被称做神仙。他们自己也承认,很少有道教徒能修炼到那一步。但是有些人确实成仙了,尽管他们总是很难找到—只有那些确实不与其他人住在一起的人,才能成仙。如果他们不是一起离开这个世界而飞到仙岛上去,那么他们通常都住在大山里、沙漠里和沼泽间。但是他们也喜欢去有人烟的地方的佛寺、市场和酒店:他们来人世间寻找可以授之以道的人。
在长安,或者说西安,在过去的一千年里,神仙们的聚会地点一直是八仙宫。它建于公元11 世纪,是在一座早期的道观的旧址上建的。8 世纪的时候,在一家酒店里,吕洞宾遇见了神仙汉钟离。八仙宫就在这座酒店附近。
吕洞宾和汉钟离是一个隐士群体的创始成员。13 世纪的时候,这个群体以“八仙”而闻名。几百年前,诗人李白和杜甫在“饮中八仙”之列。提到这种八位圣人的组合,要追溯到很早以前。但是这些早期的群体,没有一个能像吕洞宾和汉钟离所在的八仙群体这样,激起人们的热情,更不要说尊敬了。当然,道教所承认的神仙有成百上千位,正像佛教所承认的菩萨有成百上千位一样。为什么这八个人得到特殊的青睐,原因不得而知。当初是谁选择了他们,也不知道。除了修道以外,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终南山修道。
尽管这个群体的成员不时地有所变化,但是“八”的选择却不会变。很显然,这是要给《易经》中的八卦赋予人的形式。据说这样一来,八仙就代表着不同的阴阳关系的组合,诸如第一和最后、年老和年轻、男性和女性、美丽和丑陋等。
八仙中的第一位是汉钟离。他常常被画成手持一把扇子,坦腹迎风。顾名思义,他出生于公元1 世纪的汉朝。他是一位将军,被派去跟羌人①打仗—其时羌人已经入侵到都城西面的渭河平原上。他被打败了,耻辱地逃进了附近的终南山里。在那里,他遇见了几位道长,他们把长生不死的秘诀传授给了他。八百年后,他又把这些秘诀传授给了吕洞宾,其中包括八段锦—为了促进气的循环,直到今天,人们还在练习它。
八仙中的最后一位是曹国舅。他常常手持一对阴阳板,上有皇家标志。他是宋代曹太后的弟弟,据说宋仁宗给了曹国舅这对阴阳板,以确保他得到广泛的布施和尊敬。有一天,汉钟离和吕洞宾发现曹国舅在终南山里坐禅。他们问他在修什么,曹国舅说他在修道。他们问他道在哪里,曹国舅指指天。他们问他天在哪里,曹国舅指指心。两位神仙大笑起来,恭喜曹国舅对道的理解,并邀请他加入到他们当中。
八仙中最老的成员是张果老,他手持一只叫“鱼鼓”的竹筒,常常倒骑一头白驴,这头驴能够日行千里,它也能够被像一张纸一样地卷起来,以后往它身上喷水,它就能活过来。尽管两部唐史中关于张果老的传记,都说他出生于8 世纪,但是也有人说,张果老曾是混沌初开时的一只白蝙蝠,这样一来,他就成为八仙中资格最老的成员。
八仙中最年轻的成员是韩湘子。他是9 世纪时的学者兼诗人韩愈的侄子。一般情况下,他总是以手执一管箫的形象出现在画中。他因为无心从政而遭到叔叔的批评。韩湘子写了一首诗作为答复,描述了他在终南山隐居生活的快乐—他靠露珠、彩云和研碎的珍珠粉过活。但是直到后来他显示神通,使牡丹在冬季里开花,才最终使他叔叔确信,他决意要修道,而不是当官。
吕洞宾是八仙里最受人欢迎的一位,已经成为几门艺术和手工艺行业的祖师爷—其中包括文学。为了显示阳刚之气,他常常背悬一口宝剑,手执一把拂尘。这把宝剑能使他隐身,帮助他斩断烦恼。拂尘代表权威和师父的身份。
8 世纪的时候,在长安的一家酒店里,吕洞宾遇见了汉钟离。他睡着了,目睹自己过完了世间的一生,经历了成功和失败、欢乐和悲伤。(13 世纪的时候,他的梦被写成了不朽的戏剧,剧名为《黄粱梦》。)①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向汉钟离请教怎样才能超越生命的短暂。汉钟离教他修道,于是吕洞宾就去隐居了。先是在终南山里,后来在中条山,最后他也成仙了。除了向这个杰出的团体的其他成员传道以外,吕洞宾还留下了几部专著,其中一部已经被译成英文,英文译名为《金花之谜》(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 )。为了觉悟世人,他还写了一些简单的诗,其中的几十首②被收在《全唐诗》里:
我有松风卖,
世人买得无?
