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导言 未来的赌注
第一篇恐惧的帝国
第1章末日论预言家
第2章警示论的政治集团
第3章警示论的心理学
第4章警示论的影响
第二篇未来恐惧的记录
第5章邪恶的全球化童话
第6章贫富剪刀差的童话
第7章人类传媒与其他迟钝的童话
第8章人口危机的童话
第9章工作危机感的童话
第10章增长中的暴力和文化战争的童话
第11章最终瘟疫的童话
第12章价值观和道德观倒塌的童话
第13章气候危机的童话
第14章濒临灭绝的自然和“可持续”套话的童话
结论未来意识:对进化乐观主义的辩护词
附录怀疑乐观主义的导论
导言 未来的赌注
我是怀疑主义者,因此我不可能是悲观主义者。
——米兰·昆德拉
世界没落是消沉者的伟大幻想。
——作者自引
世界上充满了对未来抱有满意想法的人,事实上,这是对理想化过去的回归。
——罗伯特·福尔福德
还在青年时代,我已经学会了像老年人一样,忧郁地看着这个正在腐朽下去的世界。
——《南德意志报》关于鲍勃·迪伦鲍勃·迪伦,美国民谣歌手、音乐家、诗人,获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编者注的报道
你可以想象一下,在未来,一切都会变得越来越好。
请再说一遍?
让我们来做个思维试验。请放松地坐下来。深呼吸。望着天空、天花板或是其他任何正在你上方的物体。
请想象着,世界每天都为我们带来了一点点小奖赏。无论在世界的什么地方,忍受饥饿的孩子越来越少。人们用一美元换来了更多的东西。有趣的小发明被越来越多地创造出来。污水处理设备被安装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催化剂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生产中。
每一天,男女之间、夫妻之间、父辈与子辈之间、邻里之间、国家与人民之间,权力的气息都在逐渐减弱。每一天,被杀害的人数都在逐渐减少。
让我们设想,每一天,都有一个微小的分子显现着爱、理智和智慧。人类将更用心地对待自己走过的路。人与人之间将更加充满爱心。人们将更加团结一心地迈出前进的每一步。
每一秒钟,一种被人们称之为自觉的气息都将更广泛地在这个世界中扩散——人们更自觉地认识周围的环境,并逐渐地认识到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我们都将是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并尽可能地影响和加强这个部分。
请有节奏地深呼吸。
……?……?……!
“一派胡言!”“痴人说梦。”最终,你会说出类似这样的话。或者更多是这样的:“真是个美梦啊。理想国反驳了所有现实存在的真相。”
你的反应甚至可能更为强烈:“当我是傻瓜吗?!!!”
人们觉得这些积极的念头令人愤怒,这一点也不足为奇。因为:
人们只被允许摊开报纸!
人们只被允许打开电视!
我们看到的画面,从来源来看它可能是“真实的”。但在这个被发送、剪切、包装和缩小的背景中,它背后存在着的是人们的观点、战略和“思维方式”。
于是,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状况是:光明被削弱了。弥漫着阴郁音乐的画面——在拍摄的过程中,镜头始终追随着穷困的贫民窟、哭泣的人们、榨取自然或破坏森林的奸诈笑声——它强调了评论者警醒的声音,也反映了“专家”的观点。它了解一切,它很狡猾。它的微笑宣告了优越,它的声音唤起了权威,一种对未来的恐惧:
以后将会越来越……
年复一年的……
事实上,这太迟了。
事实上,一切都已经发生了。
***
这是一本讨论关于未来的恐惧的书。这种恐惧的起因深深地根植于我们不断演变的历史中,根植于我们古老的思想中。
这也是一本告诉我们如何挫败数千年来寻求控制我们的灵魂与情感的悲观预言,并证明它是病态的书。
这本书将帮助对衰落持怀疑态度的人们增强对付消极魔鬼的抵抗力。它将与使现实越来越冰冷的沮丧情绪斗争,并将捍卫在我们之间产生的、有价值的东西——信念和信赖。
第一篇 恐惧的帝国
德意志精神的癖好有一些混乱,
但在最深处乃是虔诚和狂热的:
这是末日论的癖好,
也是威胁了帝国千年的癖好。
——赫尔曼·黑塞①,
《给罗曼·罗兰的信》,1920
第1章末日论预言家
神话,是我们用来弥补棘手的人类谎言的东西。
——凯伦·阿姆斯特朗凯伦·阿姆斯特朗,英国著名宗教评论家,作品主要关于宗教信仰。——编者注
预言末日的庸人
“公民们,别光傻呆呆地看!到后面来,排好队!”
这一段文字写于1975年。那是我学生时代的一个血腥的5月。在春天、爱情和广藿香之后,它降临到了这些汗流浃背的年轻身体上。将要到来的到底是什么?帝国主义?法西斯?消费恐怖?为了从中解放出来,我们正在示威。城市宽阔的林荫道两旁种满了栗树,而我们正站在树丛中,站在满地的鲜血之上。一辆生锈的、画有迷幻团的大众巴士里轰鸣着充满政治内容的摇滚乐,那个乐队的名字是“Nomen Est Omen”(名字即标记)——噪音,石头,碎玻璃片。
不,我不要被时代淹没!!!
在嬉皮士运动的高峰“夏日之恋”集会过去8年之后,欧洲的青年学生仍然走在天堂之路上。不,我不要变得像我的长辈一样!不,我们不要像我们勤劳的父辈那样:早上7点钟起床,夹着公文包走进办公室或工厂,晚上再回到新住宅区中只有3个房间的公寓里,或是市郊的连排住宅中。在那里,母亲已经准备好了晚餐面包,里面夹好了切得薄薄的火腿片和蛋黄酱。
我们的敌人是谁很明显:庸人。
就在我们进行着最重要的使命和最尖锐的行动——示威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就站在街边。建筑工人穿着条纹衬衫,胳膊抱在胸前,右手还拿着一个啤酒瓶。坏脾气的市民戴着帽子,似乎每一秒钟他们都会爆发出法西斯般的咆啸。长发的男人们统统都是同性恋和重罪犯人。而在阳台上面、天竺葵的后面,则站着爸爸和妈妈。妈妈穿着花裙子,爸爸穿着宽条灯芯绒裤子。
所有庸人的想法和感受都是相同的:
1不要再改变现状。
2人们其实什么都做不成。
3一切都快点儿好起来吧。
4结局将是悲惨的。
5政治家是有责任的,而且……(请在此填入任何少数派的名字)。
庸人生活在一个充满阴谋的世界中。一切似乎都在联合起来对付他们——邻居、出租车司机、外国人、天气、资本家……庸人不相信进步。“我一点儿也不傻!”在人类的一切性格中,庸人最缺乏的是好奇心。他们什么也不想了解。他们已经知道了一切!他们从电视里看到了!在他们自欺欺人的计划中,他们已经看透了这个世界,准备贬低并指证那些“小人物”。
人都是利己主义者,他们要获得自己可以获得的地盘。
人都是狼。
结局是悲惨的!
***
在刚满18岁时,我们就把余生给了庸人。我们把生态学作为强硬而雄辩的武器。从现在起,示威不再躲入乌托邦遥远而又抽象的土地中,很明显,没有人想要追随我们。它的主题将是衰落,是人类不可避免的结局。于是,社会批判变成了更加伟大、崇高、重要的东西:彻底的文化批判!
我们很快发现,就拿现在来说,比起充斥着问题的词汇表,凭借“恐惧”这个美妙的字眼就可以将政治搞得更好。很少有人能够对恐惧提出反对意见。如果我们感到恐惧,人们就会又过来倾听,并且真是这么做的。在电视、广播和媒体上,恐惧美学以及救世主逻辑已经像魔鬼一样迅速地准备就绪了。
在一个夜晚,我们摸到了那时就读的大学正门,用大得惊人的字体涂下了大标语:“进步是一个谎言!”
在讲台上和广播车里,播音员的面孔改变了。他们不再是穿着皮夹克、呼吁着“为……而战”(或者大多数时候是“为反对……而战”)的“同志们”。如今,白发苍苍的老年男子用柔和的声音讲述着“毁灭”。中年妇女们则用激昂起伏的声音为一直被过度开发的自然控诉。
每一年,都有新的恐惧动摇着我们的思想。黯淡的春天、光秃秃的森林、枯竭的河流、核战争、毒品和污染——它们清楚地组合在一起,变成了证据,不可辩驳的证据。每个人——如果不是法西斯主义者或市侩庸人的话——都可以看到,而且必须看到这一切!
这是一个神奇的时刻。活生生地摆在面前的衰落给生活添加了一味存在主义的佐料。媒体阳光边上的每一个地方,从核灭亡、核战争、种族灭绝,到森林毁灭,对我们来说都是确凿无疑的。我们正坐在一匹高大威严、嘶鸣着的马上,坐在一种不可否认的、滑过世俗世界的末日感觉上。从这里,我们能够轻蔑地俯视那些庸人,他们仍从事着一成不变的日常工作。他们驾驶着汽车,消费,养活家人。在地球马不停蹄地奔向末日的时候,他们污染着环境。
优越和存在的伟大,是多么美妙的感觉啊!
***
30年后,我在一座核电站发表了一次演说。那是内卡韦斯特海姆核电站,离斯图加特不远。那天是它落成25周年的纪念日,人们为此举行了一次公开庆典活动。两座喷着无辜水蒸气的巨大冷却塔突兀地耸立在内卡山谷中,那球形的屋顶,是我们青年时期梦魇的标志。黑色的大轿车有序地停放在入口建筑——一座巨大的多功能厅前面。大型集团的重要人物、经理、市长、穿着深色西装的政治家们陆续驾临。
我演讲的内容是关于科技与文化的关系,我很愿意说出我想要说的,即刚刚提到的那些批评观点。可是在那里,我首先想到的是,我来错了地方。大厅四周充斥着世界衰落的骇人景象。在毒雾中若隐若现的死去的树,被污染的水中飘浮着毙命的鱼,淹没了玩具房的巨浪。绿色和平组织为什么没有接管这座核的殿堂,并把它改建成世界衰落博物馆呢?
这时,我明白了:为了核能,不再有幸福的家庭宣扬金黄的油菜地,也不再有健壮的男人宣扬闪着铬光泽的蒸气管道。为了核电站,人们最近开始鼓吹气候危机——核电站不会排放二氧化碳。与古老的气候威胁论相比,核电站突然变成了一种绿色、环保的选择。
我发表了自己关于文化和科技的批判性演讲,之后又听了许多学者、政治家,以及环保主义者的发言。他们一致宣称:“我们必须负责任地开发资源!”“这个地球已经变成了一个脆弱的、濒危的星球!”“我们必须不断地思考和行动!”
在随后的宴会中,我与当地一位60岁的商界人士谈了很长时间。正如他所说的,第三代手工业者和企业家是在他身后的“一种复苏”。他的女儿十分积极地参加环保运动,常常让他“睁大眼睛”。
随后,他精确地复述了我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信念:科技进步已经逐步发展成一个怪物。资本和军事利益,特别是美国的利益,正在威胁着这个世界。科技已经变成了一条皮鞭。地下水的污染、激素中毒带来的男性特征退化、过度开采、全球化,以及归根结底:世界的衰落。
“现在,我们把房屋密封起来抵挡电磁射线,”他说,“这非常昂贵。”
“无论如何,”在喝掉1/4杯酒之后,他思考着,“人们就像这个星球上的寄生虫。”
很快,红绿联盟在柏林缔结了减少核能使用的决议。
我们达成了一项新的共识。
我们胜利了。
衰亡的祭祀
1519年秋天,当西班牙征服者赫尔南多·科特兹第一次踏上阿兹特克帝国首府的土地时,他觉得自己看到了天堂的入口。“像在梦中一样,我们漫步在这片辉煌的景象之中。”他手下的一名士兵曾这样描述此次入侵特诺奇提特兰(如今的墨西哥城便是在这片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运河环绕着空中花园,装饰华美的小船来回穿梭。城中的居民近25万,都穿着昂贵的斗篷和束腰外衣。各处的房屋都雕刻着精致的花纹,房间用金子做装饰,人们佩戴着各种金银和黑曜石。
不久之后,这位士兵就见证了这一文明的另一面。他的一些同伴成了一种公开宗教仪式上的祭品。
阿兹特克人用火石刀锯开了他们的胸膛,将他们仍在跳动的心脏扯出来,供奉在神像前面……然后,再用脚把尸体踢到台阶下。等在一旁的大祭司一声令下,他们的四肢就被砍了下来,脸上的皮也被剥了。阿兹克特人像加工手套皮一样硝制人皮,而肉则像炖菜一样被狼吞虎咽地一扫而光……
科特兹和他的部队逐渐了解了阿兹特克帝国,它建立在令人难以想象的残酷上。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例如欧洲,也曾经发现过类似的状况。野蛮和权利也出现在日本的幕府中、南部海域的原始民族中,甚至出现在一些西方国家中——如迫害女巫与十字军。人们既不会变得神经质,也没有特别敏感。
阿兹特克向这些征服者展现的一切,摧毁了征服者们所有的幻想。阿兹特克帝国充满了地区性、扩散性的大屠杀战争与死亡文化,民众也丝毫没有反抗行为。祭品大多是妇女和儿童,在几个星期前被很好地奉养起来,准备在那无比残酷的血祭狂欢中屠杀。横膈膜的断裂、鲜活的心脏被扯出,还有那食人肉的一幕,是宗教仪式的中心。在一些固定的节日、大寺庙的落成仪式上,甚至要杀掉两万人。鲜血流遍了祭祀区,构成了一张血网。
必须有受害者成为祭品!
从来都不够!
在西班牙征服者已经遗忘的文化中,这种对血的崇拜也被发扬到了极致。绝大多数定居在尤卡坦半岛的玛雅人,在公元800~1200年间创造了地球上最有生命力、最强大的文明。公元800年,约有2000万玛雅人生活在50个自治城邦中。而自1300年起,那些雄伟的庙宇突然被遗弃在了热带雨林中。
这耸人听闻的衰亡是如何发生的呢?对于这种生态意义的失误,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耶瑞德·迪亚蒙特在其名作中描述了玛雅人的衰亡和消失:
遭遇“典型崩溃”最严重的是南部高地:那里的人口密度最大,而且地下水位过深,井必须打得非常深才能出水……在这次崩溃中,我们可以确定一些可靠的因素。其中一点便是托马斯·马尔吐斯所描述的窘困问题:人口的增长超过了资源的支持能力。而且在人口增长的同时,由于滥伐树木和土地沙漠化,有用的耕地逐渐减少了。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确定一切。
然而,它真的能够解释一种拥有雄伟的建筑、成熟的占星术以及日历体系的文化突然衰亡的原因吗?我认为,迪亚蒙特——以及与其共事的历史学家们——不可原谅地低估了“文化因素”。
在某些玛雅人的庙宇和住宅中,人们发现了被打成小碎片的日常用具,这些物品大都是用黏土和黑曜石制成的。许多人类学家猜测,居民们将他们的财产通过这种合法的毁坏性的狂欢方式摧毁了。他们用一种提前的顺从招来了来自神明的衰亡惩罚!
每个社会,每种文明,都有一种适应其物质基础的“生产方式”。每种文化也趋于传播其文化体系,在标志、关系以及行为指示中都扮演着某种角色:人们发展了“精神假说”,试图用它影响自己周围的环境。
宗教人类学家凯伦·阿姆斯特朗这样描述道:“神话,是我们用来弥补棘手的人类谎言的东西。”
而玛雅人显然失败了。
主要原因在于,玛雅人(像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一样)近于绝望地想要通过野蛮强硬的仪式控制大自然。即使在高科技时代,玛雅人生活的气候带也是极不适合人类居住的。飓风会将整个地区夷平,这样的现象在几千年前、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前就曾发生过。在热带上升气流控制的地区,气候变化游走于两个极端——多年干旱与多年暴雨相互交替。在这种气候条件下,迅速突变的病原体、寄生虫、传染病猖狂蔓延。此外,还有火山爆发和地震——尤卡坦半岛与洛杉矶和旧金山一样位于板块运动区。
对于这种环境条件,玛雅人在很长时间内都束手无策。虽然玛雅人掌握了一些精良的手工技能,却既不会冶铁,也不会制造轮子。也就是说,他们很难灵活地躲避毁灭性的危险。他们能够制造简单的灌溉系统——但小水堤怎么能调节汹涌的暴雨洪流或是数年的干旱呢?每种资源都必须艰难地人工开凿出来,城邦之间的通信也只能通过信使传达(这大概也是内战频繁的一个原因吧)。他们创造了一种图画般的文字,然而只能刻在石板上,没有其他技术将这些文字另外保存下来并传播出去。
灾害遗留给玛雅人社会的是完全的财产损失和持续存在的羞辱与消沉。艰难建设与末日毁灭持续交替,最终导致了创伤综合征——每个经历过自然灾害的人都知道将会重复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为了避免这种创伤,玛雅人采用了一种本义是“绝望”的宗教象征体系来反抗。统治者总是被认为具有神一样的特性,他们最终应该为人们带来盼望已久的雨或安抚发怒的神明。神君会向强大的祭司阶层询问其行为的缺陷,而祭司们总是会选择激烈的方式——用残酷的鲜血祭品的形式。
当然,祭品是会同意的!
但实际上,自然对玛雅人并没有那么“残酷”。“自然”所做的,不就是让玛雅人刚好在最酷热的时刻播种繁殖吗?玛雅人并没有失败,因为他们是“环境的罪人”。因为他们的文化中没有“学习曲线”。他们生活在一个宗教仪式的羞耻文化中,任何认知的过程都被避开了。玛雅人成了神经质的沮丧牺牲品,造成这种事实的原因是对沟通的极度干扰。他们制造出的一种令人惊慌失措的末日论,像线圈一样缠绕在他们身上——最终,一个达到了当时最高艺术成就的民族,被遗留在石器时代的猎人生活中。
末日论的现象
是时候下个定义了。末日论——我们理解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其基于人们对未来的恐惧,会迅速传染蔓延到广泛的民众圈子中。这种恐惧总会对危机的发生界定一个确定期限,我们可以据此彻底论证其真实程度(或是部分)。然而,这些危险总被用象征的手法艺术化处理,最终形成了一个简化的、恰好是灾难性的公众事件。末日论的传染病通常是以同样的模式传播的:
1潜伏期。一种危险逐渐被认识到,并在一个中间的过程中爆发出来。人们会赋予它们一个极度悦耳的、令人恐惧的名字,例如:“森林毁灭”、“核灭亡”、“疯牛病”、“禽流感”、“气候灾难”、“粉尘污染”、“人口老龄化”、“文化战争”、“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新下层社会”。
2爆发期。这时,一种瀑布状的舆论制造开始大规模进行。专家出现了,并且一夜成名。话题在电视屏幕上大量传播,新闻头条总是用更大的字体印刷出来。书籍迅速进入市场。任何时候,所有人都在谈论“它”。并且每个人都只有一种观点:“你已经听到了!世界变得越来越危险了!”
3祈祷期。人们试图做些什么来逃避危机,也许拒绝固定的采购行为,也许回避固定的场所。对导致危险发生的责任的推卸越来越多,各种声音也变得越来越歇斯底里。
4衰退期。经过了最高潮,一切突然变得乏味了。现在出现了一种沉思,要求对这种现象进行更理性、更综合性的思考,将其更合理地归类,提出最理智的“解决建议”。然而,这些很少能被人们察觉,因为下一个周期已经来临了……
末日论在人类文化史上并不是新鲜事物——歇斯底里的恐惧传染病始终伴随着人类的发展史。时事评论员弗里德里希·季伯格在战后的1957年曾这样写道:
通过尖锐的分析,世界衰亡的观点被提高至大众意识层面,并同时进行共享,这属于今天人们最中意的工作……人们充满了贫苦问题的日常生活是枯燥无味的,但面临的灾难却是极度有趣的。没有人能把我们带入身边的危机中!我们对此拥有自己判断的权利!但对我来说,没有人会在最终审判中迟到!
自20世纪70年代初起,电子大众传媒担负着重要的功能,使得“问题关注的循环”越来越快。1~4步的过程曲线如今只需要3~4个月。而且,还有一种警告,能够发挥10年以上的影响力。例如,“全球化”或是“全球变暖”。
末日论,正如我在本书中所讲的,不仅仅是一种与文化相关的对威胁的反应,而且在强大的工业社会中更是凸显其作用。凭借末日论,人们可以搞政治:权力政治、金钱政治、精神政治。这里所阐述的是信息社会注意力的“巨大短缺”。比起恐惧,还有什么能让人们更好地集中注意力呢?比起上演恐惧,人们又能通过什么来更好地实现或巩固权力呢?
末日论者一直在制造对恐惧的需求市场,如暗中防御电磁射线的装置,或是人造纤维制成的运动鞋。他们打造出全新的、绝对有意义的需求市场,例如生态食品市场。然而,只有美国人的末日论才真正成功地改变了整个营养链,以至于一年内在所有的超市里,肉、蛋和油脂都满满地堆在货架上,而面条和麦片却都被扔进了肮脏的角落里!这一切都是因为“科学家认定”:持续蔓延的肥胖症是由于人们摄入了太多的碳水化合物!
那么,这个末日论制造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呢?由什么向它供应大量的精神能源呢?谁是这个领域的玩家呢?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这一切都是仍在运转中的警报系统吗?又或许只是一场最终使我们感到些许快乐、些许毛骨悚然的传媒骚动——一种教会我们恐惧的过热的骚动?
或者,我们有很好的理由——以未来的名义,对末日论不仅仅抱有怀疑,并且更加警觉?
第2章警示论的政治集团
我们看不到别人的处境,我们的眼中只有自己。
——阿娜伊斯·宁阿娜伊斯·宁(1903~1977年),法国著名作家。——编者注
传媒机器
每个编辑部里都会有一个他(她):忧国忧民的编辑、狂热忙碌的非执政党议员、“王牌”记者。更确切地说,是他们选择了新闻职业,来使“某些事情真正地具有意义”:改善与拯救世界。
直至20世纪80年代,报道重大事件的记者才成为具有批判意识的英雄。由于大多数人无条件地相信富有和进步的线性持续性,于是出现了一项值得尊敬的任务,即批评这种共识。批评新闻学的确是一个特例,它使得大多数媒体勇敢地写出了政治家与经济学家的言论。
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起,另一种风潮席卷了整个传媒界。编辑部被强制节约成本。过度竞争导致了太多的负担。在书报亭里,报纸杂志在架子上堆积如山;而在每台电视机中,5个电视节目变成了现在的134个。每一年都有大量的图书进入市场。庞大的信息已经快要把它的容器彻底撑爆了,而因特网使得平面媒体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
对于挑剔的编辑而言,这真是个糟糕的时代,他们的新闻来源减少了,版面缩减了,但工作时间却延长了;所有新自由涡轮式资本主义在利益和财富推动下快速发展的资本主义,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的运行机制,也改变了家庭和个人的生活方式,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失业人口增多、贫富差距加剧等。这种现象就像涡轮发动机,每一个人都被裹挟进去,身不由己。——编者注的征兆都在我们身边越来越明显。编辑们该做些什么?他们必须增加一点点恐惧的剂量。所有媒介都把政治家当成被收买的废物,而这个世界则变成了危险地带。
“根本不会有人读这些。你难道不能再加一点点东西——现在好了,导火索呢?”
