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学者座谈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专家学者座谈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对文学精神的坚守值得肯定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揭晓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8月23日，由文艺报社和中国作家网主办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座谈会在京举行，邀请了部分评论家和本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委对5部获奖作品进行点评，并就由茅盾文学奖引发的文学话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座谈会由《文艺报》总编辑阎晶明主持。
茅盾文学奖意在弘扬文学精神
在贺绍俊看来，对于今天来说，茅盾文学奖的意义就在于要弘扬一种可贵的文学精神。在消费因素盛行的时代，流行小说、大众小说、类型小说会有大量的市场。但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整体文明建设不能缺乏典雅的文学精神，茅盾文学奖就是对这种文学精神的坚守。作家们通过自己的创作，在对人类精神进行严肃思考、对精神价值不懈追求等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关注。
张志忠说，谈到茅盾文学奖，不由让人想到茅盾先生的创作特征。茅盾的创作个性非常鲜明，其作品的史诗特色和创作中表现出的与时俱进精神都十分突出。在表现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社会历史上，茅盾先生留下了迅捷且又非常有深广度的时代画卷，同时体现出自己独特的思想，包括思考、追问、批判、反省等方面。从这个层面上讲，此次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十分贴近茅盾先生的文学精神，表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现实和重大命题选择，而且这些作品有自己的精神高度，有自己的社会画面的展示。同时应注意到，这几部作品似乎都是一种回溯，是站在今天追溯既往，与现实之间的关切性不是很密切，因此希望在这方面能有所倡导和强化。
张陵说，此次获奖的5部作品和作家都是当之无愧的，他们是在用文学的方式回应了时代。“五四”以来的启蒙思想一直是我们的传统，在优秀作家那里得到延续和坚持。此次参评的许多作品都带有启蒙性，体现着作家在努力思考历史时代，这就是中国文学不断取得新的进步的原因，也反映出文学走向成熟的规律。
梁鸿鹰认为，获奖作品充分反映了当代作家对文学精神的坚守。5位作家长期以来都持续有新作问世。《天行者》《蛙》《推拿》等作品不仅体现出作家浓厚的人文关怀意识，也体现出强烈的创新意识。如《蛙》将书信、小说、戏剧放在一起，《一句顶一万句》则是以循环往复的连环套方式展示一路风景，这些都值得重视。作品中也包含中华民族的精神价值和对美好爱情的追求，能将老话题写出新意，也从一个方面显现出作家的创作才能。
吴义勤谈到，中国长篇小说近几年取得的成就应该充分肯定，如果我们的目光放在备选的前二三十部作品，就能看得更充分。今天的中国作家的创作能力以及创作自由度是前所未有的，这就使作家们有条件在创作中坚持文学性的追求。评奖既是对几年来长篇小说创作实绩的检阅，而且对我们今后如何认识这个时代的文学也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施战军说，这届茅盾文学奖在导向性上的意义，在于对经典化的追求有了加大加重的意味——既要对我们时代负责，更重要是对文学史负责。茅盾文学奖要评出中国文学里面高端的文学作品，一定要有这个追求才能评出好作品。
《你在高原》：体现作家深厚博大的文学情怀
贺绍俊认为，“大河小说”当然并不是张炜的独创，但从《你在高原》这部长达450万字的浩瀚大书可以看出，张炜的创作有一种完整的思考，并始终在朝着他的精神目标前进。这10部作品不是松散的结构，不是简单的拼凑，它的内在结构也是很完整的。作者把主人公的成长史、家族史、奋斗史和作家主体的精神思考糅合在一起，并用独特的视角去看待世界、思考问题。在精神上追求浅消费的时代，坚守这样的文学追求在今天实属不易。
张志忠、孟繁华、陈福民认为，张炜是个纯粹的文学家，坚持创作二十多年，《你在高原》中包含的10部作品读起来气势依然饱满，充满对抒情和诗性的迷恋。张炜用这样的力量，这样的历史抱负和文学抱负，打造出一个文学思想者的形象。特别是在大众文化盛行的时代里，这种精神探索姿态理应得到嘉奖。
梁鸿鹰称《你在高原》可以说是一部常规小说，同时也是博物志、地方史、心灵史、文化史。当代文学经过多年积累，需要这样一部既有胸怀又有知识和眼光同时艺术呈现亦十分成熟的作品，这表现了作家对文学的情怀。读者看小说除了看故事、看人物，有时还想看到作家对世界的认识，《你在高原》正为我们提供了这个认识可能。