三万两黄金,
与尔一葫芦。
八仙中唯一的女性成员是何仙姑。她手持一茎荷叶,有时候是一朵灵芝。她是广东人,也是八仙中唯一的一位南方人。她拒绝嫁人,孤身一人在大山里漫游,靠采集野果和野菜来赡养她的母亲。最后,她不再去任何靠近人烟的地方,学会了以服食云母为生。这使得她身轻如燕,能够像鸟儿一样飞过山脊。有一天,她遇见了吕洞宾,从他那里得到了仙桃。
蓝采和是八仙中最俊秀的成员,有时候被画成一个女孩。他的最早的传记出现在宋朝。传记中说,他出生于此前早些时候,大概是在9 世纪或10 世纪。他走街串巷,四处卖花。敲打着两只大拍板,唱着关于神仙的歌儿。他只穿一只鞋子,穿的衣服永远不合季节。
最后,八仙中最丑的成员是铁拐李。铁拐李住在终南山的时候,学会了连续数日离开身体。一次他漫游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经被弟子烧掉了—弟子以为他死了。幸运的是,他找到了一具刚死的跛脚乞丐的尸体,并用它做自己的身体。从那以后,他就拄着铁拐,蹒跚而行。
我们被警察拘留的前一天,史蒂芬和我去了昔日八仙会面的那座道观—也许现在还在会面。它还在原来的位置上,在西安东门东北大约五百米处。不过这座道观已经等到了好日子。占据了整个主院的一个工厂最近才被拆除了。很显然,政府认为这座道观有旅游潜力,于是拨了一部分资金,做了一些修葺工作。在院基的后面,我们参观了最近才修复的两座大殿,一座供奉着八仙,一座供奉着斗姥。
在一座修复了的大殿里,史蒂芬和我加入到其他游客的队伍当中:上香,许愿,抽签。签是竹子做的,上面写着数字。我抽到了“2”,于是走向附近的一个窗口。在那里,我为我的命运付了五分钱。
签文是这样的:“那些隐藏着的人,终有一天会大放异彩。”
我向一群道士走去。其中的一个人原来是方丈。我告诉他我正在寻找隐士。他说我的命运决定了我注定会成功。几个月前,史蒂芬和我参访了湖北武当山上的道观。在那里,我们听说了有关六百岁的老道长住在神农架的深山里的事儿。我问这位方丈,终南山里有没有这么老的师父。他说,他从采草药的人那里,听说过类似的传闻。但是他自己所遇到过的人,从来没有超过一百五十岁的。他问我史蒂芬多大了。
我们在中国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想知道史蒂芬多大了。他们一瞥见他的胡子,就确信他一定很老了。我笑了,说史蒂芬五百岁了,他来中国就是为了找比他更老的人的。这句话在道观里掀起了一个冲击波,眨眼之间,这里所有的道士都聚拢过来了。我试图挽回损失,告诉他们,我只是在开玩笑,史蒂芬是一个不到五十岁的胡子。这句话使得众人像泄了气的皮球。所以,你们可不要跟道士开关于年龄的玩笑。
一个星期后,我们又回到八仙宫。西安外事局让我们在风里转了三天之后,终于认为,我们太蠢了,当不了间谍,并把护照还给了我们。但警告我们说,从事未经允许的采访可以是驱逐出境的理由。他们对此很关心,即我们旅行的目的是在跟他们控制不到的人交谈,尽管这些人只是一些无害的隐士。
当我们重新踏进八仙宫的时候,我垂头看着自己的肩膀。看起来似乎没有一个人对我们获准回来有足够的戒心。一般情况下,不管史蒂芬和我走到哪里,我们都会吸引一大群人;可是这一次,当我们从院子中间穿过去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已经变成了隐身人。一位中间人已经为我安排好了一次采访,采访这座道观里的一位常住道士。我们到了东厢杨道长的房间,根本没有人注意我们。我敲敲门,一个声音说“进来”。我们进去了,我关上门,以确保我们不会受到干扰。
本来杨道长一直在坐禅,可是放下腿他也并不觉得烦恼。在他所坐的床的那一头,有一顶蚊帐。靠近另一头是他弟子的床—他那一天不在。仅有的家当是两只装衣服和杂物的大木箱,两张木桌,还有两把折叠椅。我在其中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问杨道长他多大了。他说他才七十二岁,还一点儿都不老。他说他出家将近五十年了。我向他请教关于修道的事情。
杨:修道就像当胎儿。当我们在母亲体内的时候,我们看不见任何东西,也听不见任何声音。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只是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不知道自己在母亲的体内,也不知道她是谁。当我们能够看和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出生了。修道也是如此。当我们最终明白道的时候,我们的修行已经结束了。但是首先我们必须花很长时间修行。不过我们所修的并不是这个肉体。老子所谈的不是这个身体。我们的肉体不是我们的真身。我们的真身在假身里面,就像胎儿在母亲体内一样。我们的母亲就是我们的假身。除非我们把假身弃置一旁,否则真身就不会出来。
问:修道的人看起来与众不同吗?