忙碌的非执政党议员或是编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观点:一群气候学家断言,地球平均温度异常的状况一直存在。证据是:在一个世纪之内全球气温上升了04℃。
当媒体不能再吸引大众的注意力时,便到了谈论天气这个古老话题的时候。它在日常生活中是如此的平常,但对于我们的全部幸福安宁又具有极高的象征意义。除此之外,正如主编所说:“臭氧层空洞的面积正在稳步扩大。”
于是,忙碌的编辑写出了这种模棱两可的报道:“气候研究专家推测气温上升。”而接下来并没有什么情况发生。但不久,一位来自环境部门的专家致电一家著名画报社,对此报道提出质疑。几个星期后,它导致了关于这个话题的更大规模的报道。
一个月后,一次国际气候会议在加拿大举行,编辑接受了主编安排的采访任务,他听取了大量关于复杂气候问题的报告。在返回之后,他勇敢地报道了这样的新闻:“在一个世纪之内,地球可能会变暖02℃~3℃。”
在这篇被允许发表在头版的进一步的报道中,大部分是有关南极臭氧层空洞的论述,对于这个问题,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和结论。新闻正如其本质,在保持绝对的距离、客观性和中立性的基础上,报道了所有确凿无疑的事实。
然而,接下来是“酸黄瓜之夏”——版面萧条。国内充满了热浪、居高不下的失业人口,还有人们的坏脾气。
“我们不能再谈论一次气候话题吗?”主编问道。
于是,有想法的编辑便一头钻进了档案之中。他找到了关于南极冰架断裂形成的巨型浮冰的空白报道。虽然已经过去了一年时间——但现在,重见光明了。除此之外,还可以展示正在融化的冰山,因为现在有在炎热夏季拍到的新照片。标题已经写好了:告别冰的永恒。
秋天,气候会议又一次召开了,这次是在日本。在此期间,气候已经变成了世界性的政治问题。正卷入一场有争议战争的美国人,拒绝签署一项重要的气候协议。我们的编辑不喜欢美国人,于是他和大部分读者分享了这些事情。
这期间,他成为了编辑部无可争议的气候专家。在与该领域的小人物搭上交情之后,他成功地采访了一些重要人物,甚至包括阿尔·戈尔。在日本,情况又有所不同。他写下了自己的经历,主要是关于地球在一百年后会变暖08℃~8℃的复杂推算。在一群旧金山气象学家描述的一项极端情景中,这个8℃被特别提到。
在最终定稿时,编辑部商讨为其安上一个最有力的标题,讨论直至深夜。最终,题目出来了:一百年后,地球将变暖8℃!
我们的主管,一位老江湖,更是一位挑剔的事实检验者,皱起了眉头,要求在副标题上使用虚拟式,否则报道不能通过。
没过几天,标题用更大、更清楚的字体刊登了出来:
我们的地球将这样毁灭!
地球将像我们的邻居金星一样,变得酷热难耐——这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物理学家带来的可怕预报。英国著名教授史蒂芬·霍金已经预见到我们这个星球的灭亡。
当然,这个升级版的故事具有很大的虚构成分。然而,事实上,在德国报纸中,全文和头条新闻是按照规定的次序刊登的,而且其影响力从来没有减弱。全球变暖是如今我们提及最多的恐惧概念。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并不是“全球变暖是不是真的”这个问题,而是媒体用来进行品牌推广、改变公众思维方式的模式——一种按照“选择—极端化—整理成文”进行的模式。通过这种模式,出现了所谓的虚构——蔓延开来的大规模谣言,而且在论断基础已经过时的时候,谣言的影响力仍然不会减弱。它的影响就像一个观点过滤器:不符合当时确定模式的一切都将被过滤掉,并且削弱人们对它们的认知。
当媒体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残酷的竞争中时,投机原理就越来越能说明问题:如果某人写出或发表了什么,就必须要包括所有的元素,否则必定会错过一次机会!
大众化的科学
科学被视为自由与独立精神的象征已经有好几个世纪了。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当认知世界所需要的科学产生时,作为当时圣地的寺庙和神殿也受到科学的影响。在中世纪,知识在修道院里可以不受世俗影响地产生、扩大、发展。在启蒙运动时期,科学随即带来了实验及其合理的科学发现。凭借实验办法,认知的过程变得透明起来。像爱迪生、博世罗伯特·博世(1861~1942年),博世集团的创始人,著名的德国企业家,工业时代的先驱之一。——编者注、特斯拉尼古拉·特斯拉(1856~1943年),世界知名的发明家、物理学家、机械工程师和电机工程师。——编者注、居里这样的名字,代表了研究的自由。
丹尼尔·克尔曼在他的著作《测量世界》中描述了这种西方科学家的经典类型,他们总是把教育启蒙的好奇和重点引导至新的彼岸。然而,在全球科学领域中,科学和科学家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现在,他们不仅作为孤独的斗士出现,而且要投身于他们负责的国际合作中去。他们所需要的科学产物——科技,变得极为昂贵。现在,没有1000万美元是不可能建立一间合适的基因实验室的。组织和构造科学的大学研究所陷入了全球性的竞争领域,于是,科学研究越来越多地变为评估对象。在科学研究可能很快出现突破的情况下,出资人、赞助者、顾客需要进行评估。
韩国基因研究者黄禹锡多年来的对干细胞研究的成果全属造假的事件,或是物理学家卢西·塔利亚克汉争议性的“冷聚变”事件,都形象地说明了这种公共成果的压力。
在环境的影响下,时代的大恐慌就像一个巨大的诱饵,凭借它,人们可以钓到更大的鱼。气候研究提供了可供后人检验的例子。在气象学刚刚出现时,这个学科几十年来一直都相当边缘。最多只有军方会对研究项目感兴趣,除此之外,气象学家作为守旧者(“谁会一直发表错误的观点,还仍然不停地发出预报呢——那就是气象学家!”),他们最多只是作为天气新闻中的出镜演员,期待着可以被成功发现。
最先是臭氧层空洞,最终是全球变暖,气象学家从灰姑娘的阁楼里解放出来了。现在,每个人都想往这个领域投资或从中赚钱,保险公司、政府、联合国组织、发展机构、媒体……巨额的资金被花费在南极臭氧层空洞、卫星计划以及雄心勃勃的计算机模拟项目中——气候经济无休无止地嗡嗡吵闹着。
依靠野心与雄辩,慢慢增强的恐慌感给科学家提供了一个从学术夹缝中爆发的好机会。现在哪里有桌椅,哪里就有访谈节目的沙发在向人们招手致意。每一次发生恐慌,无论是食品安全、气候灾难、战争冲突,还是社会危机,都会出现雄辩的前沿专家,他们开始撰写一系列著作并且变身为“超级专家”。作家、制片人、诗人、讽刺作家和音乐家被一同卷入到这场闹剧中。凭借描写气候的震撼性小说《后天》,罗兰·艾默里奇拍出了一部成功的电影作品。基于普遍的“地球正在与邪恶的人类抗争”的情绪,弗兰克·施茨廷写出了一本畅销书,描述了海洋生物联合起来对抗“寄生的人类”的故事。
然而,无论何时,只要末日论的爆发曲线处于上升状态,闲职就不会减少。于是,第二件令人极为反胃的事开始了:专家的争执。
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形象在不同的文化中有着不同的功能和传统。在远东地区,大多数情况下知识分子都会以担心工作或生活的社会批判者形象出现。在东欧,知识分子是明星或总统。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知识分子大多会沦为媒体表演者;人们不会特别严肃地对待他们,而更愿意拿他们来取乐。伍迪·艾伦在欧洲是个知识分子,而在美国却只是个可笑的怪物,与巴斯特·基顿和格劳乔·马克斯没有什么区别。
在德国,尤其是在法国,知识分子则是个正当的、有很高声望的职业。知识分子是世界直观的代言人,他们大多——说得文雅一些——“很少服从于现实”。波里斯·克卓贝在Novo杂志中写道:
此时,知识分子是一个带有最明显个人利益的群体。界线……如今不再存在于贵族与市民之间、雇主与雇员之间、富裕与贫穷之间……对于一切热点话题来说,知识阶层站在了和人民完全对立的位置上。社会分裂为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群”,这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趋势。
知识分子被允许情绪化、尖锐到过分单纯,或是更简单地、仅仅是理想主义地提出论证——想当然的,他们成为大众传媒道德高尚的灯塔,总是渴望道德的暴动。君特·格拉斯君特·格拉斯,德国作家,第99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译者注——隐瞒了自己曾加入党卫队数年的事实——在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基民盟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简称,德国最大的政党之一。——编者注成员海涅·盖斯勒和诺伯特·布吕姆被默许以极左的陈词滥调谴责新自由主义——然而旁观者难以明了,这事实上就是虚伪的党派之争……
上述现象基于中欧特殊的精神史。在以国家为中心的中欧社会背景中,知识分子谱写了与权力阶级对立的漫长而艰难的精神斗争史。在名誉的光芒中,知识分子与平民主义的恐惧和忧虑联合了起来;谁反对,谁便自动被授予高贵的头衔。如今,在知识暴动产业中,很难出现还没被智慧的老牛啃过的谎言了。从种族灭亡,到可怕的时间缺乏(“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快——我们根本没有空闲了!”)——对于所有事情,都出现了一位充满天赋的大师级思想家,他用深邃的目光观察我们,并从我们糟糕的想法中取得了名誉。知识分子不同于牺牲崇拜的精神导师,他们使恐惧变得更有吸引力。
第3章警示论的心理学
歇斯底里是一种天赐的力量。
它预测了所有将要到来的灾难,
并放任了挥霍世界和自我蔑视的思想。
它没有任何其他企图。
时代作为未来的灾难,
在地铁邻座的每一句废话中都能窥得其逼近。
——罗宾·德特延罗宾·德特延,德国作家和翻译家。——编者注
寻找模式的大脑
如果说某些东西能把人类与动物区分出来,那就是对未来的恐惧。在上百万只猪、狗和羊幸福地蹲坐在笼子中时,我们却知道,我们必须面临死亡。
这让我们无法平静。
人的大脑在成百上千年中被进化“委托”,去寻找模式,制造联系,从中发现对未来的预测。“我身上将发生什么事?”因为人类既不能快速奔跑,也没有盔甲、毒针或者像切叶蚁一样的伪装,所以不仅仅是个体的生存,整个种族的生存都要依赖于对这些问题的正确回答。
“恐惧、悲痛和勇气使我们的祖先即使只听见了灌木丛中最轻微的沙沙声,也会立即放下眼前肥美的猎物,以确保自己的安全。”史蒂芬·克莱在他的著作《幸运规则》中这样写道。
人类祖先中的猎人和采摘者成为了优秀的模式发现者,因为他们生活的环境从来都不友善。在进化成有科技作武装的杂食动物之前,我们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困难的进化链:由素食动物(几百万年前,人类只吃坚果、植物根部以及其他的植物性蛋白)到肉食动物(一些人类种群如今仍然只摄入肉食),再到综合性的营养摄入者。然而,我们却在现代文明中面临了逐步加剧的肥胖问题,因为人类的进化特征并没有预见到营养物质的过剩。
人类进化史的主线就是认知能力,这使人类能够很快掌握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的物种进化过程不断地被灾难和由此引发的营养短缺破坏。我们一直试图唤起站在我们这一边可以对抗昏厥的神秘力量。于是,帮助我们的专家出现了:古代猎人和采摘者文化中的萨满巫师、农业生产方式中的“治疗师”、高度文明和中央文明中的祭司。这些专家的功能始终存在于力量中,存在于对恐惧的驱散,存在于其与高级力量之间的象征联系中,以及对敏感的人类生命体昏厥的缓和中。
在如今的末日论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与这种遗留的萨满文明的不同之处。末日言论仍然与迷惑的目光、野蛮的喧闹共存于深层,仍然向我们要求祭祀,以安抚邪恶的力量。并且这些末日警示仅仅是分类垃圾,或是带有“可持续”、“环境罪行”的咒语和祷告仪式。
区别的专家
在圣安德鲁斯大学的研究者阿列克斯·麦索迪关于记忆力的一项研究中,参加试验的人群被要求阅读4篇不同的文章。之后,这些参加者必须写下记忆中所读的内容。写下的副本则成为第二组实验者的阅读材料——以此类推。这是一种寂静无声的传递游戏。最终,只有那些极端的叙述被保留下来:婚姻破裂、诈骗、谋害、抢劫和杀人。其他所有的阴险的事情,也都很容易被参与者具有选择性倾向的大脑分类挑选出来。
媒体末日论也是建立在这种“矛尖领悟”的认知模式上。我们会轻易地辩认出那些明显,或者是看起来与众不同的事情。我们的大脑坚定不移地扫描那些“醒目的信号”,就像想要购买黄色汽车的人会突然看到到处都是黄色的车子。根据大卫·博金斯这位专门研究认知科学领域的哈佛大学教授的说法,大部分混乱都不是建立在我们的逻辑错误上,而是建立在单方面的认知上。
由此,在一段时间内,人类存在着一种“思维定势”,这是一种确定的认知期望态度。借此,我们可以筛选和过滤出环境信号。我们只会认识到我们所期望的东西。
如果有一天,外星人真的来到地球,它们很可能会十分开心地在大街上游荡,而完全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这个事实最多会为科幻电影带来灵感)。因为习惯了可认知模式的大脑不会将这些外星人归入任何熟悉的背景中——并且很可能忽略它们,或把它们当做“秋天的落叶”,或是“垃圾”代码。
但只要外星人涉及到我们所熟悉的任何东西——比如白色的哈巴狗或是飞翔着的小甜点——我们将立刻叫喊着打电话给警察局,或者立即向军方长官呼救。
大脑讨厌矛盾心理。(因为这就是它为此所做的:澄清危险!)我们的世界充斥着隐晦的现象,事情都极其复杂。比如说两性关系、经济利益、国际政治乃至环境问题。人们应该怎样解释这一切?肯定有什么更强大的、更神秘的、更邪恶的事情介入了……
就在这一点上,末日论暴露了其极端不利的核心思想。在21世纪,在全球相互依赖的世界中,我们必须学习理解和操控越来越复杂的系统。但末日论以其无法抑制的尖锐化趋势正在朝相反的方向迈进:使得我们的思想和感受变得越来越愚蠢、固执并且蒙昧。
对阴谋的向往
2003年7月,在一项具有代表性的民意调查中,德国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否觉得自己十分了解2001年9月11日那场21世纪惊天大事的过程与背景呢?”70%的人说是。而30岁以下人群中的31%对以下问题同样作了肯定的回答:“你相信美国可能是‘9·11’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吗?”
阴谋理论的起始是无害的,但它能够发展成为真正的怪物。(其中,CIA布什阴谋理论甚至已经在美国传得沸沸扬扬,并且引起了永久性的未成年人流行癔症。)阴谋理论大多起始于一种公开紧急状态的内部压力,这种压力迫使人们做一些联系去解释它。“过敏增加了—西方化是错误的”——一家私人电视台网页上的标题是一个代表范例。过敏对我们来说是可怕的,它会折磨我们,而我们却无法找出过敏的原因。于是,我们把过敏置于某一联系中。实际上,保健看起来与过敏是有着相互关系的,所以西方社会许多注重保健的人都患有过敏症。联系,使我们寻找模式的大脑又得到了安慰。难道我们一直不知道这种疾病“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文明病吗?
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你会说,这就是使我们成为人类的原因。然而还有以下的一些联系:
所有黑皮肤的人都要对犯罪行为负责。
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这个星球回报给我们热浪。
犹太人毁坏了经济。
同样的联系逻辑。但仅中间的那种联系才被允许在我们的文化背景(当时)中宣传——这是政治正确性的原理。然而,对于这些相互关系中的每一个来说,如此多的理由都有一个假设前提——像上面提到的“西方化”一样被人们提出。同样,这就和固定地区的出生率与鹳的数量有关是一个道理。如果经济危机出现,在这个事件中,许多银行都会处于与犹太人财产的国际关系中。同样,黑人中存在着更多的贫穷,并且必然增加犯罪案件……
于是,上述3个联系肯定是正确的,不是吗?
又是我们惯于寻找模式的大脑要求固定不变的因果关系:“告诉我,在那边咆哮的是剑齿虎!”(并且如果我们向它屈服,那么我们将获得安全!)
电梯效应
此外,在过去,许多如今被认为是“问题”的现象还完全没有出现,或是完全被解释为另一回事。例如教育辩论:谁在过去没有加入“越来越蠢的学生”之列呢?这难道不是可耻的吗?他们根本不再会写字、做算术!
曾经有过相似经历的更理性的行为者,在任何时候都会发现,我们在此仍然是在将现在的梨和过去的苹果作比较。
自战争以来,每个年龄大军的智商都会有规律地增长——所谓的“Flynn方程式”揭示了大部分国家的这种情况。
实际上,在所有国家,成年人的阅读能力,年长的年龄层都比年轻的要明显低一个水平(资料来源于ILAS,国际文献服务)。这就是说,教育水平一代比一代提高了。
为什么我们还是——在其余所有时代的所有文化中——觉得自己的孩子愚蠢呢?(不,当然不是我们的孩子,而是其他人的孩子。)在此,除了自我要求过分提高外,变化的教育需求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如今,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处于由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巨大变迁中。这需要年轻的职员们有完全不同的表现。早先几年,在铁块旁边磨啊锉啊的学徒们,可以以清扫车间或是拿啤酒的方式在车间里得到一个生活的位置。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再出现了。“在一些学徒职业中,现在的申请者必须掌握很多过去在大学一年级或二年级结束之后才能掌握的技能。”托马斯·迈耶在《新苏黎世报》关于“教育困境”的一篇充满智慧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当然,问题的焦点还是存在的,它存在于具有清一色移民背景的城市中,存在于破败的环境和充斥文盲的亚文化群中。其实所有这些一直都存在着——仅仅是“当时”没有将这些问题社会化而已。早先那种没受过学校教育就被雇为助理工人,之后又去参军或航海的无产阶级,就是如今的问题孩子。早先就读于特种学校,后来成为监狱常客的那种讨厌的孩子,如今就是媒体报道的克罗依茨贝格城区的暴徒。反正哪里的早期移民没有接受学校教育(最终他们将很快返回祖国或直接进入工厂流水线上),人们就会发现他们如今都变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
于是,复杂的社会和经济的变迁事实引发了问题。我们在过去“允许”的情况,如今却被“标记”为弊端现象。这就是所谓的倒退吗?过去的一切都更好吗?不,它的意思是,进步是存在的,并且这种进步强制着我们的行为,强迫我们投注新的注意力!
“在权利的电梯上升时,世界正从电梯乘客眼中向下坠落。”这段引文出自奥多·马奎尔德。并且,这种电梯效应还为我们的每个核心机构命名,我们经常用这些机构诋毁世界。电梯效应也精妙地适用于大多数媒体机器每天生产的猜测、越来越多的宣传或是“糟糕的情况堆积如山”的论断。我们怀旧的、寻找模式的、贪恋处罚的大脑会越来越多地将其理解并吸收。
浪漫主义构想
与许多德国青年一样,我的早期青年时代消磨在虚无的幻想空间中。那儿满是牛仔、印第安人,以及无边无际的大草原;那儿隐匿着满地黄金和宝石的神秘峡谷,是性感得要命的地形。如我们今天所知,这是幻想中的美国,是一个滑稽的事外旁观者、一个消费和武器的迷恋狂、一个焦躁的男人幻想中的美国。
卡尔·麦卡尔·麦(1842~1912年),德国著名探险作家。——编者注于1842年出生在萨克斯恩斯特塔尔的一个穷苦家庭中,他梦想着遥远的世界,并以旁观者的身份注视着各个方面都停滞了的当地社会。哪个宇宙可以让这个怪人向我们展示这样的世界呢,在100多本总共3万多页的小说里?那里,邪恶的人们获得荣誉,他们肮脏、粗暴,被追寻利润和黄金的欲望驱使着。为了阻止这些原始资本家,濒临绝境、性格天真的印第安人开始了绝望的抗争。两种最原始的男性的图腾,出现在书中精心描写的最显眼的位置上。而女人只能以受惊的小鹿般的护士形象出现。
在此,拥有财富的意义被潜意识提高了:老沙特汉德,理想化的父亲形象(与许多德国青年一代对父亲的感观几乎相反),当人们面临困难时,总是在关键时刻带着步枪奇迹般地出现。威尼图,浪漫主义的野人、反对文明的越境者和神秘主义者,总是从山中出来,又从那里消失。他们一定会不可避免地以一种英雄般的方式离开,即以牺牲作为故事的结局。我们说:这就是瓦格纳加上一把口琴的结果。
有三个小说的传统要素在此汇合。第一个要素是典型的德国自然浪漫主义。在风景场面中,卡尔·麦一直将风景描述为“未经照顾的”、“未被人类的双手玷污的”,它是和谐的原始状态,人们将会对其施加各种各样的“亵渎”。
第二个要素是有关财富的人为堕落。对财产和商品的谋求被描述为“污秽”,它们抓住“灵魂”并在情感上改变“灵魂”。金钱掠夺了质朴的原始人的威严。直至今天还在欧洲支配感知主流的反美主义和反经济学,进一步阐述了这段历史。
第三个要素处于一种存在的经历文化中,其核心是忍受邪恶的、移情的世界,并由此得到提高的人类。“人类”在哪里可以变得最“深刻”?正确答案是:在衰落中。布鲁诺·甘茨布鲁诺·甘茨,德国著名演员,曾扮演《帝国的毁灭》中的希特勒。——编者注在出演暗堡中的希特勒时,表现了希特勒仁慈的一面。这种经历文化喜欢事情一成不变。从尼伯龙根人到卡尔·麦,再到纳粹帝国,都是这样:印第安人游戏在德国将被十分严肃地处理,极端严肃。
这种传统如今在警示论思想中被中间阶层念念不忘是不难理解的。“理所当然的”东西被用完全宗教的方式美化了,“技术上的异化”被魔鬼化,理智和协商的事情被蔑视。到处都潜伏着毒品、污染,从电磁污染到“营养物质补充”,再到与电子媒体的邪恶斗争。与此相反,神奇的系统(例如顺势疗法、占星术或占卜)被坚定不移地承认为“科学”。因此,德国和奥地利(讲德语的瑞士肯定也包括在内)是唯一允许人们购买“基因工程”食品的国家(在别处,人们知道,无机物质对人类的消化器官是不利的)。
这种文化的沉淀——认识它是十分重要的——最终构成了我们恐慌综合征的基础。而理解历史根源同样是有益的。德国一直是一个森林国家,森林也就预示着营养和保护,同时还有威胁。森林密布的地形加剧了小的、乡村的、省单位的分裂主义。德国在19世纪“错过了”市民革命,因此,诗人隐喻般地归隐了“森林”。文化敌对滋生于改革失败的腐土上,而且因为唯心主义,能源都集中于精神的内部空间里。
其他恐惧文化的构成基础也可以这样解释。例如在美国,自然浪漫主义的形象是完全不同的:一方面作为征服意愿和英雄战争,另一方面作为对混乱大场面的敬意。(亚历克斯·德·托克维尔亚历克斯·德·托克维尔(1805~1859年),法国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编者注在其作品中描述了美国人对混乱的矛盾态度,甚至在梭罗的《瓦尔登湖》中,自然也绝对不会被描述为田园生活,而是陌生的人们必须为自己争得自治权的地带。)因此,美国的警示倾向于保守偏执。在日本,自然是人造的、模式化的。提到自然,人们会想到禅园、花道和盆景。在英国,自然概念已经在早期的工业化中转变为一种风景理想。(英国人觉得德国的森林阴森而且充满了恐怖,“自然”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区分开来的园林景色。)
相似的,每个社会都会培养出特有的英雄和胜利者神话。对美国人来说,军人的神话一直是他们宝贵的遗产。在日本和中国,迄今为止,经济和科技领域中自我牺牲的英雄形象一直被人们念念不忘。法国人在大革命之后将其唯心主义激情转移到自豪的进步演讲中,因此,如今在法国仍然存在着对技术力量和理性力量的深刻信仰。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依靠商业和变迁,扩张成为了一个航海国家。因此,其理性主义、程序性和经验主义的因素完全区别于中欧的“森林思想体系”。
唯心主义、自然浪漫主义和经验存在主义混杂,为越来越有害的警示论提供了理想的温床。浪漫主义英雄解决不了问题,却总是从幻想的深渊中得到能量。浪漫地发出滴答声的人,总是会把标杆放在没有人可以保证到达的地方。于是,浪漫主义引发了永久向上盘旋的挫折反应。
第4章警示论的影响
悲观主义者宣称,
一切都糟糕得不能再糟糕了。
乐观主义者则驳斥道:不是这样的!