《天行者》：树立一座精神丰碑
贺绍俊、孟繁华等人认为，《天行者》具有独特的内涵。作品没有停留在呈现民办教师的艰难、歌颂其奉献精神这个层面，而是站在整个历史发展和社会层面去思考问题，把乡村中国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延伸，从某种角度是说是为默默奉献的一个群体树立了一座精神的丰碑。
施战军认为，我们多年来强调所谓“底层文学”，好像已经成为时髦，有些人常常凭空想象地写，觉得立场上站对了，对底层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分析都可以抛弃，因而成为符号化的写作。而《天行者》不是这样，它确实是带着一种体温深入到所反映的群体里面，完全带着对中国现代社会的理解，写出其中的痛楚，这也是我们当下社会所要付出的代价，所以这种深刻的理解和细微的把握非常感人。
《蛙》：对生命意识的深刻体察
不少评论者都把莫言的《蛙》看成是作家的转变之作。因为莫言一直以来的写作特点是汪洋恣肆，这带来他独属于自己文学气象。但是《蛙》则显得很收敛。
贺绍俊认为，这缘于作者在对重大社会问题的认真思考，而且是很谨慎地一步一步走，探讨的是计划生育这样的国策问题，同时也在深刻思考一些中国文化传统的东西，如生命意识等。莫言是一个有思想的作家。
陈福民也谈到，莫言从《蛙》的写作开始表现出了某种写实的倾向，也就是说任何一种思想表达不再是灵空虚蹈，他所结出的思想成果跟中国社会现实历史有关，虽然不是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但是绝对有必要的基础。
张志忠说，《蛙》所表现的计划生育使整个社会形态的改变，对国家而言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尽管这部作品中有政策上的敏感性，但就一个作家的精神状态而言，作者也可以完全摆开具体的问题，抽象出来就是人和体制应不应该对抗、应不应该保留自己的独立意志。从这方面来讲，《蛙》也是有超越性的。
施战军说，一个作家在创作中可以有不同的取向，《蛙》不同于《檀香刑》《生死疲劳》等。它跟现实贴得更近，带有从文化入手的取向，《蛙》可称是莫言这类作品的代表作甚至是高峰之作。
《推拿》《一句顶一万句》：小格局中的大题目
评论家们认为，相对而言，毕飞宇的《推拿》和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的特色在于，从小格局中反映出社会的大题目。
贺绍俊说，《推拿》是从盲人的角度进行构思的，以往文学作品中的盲人都是被当作特殊人、残疾人来写，而这部作品可能是第一次把盲人当成正常人来写，体现出一种人类民主平等的思想。这样的价值追求十分可贵。张志忠认为，《推拿》一方面是把盲人当作正常人来写，同时也表达正常人的精神缺憾，表达出一种悲悯和超越悲悯、反省和自我反省的情怀。
大家就《一句顶一万句》谈到，刘震云以前写过《一腔废话》，而《一句顶一万句》依然思索说话问题。我们每个人都要说话，而说这么多话，表达的很多不是真实的东西，而你说得越多，别人对你的了解就越模糊。这就把说话问题最后变成一个哲学问题，因而也使《一句顶一万句》成为一部值得琢磨的小说，而且将深刻的思想包含在琐碎细节里面，这就是文学的魅力。
张志忠、陈福民认为，《一句顶一万句》一方面琢磨人们的口头语言，从口头语言入手讨论人们的精神世界，讨论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和误解，讨论人和人之间的不可交流性。作品是从最日常的现象入手，但这些语言背后的文化蕴含以及历史表达的指向非常令人回味，《一句顶一万句》是考量阅读者的阅读水准，要求着某种阅读能力，我们希望通过茅奖鼓励我们阅读更深入，更有耐心。
如何书写变化中的乡土中国
梁鸿鹰说，此次茅盾文学奖评出的20部提名作品中有一大半都与农村有关，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当代的文学创作还是写农村的比较多，农村是当下文学创作最主要的题材领域。这种现象可能与作家的成长环境有关。他认为，一个作家18岁之前的生活是他创作的源泉，好多作家18岁以前是生活在农村的，所以他对农村的感觉可能一生都难以磨灭，所以从农村出来的作家创作力是很旺盛的。但是作家要拓展自己的生活领域，尝试不同的生活方式，这是很重要的。
贺绍俊则认为，今天作家的写作很难用乡村题材还是城市题材来概括。比如《你在高原》，看上去很多写的是农村故事，但都有一个很鲜明的城市的影子——现代性，其实作者是在现代性的大背景下去进行创作的，而且完全打通了城市和乡村的界限。《蛙》也很难说就是乡村题材的作品，不然作者也不会用到和日本作家通信的结构。作者用这样的的方式把城市的背景突显出来，从现代性的视角去思考乡村的计划生育问题。写什么题材，怎么写，从中都能看出作家体悟时代精神的深度与特点。
孟繁华说，百年中国文学最成熟的就是乡土文学，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有了农村题材，五六十年里我们的乡土中国没有什么变化，在这个角度上，这个领域的文学一直是我们的优势。经过改革开放的历史大调整，乡村和城市各方面正在融合和交流，单纯在乡土里面写故事出来也是很难的事情了。至于今后如何突破，需要看作家自身的努力。（胡军、王觅）
（来自：中国作家网）