杨:也是也不是。几年前,我在楼观台遇见一位老道长。他也姓杨,每天只吃一顿饭,这一点与众不同。那时候,楼观台住着一百多位道士,他是唯一一位每天只吃一顿饭的。除了早餐固定以外,他没有时间表。什么时候想睡觉就睡觉。不睡觉的时候,他就劳动。他比其他的人精力更旺盛,但是除此以外,他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几年后,楼观台发生了一些变化,人们在争夺领导权,他被大众推举接任了方丈。大约一年以后,我又见到了他,当时他是来八仙宫开会的。他完全变了。他的眼睛看起来不一样了。他的声音听起来不一样了。突然之间,他的举止就像一个已经得了道的人。但是以前他从来没有显示过自己的这一面,因为那时候他的责任不一样。
问:您为什么决定致力于修道?
杨:我出家的原因是想学习。当我长大的时候,我没有机会上学。我家太穷了。可是农活儿不忙的时候,我的堂兄们就可以去上学。但是我父亲说上学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不过我还是想学点什么。当我快二十岁的时候,我哥哥答应让我上学。我学了三四年,但是没学到多少东西,只够看故事的。直到我出家当了道士,我才真正学会阅读。从那时起,学习给我带来了很多麻烦。它并不像我想象得那么容易。它就像风过耳。于是我决定最好把精力集中在修行上,而不是学习上。不过这么多年来,只要有时间,我就读书。
解放后,不准我们再读老书了。但是我还是想办法搞到了不少道教的书,我把重要的都藏起来了。然后“文革”来了,他们开始烧书抓人。那个时候,我很清楚书里写的是什么。所以当红卫兵来了的时候,要求我们把自己的书都上交,我就拿出了一整箱子书,包括我自己写的东西。我让他们把他们想要的书拿走,把剩下的给我留下来。他们把所有的书都搬进了厨房,烧掉了。
问:多可惜啊。当时您难过吗?
杨:不怎么难过。这只不过是一种变化而已。此外,“文革”后,我又收集到了一大箱子书,几乎每天都可以阅读一会儿。之后大约七年前,我失明了,跟我所有的书再见了。
问:您的眼睛怎么啦?
杨:道教修行有时候挺危险的。我做错了一件事,它们就像蜡烛一样,熄灭了。
问:您最喜欢哪些道教经典?
杨:当然是《道德经》。解放后,人们对《道德经》批判得不少。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他们也同意,《道德经》是道藏中最深奥的书。大部分道教书籍,你一看就能分辨出它们是深还是浅。但是《道德经》不行。《道德经》是只给有大智慧的人看的。它不是给普通人看的。它是第一部道教经典。之后出现了《黄帝阴符经》。在解释道教哲学和修行的本质方面,《黄帝阴符经》甚至比《道德经》还简明扼要。
但是所有道教经典中最重要、最珍贵的则是玉皇大帝的《心印经》,它也是《皇经》最核心的部分。我们上早晚课的时候都用它。它是玉皇大帝传出来的教义。它讲的不是外面的事情。它解释说,我们都是小宇宙,我们的体内都有太阳、月亮、星星和宇宙。它讲我们怎样用气来滋养和保护我们的肉体,以及怎样聚气来修出一个长生不死之体。如果我们的气只来源于外部,我们很容易就精疲力尽了。它教我们怎样去修炼内气。修道不容易。有些人一辈子都在修道,却没有成功。关键是要聚气。一旦你能把气聚到一起,你的智慧自然而然就会生起,容易得就像生火、下雨一样。
问:在学习道教方面,您觉得书有用吗?