——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俄罗斯记者和民权活动家。——编者注
悲观主义的短小赞歌
那么很好,人们现在可以这么说,警示论对于老手和传道者是有利可图的。虽然有时在媒体或政治信使那里,它是令人倒胃口的,而且其内容更是黏糊糊、令人不堪的。
然而,为什么警示论应该是“危险的”呢?例如,“疯牛病”可能比人们担心的造成的牺牲要少——但对朊病毒的恐惧难道没有迫使我们更深入地思考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吗?“森林灭绝”被证实是媒体故事中最大的骗局之一——然而,汽车燃料的改进和很多空气洁净标准与这种歇斯底里难道没有关系吗?
在一项对250名参与者的长期研究中,美国心理学家苏珊娜·吉格施托姆发现了悲观主义造福社会的一面。虽然对于乐观主义者来说,与主观生活感受和生活质量相关的东西会一直很理想。然而,悲观主义者能够更容易地适应真正的生活危机。在遭遇无法掌控的困难时,他们的悲观主义会证明自己无罪。恰恰因为其对幸运与生活没有过高的要求,所以才能更好地放弃没有得到满足的需求。
“激励培训场景的异端者”——神经心理学家保尔·博萨尔有个与之类似的观点。在其著作中,他反对“积极幻想”和“希望文学”。博萨尔指出,“你做到了”的思想认为人们可以凭借“愿望意志力”和正确的态度来实现一切,这带来了“成功恐惧”——一种对心灵和社会都不能作为的逃避情绪或行为。
与之相反,放弃是有疗效和有帮助的,它甚至可以打开新的生活视角。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所有人都明白这一点——“放下”是一门高深的艺术。
同样,有关“健康疑心者”的最新研究证明了悲观态度的积极作用。疑心者会比“快要出现”的信奉者更早地去看医生。由于恐惧心脏病和肺癌,那些夜里会大汗淋漓着醒来的人明显吸烟更少,并且活得更久。
我们将这些与变革的心理学认知联系起来。如果人类作为游牧的猎人和采摘者,时刻要为“最坏的事情”做准备——野蛮的邻族、洪水、火山爆发、干旱——对危险的夸大难道不是人类大脑必要的运作模式吗?
转移与平衡功能
美国人是肥胖的、没有责任感的环境污染者,当然也是浅薄且没有文化的。(与敏感的、高贵的印度人和欧洲人完全相反。)这种观点在中欧的公众意见中被进一步加固了。我们先把这种批判内容的“合理性”(告密的批评从来都不是合理的,而是一种攻击性态度的表达)放到一边,让我们考虑一些问题。如果我们将美国作为战争发起者而对其憎恨有加,那我们该驳斥些什么呢?例如,发起战争的必要性?但这真的是一个问题。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使得德国公众总结出一种完全相反的和平主义。“不再有战争”,这个无可辩驳的和平运动口号变成了一首小赞歌,在今天的德国被大多数公民颂唱。
如菲尔弗莱多·帕里托的正确意见所说,理论可以极其错误,却又惊人地有用。反美和平主义“理论”提供了这样的例证。它保护我们避开了21世纪巨大的、困难的、事实上痛苦的问题:人们如何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平衡其对他人生命的责任呢?
危机研究者鲁茨·尼曼在大量研究中证明,人类会“战略性地”考虑危机。于是,放射性射线带来的危险会被过度高估,而抽烟和酗酒这两种日常的有害行为可能造成的伤害后果却被低估到省略全部小数位。
警示论像恐惧的精神调度场一样运作。我们用遥远的、膨胀的危险替代了直接且原本“理智的”忧虑——而现在情况已经重新变好了。为美国人和核能打上人类之鞭的记号,认定其要为未来能源与安全问题负全责,永远会容易得多。将健康政治家视为受贿的混蛋则会更加受欢迎!该死的,那些政治家让我们的手指不再摸到香烟,告诫我们摄入营养以保证健康,并要求我们做足够的运动。
进步的失败
“怀疑是科学的开始。不去质疑的人,检验不出任何东西。检验不出任何东西的人,也不会有任何发现。没有任何发现的人,便是盲人,并且会一直是盲人。”泰尔哈德·德·夏汀这样写道。
2004年,反警示论者比约恩·罗姆伯格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他邀请了许多国家的科学家、政策规划者、诺贝尔奖获得者和系统理论家来到哥本哈根,举办了一次关于全球风险管理的会议。会议的议题是:世界共同体如何才能通过有限的手段适度而最理想地改善全球的生存条件呢?
罗姆伯格的实验起到了带头作用,而他的确也是这样做的。座谈小组一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与其将数十亿美元花在阻止全球变暖上,不如将它们花在对抗新工业化国家最严重、最致命的疾病上。该实验对生态保护措施与经济估计作了冷静的分析——并且显示,事实上道德保护的冲突也是存在的。声名狼藉的新闻界因其与恐惧帝国的良好关系,几乎迅速而异口同声地抨击了罗姆伯格。他被大学委员会告发为“非科学的”,并被官方公告贬斥到了极点。环境运动者也对他强加封锁。不可思议的人身攻击爆发了,龌龊的辱骂极其恶劣。
2000~2003年,对母牛的疯牛病化验仅在德国就花费了35亿欧元,即使德国没有一个人死于这种疾病。为了抵御禽流感,价值300万的药品被储存起来或是立刻被吞下以达到预防效果。这样做是应该的吗?这是道德的吗?
人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吗?
人们必须这样做。
每种文明发展、每次进步归根结底都是对成功进行风险估量的结果,错误和缺陷是不可避免的,但却是可以改正的,至少在人们还没有完全安放好围绕在其身边的体系,还没有将自然重新定义为法官的时候。
在此倾向中,一种确定的危险被不容置疑地过度强调,警示论迅速而永远地破坏每一次进步。其在最大程度上毁坏了文明社会与让步、平衡、持续性建立起来的精致网络。它使得权利、政治理性从根本上被废除,并带来了赤裸裸的恐慌。警示论是21世纪政治威胁的培养基。
警示论使得对某些未来前景的辩论在事实上没有进行的可能。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体化问题:2006年初,柏林高校宣布将德语定为“校园语言”,以便学生们可以在校园内更好地沟通。事情发生后,“批判的公众”又表现出惯常的法西斯色调:一致认定这是国家主义的强迫政策,这受到大多数有移民背景学生的欢迎。
警示论最终总是导致——无论是以宗教、政治的形式,还是以世界观的形式——一种特权体系,可以隐藏特权阶级极端异常的要求。它可以将一个富有阶层的奢侈美学标准和舒适标准重新标注为生存问题,并使其变得无懈可击。所有事物都应当符合生物动力学,可以人为地将环境变成适合青蛙生活的地方!否则,衰落就会立刻袭来!
第二篇 未来恐惧的记录
我憎恨这些字符的悲观主义者,
他们为世界衰落而喜悦,
每天都在宣传一切的结束——人们一定看到了,
他们是多么的快乐。
——克劳迪欧·马格里斯①
事实被蠢人弄成了观点,
并且变成了儿童的游戏。
——赫拉克利特
第5章邪恶的全球化童话
不可忽视的全球化摧毁了“第三世界”,并威胁着欧洲文明。如今,它使更多的人卷入了战争。
——约瑟·波维约瑟·波维,法国农民活动家。——编者注
第三世界的崛起
当飞机降落在达卡机场,我们周围便立刻充满了“第三世界”的气息。乱糟糟的行李山、到处都是粉碎的墙灰,周围挂着红白相间的塑料带子,由于倒塌的威胁和渗水的危害,要把建筑的一个部分隔离起来。乞丐、小偷、高利贷者无处不在。没有警察,没有海关人员,人们无需为他们的工作付费。
路边竖立着成百上千没有窗户的建筑,那是世界纺织工业的血汗工厂。到处充满了看得见的暴动。某些房屋被大幅标语和政治口号覆盖着,工人们在前面示威,垃圾桶在燃烧。事实上,在整个2006年,巷战都在英勇的工会成员和防暴警察之间肆虐着,警察们和防御装甲车一同前进,完全不怕枪支的射击。这是一个混乱的、堕落的,并时刻处于生死攸关中的国家。
孟加拉国是一个处于全球财富最底层的国家。这个国家绝对是榜样性的——它将轻而易举地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之一:在2015年之前将贫穷人口削减一半。极度贫穷人口(标准:每人每天消费少于1美元)在上一个10年明显地减少了——从40%下降至25%。这当然是相当突出的成果。而且孟加拉国每年都有百万人口甩掉贫困,将一只脚踏入略微富裕的世界中。
在二三十年前,孟加拉国还处于另一个世界中,它被传染病、风暴潮和地震折磨着。1947年,孟加拉国作为东巴基斯坦脱离了印度,并于1971年成为了独立的国家。它是浓缩了政治家所有仕途发展噩梦的绝望机构的象征。狭小空间中惊人的出生率、极端的气候条件、腐败的政府、不稳定的民主、没有值得重视的工业或资源——所有这些似乎都会自动导致饥荒的灾难。在20世纪60年代初,超过100万的孟加拉国人死于饥荒——而政府却宣称只有2万。
如今,孟加拉国驳斥了悲观主义。GDP一直以不低于4%的速度增长,并且自从世纪之交以来,其增长加速至6%;经济学家这样评价,如果没有腐败,孟加拉国能够很容易超过中国和印度9%的增长率。
最不可思议的是出生率,下降得十分明显。城市中每个育龄妇女只有22个孩子,而农村是25个——对应的,在1970年则是6个。怎么样?
其迅速发展的起点是所谓的微型金融业务:20年前,自乡村银行——一种来源于变革的合作社传统的信用合作社——建立以来便发放私人和企业贷款。农村妇女可以使用这种贷款建立织布坊、水铺或零售业。这种贷款模式最终产生了乡村电话亭和“电话女郎”的热潮——妇女利用微型贷款采购手机,然后将其收费外借。于是一夜之间,5万个偏远村庄之间建立了通信。
但是,孟加拉国不仅存在着乡村银行这种促进贫困人口基本生活发展的“良好”资本,而且还存在着“邪恶的”国外资本——只求有利于其自身的新自由资本主义。在过去的几年中,由于中国工人的薪水上涨得十分厉害,生产资本便转移到了劳动力仍然廉价的孟加拉国和越南。现在,许多妇女自主创业或是有了工厂中的工作,于是出生率下降了,避孕药也被更多地使用。女孩们不再是在13岁的时候就被迫出嫁,而是走进了城市,在那里挣得一份微薄的工资。现在,女儿们的学校教育对父母来说是值得的,这也进一步降低了出生率。
在对这个国家的第二眼印象中,初次认知也改变了。纺织厂周围的“暴动”可能不是政治不稳定的表现,而是人们作为雇员为最简单的权利进行斗争的伴随现象——正如欧洲19世纪和20世纪的阶级斗争一样。在此,孟加拉国出现了这样的迹象:工资上涨,工厂大厅变得更干净,工作时间也更加人性化。
同样,虽然资本的商队无论何时都会在更贫穷的国家中赚取利润,但这些国家的财富、教育、自我意识和民主也将得到唤醒与发展。
驳倒
您知道吗,班佛肯人是非洲最富有的人?您很可能不知道。因为我们的世界坐标根本不允许班佛肯人存在。一个黑人种族只能与“贫困”相联系。“白金”是一种可怕的原料,任何时候都只会让人联想起贫困和最残忍的剥削。但正因如此,班佛肯人变得富有了。
班佛肯是一个有着30万人口的民族,大部分生活在南非首都约翰内斯堡周围半径100公里的地区内,有整洁的单户房屋,社区里有精心照料过的花园别墅和干净的学校。这一切看起来像极了美国市郊,只是比那儿更加有序而已。
班佛肯人有一个王,但他并不像巴洛克式的独裁者那样,手上戴着钻石、拥有10辆豪华大车和一栋带豹皮沙发的房屋。Kgosi Leruo Molotlegi,35岁,穿布里奥尼西装,开本田车,并作为管理者,照顾着本族人的事务。因为这个种族拥有当地白金矿(来自印度和非洲南部其他地区的外籍劳工在那里工作)的所有权,所以他能够分到一大笔钱。但这些钱并不会流入他自己的腰包里,而是被投资到本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学校和体育发展中去。在班佛肯的波肯镇,耸立着一座超级现代的耀眼体育场,它可以容纳3万名观众,是约翰内斯堡人频频光顾的场所。在波肯镇还有一所大学。
为什么Kgosi Leruo Molotlegi从来没有带着他可爱的问候语(“嗨,欧洲人!”)出现在电视中呢?换言之,为什么我们知道一切关于摩纳哥王室的事情,甚至包括那些我们宁愿不知道的事情呢?
答案很简单:我们不想彼此翻抽屉。通常我们更愿意大声控诉世界的不公,特别是控诉全球化(顺便大赚一笔)。
除此之外,没有人可以对我们的财富优先权产生质疑。
现实检验:关于全球化的真相
全球化是一个普遍的、“永恒的”过程,是一种深深扎根于人类历史中的原生力量。对它的阻止,或仅仅是对它的局限,都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因为在人类文化中,全球化过程是与复杂性发展连接得最紧密的。因此,我们能够借助那些进步的惯性,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涌向财富和自由的入口。
全球化不能被孤立地当做经济现象看待。它也在许多其他领域进行着:
通向科技的入口被全球化。“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得到了更快捷的医疗服务和通信技术通道。赞比亚的商务人员因为银行业务使用移动电话,而塞内加尔的农民使用移动电话则是为了追踪谷物价格,南非的卫生工作者使用移动电话以更快捷地获取疾病资料。这催生了比100年前的老牌工业国在任何时候都活跃的发展可能性。
财富模式在坚韧的、充满挫折的过程中全球化,人们也可以称其为“特权”化。例如,减少的儿童数量、妇女权利、增长的有偿工作的份额。全球化在其本质上是关于未来的言论——关于人权及其普遍性与可行性。
文化象征体系也被全球化。这绝对不会像文化悲观主义者暗示的那样导致“文化浆糊”,而是新的多样性和扩大的创造力。世界音乐和风味餐厅便是很好的例子。它们说明了全球文化是如何产生新财富,以及怎样使边缘文化进入全球市场的。从长期来看,宝莱坞将胜过好莱坞——而且无论何时,双方都会再次出现更加不同的现象……
全球化不是会自动引发一切事情的天国力量。它需要可靠的、有规则的、能够在管理上实施效力的发展。全球化要求所有参与者的巨大变化。这适用于“第三世界”被强制进入所有权与民主基础改革的社会,也同样适用于特权化的西方后工业国。
资本流的迁移没有变成负数或者只是数字的游戏,因此我们西方必须更加迅速地告别失去优势的传统工业模式。在工业的工作岗位转移到远东的同时,我们必须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我们不会被全球化推到“国外”,而是“跨上台阶”——进入知识经济中从事精神的、知识的、设计的、复杂的创造性工作环节,决定游戏的规则。
为此,我们必须努力!并且这看起来还算公平!
第6章贫富剪刀差的童话
我从未贫穷过,只是遭遇破产而已。
贫穷是一种精神状态,破产则是暂时性的灾难。
——迈克尔·托德迈克尔·托德(1907~1958年),美国著名电影制片人。——编者注
瑞士的贫困
2005年夏天,阴云笼罩在瑞士绿油油的高山牧场上和整洁的小城中。瑞士媒体不断地发出一阵阵哀叹,内容是关于目前在瑞士不断传播的“新贫困”:
灾难性的——贫困人口的比重在增长!
穷忙族也出现在瑞士!
丑闻:越来越多的人必须过着没有财产的生活!
已经有100万瑞士人是穷人了!
贫富剪刀分开得越来越大了!
现在,在一个迄今为止一直将自己臆想为极乐岛的国家中,新自由涡轮式资本主义同样显示出其丑陋的面目。贫困警报的背后是什么?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用来定义贫困的统计方法。
在课税并缴纳社保后,月收入低于2450瑞士法郎(约合1635欧元)的人,便可被认为是贫困的。
确切地说,这不考虑住房装修,不考虑“固定资产”。
我不想争辩,在富有的瑞士也存在着贫困这个“事实”。我只想说激烈的辩论形象地说明了贫困这个概念在历史进程中的转变。
一万年前,地球上所有的人都处于极度贫困中,只有少数的统治阶级能够例外。但在我们如今的财富概念中,过去所谓的统治者也成了可怜人。他们也会像其他所有人一样遭受某种致命的传染病的袭击,甚至连收费最昂贵的医生都无法进行合适的手术。即使卫生设备是用金子和雪花石膏制成,仍满足不了人们的迫切需要。而且,交通也非常受限制——为了占领世界或寻访同类,人们需要花上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
相对于在24世纪拥有宇宙飞船的时代,我们这些生活在今天的人全部都是极其贫困的,即使我们在瑞士银行开立了庞大的户头。如同电影《星际旅行》中的指挥官皮卡德船长说的:“我们在过去的世纪里赚够了钱财。现在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富裕总是会造成新的相对贫困。一个国家、一个人群、一个星球越富裕,对贫困标准的设定就会越高。这一定会促进新的利益集团的产生,它们歪曲贫富的区别,并以此或以其他的方法从中获得利益。
在我们处理现实的贫困之前,必须理解这种贫困相对论。毫无疑问,那些骇人听闻的、恐怖的贫困是存在。只是,它将如何发展?会增加吗?还是减少?会恶化吗?起因是什么?围绕这些问题,本时代最严酷的宣传战争之一爆发了。这场精神战中没有俘虏,因为这的确与“底层阶级”有关。
对于公平和不公的衡量,有一个简单的、相对廉洁的尺度——基尼系数。该系数以意大利统计学家科拉多·基尼的名字命名,它反映了最高与最低收入阶层之间的关系。它既没有确定在0~1的范围内,也没有确定在1%~100%的范围内,只要这个值越高,不公平现象就越严重。
富裕国家的基尼系数在过去的几年和几十年内发生了些许变化,处于北欧国家的0.2和大部分其他富裕国家的0.3之间。在德国,它在过去几年中上升得极少,从0.27上升到0.28。在奥地利,该系数一直保持在0.24。像瑞典和挪威那样的“公平社会”,其上升的幅度更是微乎其微——从0.2到0.23(瑞典)。在欧洲,不公平的要素在意大利增加得最为严重(从0.31上升至0.35,这与不发达的南方农业和意大利北部的繁荣有关)。
美国一贯有着容易上升的趋势和相对较高的基尼系数(0.34)。在一些国家,如加拿大,基尼系数明显下降。在日本,即使面临长期持续的经济危机,基尼系数仍然没有变化。世界基尼系数基于我们对“地球”的付出而变化。如果中国被考虑在内,那么世界基尼系数会明显下降——在2003年从0.57降至0.51。如果我们因为中国贫富差距的扩大趋势就将其排除,那么基尼系数便会很容易地上涨。
贫困悖论
关于全球不公最为深刻的著作可能出自世界银行的顶尖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之手。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他的作品《世界的分化》,便会得出以下——目前仍然令人迷惑的——见解。
这是真的:最贫困和最富有者之间的“绝对”距离实际上增加了。这个事实本身已经足以说明全球化的力度,它创造了更大的、也是全球的市场。在这个庞大的市场中,作为个体的公司或个人可以从越来越大的经济杠杆作用中获利。比尔·盖茨变得越来越富有,因为他的软件流传到世界最偏远的角落。金融投机者不止是变富,而且是超级巨富,因为他们利用的不仅仅是巴黎或纽约的证券市场,还有从洛杉矶到新加坡的巨大的、电子模拟的世界金融市场。精明的富人还会变得更富,因为他们将整个地球作为可利用的资源。
同时,“贫穷”国家的数量增长得也很快。其中包括那些从未跨进过富裕门槛的国家,还有一些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属于“第二世界”,随后由于内战、独裁、错误的政策或封锁过程而经受了衰落的国家(例如1990年前的伊朗、尼加拉瓜、朝鲜,一些独联体国家以及一半的非洲国家)。
知道以下这一点十分重要:大部分“贫穷国家”的居民数量都很少。如今的海地属于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而且其经济从来没有什么起色。但海地的人口还不到正在演奏经济增长之歌的中国的人口的1%。
这是真的:越来越多的人变得越来越富有。在生活着占世界2/5人口的强盛国家中,现在产生了强大的新中产阶级,他们平衡了上述“贫穷国家”的财产损失。仅仅印度的中产阶级家庭(人均年收入达到5000美元)就将在随后的几年内超过15亿——比整个欧洲的中产阶级家庭的数量还要多。而且,这样的繁荣过程也存在于墨西哥、越南、泰国、巴西、印度尼西亚等人口众多的国家。并且与所有的预言相悖的是,在不少伊斯兰国家中(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土耳其,甚至伊朗)也有这样的现象。
这是真的:在许多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国家中,不公平增加了——但这只是财富增加的第一步。正如19世纪欧洲工业化的早期,在破除旧农业基础的转变过程中,首先产生了“乞丐化阶级”一样。中国农民变成了民工;玻利维亚的印第安人变成了几乎没有权利的农工。但其在随后的财富上升趋势中可以立刻跟上脚步。在富裕巩固的过程中,这种不公会减少——通过财富的溢出效应、改善的基础建设和国家组织进行的变革,如公共卫生和教育体制改革。无论何时,那些带着“中产阶级肚子”的传统的收入分配格局都会逐渐形成,正如曾经在西欧发生的那样。
一种未来财富模式
这种令人迷惑的“不公的公平”如何才能存活呢?过去半个世纪全球财富曲线(或“财富肚子”)的图形会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点。
1970年,全球财富的肚子相对平坦,而且清楚地被二次分配(见图6-1)。美国或前西德的平均月收入约为500美元。
图6-11970年的贫团与世界财富
工业化进程在“第三世界”几乎还完全没有进行。于是,“完全贫困”与“完全富裕”之间的巨大差异明显可见。14亿人,占了当时37亿总人口的整整38%,处于净购买力1天1美元的贫困门槛之下。
1990年,世界财富大规模增长,而“顶点”,也就是那些有关大部分人的曲线范围,已经向右、向贫困界线之后推进了,正如人们在图6-2中所见。在绝对的数字中,极度贫困的人数没有变化,但因为世界人口已经增长至53亿,贫困人口所占份额也降至了26%。
图6-21990年的贫困与世界财富
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进程大规模加速,印度、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赢得了经济动力。因此全球分化继续平行前进,只有一个“财富驼峰”在战后被保持了下来。最贫困人口的数字到2000年下降为12亿,即61亿人口中的19%(见图6-3)。
根据如今的趋势推断,2015年,我们将在顶点之上拥有几乎不可见的“财富驼峰”,还有严重贫困份额的迅猛减少——回落至10%(等于7亿人,见图6-4)。这与联合国及其他组织确立的千年目标几乎相符。
第7章人类传媒与其他迟钝的童话
教育是重要的,尤其是当它能够减少偏见的时候。
如果人们已经是其个人精神的囚徒,
他至少能够关心房间是不是备有合适的家具。
——彼得·乌斯蒂诺夫彼得·乌斯蒂诺夫,英国著名编剧导演、演员,代表作有《尼罗河上的惨案》等。——编者注
如今的孩子都是霸王。他们反驳父母,
慢吞吞地吃饭,并激怒他们的老师。
——苏格拉底
堕落的传媒
第一个传媒批评家很可能是诅咒法国拉斯科岩洞壁画创作者的萨满巫师。因为这些画家不去欣赏、捕猎大自然中美丽的牡鹿和野牛,却将其雕刻在岩壁上。多么荒谬的想象!多么亵渎的行为!
几千年前,柏拉图已经对语言和文字进行了文化悲观主义评判。柏拉图认为,以书写方式记载并流传的人类文字将仅仅是一种重复行为,而不能以寓言和口语的方式将其内在化。他说:
因为这些糟糕的东西有了书写这种形式……与绘画十分相似:因为它们同样将恶念说成是存在的,但当人们问到它们的时候,它们只会威严地保持完全的沉默。
18世纪,这种堕落的文化产物很快作用于传播开来的印刷品中。莱布尼茨抱怨这些“可怕的”东西以及一直大量印刷的书籍,认为这些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作者的角色走到尽头(他甚至为此观点撰写了20本书)。JG霍赫于1794年写了一本小册子,里面尽是反对阅读的言论:
阅读是一种对好事愚蠢而有害的滥用,一种事实上巨大的邪恶,像菲律宾的黄热病一样具有传染性。它是孩子,及孩子的孩子,合乎伦理的堕落源泉。愚蠢和错误将通过它被引领至社交生活中,并从中存活。有益的事实变得无效,而错误和偏见受到优先照顾并逐步增加。
在1920年的《帝国电影法》中,公开的电影放映被定义为对内部秩序的危害。阿尔弗雷德·德布林阿尔弗雷德·德布林(1875~1957年),德国语言大师和文坛巨匠。——编者注将当时的电影描述为“能够满足知觉的相当乏味的娱乐媒体”。二战之后,君特·安德斯在其文化悲观主义的畅销书《过热的人类》中描写了因为听收音机造成的孤立与隔离。不久之后,在20世纪70年代,将电视讽刺为迫使人们消极被动的“起居室里的毒药”的文章,随即充斥社会。80年代晚期“计算机时代”到来,知识分子排着长蛇般的队伍递交他们文字功底深厚的长篇大论。
传媒批评的历史甚至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而且在所有的时代中都绽放着最野蛮的花朵。它的意愿,好听点儿的说法是它的看法,是显而易见的:传媒代表了权力。如果传媒发生了更新和改变,也总是拥有颠覆性的、腐蚀性的功效。每个新媒体都摧毁或至少批判了过去占支配地位的文化方式。相反,作为掌控者的传媒授予各个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方式极大的说明权。谁想要保持权力,就必须首先抢占有舆论控制力的传媒,并将其描述为“解释现实的唯一可能”。
直至现在,这仍然被很好地执行着,即使在多媒体、网络化的媒体广泛使用的今天,经典文章的线性阅读仍然是主要的教育方式。很久以来,多种来源的抄写和大规模的脚注,仍然被认为是“学术的”、“科学的”。这都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线性的复制文化中。虽然,这并不像远东文化那么极端显著,完美地复制几千年来对最高美德的描述。但在我们之中,也存在复制,即过去知识的术语表,其充满嫉妒地捍卫着自己的存在,使得任何人都不能出现“愚蠢的想法”。
正如拉丁人所说:“图腾必须使剩余的人类保持愚蠢。”
间接的知识
过去时代的人们如何获得知识?从大街上,从成年人那儿,从日常生活中。正如我们所知,学校是18世纪才出现的产物。在被教会阻扰了很长时间之后,“普及教育”才在19世纪末期欧洲的单一民族国家中发展形成。至少在欧洲,它被国家管控,并根据当时的社会阶级划分学校类别:为工人和农民开设的初级学校、为手工业者和初级商人开设的中学,为学者、政治家和经济强人开设的高等学校。
为了理解我们今天教育概念的基础,我们必须回到其建立阶段。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存在于世界知识中,正像它通过百科全书的编写而被说明的那样。狄德罗狄德罗(1713~1784年),第一部法国百科全书主编。——编者注、布罗克豪斯布罗克豪斯(1772~1823年),《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创办者。——编者注以及其他许多知识传播者,追求着建立在古希腊罗马观念上的教规——可以供每个人使用的思想。
学校抓住了这一思想。并自那时起,学生们在那儿按顺序坐好。前面是教师在讲述现实、教规法规,学生们则静静地听着,消化着知识,主要通过背诵。
但除了课程世界,还存在着依靠认识和感知的另外一个世界。在这里,知识是从主观的技能经验或人群中本能的相互理解获得。通过环境与人类思想的互动,通过沟通、好奇,通过现实和精神的交流,知识“渗入”到人类文化中。
例如家庭教育——这也是新时代才有的概念。“教育”,在农业社会中就是纯粹的围绕大自然和相关事件的训练:教人们如何锄地,如何宰杀牲畜。“性格教育”,仅仅在市民社会中才得到运用。人们希望将人类“塑造得有个性”、“教会他们美德”、“授予他们生活的权利”。因为市民阶层主导的文化强调一种高度的自我克制——文化的、社会的、经济的克制。语言变成了一种职业进阶的重要工具,书写、礼貌和礼仪——所有这些都是新世界所需要的,经济与教化开始在其中扮演角色。
然而,儿童教育在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后仍然是“黑暗的,充满了克制的纪律条令”。市民世界的改革教育家——蒙台梭利、弗莱内特以及许多其他追求儿童个性与自治思想的人们,一直被孤立。双亲的影响只是限制在警告和道德斥责上。禁令支配着所有教育措施,这些措施一方面在这个短缺社会中极有意义,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巨大的情感真空。
在二战之后,权威和阶级在广阔的理论前沿丧失了其合法性。并且,传媒在此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电视走进了偏远地区,娱乐业飞快地传播着打击乐和摇滚乐的节奏,毒品在这个圈子里同爵士乐一起横冲直撞。这就是电子传媒授予年轻一代的能够摧毁两代关系的“力量”。
伴随着反权威时代的是:从典型人物形象的逃离,阅读了儿童书籍和教育小册子(及其今天的复制本)的人,变成了无法想象的思想再造工具:一切突然都服务于抵制权威、反抗、自我发现和极端的自作主张。自那时起,这些叛逆性便群集在我们的性格体系中,自我与叛逆处在了所有教育努力的中心。
现在,教育变成了“陪伴孩子学习”,父母突然变成了孩子的好伙伴。孩子们不再作为受照顾受管教的下一代,而是缩小的成年人,人们几乎不能拒绝他们什么。最近兴起的是“协作的家庭”——人们礼貌地,并在和谐的规则体系中与他人相处。这存在于长辈与晚辈之间,最近又出现在夫妻之间。
世俗文化的奇迹
史蒂文·约翰逊在其著作《一切坏事都对你有益》中推导出“间接知识”的概念。“电视也是一样,”约翰逊这样说道,“世俗的文化恰恰使我们的认知能力进一步发展。”这种知识“间接地”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是传媒深入大众生活的副产品。
人们会立刻反驳——大规模传媒运作将使人们变得迟钝!总在下午播出的《外出秀》节目介绍了两对夫妇,他们是纹了身的建筑工人,同时也是社会救助接受者。他们互相坦白了各自的性问题,互相呵斥,并在运转的摄像机面前嚎啕大哭。肥皂剧连名字听起来都是布满泡沫的,它却论证了一种社会的复杂性。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还很少拥有娱乐片。在这些秀和戏剧中,自主命题被传媒用来讨论一切。并且,现代社会的一种核心思想正在向底层阶级的最深处推进:你必须谈论你的问题!
约翰逊认为,多样化的传媒供应已经迫使我们作出越来越诡异的决定,它训练着我们的精神进行“超认知”。我们在信息海洋中通过一种超级扫描方式提取“间接知识”。我们将闪电般地判断出,哪些信息是我们想要的,而哪些不是;哪些言论更符合我们的兴趣。我们的认知本能会比我们自认的水平更高,而且越来越高。
人们能够轻易地发现,如今的青年人“扫描”着他们的环境:他们学会了在传媒供应的巨大信息浆糊中打出隧道,从中获取需要的信息。人人都掌握了这种能力,即使目前他们感兴趣的目标“仅仅”是歌手Shakira或东京酒店。而且这种超认知能力正在网络化的多媒体中逐渐增强。
“在开始寻找前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要什么。”传媒理论家肯尼斯·伯丁中肯地说。在此,在“谷歌意识”中,一种传媒批评家几十年来一直要求的信息量子飞跃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广播、电视、经典的大众传媒,公平地说,它们只是使观众成为单纯接受者的被动传媒。与之相反,“在线”则意味着互动,即人们成为能够自主确定选择渠道的接收者。但更多的是“主动地回应回传”混杂在一本巨大的百科全书(维基百科全书)中,一个复杂的工作项目中,或是虚拟游戏中。
约翰·西里·布朗,传奇的(施乐公司)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前主管,认为电脑游戏在这一点上为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世界带来了巨大的认知力量:
与通过书籍和正面授课的线性介绍完成的教育不同,在复杂的在线角色扮演游戏中出现了一个被我们命名为“生活学习”(次要学习)的过程。人们不是“通过什么”学习,而是“不知不觉地学习”——在一个持续变化的环境中自我坚持并发展。人们通过错误,通过反复试验,通过自豪和快乐来学习。而且,这正是知识社会所需要的东西。
而诺伯特·波尔茨在其著作《重击——构思》中补充道:
间接学习的概念驳斥了过去集中在视频游戏上的文化悲观主义……视频游戏训练了游戏者作决定以及与复杂体系打交道的能力。它比其他任何传媒都更多地促进了目标实现能力、“认知的准备”。游戏者学会了将可见的语言和故事作为信息加工的媒介。新的、游戏的学习环境不是教育危机的原因,却可能是其解决之道。
现实检验:关于传媒和智力的事实
与所有文化悲观主义的警告相反,人类智力没有下降,反而普遍上升了。这不仅归因于全球所有国家都不断上升的教育水平,也要归因于“智力普及”。人类每年对学校教育的“输入”在21世纪翻了20倍。76%的成年人如今都能阅读。这在20世纪90年代还只是64%,而在60年代只有42%。在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中,整体来说,人类变得越来越聪明,即使教育体系偶尔是不充足的。
然而,如果涉及衡量人类精神和“意识”发展的标准,正如在测试中显示的那样,教育水平和“经典的”智力商数还未能形成可靠的标准。
认知能力通过社会复杂性和传媒得到发展。传媒反之通过认知的影响而“变革”。因此,很少能够实现一种完全的取代,实现的只是进一步的发展和新的共生。电视没有废除电影院,互联网也没有使书本变得多余。传媒空间越来越广阔、越来越多样化,更重要的是越来越互动。它已经变成了一种重新塑造人类精神的虚拟世界。确切地说,它包括以下这些参数:
提出正确的问题(反认识)。如果所有“信息”都是可收集的、可查阅的、可下载的,学习方式便从重复变成了适应。这里最好用“谷歌技术”作说明。“谷歌”人必须知道,知识是与关键词相结合并“编码”的。必须正确地表述问题,以得到有意义的回答。于是,反认识通过“超认知”体系已经立即“获知”了一些东西,也就是“空想的”知识。
编制正确的联系(网络化)。21世纪的工作世界由能力互补的临时团队构成。团队不是因为等同性,而是因为相互补充的区别而存在。这也适用于自我认识和单一特性的世界观,它们往往被爱的教程摧毁了。依靠这种新方法,我们被安置在一种“联系中”——并超越了文化、语言和思想的狭窄界限。
自我影响和情绪智力。最终,产生了将世界联网的传媒和全球文化。在其中,我们能够获知更多有关我们自身的意识,我们的热情、弱点和界限。心理学家谈论着“自我强大”,同样在这个“前沿”,新的传媒起着催化剂的作用。因为传媒为我们在无穷的模拟中实现了实验行为,实现了重新识别,并正好反映出了我们自身。
如果没有返程票,我们面前就不会存在向虚拟空间的移居。我们能在其中进一步发展智力的虚拟空间,只是好奇的、拓宽人类精神的“练习空间”。我们的未来不是数字僵尸,而是现实中的漫步者。登录与退出登录、界面浏览,这是21世纪的核心文化手法。
第8章人口危机的童话
在对父母的选择中,人们总是不够谨慎。
——保罗·瓦兹拉威克保罗·瓦兹拉威克,1921年生于奥地利,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在家庭治疗和一般心理治疗上有很高成就。——编者注
作为生命投资的孩子
人口跳跃的本质可以用优雅而冷酷的方式如此总结:孩子将由“日用品”、“可用的原料”变为真正的投资。孩子的出生由家庭扩张需求突变为提高个体素质的需求——不仅仅是物质方面。
在人口统计学的辩论中,这一点在恶意批评中被解释为:如今,由于教育方法的不确定,父母为孩子花费大笔开支。他们想使好动的5岁孩子成为听话学生的努力是徒劳的,想使吊儿郎当的12岁孩子成为表现出色的中学生的努力也是徒劳的。父母在媒体中被描述成不知所措的失败者,他们坚定不移地想要把教育的巨石从其一次次滚下来的地方拖回到山上。现代的父母大量阅读教育指南、担任着辅导老师、强迫孩子去上钢琴课,但最终还是没能赢得“围绕孩子的斗争”的胜利。
父母们“不知所措、供给过多、没有设定界限”。对父母们的这种普遍批评,存在于公平谴责中,存在于悲观主义的悼词中——“父母不再有陪孩子的时间”(当然妇女的这种倾向尤其突出)。
这种谴责是绝对错误的。各种各样的研究都表明,与过去相比,父母如今与孩子共同度过的时间更多。父母明显比20年前更少地责打孩子,所以才有更少的“突击队力量”。因此,对孩子的投入有力地增加了——没有孩子变少的奇事。孩子们在各个方面都变得更加宝贵、更独特、更自我、更努力,以及更不可思议。
由此,在所谓的听话孩子——成人世界中的“当时”是怎样的呢?每个人都能从自己的回忆中发现。爸爸妈妈过去都“在”吗?是的,无论如何,他们都在。但爸爸只出现在晚上,而妈妈整天都在做自己的事。成年人和孩子的领域在日常节奏上就分开了。由此,孩子们知道在街上体验过的每一种自由。孩子们基本上整天都“奔波在外”。如今,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了,因为文化标准改变了:“人们”不再让他们的孩子随便和其他孩子玩耍了!看在上帝的分上!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
因此,与教育相反,比起缺乏关爱,我们亏空的感情更多地起源于我们对孩子“可塑性”要求的大幅提高。然而,人们常常会有这种怀疑:如果对其“充满爱意地”冷落,孩子们会得到更好的发展吗?
现实检验:关于人口发展的事实
社会老龄化不是“人口意外事故”,不是病症或退化,而是改善的健康环境和更稳定的生活条件的自然结果。它是社会进步赠予我们所有人的一件礼物。
自人类出现伊始,人们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适应环境。由此,人口和生育能力根据资源供应、文化模式而增加、减少或停滞。历史中总是会出现生育力低下的时代,而这些时代又经常与文化和社会发展相联系,产生更多个性和自由的文化与发展。在其之后,生育能力总是伴随着复杂性更高的社会改革而再次增长。
没有任何经济指南指出,人口只能限定在某个范围之内,或是一个确定的民族、语系、肤色到底“必须”有多少人。中欧是一个人口居住密度很高的地区(每平方公里254人),而且原料分布区的居住密度尤其高(例如鲁尔区),这也是19世纪工业时代早期农民大规模离乡进城的结果。这种巨大的人口密度导致了沉重的居住压力和相关的消极后果。这种人口密度既不是“自然的”,也不会“长久地”特别有利。相反,少一些人,就会对自然质量、空间可用性和社会发展趋势产生大量的积极影响。
年龄分布也不是一个对社会财富发展的有力描述。财富发展更多地依赖于生产力和教育等决定因素。
一个生产力每年提高2%的经济体会在25年里使其总财富翻倍。在这个过程中,即使劳动参与率和终生工作时间(包括出生率)都下降,社会财富还是会增加。
第9章工作危机感的童话
在传统的职业领域中,
工人为体系服务。
在知识职业领域中,
体系必须服务于雇员。
——彼得·德鲁克彼得·德鲁克(1909~2005年),现代管理学之父。——编者注
工作是一剂看起来像药一样的麻醉剂。
——田纳西·威廉姆斯田纳西·威廉姆斯(1911~1983年),美国著名剧作家。——编者注
我父亲的故事
1945年,我的父亲跨过德累斯顿被毁坏的桥,作为一名扔掉制服的士兵,从战场上、从废墟和绝望中来到了一个村庄。几年之内,这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47年,我的父亲搬到了柏林的一栋老房子里,并开始在大学里学习电气工程学。这栋6层的房子遭受了多次轰炸,灯亮得不正常,为了在这个战后难熬的冬天取暖,人们必须把煤从地下室扛上6层楼。但我的父亲是有发明才能的,如战争年代的许多男人一样,他是一个热爱钻研技术的人。他从废墟中拉过电线和电话线,用定时自动开关和继电器做试验。很快,他一按按钮就能把门打开。如果邮递员按了两次铃,或者有人去上厕所的话,厨房里的一盏灯便会闪烁。早餐吃的粗麦布丁可以自动做出,收音机也被设定在早上7点打开。我的父亲建造了第一个“全自动家庭”。因此,他甚至上了报纸,并被描绘成“未来人”。
到了20世纪60年代,我父亲的生活境况开始好转。他在莱茵河地区的一家电子公司里找到了第一份工作。随后,他带着全家搬往基尔,并在那里的汉佳诺公司——“汉莎同盟Neufeld & Kuhnke仪器制造公司”取得了职业上的成功。汉佳诺公司制造一切与“远程传送”有关的设备。例如,电视接收机、船用雷达设备、水位报警器以及当时最重要的电话。
我还记得和父亲一起进行的一次乘车旅行,那次我们在星期天访问了新型远程通信的帝国。在我们只能乘坐橡皮船到达的河漫滩上的小房子里,开关柜嘀嗒作响,黑笔在图纸上描画出神秘的曲线。表盘自动旋转,并将水位值传送到一个遥控“中心”。发电厂里有像碉堡一样的建筑,空气里有炽热金属的味道,带有微型继电器的柜子主办了一场优美的、技艺精湛的嘀嗒音乐会。而在其中,我的父亲则拿着一支焊枪忙前忙后(炽热焊料的气味永远留在我的嗅觉记忆中)。这就是世界的相互联络。
1972年,汉佳诺公司将第一部按键电话投入到德国市场,有灰色、绿色和红色。这是一笔大买卖。人们在拨号时不必再拨动号盘,再等待号盘回到起始的位置。新的电话技术也许预测了如今手机的出现:点击,然后连接!