杨:书就像食物。它们能填饱我们的肚子,却不能填饱我们的心。如果我们不明白什么东西,我们可以买一本书,对它进行了解。从书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是读完以后,我们会发现,书中所讲的与现实是不同的。
现在有很多讲爱情的书。一些道士读了这些书,就决定还俗、结婚生子。但是爱情是变化的,它会变得毫无意义。书能蒙蔽人。修行要花时间。花了很多年修道,然后还俗了,只等着失望,这是一个耻辱。再重新修行可就难了。如果你想修道,你就必须做好受苦的准备。除非你生来条件很优越,否则你就要受苦。但是从苦中会得到乐。这就像钱。钱来得容易,去得就容易。如果你不得不为钱而劳作,钱就意味着更多的东西。你不会浪费它。修道也是如此。如果你生在一个优裕的家庭,受到良好的教育,就容易多了。如果你没有,你就必须有更大的毅力。但是悟道要花很长的时间,成功需要很大的决心和毅力。修道的人很多,多如牛毛,但是成功需要时间。真修道的人是非常少的。成功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问:在修行方面,您觉得佛教和道教之间有什么区别?
杨:佛教徒和道教徒走的是同一条路。他们只是做着不同的梦而已。从本质上来讲,佛教和道教是一样的。佛经和道藏讲的是相同的事情。只不过道教强调命,而佛教则强调性。但是真正修行的人是性命双修的。在实修方面,佛教在某种程度上比道教要好一些。虽然道教徒们谈修心,但是在控制自己的情绪方面,他们常常会有一段困难时期。在压制骄傲的感觉方面,这一时期对他们而言,更加困难。但是不管修佛还是修道,要成功都是很困难的。
问:在最近的几十年里,道教变化了吗?
杨:道永远不变。我们的吃穿变化了,但是道没有变。科学和社会进步了,但是那又怎么样呢?现在我们吃得比以前好。但是道教还是原来的旧老子。
问:您能通过教人修道来养活自己吗?
杨(哈哈大笑):这就像做豆腐。如果一个豆腐师父决定把花了他很多年时间才学到的东西教给一个弟子,他怎么能算清带一个弟子要花多少钱呢?传道是不计价钱的。
也许确实是不计价钱的,但是时间到了,我们该走了:是向杨道长和终南山里的隐士们道别的时候了,也是为此向中国道别的时候了。
在西安的最后一天,我去给儿子买些邮票。邮票专卖店在柏树林路的路尾,离西安南门不远。我略过了清朝的邮票和“文革”的邮票,买了一串邮票,上面是花卉和古代著名的美女。然后我回到柏树林路上。我还没有走出一百米,就在此时,我注意到右首有一个手写的小标志:卧龙寺。我读过关于卧龙寺的资料。清朝末年,虚云老和尚搬到嘉五台以前,曾经在这里住过。我听说它已经被红卫兵砸烂了,可是这儿却有一个标志,表明它还在。我循着这个标志,走进一条小巷。走了大约五十米,来到一个锈迹斑斑的大铁门前。里面就是卧龙寺。
唐朝的时候,它被称做观音寺。宋朝的时候,它的名字变成了卧龙寺—那是为了纪念这座寺庙的一位方丈维果禅师的,他总是躺着修禅。
大铁门吱吱嘎嘎地响起来。前院是荒芜的。又一座工厂最近被拆除了。寺院建筑破烂不堪,维修状况如此之差,我几乎要打退堂鼓了。经过内院,我走进大殿。上香致敬之后,我注意到一尊小石佛。服务员告诉我说,它是5 世纪末雕刻的。他还指出了一幅唐代的观音像。这样一座破破烂烂的寺庙,却藏着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宝贝。
就在我要离开的时候,几个和尚出现在门口。他们问我在干什么,我告诉他们我在参访隐士。他们哈哈大笑起来。其中一个人说:“那你就来对地方了。我们都是这里的隐士。”我也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起来。这位和尚名叫如成。很显然他是方丈,虽然他不承认—他说他太笨了,当不了方丈。然后他解释说,卧龙寺不想要一个官方的方丈。他说:“如果我们选一个方丈,他就必须得到政府的同意。我们更愿意没有人管。这就是我们不修寺庙的原因。政府已经给了我们钱,让我们重修这些建筑。但这是一座禅寺。我们不需要花哨的建筑。花哨的建筑只会吸引游客。”
他告诉我,大约有五十位和尚住在这座寺庙里。他说,其中的两位已经八十多岁了。他们的名字是慧净、慧通。他说,他们每天早上三点起床,然后直到午夜之前才休息。他们醒着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禅垫上了。我问如成他们的师父是谁,但是我本来应该知道答案的。他说:“虚云。”
我们交谈了半个小时,谈卧龙寺,谈终南山。他说,卧龙寺每年有四次长达七十天的禅七。然后他开始列举他所认识的所有山中隐士的名字。那些人我都认识。我笑了,告诉他,我还是第一次遇见城市隐士。他哈哈大笑起来,我也哈哈大笑起来。此时我想起了中国人所说的那句话:“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鞠躬为礼,告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