直至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持续扩张的市场需求中,我的父亲销售掉了大量的电话、电话柜、电话系统。但他的公司逐渐陷入严重的离心状态,并沿着一条长长的抛物线轨迹,开除失败的企业负责人、关闭工厂,这些加剧了衰落。在最终的噩耗来临之前,我的父亲退休了。
1996年,汉佳诺公司宣告破产,只在船舶技术方面还保留着一家企业。汉佳诺公司曾经是德国工业的骄傲,如今却成了追忆。在20世纪90年代通信行业的巨大结构变迁中,汉佳诺没有进行准确的自我定位:从机械装置变为数字世界;从国内市场变为世界市场;从“设备”到“应用软件”;从顾客到“用户”。而且一切都变为无限移动的、联网的、虚拟的、竞争的、服务导向的世界。
我的父亲不必再直面这些,这是他人生中的幸事。他想要做的只是解决问题,一步一步的,一个接一个的,凭借感觉和智力,无需太多语言。在一切同时发生的新多元世界中,这是可笑的,并且不再闻得到焊料的气味,这里已经不再有他的位置了。
积极的不稳定
在我的一生中,至少从事了5份不同的“工作”,以及两种半职业。我可以在一切可能的劳动契约下工作:无约束的雇佣、有时限的雇佣,作为带着一份劳动合同的“独立记者”、“自由职业者”。大多数情况下,我的工作关系是“不稳定的”,而且包括工资税卡的固定工作是我无论如何都要请辞的。我在其中的日子里结了两次婚,搬了4次家,并建立了一个使我至今仍然幸福地生活在其中的家庭……
我是一个特例吗?还是微不足道的、极端的少数?
在像柏林这样的城市中——这对大多数的大城市都不适用吗?——“工作”早已变成不同收入和就业形式的一张修补过的地毯。在工作不足的情况下,如果人们打开报纸,例如城市报《好消息》或其他不计其数的传单中的一张,与“不稳定”完全相反,多得不可思议的“我要有所作为”的广告便会映入眼帘。
为扩大业务而寻找网络电台讨人喜欢的主持人……
享受没有烟雾弥漫的生活、解决旧时的冲突:专属你个人的一块净土。催眠师,还有预约可以为你保留。
年轻的钢琴家在咖啡馆和酒店中寻找工作。
糊涂的自学者、木匠、EDV咨询师、略微肥胖并且容易收买的作家,于是解决了所有种类的问题。
刻板的清洁女工在每一个重视公寓整洁度的人中寻找职位。
手工业界心灵手巧的天才提供家具的订做、修理服务,以及独创性的美丽家饰。
将这些领域巨大、非典型的收入与经营形式抨击为边缘的而且失败率高,是一件极其容易的事情。坚持过去职业观念的人,看到的只有旧工作形式的衰败,而不是新职业的产生。将这个世界定型为只有受害者的人,便会以消极、不稳定的视角看待一切:不安全因素总是影响人们的生活自由。那么显然,不同于早先确保终生收入的、类似于官场的职业形式,其他的一切收入类型都是不稳定的。(相当于拿着确保终生的薪水、却在大部头的书中描绘职业领域艰辛的教授的工作形式。)安全保障的崩塌是生活的首要恐惧因素,几乎每两篇报道中就有一篇是关于这方面的,它像转经筒一样被重复着。但这真是我们今天职业领域的“事实”吗?
让我们换一种视角:也许,这根本不是因为现代社会中工作岗位减少了。也许,问题只是我们没能发现足够多想要从事这些工作的人。
越来越多人的奋斗目标不再仅仅是物质财富,而是独立、自由、自我实现。他们想做的是能给生活一个尺度、一种可衡量的正确评价。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受过教育的人身上,还同样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如聪明的人、顽强的人、谄媚者和自作聪明的人,许多优化其个人不足的人。
因此,即使有挣钱的机会,多得不可思议的人却反过来放弃了。他们宁可去读书或者开着破旧的车,也不愿去从事对他们来说不适合的有偿工作。他们宁可延长自己大学时的经济窘困状况直至退休的年纪,也不愿意在一份“稳定的工作”中无聊度日(我自己的朋友圈中就有许多这样的人)。或者他们会骗取国家救济款,暗地里偷偷工作——甚至在电视机,包括DVD和134套卫星电视节目前,过着快乐而目中无人的生活。
在我们由牺牲者编织成的社会认识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组合经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不停地重复19世纪旧时的阶级斗争,而没有产生平地上的飞跃的原因!
许多抱怨的失业者拒绝接受芦笋地里的繁重工作,或公园里报酬过低的职位。这矛盾地反映出一种选择自由,提供具有无限存在空间的现代职业的选择自由。“我们一定不能”——这从社会伦理的角度听起来应该受到谴责,而且所有自命不凡的人都在呼吁这项计划——用强制和劳役威胁他们。正是这种自由和自主,使现代社会区别于奴隶社会。
正如其在现代社会中一再出现的那样,失业不是工作岗位不足、而是“失谐”的问题:教育水平太高,以至于人们不愿去从事简单的工作;或者教育水平太低,不能完成高要求的工作。这一切都不是“巨大的问题”,也不是世界衰退,而是财富和自由的必然结果。一种游离于选择可能性空间中的动荡。
在早期的工业社会中,人们必须接受最繁重和最肮脏的工作来避免挨饿。只有很小的一个阶级才能真正考虑职业的意义。在一种不发达经济中,如我们现存的世界一样,社会甚至向边缘群体和无法胜任其工作的人提供了生存下去的可能性,或是在非法劳动中施展其创业者的能力,即使没有工作或者薪水微薄也没有关系。
如果我们想要重新拟定工作的社会标准,就必须告别旧时阶级社会的立场和评判标准。
新的历史性交易——灵活保障制度和工作生活选择
伴随着全球化和科技力量产生的“移动办公”是一个事实。但我们作为人类、家庭成员、必须分期付款的房屋居住者、虚荣梦想的拥有者,需要一种确定的稳定性。
人们如何才能缓和这种矛盾呢?答案已经在斯堪迪纳维亚的国家和部分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中出现:灵活的保障制度——一种“被保护的”灵活性。
基本思路很简单,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一份糊口的工作,福利则绑定在变化的每份工作上。如丹麦雇主联盟主席约翰·尼尔贾德·拉森所述:“我们的理念是:即使你不能保住职位,也能保证被雇用。”同时,伴随这种理念出现的不合理性,是过去的付薪工作体系不曾出现的。这偶尔也类似一种“期望度降低的”求职活动。但这个理念中所有“福利-工作”项目的核心部分都是积极的。
查尔斯·汉迪查尔斯·汉迪,1932年出生于爱尔兰,欧洲最伟大的管理思想大师,管理哲学之父。——编者注的管理哲学认为:
即使有大量被滥用的“工作(Work)—生活(Life)—平衡(Balance)”概念,工作也并不是生活的对立面。大多数工作都是生活的核心,前提是这些工作可以被完成,并在人类当下的时代节奏中是切实可行的。许多人在现实中寻找的不是“多一些生活,少一些工作”,而是在不同工作类型间更好的平衡。如果我们仅仅为金钱而接受工作,希望我们能够在家庭或社会环境中获得平衡,那么这样做是出于爱或责任,出于快乐或“仅仅”只是为了在未来扩展我们的能力。
在我们面前,是“组合工作”与“组合工资”的新世界。随着我们可能想要更多地照顾家庭,需要更多自我的空间,或是选择多变而不是原地不动的生活,舒适的和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必然会轮流交替。对此,我们必须学习如何缓和过渡,并将我们的职业和私人身份进行不同的构建。
在此,很少涉及“工作—生活—平衡”。“Balance”其实一直暗示了一种精确和谐的平衡。但这在动荡的生活过程中并非总是可实现的。它涉及了“工作—生活”的选择,也就是建立工作与生活的正确关系。生活中会出现我们渴望自我价值“燃烧”的时期,因为我们接受了一项职业挑战;但也会出现优先权暂时被推向家庭方向的时期。好的企业能够处理这两者的关系,而成熟的个人也能够清醒地经营这一切!
男人们必须学习不靠薪水和社会地位来定位自身角色;女人们必须学习从长远角度看待母亲的身份(这一定也包括女性自身性格的影响)。当然,由于选择的复杂性——职业、婚姻、职位、生活地点——母亲或许会把一切贡献给孩子。为什么不呢?但长久来看,这对孩子和母亲事实上都没有好处。(而男人也不会得到好处,即使他们表面上大多从中获利。)
两性在职业和家庭生活过程中相互并与各自“雇主”(到底是谁提供了工作?)达成了不同的以及可变的契约。夫妻之间也会达成关于家庭、收入、社会角色的可变的契约关系。
生活变成了一件纯艺术作品。它不再像那时和爸爸妈妈住在家里一样简单了,但却是一样地令人满意。
第10章增长中的暴力和文化战争的童话
表面上围绕考虑放弃暴力的教条,
实际上却促进了其对立面。
——乔治·奥威尔乔治·奥威尔,英国左翼作家,20世纪最著名的政治寓言小说家,其作品因艺术性和政治的尖锐性而闻名于世。——编者注
致命问题
在我关于未来的演讲中,意见领袖大多来自经济领域,例如银行家、富有的市民和推销者、营销人员、建筑师、律师;也就是受过教育的、被启蒙的人们。有时候,我会向公众提出以下问题:“2005年在德国有多少起凶杀案?”
我倔强地坚持我的问题。你的看法呢?有多少起凶杀案?在一个存在着大量外国人和移民冲突,位于东西方紧张地区的国家里?
我甚至还用一组选项来帮助他们回答:
a5000起以上?
b1000起以上?
c少于1000起?
回答的结果如下:
选择a的占15%,选择b的占70%,选择c的占15%。
我随即又问:“去年有多少起儿童谋杀案件?”回答的数字大多在1000起左右。
因为涉及到预测未来,我们必须明确一个趋势。所以我进一步问道:“这个数字在过去十年中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90%的人辩称“增加了”。
随后,我宣读了由联邦刑警局公布的德国的犯罪统计。德国1994年凶杀案的实际数字是662起,2005年是413起。1994年的儿童谋杀案是149起,而2005年是59起。1994年有性背景的儿童谋杀案是7起,而2005年是4起。
最后一个数字尤其会令人们感到惊讶。我们不是每天都读到残忍的儿童谋杀案吗?是的,因为其中发生的不多的案件整年都会被媒体以不可思议的窥阴癖拿出来报道!在联邦刑警局为检验犯罪率而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中,人们的意见是儿童谋杀案的数字在去年增加了260%,而凶杀案的数字上升了27%。
当然会有将事实上的自然死亡当做被加工的、伪装罪行的黑数字、黑案件。而且虐待致死案件的数字显然超过了谋杀的数字。但如果人们尝试将其变为更大的问题的话,犯罪学家会马上摆手阻止。欧洲最好的刑警之一托马斯·穆勒探长说:“谋杀,不再是值得做的。自基因检测技术出现以来,可以说,破案成功率几乎是150%。”
有时候,我还会在演讲中问道:“青年人暴力事件在过去几年中是增加还是减少了?”
2006年5月15日,柏林召开了德国犯罪现象年度会议。会上联邦内务部长朔伊布勒宣布儿童犯罪在过去的14年中下降了11%,而青年犯罪则下降了4%。拦路抢劫和盗窃案件普遍下降了8%和11%。随后,我宣读了BUK——联邦意外赔偿组织(支付由青年暴力引起的损失)的研究结果:
过去十年学校中的身体暴力在联邦范围内都有所减少。联邦意外赔偿组织(BUK)在一次实际调查中得出了这一结果。高校中的暴力犯罪下降尤为明显。
我们的一部分公众迟早会对这一点感到厌烦。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另外一部分人则真的会恼火而且闷闷不乐。他们没有为此购买入场券。
归根到底,我们不能容忍的是,我们经过如此漫长的时期才艰难形成的世界观,形成的这些对世界的看法,在某种情况下被动摇了。
零容忍:纽约的例子
现代文明迟早将在反对一切的对外战争中沦陷,这是国家社会主义产生于19世纪50年代的德国,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企图利用国家权力进行资产阶级改良的改良主义思想。——编者注者也愿意争夺的文化史旧帽子。警示论者已经声势浩大地攻击了美国城市中的犯罪率,并完成了警示系统。因此人们可以一再地发现将美国大城市比为内战地区的暗喻。由这个素材提炼出了如《响尾蛇敢死队》或者《疯狂的麦克斯》这样有众多忠实观众的电影。电影中,末日团体在废墟中为最后的剩余资源——石油——而战。
纽约,这个永远的毁灭力量,在过去的几年间变成了一个真正安全的大都市,但很少人认识到这一点。
纽约,这个熔炉,世界移民的中心,事实上已经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经历了最黑暗的时期。“谋杀案”的数字由1965年的925起迅速增至1990年的2600起之多。但自1990年起,它开始持续大规模下降。2005年,城市里只发生了571起谋杀案,虽然与欧洲国家相比还是过多,但谋杀案已经下降了80%,而且还处于进一步的下降趋势中。
欧洲媒体的“零容忍”政策,即是对不管是多么轻微的不法行为的无情追踪,是形成美国犯罪率警示论的唯一原因。事实上,如今人们比过去更快、更彻底和更持久地阻止了暴力犯罪。
战争危机
人类“本质”上是一个不能停止杀戮和掠夺的好战种族吗?事实上,许多人都赞成这一点,包括从进化生物学和更新的人类学角度来看也是如此。
在“我们”和“其他人”之间引起永恒纠纷的正是“人道主义原则”。在远古时期的种族体系中,类人猿发展出感情和合作的基因能力。于是,我们被设定了程序,“友善地”对待“我们的同类”——发源于我们氏族、我们种族的人类。因此,复杂的、相互影响的人类共同体建立起来了。
然而,当敌人侵入“我们的”领土时,这种“利己的无私”走到了尽头——在资源威胁中或是虚构的威胁中,作为被美化的魔鬼——合作动力随即变成了战争行为。
让我们再回到统计中。如果我们正确地估计由战争冲突产生的受害者的数字,我们便能很容易地在大量反驳声中坚持我们的简单论点:这个星球上从没这么和平过!
长话短说。我们难道真的没有见过来自近东、阿富汗、刚果的暴力事件吗?内战难道不是一再地在东帝汶、斯里兰卡、秘鲁精彩上演吗?然而现实是这样的: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在过去15年内持续减少了战争行为。受联合国委托编写的乌普萨拉大学的《人类安全报告》明确地针对这个主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研究指出,自1990年开始,死者多于1000人的冲突数字下降了80%。1989~2002年间结束了100起冲突。历史上死于战争的人数绝没有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少过——而在21世纪初时还要更少。
如果我们回忆起冷战时期,这就更加可信了。当时许多肆虐的内战几乎都是不被公众关注的代理人战争。例如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当时爆发的内战致使上百万人死亡,双方都得到了大国的丰富的武器供应。它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在这个“燃烧”地区的牺牲品。我们能够和平地生活在世界的“西方地区”,这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得出了两个可能的结论:第一,我们生活于相对和平的时期,是可能的,但仅仅是暂时的。下一次世界大战就在门前,它将变得比过去规模更大,而且更可怕!第二,也许在人类文明中,随着社会发展趋势,战争的频率的确发生了降低,死亡受害者的数字的确减少了。那么,这些发展趋势是什么呢?
原子弹。核能破坏力量的事实将许多前线上的战争变成零总和竞争。有原子弹的地方,征服的思想几乎是弱不禁风的,冲突浪潮大规模增加。赫尔曼·卡恩是冷战时期传奇的未来信徒,他在去世后才得到认可和荣誉。在其表面的玩世不恭下,他持有这样的观点:热核战争预期在未来服务于和平。
女性影响。军事社会总是由男性主导。在越来越多的社会中实现女性扮演更重要角色的“趋势”,改变了支持战争投入的基本社会原理。战争在多个方面都是昂贵的,被女性影响的社会会“发出不同的滴答声”,而且会将有关战争的账单解决掉。
个性化。人们越来越长久地生活在富裕中,生活在不同的意义和目标设定中,社会也会越发地与众不同起来。因此,在富裕社会中,越来越少的人会为了战争的集体构成和努力被动员起来。社会学家也谈到了“岗位英雄文化”,人类的牺牲越来越难以一种思想或理想为代表。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夺取了2500个美军士兵的生命,于是其在政治方面失去民众的支持。在越南也有5万名美国士兵死去,而在二战中则是几十万……
传媒的影响。毫无疑问,传媒能够强化战争事件——可参见纳粹的宣传战。但在复杂的传媒文化中,其不再如此容易地作为“来自上面”的手段被掌握和控制——网络也已经很久不再那么容易地像“中心”媒体,即广播和电视一样被掌握和控制了。在民主社会中,传媒经常具有一种抑制战争的作用。在此首先涉及的是图片的力量。在越南战争中,平民尸体的图像长时间难以见到(在过去的所有战争中都是如此),只有米莱大屠杀的照片穿透了这幅帷幔。现代网络传媒具有不可低估的控制功能,他们强迫民主国家的高科技战争避免无谓的牺牲,尤其是平民的牺牲。然而,它也鼓动了不均匀前线另一方的“象征战士”走向特殊的、有媒体作用的死亡中。
联合国的影响。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机构会比联合国遭到更多的谴责和唾弃;甚至财政部都始终保持着比其更好的形象。然而联合国以其众多的义务和责任对世界各处的冲突起着持续性影响。它虽然无法阻止真正的敌对战争,但至少能够动员全体民众将冲突化小,并将其纳入外交轨道中。(我在关于“全球化童话”的章节中写道,从长远角度看,这所起的作用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经济转变。如果连印度现在都能够制造出比原料更多的程序员,那么领土冲突具有什么意义也越来越值得怀疑了。由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过渡使资源“无形化”,人们完全无法用暴力侵占人力资本。相反,在侵略事件中,这只会形成一项阻碍,因为与侵略者的合作多半会被坚定地拒绝。人们可以凭借粗鲁的暴力强迫被统治的奴隶民族进入采石场工作,但凭借暴力强制脑力劳动者进行创造性工作则是非常非常难以实现的。
第11章最终瘟疫的童话
人在怀疑生活的意义与价值的某一瞬间,便患上了疾病。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
疾病说出了我们的本质。
——卡米鲁斯·冯·莱利斯
微生物王国
当一种神秘的男同性恋疾病(艾滋病)于1985年在旧金山被诊断出来的时候,文明史短暂的黄金一章也随即宣告结束。在这个短暂的时代中,约1960年至1985年之间,人类的疾病苦难似乎极其迅速地从历史中告别了。在不可思议的范围内,医学以飞快的速度进步,不仅仅是在外科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传染病学方面,也就是在与人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中飞速发展。
如果人们回顾上个世纪,回到20世纪初的那个世界,当时的人们对这种规模的医学进步只能表示震惊和艳羡。那时,传染病无处不在,并且情况十分严重,极大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它造成儿童的残疾,正当青春年华的生命也经常因它而消逝。即使卫生学的基本规则已为人们熟知并接受,墨守成规的医学对肆虐的传染病仍然是束手无策。而人们不断地罹患各种疾病。正如现在所说的,被疾病掌握的时代。
例如梅毒,一种性病,当时社会的一种“基础疾病”,经过数年后会导致痛苦的身体衰变——欧洲全部的文化精英几乎都死于该病。阶级普遍的肺结核正式建立了一种独有的文化——托马斯·曼在《魔山》中描绘了其恐怖的影响。在大城市中,还经常会爆发斑疹、伤寒和霍乱,人们对所有这些都无计可施。
我们必须从今天的角度想象这种多病状态导致的社会后果。旅行、活动都是越来越危险的;社交会面也可能是传染源,一条疾病“传送带”。但同时,一种现代的大众交通工具(火车)已经存在,还有加强广阔世界联系的电话、广播、报纸。
电影The Third Man台湾译为《黑狱亡魂》。——编者注有着众多忠诚的观众,它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维也纳围绕青霉素展开的一系列谋杀事件。电影中,青霉素成为了所有未来资源中真正稀有的象征性物质。穿着胶布雨衣的男人们围绕着它展开了谋杀与战斗。这部电影是基于当时的时代背景:由于青霉素的普遍使用——其在20世纪50年代才迅速降价从而使可用性大幅提高——使病毒失去了威胁性。
随即出现了避孕药以及一切可以用于对抗隐私疾病的可爱栓剂、药膏和药丸。性开始真正给人们带来了欢乐。西方世界的青年发现了摇滚乐、赤裸和自己的身体。
突然,随着艾滋病的出现,性开放的时代成为了过去。我们很快发现,艾滋病毒是一种狡猾的新“密码”,从里至外麻痹着免疫系统。导致它世界范围蔓延的原因是——全球性文化。
疯牛病带来了能够引起人类大脑快速病变的感染源。SARS出现了,并让我们意识到,全球化的世界对传染病的反应是多么的敏感。禽流感也出现了,倒毙的天鹅在斥责声中被媒体拼命地拍照,以至于戴安娜王妃的最后一张照片也褪去了颜色。禽流感以一种“最后的警告”、一种经典的不祥之兆出现,使我们回忆起了近一个世纪之前,1918年左右使欧洲200万人致死的一种现在看来极普通的流感。
我们不禁有这样的预感,所有的技术进步,所有的卫生学和分子医学,最终都不能使我们与微观世界的关系平静下来。而且在远远的昏暗地平线处,我们隐约看到了分子恐怖主义者,他们并没有使用炸药,而是利用瘟疫病毒造成全体人类的终结。
新文明病
翻阅20世纪60年代的度假相册,我们会发现到处都是肥胖的人。他们坐在那里,是胖乎乎的伊更斯叔叔和厄纳斯婶婶,幸福地坐在波罗地海边、蒂罗尔奥地利西南的州,坐落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心脏之处,是欧州最受欢迎的冬夏皆宜的旅游胜地,以国际滑雪场和避暑胜地著称。——编者注夏日清凉的阳台上喝着啤酒。“肥胖”在当时是一个极其相对的概念。如果母亲希望孩子们吃下更多黄油,他们便经常在一个特定阶段内发胖。谁作为男人到了50岁“肋骨上还没有什么肉”,便不是一个受尊敬的人。妈妈到了40岁时理所当然是圆滚滚的。战后时期增加的物质财富在无忧无虑的传统农业生活中造成了一个现象——超重。测量BMI——“身体质量指数”?在当时没有人同意这种想法。爸爸妈妈肯定不会在色情市场上竞争。性也只是年轻人的事情,并且最多只能从19岁持续到25岁。
作为与过去的对照,在此列出德新社2006年许多报道中的一篇:
每两个德国人就有一个过于丰满:根据德国弗赖堡市运动医学专家的这个宣告,一半德国人都是过胖的。弗赖堡大学医院的专家告诉人们,德国20%的人口由于极度超重,都必须进行治疗。
“这个问题在去年增长得相当严重,”弗赖堡运动医学负责人阿洛伊斯·伯格说,“主要原因便是过少的运动及富含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饮食。”
一位从事营养咨询的运动医学家作为一项研究的作者出现——我们对此不熟悉吗?
如今无需辩驳的是,肥胖首先在美国被描绘成一种传染性的健康疾病。但美国也出现了关于这种传染病的反对声音。作家保罗·卡姆波斯在他的作品《肥胖神话》中推证了减肥和医药工业的阴谋。根据美国的标准,布拉德·皮特是超重的,而乔治·克鲁尼是肥胖的。
对欧洲来说,这个标准更苟刻。人们已经详尽地讨论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民族疾病”,而且能够在电视里观察绝望的“超重儿童”减肥试验(没有人讨论这样的警告对于超重儿童的成长有哪些影响)。
如果人们将IOTF(国际肥胖问题工作组)的指标作为标准,那么欧洲人口的13%~27%都是超重的。那么人们应该怎么做呢?其实人们只要观察得再细致些,这些数字看起来便不再特别惊人。例如,根据最新的数字,78%的德国青年体重正常,85%是超重的,仅6%有肥胖症,也就是病态的超重。
2004年夏天,在一篇标题十分积极——《一种越来越少的灾难》——的文章中,FAZ《法兰克福汇报》,该报以政治独立性著称,全国发行并销往148个国家。——编者注这样写道:
德国没有肥胖传染病。根据定义,传染病是一种在人群中大规模出现的疾病。在德国BMI值为中等的地区中,近几十年来没有什么特别状况发生变化;在勃兰登堡,这个值甚至回落了……
超重问题准确地体现了社会问题的一个典型结构——它并不涉及一般趋势,而是一种纯粹的边缘极端化,同家庭暴力、性犯罪和上瘾行为一样。不是“越来越多的人变胖”,而是“胖人终归还会变得更胖”。但因为畸形的肥胖一直被传媒反复提及,我们的大脑才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这样的提法——像耸人听闻的谋杀和家庭暴力案件那样被我们接受,“家庭中发生的事越来越残忍”(经典的“越来越多”主义),如今我们相信,“所有人都会变得越来越胖”。
事实上,过重是一种很容易解释的极端化现象:越来越多的脂肪、糖和其他热量以惊人的数量及美味诱人的样式出现在市场上。但通过提高的教育水平和由此学到的自我控制力,大部分人都能适应。不过某些人如果倾向于通过暴饮暴食来逃避问题的话,将产生一种食物上瘾状态,身体会确立一种新陈代谢的上瘾循环。运动并不是日常生活的必需环节,而变胖中的人也不会无聊——100多个电视频道、DVD播放机、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影音媒体,这些使得人们极奇容易沉溺在卡路里天堂中。于是事情戏剧化地反转:过去人们大多营养不良,并只在奢侈的情况下才会变胖——生活充满了体力劳动,人们每天消耗4000卡路里热量;如今只有过着规律生活、受过良好教育、以及想要健康地进入高龄的人。或是简单地放松下来——时刻注重保养的人才不会发胖。
现实检验:关于最后瘟疫的真相
人类自从出现以来,便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与微生物发生关联。瘟疫和传染病都是人类漫长发展历史中的持续威胁。因此,“瘟疫恐惧”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然而,我们并不能永远地根除疾病,因为它们是刺激与防御、干扰与平衡处于持续变化的进化中的一部分。进化生物学的最新研究甚至证明,免疫系统的存在与人类智力的发展紧密相联:没有疾病,就没有伟大的类人猿大脑和意识。
无数病毒和细菌寄居在人体内,微生物的突变非常迅速。恰恰因为微生物世界是进化的一部分,进化的规则在此的作用才尤其清晰。“迅速的杀手病毒”,如拉沙热和埃博拉都是在非洲流行的烈性传染性病毒。——编者注,作用和范围都受到了限制,因为它们会杀死寄主——它们有规律地在其成功中失败。因此,“杀手病毒”总是只能造成小规模的、限制在本地的感染群。(它们对抗生素和抗病毒药品也没有抵抗力,因为虽然其DNA构造得很有效,却极其容易受伤害。)
甚至,如果有一天,“杀手病毒”和“载体病毒”的结合体在基因实验室中被成功地培植(也许通过“白介素4在白细胞或免疫细胞间相互作用的细胞因子的一种。——编者注法”)出来,人类仍不会灭绝。因为在这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下,这些生物将在环境中变得极度不稳定,并很快灭亡。
自然本身是致命科技的创造者。在数百万年进化的过程中,它已经创造并试验了所有的超级毒品和致命机制。同样,自然也始终制造着反作用剂,建造新的防御线,阻止其自有的活动。使这种机制在未来停止运行,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第12章价值观和道德观倒塌的童话
虽然悲观主义者极力地想要使我们相信,
但如今我们这个世界的道德基础并没有比过去脆弱。
如今和其他一切时代之间的唯一区别是,
如果伦理和道德标准在某些地方受到损伤的话,
这个世界如今已经能够知晓这一点。
——约翰·奈斯比特约翰·奈斯比特,著名未来学家,曾服务于肯尼迪、约翰逊两任美国总统,其著作有《大趋势》等。——编者注
我们都是自私自利的人,但会顾及他人的感受。
——费尔南多·佩索阿费尔南多·佩索阿(1888~1935年),生于里斯本,葡萄牙诗人、作家,以诗集《使命》闻名于世。——编者注
公民价值观
18世纪的启蒙运动和即将开始的工业化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市民阶级。从此,人类的法治社会中便发生了一些历史性的新事件。几千年之久的道德和伦理标准不再被束缚于宗教体系中,或者作为纯粹的“统治措辞”,它们变得可以公开讨论——在个人的人生决定中。
早期的市民文化涉及的道德争论不外乎个人对抗旧标准和个人自由的争辩。人们突然拥有了决定能力,不再被牧师、父母,简陋的家谱伪装的生活道路所影响。人们能够,也必须作出整个人生的决定,关于教育、婚姻、居住地、职业。艾菲·布里斯特艾菲·布里斯特,德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冯塔纳的代表作《艾菲·布里斯特》中的主人公,作品描述了主人公的婚姻悲剧。——编者注,勃朗特姐妹勃朗特姐妹,指夏洛蒂·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和安妮·勃朗特三姐妹,她们的著作分别为《简·爱》、《呼啸山庄》、《艾格尼丝·格雷》。——编者注作品中的主要角色,几乎总是这样在文学中诠释一种新的“感性的生活感觉”。
经济变化理所当然地站在一切的后面。马克思在“解放生产力”方面写道:新的货币流通产生了使财富通向自由的扩张空间,因为人们不再从其他途径获得财富。工业化形成了新文化形式可在其中发展的大城市。“市民”也迅速建立了充满矛盾与争执的多样性生活环境:公民、中产阶级、世界公民、知识公民、艺术的波希米亚人。
由此,一方面市民是从奴隶制度和——在字面意思上——封建时期卖身为奴的人群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他们的自由意愿与勤奋、忠诚和责任的美德相连。财富不是现存的,而是在艰难的条件下积聚的。在自由与矛盾的竞争中,存在着公民的本质、利润及其英雄般的文化成就。
在关于“新公民化”的辩论期中,因斯·比斯奇在《南德意志报》的一篇评论中指出了非常重要的一点。他引用了尼克劳斯·索姆巴特,一位典型的传统市民的话。关于这位市民在柏林的青年时代,因斯·比斯奇这样写道:
我有一个极为特权的童年。用最好的词来说的话,它是市民的。我的父母并不富有,但有一笔确定的财富却是不言而喻的,人们无需对此谈论。如今看起来我们最惊异的是4个人所使用房间的奢侈度。因为有些房间人们整天都不会进入。显然仆人也存在于这样的房间。如果人们问我,哪些是我们如今的文化门槛的重要指示器,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仆人的消失。
因此,市民家庭——及与其相伴的市民价值体系——是建立在许多房间和极度廉价的劳务资源上的。与一个世纪前可用于市民家庭的农业难民相比,每个菲律宾女孩、每个波兰的清扫女工与农家女一样,大都花费的仅仅是吃住的费用,但几乎日夜工作,而且对雇主充满了深情的感激。
因此,那时的妇女都从家务中进一步解放出来。在市民世界中,母亲角色被塑造得与如今完全不同。如今,母亲必须同时兼任孩子(和丈夫)的牧师、教师、伙食供应者、佣人和教练。所有这些角色都被赋予一个十分高尚的名称:“世界护士”、奶妈、保姆、家庭教师。确切地说,这一点从女性出生就开始了。而对于男人,她们仅意味着情妇或妓女。
自毕德迈耶尔时期在广义上表示于1815~1848年间流行的布尔乔亚阶层的一种平稳的生活时代。——编者注流传开来的被宗教颂扬的母亲形象,一直是对母子统一体的理想化诠释——拥有超凡纯洁感情的母亲,她很少与日常生活有关。没有洗碗机要被装满和拿空,衣服熨得平平整整地放在柜子里,“女仆”解决了送信和家务管理问题,医生也理所当然地上门出诊。
在这样的条件下,市民夫妻完全能够拥有一种放松的沟通方式。教育只是一个家庭内部的角色,因为存在时间配额——为了戏剧、阅读、出游、走亲访友。如果要请客,人们不用关心烹饪和要洗的碗碟。如果要旅行,雇员便可解决后勤问题。既不是女人也不是男人,必须被催促着进超市购买必需品,并因此争论社会角色问题。夫妻有着舒适惬意的空间距离,关于这一点如今再次被人了解和推测。有一间先生房、一间女士房、一间更衣室、一间夫妻卧室,并且在对镜梳妆打扮之后,人们便要开始四处会面了。
迟早,这一点会十分明显,我们会明白,我们关于“市民”价值观的辩论是多么的自以为是和荒谬。我们哀悼从未存在过的社会角色。我们理想化了应该思考的条件,如爱情游戏规则、父母身份、伴侣关系和自由选择。而且,如果我们再也想不到什么的话,我们就让“1968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的人”对一切不适合我们的事情负责。
不道德的体系
在我们的社会中,爱情伦理被高高在上的浪漫理想和一种强大的角色理解打上了烙印。一切研究都如此显示,西半球上年轻的男女们,如今想要平等共处的生活模式。两种性别都希望拥有事业并建立家庭。他们也愿意将自己的这种渴求保持在一段更长久的关系中,并在一种协作的个人主义意义上共同发展。
然而,现实社会体系的诸多方面实际上不存在使这些价值同步实现的可能性。伴侣关系、收入和爱情迅速地陷入到一场无可挽救的争执中。人们既不能生育孩子,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成就。人们能够共同扶持生活,却不得不陷入到税收体系、时间成本、无休止的文化谴责中,这一切逼迫着人们回到过去的“家庭主妇—食物供应者”的模式中。
对外界的一瞥清楚地表明,这里也存在着不同的社会规范。在斯堪迪纳维亚、法国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社会体系被塑造得完全不同。在这里,有家庭的妇女也可以达到事业的顶峰,因为孩子的教育体系是基于全日制学校的。职场世界欢迎家庭主妇,母亲不会被强迫进入超级妈妈的角色中。在法国,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市民家庭的救援者角色——政府提供拨款和照看服务,使得有三四个孩子的妇女能够拥有领导层的工作(法国的出生率居欧洲第二)。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虽然国家拨款较少,但通过多种物美价廉的私人经济供应提供支持。
代替道德缺乏的悲叹,我们应该理解,在本质上人们经常十分理智并具有协作性——例如不再生活在旧角色模式的不公平中,妇女在新模式中甚至比男人更有文化。在旧模式中,如果人们陷入无法调和的争吵窘境,将会变得“不道德”(从离婚优先选择、争吵准备和不幸感情关系的意义而言)。
温和个人主义的价值体系
如果资源短缺,那最好知道什么是禁止的。因此,约束的价值体系适合过去的物质短缺社会:为人要品行端正并且善良,终生陪伴你的伴侣;不要出现有趣的想法。
这在我们无界限的全球财富体系中则不太适用。自由程度与财富一起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了个人的选择。因此,价值不可避免地向着固定的方向发展:
从规范道德到协商道德:多数人的意见不再具有决定性。我们——每个协商伙伴——在互相协商中达成的协议才是最好的。这不仅适用于爱情、性、家庭,也适用于合作伙伴、职场。
从单一道德到多重道德:与拥有完全不同文化和生活理解的人共同生活是困难的。与如今许多想要埋葬“多重文化”的厄运预言预言文化的多样性将带来厄运。——编者注相反,我们未来将必须一再地与文化“多样性”共同生活。这意味着一种更普遍的价值导向,能将大多数“不同”安置其中。
现实检验:关于价值和道德倒塌的事实
如今并不存在所谓的“价值衰败”。事实上,人类社会总是制造出像“自动导航装置”一样的新的行为准则、道德体系、伦理法典。它们使个体行为与社会环境和需求同步。如果这个转变过程成功,便会实现一种社会的进化。如果失败或是转变过程被否认,便会出现包括财产损失、战争或堕落的社会退化。
现代社会既没有“被分裂”,也没有“道德沦丧”,反而出现了改善、利用社会关系的广泛财富。但糟糕的政治和骗人的社会契约却会妨碍或削弱这种潜力。
“协作的自私自利”是人类的本质。因为人类是社会性生物,因此在自由的条件下能够一再地发现新的价值、道德和伦理平衡。在全球网络文化中,技术给予了我们更多机会扩大联接和关系圈。对于这种城市的、全球的知识社会,我们需要的价值体系将在更高层次上选择和组合。人们将这种价值体系称之为“温和个人主义的”价值体系,它包括:宽容、诚实、忠诚、精神性。
第13章气候危机的童话
文明因为地质学的疾苦而存在——保持不拖延的改变。
——威尔·杜兰威尔·杜兰(1885~1981年),美国著名的通俗哲学史家、历史学家。——编者注
伊甸园的人们
最初产生的是伊甸园。而伊甸园意味着取之不竭的“肉”。
千百万吨肉,以庞大的群体形式放牧在肥沃的草原上;野绵羊、野山羊、大野牛、野驴、瞪羚。在上一个冰河期席卷了半个欧洲的寒带突然回撤之时,所有这些物种爆炸一般地增加了数量。约1.2万年前,亚热带地区的季风雨向北部挺进。于是,从中欧覆盖至小亚细亚的广大而稀疏的无树草原,变成了庞大动物群的伊甸园。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始终要防卫着野生动物,如剑齿虎和熊,总是处在饿死和被吃掉的边缘。居住在草原与荒原中的猎人和采集者,几乎没有安定和幸福可言。而在几代人内,食物储备加倍了。人们一下子捕获了数吨肉食和皮毛,很容易地将大群动物赶至河里,并把肉储存在“肉屋”中达数月之久。在冰河期之后的温和气候中,所有种类的野生农作物都生长得郁郁葱葱,并且麦片第一次被加工成成品。
在如今的伊拉克北部、土耳其与伊朗的边疆地区,是“肥沃多产的半月地区”。在这里,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气候专家确定了空中花园的位置。最近几年中,在环绕着伊拉克北部的厄尔米亚湖和厄尔发城,人们挖掘出了建有寺庙和神殿的祭祀地。它们约有一万年的历史,从中可以看到一种人类历史上少有的高度富裕的文明。人们发现了数以千计用泥和黏土塑成的人形,它们并非来源于新石器时代的农民,而明显属于猎人和采摘者。显然,人们有时间,有很多时间,去研究这种文化的“上层建筑”。
历史学家认为,这里同时发生了两次过渡:从冰河期过渡到繁荣期;并且随后,自公元前7500年起,当野兽变得越来越少而河流也逐渐干涸时,发生了新石器时代的变革,即从游牧向农耕的剧烈过渡——人类第一次大型的文化转变。
气候波动的行星
这些场景是让人感到压抑和威胁的:在黑暗的时间长河中逐渐变大的冰碎裂了,巨大的浮冰融化,落入了无边的海洋。接着,冰川下落,整个山脉翻倒,龙卷风肆虐,压倒性的降雨摧毁着文明。
不用怀疑,我们生活在刑事法庭的时代。这次将我们逐出伊甸园的不是用火焰之剑的主天使,而是媒体和气候预言者。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糟糕过!
你们必须牺牲!
然而,气候骚乱是一直存在的。在短短的中冰河期之后,阿尔卑斯山的气温比如今高了2℃,新石器时代的漂泊者也因此能够像“阿尔卑斯冰人”那样翻越山脉(并偶尔被冻得休克)。公元前850年后,气温急剧下降,冰川向前推进,山口变得无法通行。在公元元年左右,气候又一次变暖了。到了罗马帝国的全盛时期,越过伯尔尼瑞士的首都和伯尔尼州的首府。——编者注的阿尔卑斯山脉通向意大利北部的道路畅通无阻。在中世纪的高峰期,中欧如此温暖,以至于人们很少在修道院和教堂中受冻——这也是为什么人们能够住在“没有供暖的伟大建筑”中的原因。那时的英国生产出了红酒。随后,气候开始波动,如历史中的频率一样:在1550~1750年之间的“小冰河期”,欧洲陷入极度的寒冷中,收成全部毁于一旦——30年战争的爆发也可能是其进一步的原因。饮品习惯也随即从红酒转变至啤酒。
在所有的循环中,冰川来来去去,时而柔和,时而轰隆作响,时而缓慢,时而意外出现——眼神黯淡的气象学家评论说,与现在相比,只是几千年前的客厅里没有电视而已。
作用于某片大陆气候的因素,在长期中仍然活跃。至少在远古历史中,出现了4次温暖时期,比“标准零点”线高出了2℃。在40万年前,南极的冰孔核心暴露在我们面前,“全球变暖”时期持续了3万年;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成分也在那时升高了,那时却完全不存在两条腿的环境罪人。
二氧化碳含量,如今全球变暖话题的关键标志,在所有这些时期中都发生着剧烈的变化。5亿年前,它占了大气的28%,随即多次有梯度地下落。大气中氧气比例降到了12%(20万年前),并随后缓慢上升至今天的21%。100万年前,二氧化碳的比例是03%,如今变成了0038%。
没有了二氧化碳,我们就会感觉到寒冷,因为——简单地说——在阳光畅通无阻地照耀地球的同时,二氧化碳已经吸收了地球暖辐射的一部分。
图13-1中的长期气候曲线表明,我们星球的“常态”其实是寒冷——经过漫长的时期,地球经历了膨胀的冰河期周期循环。残酷而且赤裸裸的事实是:从来没有过(并将来也不会有)安静的、可预计的,并且永远“稳定”的“标准气候”(我们所说的:夏天25℃,冬天下点儿雪,此外便都是穿毛衣的天气)。
人类:气候制造者
2005年,一位美国气候研究者的理论动摇了灾难性气候研究的基础,不仅动摇了旧的,同时也动摇了新的。在对长期气候模式的核实中,弗吉尼亚州州立大学的威廉·鲁迪曼发现了一种反常现象。鲁迪曼认为,根据在过去100万年中的天体运行周期,事实上气候明显地变得越来越冷。但是,这一趋势在一万年前被阻止了,自那以后,温室气体和甲烷的含量实际上一直在增加,气候也逐渐变暖。
基于这种长期变暖的起因,鲁迪曼得出了一个迄今为止仍未受到重视的因素——人类。但这里所指的不是个体的、高科技的、强大的、用化石燃料采暖的人类,而是新石器时代和早期农业时代的原始人类。他们在七千多年中将草原改变为田地,将森林和冲积平原转变为农业用地。由此,鲁迪曼说,牛羊的数量由于农业经济而迅速增长,甲烷含量增加了;通过大规模的开垦与树木焚烧,当时的二氧化碳含量也上升了。因此,沿着米兰科维奇循环的冷却被阻止了。
有趣的是,在出现了这种假说的情况下,杂志刊物给出了不一样的报道:《远古农民将我们从冰河期中拯救了》,英国《卫报》刊登出这样的标题;而《明镜》杂志的报道较为中立:《石器时代制造了气候》。于是,人们也许会得出一个更醒目的命题:《揭露谣言!亚当是环境的罪人》
塑造地球——星球变迁
几年前,“塑造地球”被认为是一种乌托邦的科技——在气候上改变整个星球,以帮助人们有一天能够在火星或其他遥远的天体上定居。但如今,我们知道,塑造地球已经开始进行了。许多气候便是人类改变自然的产物。地中海地区的过度砍伐造成了地中海气候的产生。远东的梯田自几千年来加强了多雨、多风的微观气候。
让我们将这个方式延伸至物种:植物世界是地球上第一个大的地球塑造者。15亿年前的光合作用,通过蓝藻带给地球第一个气候灾难——空气被氧气“毒化”。氧气,一种为有机与无机过程带来了强大促进作用(例如促进燃烧)的活跃气体,对当时的生命来说是纯粹的毒药。
530万年前,“寒武纪大爆发”,我们这个星球的最高级物种多样化的时代结束了。一次有史以来最为巨大的物种灭亡毁灭了难以置信的物种多样性,并极端地改变了生物圈。95%的物种消失了,海洋里满是小型软体动物。那些软体动物如今就在大型建筑物的大理石厅中,并常常会被我们无意中忽略。森林浓缩为人类如今用来支撑交通系统的沉积物——原油。
大规模死亡使得海洋在短时间内倾覆了,上亿死去的贝类造成了大规模的钙化——海水中的钙含量翻了三倍。对于幸存的海洋生物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它们硬化了。像一直以来一样,进化不会无所事事地原地不动。在选择和适应的坚定影响中,海洋生物产生出“钙化”的蜂窝状结构。生物“学习”着脱离钙质,并硬化其表层。于是,我们如今仍然认识的软体动物和贝壳产生了。
统治了这个星球25亿年之久的恐龙是卓越的地球塑造者;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它们用自己的重量将地表压平,还在于它们借助自己的觅食习惯和排便能力形成了整个生态系统。
恰恰因为我们重视“盖亚假说”——地球是一个完全的有机生命体,我们才摧毁了趋同思想的狭隘框架。在从原生动物到智慧生物的漫长演变道路上,进化创造了无穷多的技术。所以将自然界“好的”领域、技术分离于人类“不自然的”范围,是恣意妄为的(并在根本上是不科学的)。
为什么?人们会提问。为什么蓝藻“可以”制造出氧气?为什么恐龙“可以”塑造整个星球——但人类却必须听从如今的生态理论,并毫无结果地生存在这个星球上呢?为什么人们愿意服从这些生态理论呢?
人类:天气试探者
实际上,地球不存在没有“天气崇拜”的文化。制造天气(或通过与其不可区分的熟练表演、预报)包括在所有萨满巫师的工作描述中。这是一个如今在计算机支持的天气节目中仍然延续的传统,发布者为其花费了大笔钱财。在气候灾难的黑暗崇拜中,宗教的借用既不是故意的,也不是有意识的,但却是过于明显的。
毫无疑问:这里存在着一种文化上最原始的恐惧。
原因同样存在于我们“生物学—人类学”的构造中:我们,作为没有皮毛的、直立行走的温血动物,气候波动能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威胁。我们摄入能量的40%要供应给大脑。在极端温度下,人类既不能冬眠,也不能像蛇一样终日保持变温。作为高度灵活的杂食动物,我们依赖于营养多样化与定期的营养供应。区别于能够几星期不饮水的骆驼,或是偶尔需要等待猎物数月之久的鳄鱼,我们很少能够掌握有机能量储存的方法。
然而,与动物不同,我们能够预计未来的营养缺乏。并且,这使我们极其紧张!
火的运用、农业和房屋建造,这些都是对抗气候影响的不二“武器”。我们学会用火来反击侵略者,并拓宽了对可消化蛋白质的储备。利用农耕技术,我们塑造着环境,使得营养能够更加持续并可预见地被利用。在现代文明中,通过坚固的建筑物、暖气与气象设施,并由于食物的大量生产,我们进一步脱离了直接的气候影响。这些都在受到气候控制的条件下发生了。
但事实上,我们不相信这些成功——这些成就还是太过年轻。我们记忆深处的经验已有成千上万年:对于自然力量,我们是无助的!
旋风、涨潮、火灾或洪水产生着威胁——或看起来是有威胁的。我们总是恐惧着“气候之神”的报复。
我们是有错的!
我们必须牺牲!
文明的阶梯
在七千年前,季风在中东中断之时,人们尽管有了新发展的农耕技术,却从土地中收获得越来越少。人口压力由于食物供应的短缺而上升。许多农民踏上了大规模的迁移之路。从伊甸园中迁出的人们来到了产生第一批大城市的平原上——巴比伦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并进一步到达了由冲积在沙漠中建成的肥沃三角洲。 迁移来的农民排干沼泽,建造起灌溉网,并很快生产出大量的农产品。
基于感恩的强大崇拜由此产生了,包括图腾、寺庙和人的祭礼。相对平等的农民社会变形为阶级的、封建的奴隶主文化。腓尼基人和法老的王国产生了,并拥有了所有的金子与所有的光辉、所有的神话与所有的畸形。
气候灾难也导致了一种有积极效果的文化现象。它能够结束战争(例如,印度尼西亚行省埃塞的内战受2004年海啸的影响而基本结束了)。在自然灾害中,人类聚集到了一起。他们在幸存下来的共同奋斗中提高了认知成果。通过技术、适应和发明来创造财富,他们一直在促进新的文明的复杂性飞跃。
人们也可以这样简略地总结:没有坏天气,就没有文明。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曾在英国的雨中喝茶。
现实检验:关于气候变迁的事实
地球是一个平静的星球,被外部和内部的力量共同作用。我们的星球围绕太阳旋转。太阳的引力甚至能够造成大规模的气候影响,磁场也能导致气候变化。
同样,生活在地球上的生物一直改变着天气与气候。在被我们命名为“进化”的狂暴过程中,物质必然地被释放,“消化产物”产生了多样化的物种。这种“废料”就是未来的原料和载能体,新的、自然的或人工的技术能够利用它们。
过去几十年显著起来的全球变暖过程是地球所经历的许多变暖阶段之一。如果我们是清白的,我们绝不会知道这个过程将有哪些尺度。因为变暖和冷却从不仅仅依赖于物种向生态环境中的“输入”(及其新陈代谢产物)。天气骚乱、被改变的地貌,同样也能产生新物种和生物变种。在大多数情况下,新的多样性文化和更高的复杂性文明都会由此产生。
与其他无数生物不同的是,人类能够控制和改变自身行为。气候对科技施加强大的发展进化压力。能源消耗的绝对过剩及物质释放将被结束,如其在工业插曲中出现的那样,而技术的升级过程将会加快。所有这些都将导致“最聪明的”、全力以赴的改变。在本世纪之内,我们几乎能够发明出无二氧化碳的动力设备,并将其投入使用。而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将从许多方面被设定得更加有效。
气候变迁虽然很严重,但并不是最终的威胁。它仅仅是人类在漫长道路上的许多挑战之一,同时也是进化和成长的吸引力之一。
第14章濒临灭绝的自然和“可持续”套话的童话
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并不是与其对立而居的。
——伯特兰·罗素
进步的恐惧
在青年时代,我的床头挂着一张海报,它以诗意的衰落观公开地抨击了社会进步。几张全景绘画按时间顺序排列,并被绘制得极具真实感。第一张画表现了平缓山谷中田园诗般的农民小木屋,奶牛、猫、自行车上戴着帽子的男人、在漂满浮萍的湖边玩耍的孩子。第二张中是一条路。第三张中是一座工厂,废水正源源不断地排入小溪和湖中。第四张中是一条四车道的路,房子被拆除了。最后,那里耸立起一座钢筋水泥的购物中心,田园生活退让给了一片广阔的停车场。一条六车道的公路上,飞驰着闪着铬光的大客车。
这张海报重复了由浪漫主义变形统治的、旧的、二分的世界观:自然是“纯粹的”、原始的,文明是邪恶的、畸形的。
文明将谋杀自然!
一切以赢利为目的!
所有科技都破坏自然!
按照这种理论,在进步与许多精神和政治灾难之间搭起一座桥并不困难。对城市生活的极端批判在历史中留下了一道血淋淋的痕迹。这不仅仅发生在德国历史中。成吉思汗已经将城市认为是非自然的;一种空间的浪费,可以被最迅速地烧成平地,并且使其居民被强奸或被杀死。虽然国家社会主义中存在确定的英雄主义,但希特勒和其奴仆仍然憎恨真正大都市的多样性。
“贵族狩猎”的场景反而与自然形成了永远的协调一致。这是我们按照自然的“真实”意思所举的典型例子之一。
对于过去一万年中的生物灭绝,我们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拿着长矛冲到猎物前的“自然人”应负有责任。12万年前,在人类越过结冰的白令海峡迁入北美之后,那里60%以上的大型动物物种都灭绝了。猛犸象、剑齿虎、巨熊、披毛犀、像汽车一样大的巨龟——所有这些神奇的物种都已永远地消失在美洲大陆上了。甚至连征服者重新引进的马也消失了。
恐鸟,美妙的巨鸟和鸵鸟的亲戚, 在欧洲征服者到来的很久之前,就统统进入了毛利人的炖锅中。连丑陋的渡渡鸟也灭绝了,它们是一种大鸟,极度温顺而且非常美味,一只能够贡献一百磅可口的肉食。它们和平地、稳定地、隔绝地生活在一个孤独的小岛上——毛里求斯;但欧洲航海先驱在这里登陆了,他们正奋斗在通往印度的痛苦旅途中,并且都饿得半死。
我们绝对能够确定,人类灭绝并非容易的事情。人类必须行动得相当笨拙,很少得到逃跑的可能性,并拥有饿得半死的敌人。而且这一切条件必须同时具备,并且过程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另一方面,灭绝对其他物种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当恐龙这个骄傲的物种由于一场奇怪的灾难而减少为几种鬣蜥和鳄鱼——小个头的、不显眼的啮齿目动物时,哺乳动物却存活了下来。史蒂芬·巴克斯特史蒂芬·巴克斯特,1957年生于英国利物浦,著名的英国科幻作家和未来学家。——编者注,如今最具智慧的科幻作家之一,在其伟大的小说《进化》中描写道:由此经过几百万年,它们变成了直立行走的、能够思考的原始人。这是一段伟大的历史,但只是一种可能,因为大家伙的帝国永远是会衰落的。
物种灭绝的谣言
很少会出现这一天,人们不顾公众舞台的道德警告,竖起食指宣布:“在一个不仅仅每年都有上百万孩子死去,并且每天都会有上万的动物种类灭绝的世界中……”
人们很少会鼓起勇气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例如,“今年地球上有多少物种呢?”
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知道美洲旅鸽、欧洲野牛的减少——其灭绝可能发生于100年之后。令人惊奇的是,即使我们所有人都是“保护生物的”,即使我们的孩子全是热情的动物爱好者和环境保护者,除了猛犸象和恐龙之外,我们很少能够准备好一个彻底的阻止灭绝的案例。
下面的论断对物种灭绝持有相反意见:
现实中的全球动物物种灭绝率是500年来最低的。这与16世纪的灭绝率几乎相当。科学家总共证明出过去400年间675个物种的消失。欧洲的一个统计确定,在过去的20年中,在24万个存活着的物种中,又添加进了300个。
以下则是另一种意见:
物种灭绝速度剧烈地加快了。如今,根据一项研究,灭绝的物种数量比过去500年多了3倍。人类使得灭绝率超过了自然限度的100~1000倍,美国研究者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中如此报道。
生物学家调查了有世界性资料记载的物种,其中包括哺乳动物、鸟类、一些爬行动物和唯一的植物属针叶树。在794种受到威胁的物种中,大部分仅仅生活于一个区域。
“自1500年以来,被记录的灭绝物种有245个,”来自环境基金会WWF的研究者泰勒·立克茨这样报道,“确定的物种只占所有因人类行为受到灭绝威胁的物种中的一部分。”研究者鉴定出595个过去存在的濒危物种区域,它们曾是受威胁物种仅存的故乡。
对同样事实的两种分析——两者都来自夸口的科学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夸张”很难从数据中区分出来——WWF分析甚至在已经灭绝的物种中使用了较低的数值!
如果人们在公众的愤慨讨论中平和地指出这种矛盾,那么大多数会变成:“但我们根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物种!”而且随后,种种精彩报道便肯定会到来,比如,在亚马逊的树冠上发现百万种物种……
那么现在怎么样?会不会有上百万个物种还没有被发现,但已经永久灭绝了呢?或是每300年几百种的灭绝率随即变得不太惊人了?(除此之外,令人惊讶的是,已经消失的物种一再重新出现,但愿包括白鳍豚,一种已被认为“消失”了一段时间的中国的河生豚类。)
而肯定没有人提出的问题是:多少灭绝是“自然的”?存在“生物的”灭绝限额吗?
加州大学伯克利实验室的理查德·穆勒和罗伯特·罗德分析并证明了过去50万年的灭绝历史。约每隔5000万~7000万年,会定期出现一次巨大的物种灭绝,其中不涉及任何生物的、现实的因素。随后,新物种、新生态系统、新生命复杂体同样将发生跳跃式地发展。
有没有增长的界限
全世界的陆地区域占地表的30%以上,其余部分都由海洋构成。地表面积约为148亿平方公里。其中,我们必须减去600万平方公里的冰面。
直至今日,这些面积的30%~55%被人类改变——直接或间接地。而纯粹的城市面积合计起来也没有超过500万平方公里。大约到2050年,如果地球居民达到顶峰数字——90亿时,城市面积才不得不增加。届时将形成约600万平方公里的居住区。
有330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是种植园,1500万平方公里是农业耕地,而640万平方公里是专门栽培的木材林。也就是说,总共5000万平方公里,近10倍于城市化面积。这个计算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文明评论家将“城市蔓延”、城市面积扩张描述成大问题。然而,在与农业面积的比较中,城市的占地面积是临界的。农业面积的增减是与农业生产力反比变化的,因此在过去50年中持续猛烈下降。而且,如农业经济的发展趋势所示,这个过程是持续向前的。生态科技将进一步促进绿色革命。
我们目前无需考虑的是:人类能否依靠1000万平方公里的农业面积喂饱其峰值达到90亿的人口(如今我们已经在世界性的粮食生产中拥有了大量剩余;粮食供给只是一个分配问题)。因此,至少50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如今城市的空间,将对野生——或对居住形式随意的定居者开放。
如果由此为三口之家的居住分配总面积(可能荒谬的是,紧凑的定居是更合理的),我们将实现每平方公里从120个家庭减至1个家庭或每6000平方米一个三口之家(作为对比,美国“郊区”如今的密度达到了相同面积居住12个人)。
如果我们在本世纪达到人口数量的顶峰,甚至我们为现代工业的密集发展提供一部分农业面积,那么地球只会变得稍显狭窄。您知道电话亭游戏吗?一个底面为一平方米的电话亭中可以容纳多少人?我们可以将12个人挤进这个小空间里,这在吉尼斯世界纪录中有清楚的记载(1971年由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与31个人共同完成)。于是,如今的所有人类便恰好可以被博登湖位于瑞士、奥地利和德国三国交界处,面积536平方公里。——编者注一般大小的面积所容纳。
请您乘坐大型客机飞到博登湖上空,便可信服这样的说法。人类不是霉菌,只是一个在任何时候都小小的、不太重要的气泡。
因此,人类是地球的一个同住者,而不是寄生虫。
可持续性的童话
耶瑞德·迪亚蒙特在其畅销书《崩塌》中将复活节岛上发生的故事引作生态学崩溃的典型事例,即“生态灭绝”。复活节岛上的居民砍掉了岛上的树林,为建造著名的巨人石像提供材料和场所。这导致了地表腐蚀,岛上产生了饥饿灾难——并最终导致了同类相食。这些可怜的愚蠢的岛民随即悲惨地灭绝了。
事实上,这个故事的真实情节是完全不同的。
复活节岛的居民直至18世纪都过着极为普通的生活。他们居住在一个由他们自己改造过的岛上。约1720年,当第一批欧洲人踏上复活节岛之前,岛上的人以一种集约型农业和富饶渔场的鲜鱼为生。他们学会了将火山腐殖土保存在小墙洞中,并使土地变得像在特纳里夫岛西班牙西属加纳利群岛第一大岛,气候宜人,有“恒春之岛”的美称。——编者注和福提文土拉岛加纳利群岛中历史最为悠久的岛屿。——编者注上一样肥沃。利物浦大学的人类学家本尼·派瑟解释说:“他们成功地改变了生存条件,由此适应了提高了的人口数量。”
欧洲人的到来,才是岛上的居民走向灭绝的真正原因。确切地说,是由于肆无忌惮的奴隶贩子和由此传入的天花导致了灭绝。然而,在许多关于复活节岛民“衰亡”的报道中,媒体只关注一个问题:岛民缺乏可持续性的生活方式。
这个词已经在语音上触动了我们的神经元:它听起来温暖、朴实,像一座旧柴炉一样发出的嗒嗒声。这同样是为何每个人都使用这个词的一个原因。公民、邻居、政治家、商界巨头、经济学家、摇滚巨星,所有人都希望“可持续”。
如今,人们应该负责,并节约地对待任何一种资源,这是合理的。可持续性作为单词,最初来自林业,意为,如你所想植物数量至少应大约是树木数量的两倍!
但可惜的是,这个词对生态学思想和精神毫无抵抗力。
迪特里希·多纳迪特里希·多纳,德国心理学家,《失败的逻辑》一书发表于1989年,主要内容是如何在复杂形势下认清并避免并败。——编者注在其作品《失败的逻辑》中讲述了人类如何应对复杂的决策情况。例如,迪特里希在一个虚构的非洲地区塔纳州进行了一个有关生活状况改善的“摩罗族游戏”。其中体现了人们对紧缺情况会如何反应,以控制复杂的局面。但许多实验者拒绝果断地用化学品消灭采采蝇生活在热带非洲的吸血蝇,能传播昏睡病。该病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神经失常、昏迷,甚至死亡。——编者注,并尽可能地不从其他地区觅食,因为这涉及了摩罗族的“自治”。
凭借这些“手段”,摩罗人挨饿的时间最短。
实验的参与者相信“可持续”的行为,因为其减少了经济、文化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复杂影响。这是一个封闭系统,人们不允许对外部世界造成的影响。但生态学生存标准的提高总会改善生态学的决定因素。最后不是“自然的事物”保护了自然,而经常是表面上的对立面——人类对自然的改变保护了自然。
在19世纪初,采矿业得到重点发展,并在不久之后发现而且开采出了原油层,这使得欧洲剩余的森林得以幸存。因为人类从此不必再砍树来取暖。
在现代医药学替代了物理疗法时,无数的物种得到了拯救。如今,老虎的阴茎和狼的爪子仍然在全世界许多地方被当做是比任何化学药剂更能达到疗效的神圣药物。
现代的、工业化的食物已经成为挑剔的烹饪美食家最厌恶的事物。一只放养的鸡可能的确味道更好,并且“咯咯”叫得更加快乐。但我们不应忘记,小农养殖方式是多么地消耗土地面积。作为农村田园生活的崇拜者(像我生活中的许多阶段一样),照料着一个包括动物饲养的专业农园,只是为了填饱肚子,依靠体力劳动取得餐桌上所有的蔬菜和肉类,就会从早忙到晚。还是由女性准备和烹调食物吧。或许罐头食品更好!在可持续性的过程中,人们能够保持依赖状态。如黑人民权主义者罗伊·伊尼斯所断言的那样,人们因此能够建立一种“新的、绿色的殖民主义”。在可持续性的过程中,人们能够禁止每一种科学技术——因为科技总是改变世界。
可持续性是一种线性和静态的模式。它从对改变的恐惧中汲取欺骗灵魂的力量。它承诺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应该改变,没有任何东西有改变的必要,一切都能够静态地进行自我调整。但正是这种恐惧,对意味着死亡和重生的生气勃勃的变化的恐惧,威胁着我们的未来。
现实检验:关于自然和人类的事实
在自然中,不存在所谓的稳定平衡。“平衡”的思想代表了18世纪的浪漫主义理想,与自然的进程没有太多联系。自然进程反而是越来越“不平衡的”。进化是一种“踉跄的前进”,从长远观点来看,一切在进化过程中都完全没有意义。进化仅存在于物质的、系统的不平衡中!
在这里,人类不是地球的寄生虫,而是朋友。我们对生物圈的影响是强大的,但绝对不仅仅是消极的。借助动植物培育,人类提高并促进了生物圈的多样性。作为“自然选择者”,我们是物种和变种的创造者——人类饲养员在1万年内发掘出33个动物属、5000个物种。人们思考着玫瑰、猫、谷物,思考着有区别的地球人造风景。没有人类,许多如今的物种将不会存在。
地球资源并不短缺。它通过多种方式恢复再生;通过再利用、通过新科技、通过社会和生产体系的变革。所有这些体系都要屈从于环境参数的改善。
自然绝不是濒危的、脆弱的、一直面临危险的。进化不如被看做是一种极度坚韧的过程,各种生命在数10亿年中逐渐改良和多样化。如果人们注意到DNA的变形能力,就会发现它其实是已知空间中最稳定的结构。同样,如果人类没有经受住考验,那么进化将继续进行——或早或晚,智慧的物种会再次出现。
结论 未来意识:对进化乐观主义的辩护词
唯一的勇敢的人体现了大多数。
——安德鲁·杰克逊安德鲁·杰克逊(1767~1845年),美国第七任总统,民主党创建者之一。——编者注
我不害怕明天,因为我已经看过了昨天,并且热爱今天。
——威廉姆·艾伦·怀特威廉姆·艾伦·怀特,美国著名作家、政治家。——编者注
将在未来出现的事物不会让自己受到驳斥。
如果那是肯定的,你必将体验,
并用为你提供现在职责的同样理智着手进行。
——马克·奥雷尔
幸福的语法
根据“世界幸福指数”,瓦努阿图民族——一个拥有22万居民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民族。他们拥有几年来全世界人都缺少的幸福感受。
瓦努阿图早先也被称为新赫布里底群岛,坐落在南太平洋距澳大利亚海岸线1500公里的地方,是一个拥有约180个小岛的大型群岛。这些小岛之间的最远距离达700公里。第一眼看去,这个世界像是天堂——像砂糖般的海滩、椰子树、茂密的森林、蓝色海洋中丰富的鱼类。但瓦努阿图人同样懂得战争与和平、犯罪率与社会问题。他们有着古老而纯粹的暴力意识,例如对进入青春期的男孩施行割礼,这些男孩为此要被带入雨林中长达几个星期之久。像其他太平洋上的岛屿一样,瓦努阿图的故乡受制于未开发的自然力量。火山喷发与旋风在历史上一再地威胁他们的生存。
瓦努阿图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根据联合国GDP指数,它处于第207位(共233位)。50%的人都是文盲。婴儿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然而,仍有许多瓦努阿图人轻轻松松地活到了90岁。
为什么幸福仍然在瓦努阿图存在?我们最终发现那些幸福的、没有过份要求的人“完全没有被文明腐化”。
首先,瓦努阿图人的世界是文化多样性的世界。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不同的民族移居到这个群岛上。他们主要来自波利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澳洲土著的影响也是明显可见的。所有这些文化都带来了不同的资源和文化形式,这在瓦努阿图的历史上便发展出180种不同的语言和3种社会形式。在岛的北部,占主导地位的是女性同样拥有财产和地位的开放部落体系;中部主要是父系大家长共同体,那里具有强有力的首领及一个族长阶级和封建体系;而南部主要是小的酋长部落。
于是,瓦努阿图人懂得了“选择的文化”。人们能够生活在其自有的群体中,或是迁移至另一种文化、另一个岛屿上去。对此,人们只需要一条好的独木舟、礼物及一些防御危险的东西。
殖民主义在瓦努阿图并没有形成太大的影响,反而是成为了一种十分特别的笑料,人们在被殖民统治之后仍然逍遥了几十年。因为殖民势力不能就岛群的归属问题取得统一(但这并没有重要到足以导致一场战争),法国人和英国人于1906年筹划了所谓的共同统治权。这种大型联盟的形式可能造成几十年之久的没有希望的混乱。人们一会儿行驶在街道的左边一会儿行驶在右边,出现了两种海关手续,一个双重官方。到了极度混乱的时期,一位既不讲法语也不说英语的西班牙法官主持着最高法院。国家首脑在官方上是英国国王与法国总统,他们——通过其官方代表——经常陷入岛上居民关于联姻问题的争执中。因此,瓦努阿图人从来没有相信及苛求中央政权太多。
瓦努阿图人的货币符号是猪。想要证明自己地位的人,必须捐赠尽可能多的猪。这种捐赠完全是一种民族行为。在瓦努阿图,直至今天还存在着“活物祭礼”,这是波利尼西亚人的祭礼。在其思维中,神明为太平洋的居民提供了不可估量的财富,这些财富通过殖民主义者制定的法律最终合法地作为祭礼呈献……
瓦努阿图人的日常生活充斥着无止境的节日、仪式和典礼,人们庆祝生日、忌日、自然事件的周年、困难的日子、神秘的日子、普普通通的日子。尽管如此,瓦努阿图人仍然很少出现酗酒现象。他们最喜欢的是卡瓦酒,一种宗教仪式的饮料,从卡瓦胡椒粉中提取。卡瓦酒不会使人晕眩,反而使人清醒无畏,作用就像“壮胆药”一样(其包括如醋椒素、醉人素这样使人斗志昂扬且瓦解恐惧的物质)。在卡瓦酒的作用下,年轻男子在纳戈尔节上绑着橡皮筋跳下高大的棕榈树。(在我们西方的冒险文化中,这演变成了蹦极。)
即使瓦努阿图人的官方宗教是“基督教”,日常信仰的仍然还是自然幽灵与自然之神。许多瓦努阿图人信仰造物主“塔哈拉”(使人想起长老会传教士的“耶和华”)。这个岛的古老造物神话叙述了——像基督教一样——天堂、罪孽,判决人类是工作还是受折磨。最高的魔鬼是“萨拉陶”——在语音上与撒旦近似。
而且尽管撒旦无处不在,在棕榈树上、石头中和邪恶的水中,人们还是永远大笑着,说:“明天会更好!”
接受祝福
虽然我们不能变成瓦努阿图人。但我们恰恰能够从这个地球上最快乐的民族那里学到些什么。我们通过什么将自己定义为社会、定义为个体呢?通常是通过我们未能实现的欲望。我们忍受着痛苦,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伟大的爱情、赚取充足的财富、获得正式的聘任;我们因为“政治家”或“经济”、“女人”或“男人”而失望沮丧。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好的出发点,却没有解决的智慧。我们的孩子不会像我们所预期的那样成长——因为他们被我们的沮丧而影响。
并且,进步也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样子!
我们不会望向瓦努阿图人所说的“风的礼物飘动”的地方。我们不会注意到大船为我们带来的东西。
但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个富裕而自由的社会中。如今,欧洲是和平的庇护地。我们能够跨越过去的铁丝网路障。我们不再“那么容易地”死于传染病。我们不再继续去做炮灰,或是作为士兵的孵化器。我们能够自由地选择去爱谁、从事什么职业、以什么方式生活。
清点你的福祉,否则便会扭曲内在灵魂。在这种溃烂的谎言中,末日论、阴谋论蔓延着,消极的精神毒药在增加。末日论的悲观主义总是扎根于沮丧中。被从沮丧中拯救出来的人知道:我们中间的每个人都是上苍的一件礼物;我们中间的每个人都有一个正在努力追寻着的希望;我们中间的每个人都是空间和时间暂时的艺术品,并经常从其他人对待生活与精神的态度中得到启发。
信任
瓦努阿图人教给我们的第二点是对世界的信任。仪式礼节只是瓦努阿图人表达信任的一个方式,说明了我们与环境的关系,解释了围绕着我们的一再发生的循环:季节——出生——成长——生疏——死亡——回忆。
瓦努阿图在仪式上捐赠的猪和草席绝不是“未堕落的无私”的标志。进化社会学家对“相互的利己主义”发表了这样的言论:人们大量地给予,是为了相称于其他人的慷慨大方;人们最终的给予,是为了有所得。因为,从长远角度来看(及在有风险的世界形势下),合作是更有效的战略,捐赠比索取更能达到目的。但人们同样愿意进行无私的给予,因为这会得到直接的赞美,并获得社会承认。在赠予行为中,显示出一种生活状况:“我相信,会得到回报的。”
唯心主义的悲观者在这一点上诉苦抱怨,无私的投入还不够。理想的事物、精神的高度在哪里?
现实的乐观者所看到的则是两样:首先,利己主义是健康的,因为我们都在试图改善处境,人们都是由血肉和欲望组成的有机生命体;其次,相互协商与合作是人类竞赛的决定性因素,因为整体力量比部分要大得多。
在此,一种忧虑的唯心乐观主义与一种进化的怀疑乐观主义之间出现了区别。在唯心乐观主义希望乐观者争取一切理想事物的同时(最终必定总是因此而失望),理性的乐观主义反而将世界看做系统化的自控机制。信任不会从愿景中产生,反之,产生于现实生活中,产生于那些我们必须长久地将其标榜为伟人的精英人群中,或产生于被控告的为非作歹的下等人中。
在末日论的世界观中,首先反映的是一种对人类的极度不信任。如果我们认为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则也会对别人抱有相似的看法。我们不会指望人们任何事情;世界不再有认识、学习过程,不再有变迁。因此,衰落思想又产生了一种更深的、更极端的人类憎恨。
与之相反,真正的信任是对人类怀有宽恕之心,信任人类的一切。当然,人类社会的确存在一些不好的东西,但好的方面同样也存在着。
未来适应性
如果大型的旋风或火山爆发毁掉了瓦努阿图人的村庄——几乎每隔10年就会发生,仪式便会发生改变,甚至割礼也会被中断。在瓦努阿图,割礼是一种在12~14岁青年男子间进行的,并与许多馈赠与祭祀相关的仪式。青年男子将留在家里,并像母亲一样操持家务度过他们的青春期。他们帮助家庭重建,而不是仅仅建立自己的家。家庭、家族、世代聚拢到了一起,直到灾难的损失被清理完毕。
动物面对巨大的威胁只能有逃跑、搏斗或顽固抵抗这样的反应,与之相反,人类发展了具有适应性的丰富多彩的应对策略。我们能够作为个体,也能够作为群体,我们在需要时改变我们的游戏规则。
关于对未来适应性的真正进化能力,心理学家安东尼·里丁发表了这样的观点:
在我们的祖先慢慢形成预料其行为影响的能力时,未来适应性的潜力也已发展了几千年。虽然这种能力是人类生物学上的继承,但其应用是建立在我们的教育类型上的。并且,其与不同的文化继承有密切联系。
适应性从社会复杂性的某一点开始起作用,存在于对危险的反应中,存在于一种学习的上升螺旋中。人们能够创造科技,并对其进行持续改良,使其适应社会,并且“更加聪明”。
人们能够颁布新的社会规则,例如,使妇女得到更多权利,使青年男子不再被割去包皮。我们能够为陷入困境的人类动用社会资源。我们甚至能够试图阻止或避免战争,或是引领好的战争。(是的,这是存在的!)
我们能够为大型人类计划出力:一切都会变得更好一些。
在这一点上,希望变成了未来的力量:如果希望与适应性相结合。对未来的信任从不基于纯粹的现状,而是基于我们对自身能力的信任,并不受条件变化的影响。
鼓起勇气
行为与智力研究者格里高利·伯恩斯研究了西方现代文明中的幸福现象。为此,他走访了虐待研究所、寿司店,参加了一次纵横填字游戏,并帮助朋友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大餐。他将自己的发现发表在一本名叫《满足》的书中(根据滚石乐队的著名作品改编)。
伯恩斯这样写道:人类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满足自己。但他们只能通过获得新事物才能感到幸福。
当然,责任可以使我们幸福——家、安全、可预计的未来,但这种幸福都具有因厌倦而褪色的趋势。如果我们掌控了挑战新事物的能力,幸福激素的分泌——从脑内啡由脑下垂体分泌的激素,具有镇静作用。——编者注,到多巴胺脑内分泌的神经传导物质,负责情欲、感觉、兴奋及开心的信息传递。——编者注,直至皮质醇一种由肾上脉分泌的激素,在人们应付压力时扮演重要角色。——编者注和性激素——总是随后就开始出现。
有时,这对渡过难关也同样适用。如果非常巨大的熊或恶魔在身后出现,或是一场真正的旋风,或是冒着热气的岩浆,或是当我们丢弃了一些陈旧的观念,那就是到了必须“蜕变”的时候。
对此,人们必须首先知道,最恰当的时刻是何时。在遇到每一丝微风、每一次咆哮,或是每一次模糊的不满足时,如果人们都会跳过山崖,这立即会变成一个笑料。人们需要可信赖的早期报警系统,其既能标记危险,又能报告麻木状态。
而且如果人们真的跃过了山崖,这种飞跃过程绝对是有益的。
为什么世界在运行
荷兰北部的小城德拉赫腾在世纪之交冒险尝试了一次危险的实验。在之前的几年间,德拉赫腾从一个死气沉沉的普通城市发展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中心城市。交通流量增长为原来的四倍,而城市中心地区却在交通高峰时段陷入了地狱般的状况。汽车不停地按着喇叭,载重货车被堵得进退不得,行人则诅咒谩骂。城市遭受着每天22万辆疾驰而来的汽车的拥堵,人们不能、也不愿意从宽阔的汽车道中间跑过。
于是,人们竖起了指示牌,出台了越来越多的交通法规,颁布了暂时的禁停令,在路中间设立系缆柱、隔离带,增加红绿灯的数量……
但这反而使一切都变得越来越糟。
于是出现了新的尝试,交通规划者汉斯·默德曼与交通部废除了交通指示牌。从那时起,德拉赫腾的整个内城只用圆形的鹅卵石铺路。没有线路,没有人行道,也没有了那块唯一的指示牌。纯粹的无政府混乱状态?
默德曼将其构想命名为“共享空间”。在短短几个星期之内,交通事故率便下降了1/4。城市重新安静了下来。所有的人都开始为对方考虑。车速降了下来,但一切都更有效率了。因为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可以改变这种状况,于是交通秩序的参与者开始留心周围,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彼此谩骂。骑自行车的人又敢于出现在如今秩序畅通且行人懂得谦让的路面上。货车司机相互致意,并更加仔细地注意周围情况。
交通秩序参与者懂得了自我调控系统。
在公民学会了体谅与合作的高度文明下,这种规则改变的发生是十分自然的。加尔各答与那不勒斯的街道交通也显示出自我调控系统的特征,只是其噪声水平较高,车身损坏较严重。
这个世界正在运转。这是个描述了一件真实事情的简单句子。60多亿的人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所有的街道、房屋、人、机器、汽车、飞机、火车、数据流、说出的话及没有被表达的思想、完全沉默的自然环境、无数的动植物种类、海洋及气候——所有这些及地球引力构成了这个世界,它运转得如此良好,以至于每次失败、空难、入侵、车祸死亡、消息都是值得关注的,因为鲜少发生。这个庞大的系统看起来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尽管我们就生活在其中。
沃尔夫·洛特在Brand Eins杂志中这样写道。人们无法将其表达得更精妙了——但人们可以再补充:我们一直生活在有生气的、具有学习性的系统中,这个系统将在基因、文化的进化道路上不断继续发展,从而提高了内在复杂性,而且,从长远角度看,也提高了稳定性。
对此,在系统理论中存在着一个关键词:发展。发展的系统拥有一种动态的灵活性,这使得其既有适应能力又坚固。演变发展系统是这样。成功的爱与文明系统也是这样。
非零总和竞争
罗伯特·赖特罗伯特·赖特,美国资深杂志编辑及撰稿人。2000年出版《非零年代》,获得好评。——编者注的生活计划项目将发展进化理论与竞赛理论联系起来,探讨了3种世界上可能的竞赛类型:
双输竞赛:在此,竞争双方都失败,没有人最终获利。例如在内战或婚姻战争中。双方都因受到损害而导致落后,并且没有学习到任何有用的东西。
输赢竞赛:在此,竞争双方中的一方得胜。例如在网球比赛中。或是当猛兽捕食猎物的时候。在所有竞争激烈的、资源短缺的系统中,主要由输赢竞赛占支配地位。
双赢竞赛:在此,竞争双方在相互合作与协同作用的层面上都取得了胜利。
复杂性由于简单的事实——即存在多赢方面占优势的竞争——而产生。换句话说,这个世界更多的不是所谓的零总和竞争。
这个道理甚至适用于人类最黑暗的时期。例如二战——在经典双输竞争的系统理论层面上——为欧洲最长和平时期及强大文明打下了基础。在许多离婚、分居和婚姻危机中,那些在双方情绪发展中起了很大帮助的少许宝贵认识,在某一个时候发展成熟起来……
未来悲观主义者不能在这一点上正确地理解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说,世界是一个零总和竞争。如果一个人赢了,必定会有另一个人输。如果天平由于意外或人类的失误向错误的一面倾斜了一点点,那么一切就都无可挽回了。
并没有什么需要挽回!
爱德华·O威尔森爱德华·O威尔森,1929年生于美国伯明翰,美国著名昆虫学家和生物学家。——编者注建议将“发展进化的叙事诗”作为这个科学时代有约束力的传奇。威尔森认为,应当发展能够提供“伟大故事”的叙事诗,代替那些被人类信仰了几千年的古老神话。
因此,我们再次从前沿开始。
一段发展的、乐观的传奇
在银河的一个支系中,在一个围绕当时还是中等大小的太阳运行的小小的蓝色行星上,从远古开始,生命的复杂性开始发展。分子一步一步结合,氨基酸组合成越来越复杂的结构。就这样,远古混沌中的生命体降临了,先是原生动物,然后是真核生物,直至具有感觉器官和运动膈膜的完整生命体。并且最终,产生了意识。
生命对它们而言并不是美丽的事情。与宇宙的寒冷宁静、星体突变相比,与数十亿束炽热阳光中闪耀的美妙氢气相比,有机生命就像是热闹短暂的摔跤比赛和汹涌的波浪。
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痛苦,就有奋斗与竞争,就有死亡与不可解答的谜题。但生命同样也有其进化方向。它倾向于产生越来越复杂的生命体与“非正式”的系统。
并且,人类趋向于——出于发展变革的原因——开始合作!
像衰落预言家想要使我们相信的那样,生命无论如何都是不坚固的、不稳定的、不断受到威胁的。但事实上生命是坚韧而“可持续的”(如果我们想要使用这个概念,那么这里最合适),如果人们真的应该从地球上消失,也必将会出现新的智慧生命。无数物种将再一次出现,且意识复杂性将再一次产生——也许会出现于行走在陆地上的乌贼体内。
生命才是最本质的。
我们生存在活跃的、不断学习的系统中。
“每首叙事诗都需要一个英雄,”威尔森说,“意识会怎么样呢?”(“意识将会继续行进。”)
作为精神力量的乐观主义
英国心理学家亚当·菲利普斯在他的全球畅销书《走向心智健全》中写道:“健康就是学习如何享受冲突,并且抛弃一切和谐、稳定与酬劳的神话。”
这听起来虽然有些悲观,并且不那么直白,但它是“亚现实的”。“一切皆不费力”、“积极看待一切”,这些话经常会变成一种精神压力。如今,人们都在戴着面具假扮着欢乐。挑战被定义为纯粹的情绪任务,与能力无关。痛苦被贴满了标签——并以阴险的方法归因于遭受痛苦的人(你一定做了什么,所以才会遭受痛苦)。
但一种现实的乐观主义从不武断地提出论证:已经进展得很顺利了;只要你希望这样,一切都没问题!“进展顺利”是承诺与责任、信任与行动,并经常还是意外与幸运的结果。如果人们“只是希望”,那就不意味着一切都没问题。许多事情进展得顺利,是因为人们勤劳能干、时刻准备、抗争并坚持,并且还要具有勇气。
大部分进展,并不意味着一切都顺利。
从古至今一直存在两条为我们的“思想”所用的道路——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悲观主义者通常感觉良好而公正,因为他们认定这个世界是衰弱而堕落的。他们赞美自己道德的杰出地位,将自己内心的阴暗毫无顾忌地投射到这个世界上。悲观主义者一直熟悉“悲观这一点”,并因此不敢冒风险。如果情况比其阴暗的愿景(像确定的那样好)要理想,只是因为他们的警告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现实朝好的方向发展。
与悲观主义者相反,现实的乐观主义者承担了全部革新的风险。他们将自己暴露在问题的前沿。他们会失败。他们会变得沮丧。因为他们进行了一项具有风险的希望贷款。
发展的乐观主义是,我们承认人的生活是敏感易碎的。不幸是存在的,或许是很多不幸,但并不是“永无止境地出现很多不幸”。
发展的乐观主义者敢于直面荣誉与责任,能够意识到自我救赎。即使自我救赎的过程可能充满痛苦,但人们愿意为之努力。
“要真正拥有勇气,”塞内卡塞内卡(公元4~公元65年),古罗马最重要的悲剧作家。他主张用内心的宁静克服生活中的痛苦。——编者注说,“人们必须懂得——并经受住对危险的恐惧。要真正拥有勇气,当我们需要面对那些世界的痛苦和我们注定毕生无法得到的事物时,仍然报以无畏冷静的微笑。”
告别黑暗的精神导师
“人类种族如何在下一个世纪中幸存?”这个激烈的问题一经提出便引起人们强烈的关注,并造成了人们的恐惧。相比之下,不太令人害怕的反而是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史蒂芬·霍金,轮椅上的物理学家,他只能通过眼睛的运动用计算机与人沟通。
当霍金在2006年夏天将这个问题利用媒体效应刊登在他的网站上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一个星期之内,他收到了25000个回答。但事实上,所有人都只想知道他的答案。这个答案出现在一个月之后的2006年8月1日:
人类种族如何在下一个世纪中幸存?我不知道答案——虽然是我提出了这个问题……核战争的威胁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每次当我们提升科技力量时,便又增加了灾难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让我们企盼,地球不要落得像我们的邻居星球金星那样250℃高温的下场……也许我们必须企盼,基因技术能使我们变得更加聪明,且更没有侵略性……
又来了,末日论大喇叭令人厌倦的声音,恐怖谎话和过失认定的无益混合,这就是末日论庸人的整个交响乐团。
彼得·斯劳特戴克彼得·斯劳特戴克,以成名作《玩世理性批判》奠定了其在哲学批判理论界的地位。——编者注,德国哲学家,立刻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众所周知,人类正高速向水泥墙撞去,就是因为在离碰撞发生还有片刻时间时,人们的脚还踩在油门上……
依照大思想家的思路,“人类”除了愚蠢透顶地撞向水泥墙,还能做些其他的什么呢?且公众一直相信,甚至狂热地为这些精神导师的无知言论鼓掌喝彩,自己却没有思考一秒钟。图片到底是不是真的,比喻是不是正确——或是整个事件是否只是听起来让人悲痛欲绝……
现在正是与黑暗的精神导师告别的时候,即使其得到了诺贝尔奖,能够极富哲理地雄辩,或是落下了具有英雄象征意味的残疾。
对于霍金提出的问题,我个人有一个十分简明扼要的最好的公开答案。公布这个答案时用的网名是兔子——根据《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的兔子得来的:
这可以解决……毫无疑问地,还存在着问题与灾难。但不存在能够完全与你的悲观主义相匹配的可怕事物。放松点!
下面的结束语出自一位反对衰落幻想的老战士。对我来说,他是精神上的英雄,因为他发表《乐观主义者宣言》的时候——1972年——是对反对文化悲观者的起义来说极不顺利的时刻。他就是法国未来学作家和记者路易斯·鲍威尔斯,当时确凿无疑的“叛徒”和“反动主义者”。如今,他几乎已被人们遗忘。但出自《乐观主义者宣言》的言论今天读起来仍然是鲜活的,似乎明天就必须将其传抄在下一堵墙上:
在1971年的28天里,我一个人在报纸上整整发现了1243遍“我们的世界正在不断变迁”的陈词滥调。在这所有的1243条中,都是关于消极的报道:骚动、冲突、威胁。“变迁”在悲观主义者的仓库中变成了一个煽动性的词语。
我认为,我们时代的病症是对社会的憎恨。人们期待并要求别人进行改变,但不对自己的一分一毫提出要求。这就像无人管教的孩子认为只需大踏步地向前走就能实现一切愿望,于是也便傻乎乎地这样做了。我个人更希望成熟一些,并利用我的成熟岁月做一些能够实现自己愿望的事情。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靠聪明的头脑,还要靠泰然自若的处世心境、人类生活的宝贵收益。
我拥护提供一切科技进步的社会。我拥护民主地引领人们越来越富裕的未来社会。我拥护像有生命的有机体一样自我调控的社会。我拥护物质社会和商品再分配。我坚定地望向未来,望向与进步共存的增长着的文明多样性,望向技术、经济和社会多元化的交织,望向人类力量的国际平衡,望向现在建立的稳定世界,望向将我们思想的错误表现减少至最小值的一切事物。
附录 怀疑乐观主义的导论
1请丢开那些来自媒体的意见、偏见,那些定义了我们的未来直至最后一个脑细胞的“常识”。请不要相信那些“人们就是这样说的”——世界的一切都将向坏的方向发展。请你抵挡住黑暗导师和末日论者的精神指导,对其置之不理。请你敢于进行精神世界的“重新设定”。
2请重新认识现实——询问,带着怀疑的眼睛。请你理解,未来没有被决定,反之,被决定的经常是“思维模式”,也就是对事实的感知方式。
3请寻找你要认知的事物所处的系统。因为一切事物都相互关联。这并不是说一切都是唯一,而是说事物存在于一个背景、一个体系中。很多例子都强烈地表明,这个世界充满了自我调节的系统!
4请看清“战略性思想”的诡计:我们总是制订计划构造世界,正如在小事上显现出来的好争辩性一样(因此,我们的思想经常追随着恐惧和内部的均衡)。
5请明白,世界上存在的一切或许没有意义,但却都有其目的。这意味着没有努力会白费。每种行为,每个微小的表现,在世界的形态学记忆中都留下了痕迹。
6请理解,复杂性是变革的中心内容。在同步增长的文明多样性中,生命体、社会、基数、系统都会持续朝更高的方向行进。然而,复杂性的出现不是因为其有“优势”性,而是因为它符合对抗既存规则的基本法规。
7请从“你为什么不能知道的再多些”中解脱出来。你自己是你的认知空间的构建者。而“外面的人们”想些什么,或是赞同些什么,是完全无所谓的。
8请保持在沟通的网络中。
9请体会拥有认知与行为自由的幸运。你有选择权。当你的努力成果“客观地”较小时,可以如此积极地看待——我还能够做得再好些。这是你在这个社会中拥有的唯一的、核心的自由。但却是无比重要的。
10请行动起来,做可以做的事情。这对于提高生活满意度是绝对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